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烟记事（320） 将军呢

【照理说，像黄琦这样资格老、又有本事的人，到现在怎么也不止一个科长了，可他从部队转业时不过是正连级，比我只高半级。我猜想他一定遇过什么倒霉事，后来果然了解到，抗战期间他曾经有一段脱离组织的历史。当时正值反扫荡，部队机关在转移途中被打散。他东躲西藏，混入一伙行脚商人里面，跑了四五个月生意，才设法归队。这段日子就成了他简历上难以核实的空白区。

不过首长还是需要他，因为他受过测绘方面的专门训练，能够根据侦察所获情报，对作战地图进行修正。黄琦是干这一行的好手，具有极强的地貌记忆力，经常只随首长到前方转一圈，回来就能把攻防要点准确标注在地图上。出于职业习惯，他酷爱搜集地图，攒了一个“百宝箱”，没事就打开来翻看琢磨。这些五花八门的地图互相印证、互相校正，使他往往不需要实地考察就能去伪存真。久而久之，他在大脑中形成了一幅最完整的地图，作战地图上未及标注的一些信息，需要时他也能说出来，所以被首长称为“活地图”。

这个“活”字并非溢美之词，而是写实之语。在黄琦眼中，地图上不光有山川沟壑，还有人马在移动。首长经常会问：“敌人现在到哪儿了？”他会不假思索地在地图上指出来，与事后侦察到的结果往往相差无几。时间长了，首长已经不觉得有什么新奇，以为他会根据行军速度和地形起伏估算敌人跑了多远，再通过比例尺转换成地图上的距离。实际上——黄琦有次对我说，他并未刻意做这种数学运算。从他得知敌军的最初方位开始，敌军就像上了弦似的在地图上跑起来。情报一更新，敌军也会在他脑中调整方位，接着再跑，所以任何时候他都能看到敌军的位置。他也说不清这是与生俱来的能力，还是这一行干久了的结果。每当他看地图时，总有一种强烈的画面感，一队小人在地图里跋山涉水，连他自己也控制不了。我怀疑这是一种强迫症。

自从归队以后，黄琦一直享受特殊特遇，配有专门的警卫员，对他进行保护和监视。他这样一个人，是绝对不能落入敌手的。当四野还是“东北民主联军”时，曾经有一个叫王继芳的作战科长叛逃，使林彪遭受重大损失，甚至被杜聿明赶到松花江以北（当然此说有替林总“诿过”的嫌疑）。出了那事以后，四野对参谋人员看得更紧了，像黄琦这样的“历史不清分子”自然难以获得晋升。等抗美援朝结束，他终于迎来了“飞鸟尽、良弓藏”的时刻，随十万官兵转赴北大荒。这对他不啻是一种解脱，所以我从未听他发过什么牢骚。

我的大报告提交得很及时。三天以后，主管农业的秦元副场长就率领22个机械化队队长，赴哈尔滨参加农垦局会议，黄琦带着我一道随行。到北大荒以后，这是我首次因公出差住进宾馆，睡的是席梦思，吃的是宴席。由于一年前还过着荒年日子，我对眼前的一切，不仅觉得新鲜，甚至有“天上人间”之感喟。

来自基层的分场长和生产队长，以前大都是部队的营连长，工农出身，住宾馆可谓“土包子开洋荤”。他们好不容易来趟大城市，每晚都要逛大街，直逛到商店关门。我因在大会材料组，工作繁忙，很少有时间出去。临睡前，总有几个家伙窜到我屋里来，非要炫耀自己买了什么称心如意的东西，搞得我只能硬着头皮连声称赞。

在秦元的带领下，几个分场场长每人用将军呢做了一身军服（即后来的红卫服）。这种呢子厚，本是给将军们做大衣的，如做制服，穿起来不贴身，好像浆洗过度的样子，但他们就喜欢这样笔挺的感觉。大概是瞧得起我，他们极力怂恿我也去做一套。本来我并无此意，但是来哈尔滨一趟，没逛街没购物就打道还府，我也不太甘心。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个城市的最深印象，还是那座宛如冰雕的尿山，以及在火车站广场扫地的不凡经历。

也许就是为了洗刷这段屈辱史，最后我还是忍无可忍地去做了一件上衣，花掉近百元，相当于一个多月的工资。会议结束前我去试穿，没想到做长了，明显不合身。要求店铺改，时间已经不允许，只好将衣服取回。到宾馆又试穿几次，怎么看也不顺眼。况且我本身也不是将军，配这身绿简直就像假冒军人。那几位则大大方方地穿着，走在哈尔滨的街道上，如同一群戏班里出来的演员。

我的脸皮毕竟没有将军呢厚，虽然花了冤枉钱，却不愿在人前现眼。后来我把它带往北京，又花14元改短并染成藏青色，才敢在婚礼等特殊场合穿上。直到它20年后寿终正寝，我拢共也没穿过20回。】

202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