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說過，政治解讀托爾斯泰的人，說他是無政府主義者；從宗教上論斷他的人，說他是“異端”。底層受壓迫的人民，卻從他的信念中得到鼓舞。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固守的“和平主義”理念，反倒對反抗沙皇政權的群眾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繼續來說他對俄羅斯社會的影響力。
官方制裁與群眾反彈
俄國的君主被稱為“沙皇（俄語：царь）”，這個稱呼的詞源，是來自羅馬帝國的皇帝“凱撒（俄語：Цезарь）”。自1721年起，彼得大帝改用了“皇帝”（俄語：Император）這個稱號。但民間仍然習慣用“沙皇”來稱呼他。
彼得大帝是很有作為也很強勢的君主。從他的時代開始，俄羅斯教會依附於皇權。就是我前文說過的，東正教會被納入國家統一管理，由專門的行政官員監督管理。托爾斯泰毫不留情地批判：國、教一體，帶來了信仰上的扭曲。這當然會同時得罪了兩方。
從19世紀90年代起，沙皇政府支持教會公開批判托爾斯泰，說他試圖顛覆政府。喀琅施塔得地區的主教甚至寫了一篇詛咒托爾斯泰死亡的禱文，還有人給他發出威脅和謾罵信件。同時，教會上層也很希望皇帝發命令，把托爾斯泰軟禁到修道院中去。不過因為托爾斯泰的聲望太高，皇帝也不敢貿然行動。
到長篇小說《復活》問世的時候，教會已經公開稱托爾斯泰是“異教徒、叛教分子”。
如果沙皇政府和官方教會不去理會托爾斯，他還不會擁有那麼多的讀者。正是這些批判和人身攻擊，讓《復活》成暢銷的一本書。斯塔索夫在給托爾斯泰的一封信中寫道：“所有俄國人都從這本書中汲取營養，你無法想像這本書所引發的討論和爭議……19世紀全部的文學事件中，沒有一件能與它相提並論。
1901年2月22日，俄國官方教會發佈文告，正式開除托爾斯泰的教籍，指責他“因自身的智力而自負、進而被誘惑，傲慢地反對神和耶穌基督……狂熱地試圖推翻東正教會的信條和信仰，……把他自己的文學活動和神賜予他的天才，用來對民眾散佈反基督和教會的理念”。
不過，這個文告引起了更大的反彈，讓更多民眾加入到抗議行列中。
托爾斯泰每收到一封威脅信，就會收到一百封來自全國各地民眾的支持信。他的作品也更大範圍地流傳開來。雖然信仰東正教的俄羅斯農民文化水平很低，他們卻能分辨出誰是真正愛他們、替他們發聲的人。官方教會開除了他，老百姓卻用誠實的心靈接納了他。
除了底層和不同政見者，“托爾斯泰主義”也與其它教派進行過對話討論，其中包括了不隸屬官方教會的“living Christianity”，他們持有社會烏托邦式的理念，後來還引發了一場社會運動。
那是一個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有人說托爾斯泰不是文學家，而是異見分子和社會活動家。他的作品遭到教會書刊檢查機構的封殺。他也不再參與教會活動，更注重把信仰付諸實踐，也注重自身道德的完善。
与道教的本质分别
“不以暴力抗惡”的理念，來自新約福音書。不過有中國學者卻將其與道教思想相類比。其實他們看到的只是表面現象，道教講求清靜無為、妥協、退隱，托爾斯泰卻以“入世”的姿態大聲疾呼、為民請命，二者有著完全不同的價值觀。
在《戰爭與和平》中，托爾斯泰記述了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在1812年6月，拿破崙率領的法國同盟軍入侵俄國，庫圖佐夫將軍（General Kutuzov）臨危受命為俄軍總司令。
