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參軍、寫作、鄉村辦學 托爾斯泰系列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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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今天: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upoli/ 俄语:Севастополь)是克里米亞半島南岸一個重要的出海港口。1854-1855年,托爾斯泰參加了該城的保衛戰,最後俄軍失守,英法聯軍得勝。

到蘇聯時期,塞瓦斯托波爾是黑海艦隊的基地,蘇聯解體之後屬烏克蘭;2014年該城經過公投獨立,並加入俄羅斯聯邦。

參軍參戰、開始寫作

1851年春天,托爾斯泰和大哥都再次回到亞斯納亞·波利亞納莊園。大哥尼古拉已經投筆從戎,這時候被軍中調防到高加索地區。尼古拉建議弟弟也和他一道去。托爾斯泰欣然接受了大哥的建議。不但體驗了軍旅生活,也在那裡開始了他的文學創作生涯。

1851年4月底,22歲的托爾斯泰與兄長一起前往高加索。他們搭乘一條簡陋的無甲板木船,沿著伏爾加河順流而下。弟兄倆站在船頭,瞭望氣勢雄渾的大河以及兩岸的森林、草原、農舍……。身強力壯、滿面風塵的縴夫唱著雄渾的縴夫曲拉船前行。

這些場景都刻印在托爾斯泰的腦海中,一輩子。

他們加入的是高加索炮兵旅。二人先後參加了車臣和克里米亞戰爭,與高加索山民、克里米亞人以及土耳其人交戰。托爾斯泰做戰勇敢,獲得了十字勳章,從軍士逐步升為準尉、少尉、中尉。

不過這段經歷,也讓他體驗到戰爭的殘酷和百姓的疾苦。從伊凡雷帝時代,俄羅斯就不斷侵佔富饒的高加索平原,高加索人民頑強地抵抗,戰爭綿延不斷。年輕的托爾斯泰起初並不了解高加索民情,認為他參與的是一場正義的戰爭。但是當他逐漸目睹了俄國軍隊對百姓的殘暴手段,就越來越同情受壓迫的高加索人。他在後來的作品《哥薩克》中,高度讚揚了淳樸、善良的高加索百姓。

托爾斯泰這時也開始寫作、發表了自傳體的三部曲小說《童年》、《少年》和《青年》(1852-1856);此外還有《襲擊》、《塞瓦斯托波爾故事集》等。從軍的經歷也為他之後寫作《戰爭與和平》積累了第一手的資料。

《襲擊》發表在1853年《現代人》雜誌第3期,他描述了俄國指揮官慫恿士兵破壞村莊、搶劫和殺戮當地的百姓。他譴責俄國軍隊的暴行。因此《襲擊》這篇小說,被政府書刊檢查機關大幅刪改,令他很氣憤。

塞瓦斯托波爾故事集

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upoli)是克里米亞半島南岸一個重要的出海港口,也是當年克里米亞戰爭時,英國法國和俄國爭奪的重要黑海城市。蘇聯解體之後,克里米亞屬於烏克蘭的版圖。不過到了2014年,這個港口又從烏克蘭歸回俄羅斯,足見其重要的戰略地位。

《塞瓦斯托波爾故事》包括三部分,分別講的是1854年12月、1855年5月和1855年8月的三場戰鬥。這三篇故事,都是托爾斯泰的親身經歷,也表達了他對戰爭態度的轉變。

在第一篇,他用英雄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筆法,歌頌那些英勇獻身的士兵:“在這張曬得黝黑、顴骨突出的臉上的每一條皺紋裡,在每一塊肌肉中,在寬寬的肩膀上,在穿著大靴子的厚實的腳上,都顯示出構成俄羅斯人力量的主要特點——淳樸和倔強。”他也描寫了流血和死亡。

據說皇后亞歷山德拉·費多羅芙娜讀了這篇小說,感動得流下眼淚。

皇帝還下令把它譯成法文,並為了保護作者,要把托爾斯泰調離前線。

第二篇小说中,他開始斥责战争,說戰場的廝殺和大自然的美,是強烈而殘酷的對比。當撒滿露水的草地上堆著數百具屍體的時候,當極度痛苦的傷員在泥濘裡爬行的時候,那又大又美的“太陽升起來了,照耀著大地”。

