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和大部份同龄人一样，被送去偏远地区接受“再教育”。这期间去过一次蒙自，没想到多年后，《芳华》这部电影的取景，就选了那些法国情调的老火车站。
出行觅食
我去到中越边境的农场。当时对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有一个不错的政策，就是在前三个月不计考勤，就可以拿全额的农工薪资：26元人民币。这个政策实在很有“先见之明”：刚十六岁的我在前三个月，常常不是在发烧就是在腹泻；全身被蚊虫咬了之后化脓生疮，体重只剩下37公斤。因满腿满手臂包着纱布，每次出行都被误以为是从越南前线下来的伤兵。
不过，年轻的好处是，到了快三个月的时候，已经不太发烧，也开始能吃辣。只是肚中油水已经消耗光了。记得那时候每人都得到一块红糖（哪种砖块状的），就当宝贝一样，常常抱着啃解馋。但是也不敢吃太快，看见同伴的糖砖比自己的大，就得节约一点，免得有一天自己的吃完了看着别人的眼馋。
在这种状况下，伙伴们一商量，不如趁现在还不扣工资，出外补充一些入口之物。
有人告诉我们：蒙自是抗美援越的重要军事基地，保证食物供应，在那里可以买到红糖、年糕和桃子，听到这些食物我们立刻垂涎三尺，安排出行。
从河口去蒙自，今天走高速公路，只要一、两个小时，当年却需要两天。很凑巧的是，有一次在去河口的火车上，我们认识了货车首车的铁路工人潘老倌，他说可以让我们免费搭货车。当时小火车北上的第一个机务段在芷村，再往上一个站下车，就可以下山走路到蒙自。算定的出行日子是潘老倌在列车当值的那天，可是等货车驶进蚂蟥堡车站，才发现潘老倌不在车上，车组临时调班，换了小陈当值。
还好，小陈个性很豪爽、好交朋友，和我们在火车站的几分钟之内就混熟了，他很爽快地让我们上车，答应带我们到芷村，然后第二天帮着找个车头带我们到下一站，从那里下火车，再下山搭马车就可以到蒙自城了。我们也算了一下时间，这样回程正好赶上小陈歇了两天，再次当值下河口，带我们会农场。
他乡遇老乡
去的路上一切顺利，下午到了芷村机务段。
小陈自回他的宿舍，我们要自谋住宿的地方。先碰到一对北京铁道学院的毕业生，聊了一阵，他们说附近有几位文革前下放到这里的天津知青。照他们所说，找到一个小饭馆吃饭，那位服务员正是天津老知青，一聊上天，她就答应让我们晚上到她的宿舍休息。她又叫上几位天津男知青，一起聊天。
这一聊才知道这地方文革閙得着实邪乎，那位饭馆的女知青糊里糊涂就站在了“八二三”一边，属于正确路线，而三位头脑清醒的男生反倒站错了队，支持炮派。结果开派性斗争大会时，“八二三”的造反派，用火车卸下来的炉灰渣铺在路上，让他们跪在上面着爬了两百多米，爬的手脚血肉模糊还算小事，两边的人们还抡着棍子一路打，那女知青当时也手持棍子站在灰渣路旁，只是没有对老乡下毒手。其中一位缺门牙的男生说，他当时被打得肋骨断了四根，一直吐血，另外两个同乡眼看他不行了，晚上硬架着他去敲一位老中医的门，那老中医被当成反动权威，早就不给人看病了，那天破例开门，救了他的命，据说给了他一株奇药，唤作“雪上一枝蒿”，平常是剧毒的药材，但对内出血生命垂危者有奇效。如此，这位天津知青捡回一条命，门牙被打掉当然长不出来了。他们笑谈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还不时地调侃那位女生，说她当时脸板得比石头还硬，下手却是高抬低扫，根本没真下手打，还好姿势做的够狠，没被人发现手下留情。
晚上睡在天津女知青的房间，她有一张视为至宝的照片，悄悄给我们看，是杨丽坤饰演阿诗玛的大头照片，阿诗玛的电影在文革之前就被禁演了，但杨丽坤的“美丽”却是广传于世，当时传的最多的是：刘少奇的儿子看了内部片，就迷上了杨丽坤，死缠烂打要人家嫁给她，这在文革中也是刘少奇的一项罪名。记得那张黑白照片只有半个巴掌大，但我们个个惊艳。后来有见过杨本人的，说她真人并没有那么美，这是后话。
当天晚上睡地铺，又没有蚊帐，被咬得一身包。还好那地方很凉快，离开河口不过一百多公里，海拔比河口高了1400多米，晚上温度只有20多度。
热情的蒙自知青
第二天机务段有车头到前面一站检修，小陈带我们上了车头，小火车在山道上缓缓爬行，远处坝子（盆地）中的蒙自城隐约可见。车站设在一个高坡上，人们说跑下山就有马车，可以坐马车去蒙自。同行三人中，有一位以前遭车祸腿受过伤，不能快跑，等我们到了山下，马车已经跑远了，只好步行。
在高坡上看城市的方向似乎很清楚，下山之后，就按照刚才的印象走，可是农田中的小土路分叉很多，走来走去总也走不到，这时太阳已经下山了，迎面来了一队收工的人，其中有些像知青模样的，就打招呼问路。
