1952年，一场大病，差点要了妈妈的命，那一年我两岁。
妈妈先是肩膀上长了一个小毒尖，没有太在意，觉得乡下人，小病小疡的不碍事，熬熬就过去了。
爸爸那时在村里农会当主任，刚解放，农会事情多，打土豪分田地，分牲口，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也没把妈妈的病当回事。
等到小毒尖慢慢长大，变成毒疮，妈妈发烧昏迷，卧床不起，爸爸这才感觉到事态严重，连夜到二十里外去请了两个大夫----就是我的姑父和舅舅，凌晨5点扛着手术器材回到家。
大夫看完，也吓得够呛，虽然行医多年，他们没见过这么大的毒疮，差不多有碗口那么大。
打了退烧针，跟爸爸说，
"真的没有把握，要不另请高明吧?"
爸爸说，
"你们俩已经是能请到的最好的大夫了，再说，都病成这样了，哪还能来得及再去请别的大夫?"
商量妥了，决定天亮动手术，把毒疮割掉，就在家里。
麻药不够，只有小半针，怕妈妈熬不住乱动，用绳子捆在床上，爸爸在旁边用手摁着。
姑父主刀，他长吸一口气对妈妈说，
"大妹子，你忍住啊，行不行就这一刀，看你运气了。"
爸爸后来跟我说起这事儿眼睛里还有泪花，
"你姑父医术高明啊，你妈妈也争气，硬是挺过来了，一刀下去，脓血哗哗流了一碗多，然后用刀把死肉一块一块割下来，都露出白骨了。"
我心里害怕，心想关云长也就这样了。
"手术动了一个多小时，清理完死肉，拿来大拇指大小一个瓷瓶，去掉瓶盖，用棉球蘸了很少的药粉敷上，纱布，绷带包好，中间插上一根线捻。"
我问要线捻干什么?
爸爸说，
" 是要把里边的脓水流出来，你姑父做完手术，衣服全都湿了，脸色苍白，坐在门外一声不吭，只是一根一根地抽烟。"
我心里想，姑父想必也是紧张坏了。
1955年秋天，公安在我家厨房搜出一把用油布包着的手枪，爸爸被捕，那一年他35岁，我5岁。
到了冬天，乡里有人来通知，说是爸爸要被送往青海劳改农场服刑，让家属两天之内把过冬棉衣送往偃师县城的监狱。
妈妈连夜做了一件新棉衣，加上一件旧棉裤，打个包裹，嘱咐姐姐看好家，让我和她一块儿去县城看爸爸，说是去去就回。
我在家里排行老小，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妈妈到哪儿都带着我。
哥哥们在外读书回不了家，姐姐比我大三岁，在家里帮妈妈做家务，外带照看我。
跟姐姐告别，她哭了，
"路上照顾好妈妈，家里没事，有姐姐在。"
鸡叫头遍，天还不亮，准备点干粮，背着包裹，我和妈妈出发了。
说是去县城，县城在哪儿也不知道，妈妈一个小脚女人连大门都没出过。
翻山越岭的，一路走走歇歇。
我问妈妈，
"爸爸杀人了吗？为什么会被抓走?"
妈妈说，
"别乱说，你爸爸是好人，是有人告发他宣扬九宫道。"
我问妈妈什么是九宫道。
妈妈说，
"你两岁那年妈妈生病，差点命都没了，那天有邻村的老先生来家里看妈妈，跟你爸爸说，信九宫道，可以保佑家里人免遭大灾大难，你爸爸就交一毛钱登记了名字，后来九宫道成了反革命会道门，头头们被当成反革命镇压了，都好几年了，不知道谁把这个事情又翻出来了。"
我问妈妈家里为什么会有枪，我一点都不知道。
妈妈说，
"那个枪是咱家镇宅的，解放前咱们有仇家，你爸爸走南闯北的，没有枪怎么保护家里人，那把枪是你爸爸用好几担棉花换的，解放了，舍不得交，也不敢交，就一直用油布包好放着，唉，没想到这次就被搜出来了，肯定又是有人告密了。"
我知道，爸爸的脾气不好，在外边风风火火的，对家里人最严厉了，哥哥们挨过他不少打，我不听话的时候，他也会用手抓着我的脚脖子，倒悬起来头朝下，吓唬我要把我丢到茅坑里去，他肯定是得罪了什么人。
我对九宫道和窝藏枪支没有概念，只是隐隐觉得是很大的事情，于是问妈妈，
"爸爸会被他们枪毙吗？"
妈妈愣了一下，说，
"不会的，不会的，又没有杀人放火，政府不会冤枉好人的。"
我问，
"那爸爸什么时候能回来?"
妈妈说，
"乖乖，等你长大爸爸就回来了。"
紧走慢走，快中午的时候，我们赶到伊川东草店我二姑姑家。
姑姑家随便吃点饭，又催着上路。
我困得不行，老想睡觉，表哥背着我步行把我们送到关林，找熟人，坐马车天黑赶到洛阳火车站。
表哥买了车票，把我们送上开往偃师的火车，已是后半夜。
车上人不算多，找个位子坐下。
对面一个中年男子在吃烧鸡，满手满嘴的油。
看他吃得香，我心里痒痒的，使劲咽了一下口水。
母亲见我看人吃鸡，以为我嘴馋，低声说，
"你想吃啊?"