他認為,戰爭給所有的人都帶來了苦難和不幸。無論是英法人民、俄國人或是土耳其人,都不需要戰爭。

第三篇故事,描寫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的慘痛結局。儘管士兵們英勇頑強、浴血奮戰,塞瓦斯托波爾要塞最後還是失守了。他也揭露了當士兵在犧牲抵抗的時候,貴族社會仍然在歌舞升平中,軍隊上層也腐敗墮落。這篇小說令沙皇政府很生氣,送審時受到刁難和刪改,還派憲兵來監視托爾斯泰的行動。

時代潮流的衝擊

當年俄國上層社會通用的語言是法語,托爾斯泰通曉幾種語言,可以大量閱讀歐洲現代思想的著作。1856年他從軍隊退役,次年出訪歐洲,遊歷了法國、瑞士、意大利、德國等國。這次旅行,擴大了他的視野,讓他對俄羅斯的落後有了很清醒的認識。

俄羅斯是一個橫跨歐亞兩大洲的國家,其人口主要居住在歐洲。但是西方國家並不將俄羅斯看為歐洲國家,俄羅斯也一直沒有加入歐洲的國際體系。在19世紀後半期,起源於歐洲的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也傳到俄羅斯大地,還沾染了俄式的東方色彩。

托爾斯泰生活在這樣變動的年代,他從小受的東正教傳統教育,奠定了他的愛心底色,而那個大時代的各種新思潮,又在其上塗抹了各種其它色彩。他讚賞法國的“自由”風氣,也批判法國大革命的殘酷和西歐資產階級的虛偽貪婪。他厭惡暴力革命的死刑工具“斷頭台”,更不齒於那些“英國紳士”的自私與冷酷。

他這時已經發表過幾部作品,小有一點名氣,在退役之後進入了聖彼得堡的上層文化圈。不過他卻與那些虛榮傲慢的“上流人物”格格不入。當時很著名的一個事件,就是他與俄國文壇“大哥大”屠格涅夫因觀點不合,幾乎動武決鬥。托爾斯泰當過兵,有一手好槍法,屠格涅夫只能認慫,但二人也結下了樑子。

創辦農民學校

1860年7月,托爾斯泰帶著妹妹瑪莎再次出國考察,同時也去探望在國外療養的哥哥尼古拉,這次他在國外待了9個月。他的兄長尼古拉在當年過世,令他十分悲痛,有三年沒有寫作。他轉而去辦教育——農民學校。到他1861年成婚之前,他開辦了20多所農民學校。

托爾斯泰認為:國民教育是重中之重,文化傳承非常重要,他說要教育俄羅斯“整整兩代人…不管是沙皇的孩子還是農民的孩子”。當時他接受了歐洲的新思想,又結合俄羅斯農村的現狀,專門從莫斯科聘請了一些思想開放、受過良好教育的大學生,到他的“農民子弟學校”任教。他還創辦了一份教育雜誌。

他也親自動筆,為成人和孩子們編寫語文教科書,內容包括了俄羅斯人民喜愛的童話寓言,還有世界各國經典的民間傳說和童話作品。

農民子弟學校的孩子們,也仍然參加田間牧場的勞動,除了學文化,他們還要學習現代的農業生產和經營知識。這樣下來,許多農民的態度漸漸從抵觸變為喜歡。更多的孩子來入學,也讓學校的名聲遠揚,不但傳遍整個圖拉省,還傳到了莫斯科、彼得堡,甚至歐洲地區。

學校遭政府制裁

可是,當局卻對“農民學校”很反感,加上托爾斯泰是當地法院指定的調解人,在調解地主與農夫的矛盾時,常譴責地主,得罪了不少權貴。政府就派秘密警察潛伏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莊園附近,密切監視他的行動。還有些富人,要求政府把托爾斯泰流放到西伯利亞、或者送進瘋人院去。

有一天,憲兵突然衝到學校和他家中,突擊搜查破壞了兩天,使他的辦學工作半途而廢。這讓他感受到痛苦和羞辱。

不過官方的阻撓,並不能攔阻他辦教育的熱心。他在婚後(1862年後)一直關注農民子女的教育。1872年1月,他又在莊園里辦起了一所學校,他稱之為“穿樹皮鞋的大學”。這一次,他全家人都受到他的感染,紛紛投入了學校工作,包括了他的妻子、幾個孩子,甚至包括客人,都上講台講課。

1874年12月,托爾斯泰在給親友(亞·托爾斯塔婭姑碼)的信中寫道:“我又同14年前那樣,愛上了這數千受教育的兒童…”。他前後共創辦了四十多所農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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