一问方知，我们早就走偏方向迷路了。但其中一位身手矫健的女知青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她们知青点过夜，答应明早亲自指路，保我们不会再迷路。去了知青点，有人煮了一大锅饭，锅盖一揭开，清香扑鼻，原来是刚打下的新稻米，此生再没有吃过那么清香新鲜的大米饭。
吃了饭一起聊天，他们还弹起三弦唱歌，云南青年男女能歌善舞，真令我们自叹不如，原来这位矫健的女知青还是游泳健儿，是蒙自游泳队的选手。
第二天有他们指点，我们准确地走到了蒙自城。发现满街的人中差不多五分之一是军人，有军人的地方物质供应总是比较丰富。当时云南人还习惯叫解放军“大军”，“大军”的优厚待遇之一，是买东西可以不排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采购，买了红糖和年糕，然后去买桃子，可是排队的长蛇阵令人望而生畏，而且一次只可以买五斤。
我们要急着赶回芷村机务段，好搭第二天小陈的车回河口。就去求路过的“大军”帮忙买桃。“大军”走到前面，很快提出一兜桃子来。可是我们觉得不够，又求另外一位“大军”如法炮制，又走到最前面提出五斤桃子。我们觉得还不够，说我们远道而来，就为了给那边吃苦的同伴带些桃子回去，求他再买一次，他欣然同意，可是他再走到队伍前面时，有排队的群众开始不满意了，说“大军同志，要提高警惕，不要中了美人计，替资产阶级小姐服务嗦。” “大军”同志有些不好意思，说群众有意见，你们就拿这些走吧，不要再买了。我们只得见好就收，谢了“大军”同志，赶快走人，免得激起民愤。
回程危机
回到芷村机务段，却找不到小陈的人，那两位北京铁道学院的毕业生也好像不认识我们似的，天津知青也刻意与我们保持距离。打听半天，似乎是小陈受我们连累，被隔离写检查，第二天一早的车也不让他跑了。虽然觉得事情很不对头，我们急于返回，也顾不了那么多，就在候车室的椅子上休息，计划等半夜爬上一节货车，那车是凌晨四、五点开，想必也不会有人黑灯瞎火在几十节货车箱中查票吧。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段毛主席语录常常被引用，当天还真让我们撞上了认真要找碴的共产党人。
那夜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大概在凌晨五点之前上了一节货车，找了些草席什么的坐在地上等开车。快到开车时间，就听见站台上吵吵嚷嚷的，感觉有些不妙，不过也没有时间想什么办法。一伙人一节一节车厢的搜人，终于到了我们这里，几支巨型手电筒的刺眼强光突然照在脸上，眼睛完全被照花了，只听见有人呵斥说：“原来藏在这里呢，不买票还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赶快跟我们下车。”在强光下，才发现原来同一节车厢中还隐藏了另外两个人，正蜷缩在地上。我们上车时他们也不吭气，还好没有踩在他们身上。
于是就说，“为什么他们可以不买票，我们就必须买？”那些人气势汹汹地说“他们的事情不归你管，赶紧跟我们下车。看来不批斗一下你们还是不服气了。”就有人跳上车来拉我们，我和燕儿立刻拉开嗓门尖叫“臭流氓，你敢碰我一下，今天就和你拼了。”
他们中有个声音比较苍老的声音说“要讲政策，不要去拉女娃儿，影响不好。”我们越发尖叫（那时别的力气没有，尖叫的力气是足够的），连口的大骂“臭流氓”。
后来有人打圆场说，批斗也不必了，但你们坐车必须买票。我们说这是货车，买什么票？僵持了一阵，他们说“你们不买票，火车就不开，影响抓革命促生产和抗美援越的物资运输，你们要负完全责任。”这句话很有分量，若车上装的是给前线的援越物资，我们的罪名就大了，阿红说“算了，懒得和小人争”，就拿出钱来买了三张票，燕儿不服气，说他们是诈人，其实一张票也不过才一块多钱，不想买，是心里觉得真窝囊。
回程中情绪自是非常低落，天阴沉沉的下着小雨，铁路两旁的高山一层层曡落，“离天三尺三”，雨云绕在山腰上，山是幽幽的绿，很有层次，一层比一层更暗，最后几近黑色，真正的“深山老林”。
过一个长长的隧道时，突然听见一声长长的尖叫，随着车的前行叫声也飘远了，似乎是有人掉下车去，我探头看，并且高喊停车，但根本没有人理，隧道里漆黑一片，只有火车自身的轰隆声。
回到队里，翘首以待的同学们，见到年糕桃子两眼放光，吃得生龙活虎，我们心中的阴霾也跟着一扫而空，年轻真好：噩梦与好梦飞快地交替着，不会滞留在泥淖中。
两天之后，还是挂着小陈，总觉得给他带来麻烦，很过意不去。就给芷村机务段革委会写了一封信，替他辩解开脱，说他是工作认真负责的好同志，并不知道我们没有买票。我没有收到任何回信，此后也再没见到小陈跑这趟车。
那年头不买票“扒车”的人很多，我只“扒车”一次还闹得灰头土脸。至于被“扒车”，则是另外一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