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從小在鄉間莊園長大，他不喜歡人們叫他“伯爵”。他喜歡與農民一起耕種、打水、鋸木頭、縫製鞋子、蓋房子……，
比其他同階層的貴族，他更了解和同情底層百姓，也更摒棄享受。到老年之後，他甚至開始吃素,對家人也變得更嚴苛，控制他們花錢，擔心他們養成奢侈的生活習慣。
注重苦修、禁慾
在宗教生活方面，托爾斯泰也走得更遠。他在中年危機時段，就曾經想離家去修道院苦修。這些思想行為，都寫在他的小說《克萊采奏鳴曲》和《謝爾蓋神父》裡面。他的禁慾主義趨向，來自與東正教修道院的苦修傳統，甚至把婚姻生活，也看為是一種不潔淨。
奧普塔修道院，是當時很著名的一所修道院（後來在革命中遭到破壞）。早在1877年，托爾斯泰寫完《安娜卡列妮娜》之後，就去過這座修道院，想在那裡尋找生命的意義。他覺得自己雖然遵守一切教規、律例，卻自我感覺與理想的狀態相差甚遠（如果他知道，在修道院中苦修的馬丁路德也有過同樣的感覺，並且從聖靈得到啟示，發起了改教運動。也許會讓他從中得到啟發，可惜生命中沒有假設）。
這座修道院中有一位受尊重的長老阿姆夫羅西(Amovrosi)，托爾斯泰與他傾心交談之後，覺得受益匪淺，甚至產生了離家修行的念頭。這自然也會讓他的家庭生活陷入混亂之中。
托爾斯泰一共拜見過這位長老三次，第一次是在 1877年夏天，托爾斯泰對他的印像非常好: 說他完全像是個聖人，與他交談時，感到自己離上帝很近。”
不過到了1890年，他們第三次見面時，雙方對彼此就都沒有什麼好印象了。托爾斯泰評價阿姆夫羅西是“可鄙的罪孽、到了無法想像的程度。”而長老對托爾斯泰的妹妹說：他一定要在整個世界面前懺悔。 ……當人們說到上帝的慈愛時，不要忘了祂的審判。”上次我們也說到了他妹妹曾經寫信勸說他的事。
阿姆夫羅西長老去世後，托爾斯泰繼續去拜見奧普塔修道院的長老約瑟夫，與他交流、討論信仰問題。托爾斯泰最後一次去奧普塔修道院是在1910年10月28日，但是沒有與長老見面，這件事我們下次再說。
與索菲亞的矛盾衝突
索菲亞是一位勤勞盡責的妻子，她比托爾斯泰年紀小很多，結婚之後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家庭上，盡力照顧好丈夫和孩子們。他們有過一段很幸福的家庭生活，索菲亞說“百萬人中只有一個人像我一樣的幸福”。
可惜精力過剩的托爾斯泰，並不滿足於家庭的幸福。他一生都在不斷拷問靈魂，在矛盾掙扎中尋找答案。在他的頭腦裡，各種學說和問題互相角力，讓他精神幾近崩潰。隨著子女長大，家庭早已不是他關注的中心，他在社會問題上投入更多精力和金錢，甚至覺得家庭是他參與社會活動的累贅。
其實早在中年時期，他已經為自己擁有的富足和產業，產生罪疚感，想放棄部分的土地和著作版權，不過因為這些產業是整個家庭的收入來源，而索菲亞是家庭收支的管理者，比他更了解家庭的需要。當孩子們漸漸成人，兩人之間的矛盾日積月累，衝突也越發增多了。
在《托爾斯泰最後的日記》中，寫了很多他和妻子索菲婭之間的矛盾和痛苦。他們年輕時如此相愛，中年時如此合作，但到了老年，卻在精神上水火不相容。二人的矛盾，不僅僅是在家庭財務方面，更在於他對整個社會財富的分配上。索菲亞講這一切視為理所當然，托爾斯泰則因佔有太多財富而產生了罪疚感。
早在大學期間，他就輟學回莊園改革，想把部分土地分給農奴，但農民根本卻不信任他。到1881年他再次想把家庭的土地和莊園，分給他的農奴，這次遭到索菲亞強烈反對。托爾斯泰雖然還是愛索菲亞，甚至會給妻子寫很長的情書，但二人對財富的分歧，導致了最後的決裂。
三次離家出走
托爾斯泰曾經三次想離家出走。
第一次是在1884年，他走到半路上，想到妻子正在臨產，就回頭了，當天晚上索菲亞為他生下了一個孩子，也就是他的小女兒亞歷山德拉。不過他只是暫時妥協，他給索菲亞的信中說：“當我發生精神激變的時候，妳沒有意識到這件事的重要性。…鬥爭了八年，沒有能使我們更接近，而是離得更遠。”
1891年，索菲亞和兒子伊利亞提出分家，家中的每個人都分到財產，只有女兒瑪莎自願放棄財產。托爾斯泰在他1895年寫的遺囑中寫道：“我要求我的繼承人把我的十卷《識字課本》交給社會公用，我宣佈放棄著作權。”
1897年，他第二次出走，給妻子留下一封信，闡述出走的原因：“我決定逃走，因為隨著年歲的增長，這種生活越來越使我感到壓抑，我越來越強烈地渴望孤獨；其次，孩子們現在成長起來了，而我在家中的存在不再必要……我就要滿七十歲了，一心渴望安寧、獨處、和諧……”。這次出走仍然沒有成功。因為這意味著他只顧自己，放棄對家庭的責任，會對妻子和子女有很大的打擊！
1908年，索菲婭不肯聽從托爾斯泰和女兒薩莎的勸阻，把四個偷了他地裡白菜的農民關進監獄，並請來警察看守莊園。這令托爾斯泰非常生氣。
當時也有一個叫契爾特科夫的人，成為托爾斯泰的密友。
他從思想和生活層面都深深影響了托爾斯泰，甚至涉入了托爾斯泰的家庭矛盾；不過也是契爾特科夫，後來竭盡全力出版了托爾斯泰的全部作品。下次我會專門談談這個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