庫圖佐夫不同於其他俄軍高階將領，他們喜歡用硬性的軍事手段；庫圖佐夫的座右銘是“忍耐和時間”。表面看他好像更有東方精神，凡事慢半拍，喜歡等待和以柔克剛。其實，庫圖佐夫的冷靜沉著，來自他的基督信仰；他被推上歷史舞台，是人心所向，有同樣信仰的俄國人民，信任這個臃腫倦怠的老人。
托爾斯泰認為：他帶領疲弱的俄軍勝過了強敵，是因著他“領悟了上帝的旨意，讓個人的意志順服在上帝旨意之下。”（第四卷第四部5节）
在戰爭已經決出勝負時，這位老將軍畫著十字說：“敵人在到處都被我們打退，為此我要感謝上帝和我們勇敢的士兵。讓我們戰勝敵人，明天就把他們趕出俄國神聖的領土”。然後老將軍“忽然老淚縱橫，聲音哽咽了。”(第三卷第二部第35節) 庫圖佐夫“演完自己的角色”，就離開了世界，因他“再也沒有什麼可做的了。這位人民戰爭的代表只有一死。於是他死了”(第四卷第四部第11节）。
中國道家講的是人我兩忘、超凡脫俗，在亂世中更要遠離塵凡。而基督教、包括東正教在內，是入世的宗教。信仰耶稣的人，不可能在社會變更和大災難發生時完全置身事外。多少世紀以來，教會建立和資助了無數的救災慈善機構。信徒不但自動自發地去援助弱者，也常常在每日生活中反省自己的罪，在懺悔中重新自我定位、重新出發。道家以“出世”的目光俯視人間，基督徒作家卻主動背負使命，在受摧殘的人群和苦難的世界中，立定價值根基。
俄羅斯文學深受東正教影響，有一種執愛和受難的氣質。俄國作家（特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選擇的主題，常常圍繞“入世”與“救贖”，而中國文學，自古以來在苦難中的選擇都是“避世”與“逍遙”。
有一位中國作家這樣評論說“基督教是愛的宗教，因負惡而沉重，他要的是救贖，不是解脫，他不要、也不知道如何輕鬆地去愛。陀斯妥耶夫斯基說：在這個地球上，我們確實只能帶著痛苦的心去愛，……我們不能、也不知道還有其他方式的愛。為了愛，我甘願忍受苦難，我渴望流著淚親吻我離開的地球，也不願在另一個地球上死而復生。”
現代中國文學評論家說，“他們是追求一種虐心的愛”。
對世間榮辱處之泰然
托爾斯泰把他的感情和心力，都用在寫作和社會問題上，對官方和教會對他的激烈抨擊，以及多次被提名“諾貝爾獎”，反倒處之泰然。
他一生都在自我反省，1898年，經過二十多年的反復修改，他發表了長篇論文《什麼是藝術》，自我批判了《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說這些作品是“貴族老爺式的遊戲”。此舉震撼了當時的文壇。
1905年，尼古拉二世用暴力鎮壓俄國革命。托爾斯泰寫下《到底怎麼辦》、《論俄國革命的意義》等政論文字，用“非暴力思想”規勸尼古拉二世。
托爾斯泰還多次上書，請求“停止流放、苦役和死刑”。 1908年5月，他從報紙上看到20位革命者因為襲擊地主莊園被判處死刑，心中充滿了惱怒與憤恨，立即寫下《我不能沉默》，說：“最好把我也送進監獄，像對這二十位農民一樣給我穿上刑衣，和他們一樣地（被套上絞索）推開長凳，用自己的體重，勒緊自己喉嚨上，那浸過肥皂水的絞索。” 這篇論文通過圖拉的地下印刷所，被印刷和傳播開來。十年之後的1918年7月，尼古拉二世全家被屠殺滅門。假設沙皇尼古拉當初聽勸，不殺平民，是不是最後下場會好一些呢？可惜歷史沒有假設。
到托爾斯泰晚年，他的社會批評家角色越發突出。他看到政府鎮壓學生運動，就寫了《致沙皇機器助手們》，又給沙皇寫信，要求給百姓更多自由並且廢除土地私有制。他不停地規勸沙皇放棄專制暴力，一直持續到他去世前的前兩年。他的聲音，可能對反抗運動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但他始終堅持“和平主義”理念，抗議強權的暴力鎮壓，支持弱勢群體的和平抗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