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是这场风波的推助者，没有他对章士钊来信转阅郭的话，郭沫若的主要反对者，一个普通的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是上不了报纸的。高二适的文章被报刊退稿后，他又将文章寄给章士钊，希望得到章士钊的支持和帮助。章士钊写信将文章转呈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经一夜审阅，翌日复信章士钊并将此转复郭沫若：
“郭老： 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行严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若何？”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信发出五天以后，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在《光明日报》发表，一九六五年第七期《文物》还发表了高文的手稿影印全文。林圭先生在三年前发表的《神龙本《兰亭序》研究》对此风波最后评论是，郭沫若没有严格遵循书法鉴定学理立论，郭是文学家、历史、考古学家、但他却不是书法鉴定专家。郭发现了《兰亭序》的一些疑点，便运用他擅长的历史学、文学方面的知识，自我推演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错误。但郭沫若提出的观点也有《兰亭序》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如现传神龙本《兰亭序》与王羲之其他唐摹善本书法存在的笔法、结字等方面的的巨大差异问题；神龙本《兰亭序》在笔法、结字方面更接近于智永《千字文》书法的问题。遗憾的是，郭文在讨论《兰亭序》文章内容、王谢墓志等问题上花了太多的篇幅，反而在这些方面只是作了粗略讨论，便轻率地作下结论。高二适先生在当时的背景下，能够勇于提出反驳的意见，值得称赞，后来有不少文章称赞高的勇气，其本身对于神龙本《兰亭序》研究来说，意义不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兰亭序》真伪之辩出现第二次高潮。文革结束后，政治氛围相对宽松，各种思潮撞击使学术界的理论研究趋向多维与成熟，此一时期对《兰亭序》真伪从多学科和多视角的综合交织，使论辨向纵深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基本倾向是肯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占了上风，否定论者的文章已屈指可数。
一九九八年六月，在南京市东郊发现一处罕见六朝古墓葬群引起轰动。半年后《中国文物报》头版头条发表题为《六朝家族墓地考古有重大收获》的报道。根据有关专家论证，《高崧墓志》是目前整个南京及周边地区收藏的六朝墓志中楷书最早、刻功最好的一方，它为研究中国楷书的起源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由于高崧与王羲之为同时代人，也为王羲之传世《兰亭序》摹本真伪的考定提供新线索。在同年举行的《兰亭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对兰亭现象作了综合的探讨，其中对其真伪问题论文极少。而值得关注其中三篇：丛文俊的《关于魏晋书法史料的性质与学术意义的再认识》、王玉池的《有关‘兰亭论辨’二题》和刘涛的《东晋铭刻书迹的体态及相关问题——兼谈神龙本》。
回顾这三次《兰亭序》真伪之辩风波，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篇》中所言：“览文虽巧，而检迹如妄，君子能同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学术研究不能迷信权威，六七十年代的论辨中个别专家缺乏谦逊谨慎的雅量，论证多有意气之说，其次学术辩论时需要冷静地分析对方论点，引用资料需严密校勘考释。
一九八三年唐兰先生写在文革时期的《“神龙兰亭”辨伪》终于发表，这是关于《兰亭序》真伪的第一篇从书画鉴别学上最专业论文。他全面梳理了历代各种《兰亭序》版本的来龙去脉，考证博洽。最重要的是，他从“副騑书府” 印，考证出了神龙本《兰亭序》在元代郭天锡收藏之前的情况，首次考证出“副騑书府”印及其主人杨镇，并指出神龙本《兰亭序》及其宋末收藏者的几个重要疑点，如同时出现的两本《神龙兰亭》、“副騑书府”印前后隔水钤印上的问题；首次对于“神龙”印记是否在唐代存在提出质疑；首次全面辨析清楚了《神龙兰亭》现有题跋哪些是原跋，哪些是移本，以及从何本移来。徐邦达先生《古书画伪讹考辩》一书中关于神龙《兰亭序》的许多看法，即采纳了唐文的上述结论。可见唐兰先生的研究成果即其重要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唐兰先生对神龙《兰亭序》和宁波天一阁石刻本《兰亭序》的关系叙说有误，启功先生《兰亭帖考》早已指出丰坊石刻本上的“贞观”等印，是丰坊所加，故意迷惑人的，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中对唐文的这一错误也予以纠正。从神龙《兰亭序》墨迹本身所遗留特征看，石刻本不具备，也就是只有神龙《兰亭序》是天一阁石刻本的母本而不是唐先生说认为的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