我咬咬牙说，
"不吃。"
心想，怪不好意思，让人看出来多丢人。
妈妈拿出姑姑给的鸡蛋糕说，
"乖，你要是饿了就吃蛋糕啊。"
妈妈拿出家里带的干馒头，咬了一口。
我看着她说，
"妈妈，我不饿，你吃鸡蛋糕吧。"
我对监狱没有概念，爸爸住监，我心里难过一下就过去了，倒是第一次坐火车，有些兴奋，一直看着窗外，看站台，看路灯，看手里拿着小红旗的列车员。
火车车轮的咣咚声催我趴在妈妈怀里睡着了。
睡眼朦胧中到了偃师车站，下火车，妈妈背包，拉着我走出车站，天还没亮。
在火车站候车室坐到天亮，逢人打听偃师监狱，有人指点说在邙岭，走走差不多要小半天。
时候已是初冬，顺着山路往荒郊野外走，风呼呼地吹，刮的满天尘灰，卷起树叶在天空中飞舞。
路上行人很少，天阴沉沉的，由于干旱，土路两边的麦苗都趴在地上，风吹着电线，挂在电线杆上来回摇晃。
妈妈见我累了，说，
"乖乖，来，妈妈背着你。"
我不让，心想，妈妈好几天了都没好好睡觉，我都这么大了，我自己能走。
妈妈硬是要把我背到背上，一只手拦着我的屁股，另一只手挎着包。
我用一只手使劲搂着妈妈的脖子，另一只手帮她拉着包。
看着妈妈实在太累，我拼命跳下来，往前跑，回头跟妈妈说，
"妈妈，没事儿，你看，我能跑。"
妈妈赶紧喊住我，
"孩子，慢些，别跑，小孩子腿跑伤了，是一辈子的事。"
快中午的时候，我们赶到了监狱，高高的墙，上边挂有铁丝网。
妈妈背着包，拉着我来到门岗。
两扇大门朝北，门口是水泥地，一阵风吹来，冷的哆嗦，我原本就心里害怕，这下更紧张，拉着妈妈的衣角，躲在她身后。
门岗过来问，
"哦，送棉衣的? 哪里人?"
"山张。"
"晚了，咋不早点来，昨天下午犯人已经坐火车到青海去了。"
妈妈一下子崩溃了，
"乡里干部前天才跟俺说的，咋着昨天就走了?"
"我们是前一个星期通知都发给犯人家属了，是你们乡里拖延时间，没办法，现在晚了，你们回去吧。"
妈妈说，
"人走了就走了，能找人把棉衣给他捎去吗? 这大冬天的，青海那边更冷，没有棉衣，人还不冻死啊。"
门岗也不客气，
"阶级斗争的对象，怕死就不要进来啊，我上哪儿找人给你捎到青海啊，反革命家属，咋这么难缠。"
转身把大铁门给关上了。
我能感觉到妈妈的沮丧和失望，还有她的无奈和不死心。
我们徘徊在监狱门口，往里看，想着也许会遇上个好心人或是大领导什么的，可以把棉衣收下。
妈妈跟过路的每个行人说，我觉得她是糊涂了，就说，
"妈，他们又不是看犯人的，跟他们说什么?"
熬到下午快天黑，妈妈知道没有希望了，有人跟她说，
"大妹子，还是回去吧，再等一天也没结果，犯人都走了。"
看着妈妈，我有些紧张，
"妈妈，爸爸真的会冻死在监狱吗?"
妈妈抱着我哭了，我们俩哭成一团。
从路东来了一辆马车，妈妈擦擦眼泪忙上前打招呼，
"这位大哥，行行好，俺来给孩子他爹送棉衣来晚了，犯人都坐火车去青海了。我带个孩子，还有这包裹，天快黑了，这往洛阳有几十里，走到啥时候，你行行好，捎俺一程吧。"
赶车人五十多岁年纪，说，
"看你娘儿俩怪可怜的，上车吧，也是巧，我从洛阳往偃师送货的，回程，顺便把你们捎到洛阳吧。"
妈妈给赶车人作揖，
"老天保佑，谢谢大哥啦，世上真有好人。"
赶车人说，
"没事的，大妹子，我常年出差拉货，风吹日晒的，遇到的难处多的是，能理解你，能帮人一把总比不帮强，这世上有好人，也有坏人，俺做人不坏良心，积一份德，享一份福，老天爷长着眼呢。"
"是，是，你说的真是理，这人生在世，多积善，少作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一路上妈妈和赶车的人拉些家常，那人开导妈妈，
"事情都到这一步了，想开点，其实，六年说长也不长，很快就会过去的。"
摇摇晃晃，马车赶到洛阳已经夜里十点多钟，途经东关废品收购站----舅舅家住在那里。
妈妈下车，赶车的把我抱下车，告诉我们废品收购站就在拐角处。
马车走了，妈妈一再谢天谢地，一路走着一路打听，好在路程不远，不大功夫到了收购站门口。
刚进大门，妈妈高声喊着舅舅的小名，
"狗毛，狗毛。"
舅舅闻声走出屋门，
"姐姐，你吓死我了，咋着这么大黄昏来这儿，有啥急事?"
说着接包裹把妈妈让进屋，赶快倒水洗脸，吩咐舅妈去做饭。
第一次见到废品收购站，我站在院子里，看着昏暗的灯光下一堆一堆的大白骨头，一堆堆的废铁，还有其他叫不上名字的东西，阴森森的有些可怕，就像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一天像是经历了好多年。
进了屋，暖暖和和，我的紧张情绪有些缓和。
舅妈做饭，给我找了一个表哥的旧棉衣穿上。
妈妈和舅舅聊天，说着说着就又哭了，舅舅劝她，
"姐，没事的，姐夫身子骨好，又仗义，会来事儿，不会有问题，他肯定会熬过这道坎。"
那一夜，因为劳累奔波，我趟进被窝就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
爸爸回家了，我骑在他的肩膀上，他一只手扶着我，一只手拉着姐姐。
一个孩子的眼光，我那时还不能预测，没有棉衣的监狱生活竟然是爸爸接下来二十年里最为轻松的一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