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是恶梦醒来的早晨。一切都应该更新，应该变好，不过，应该也没有那么快……我坐了一晚夜车，到了新乡，遇见了些新鲜事，也遇见了好人。不过，还有一大半路程要走。
认识新朋友
这时候，天开始蒙蒙亮，在站前聚集的人群开始慢慢疏散，人们转车的转车，回家的回家。交通开始繁忙，带着红袖箍的人员开始上班，趁着黑暗做生意的人也渐渐散去。
开往长治的列车，检票口已经开始排队，我也及时加入了蜿蜒的人龙中，并且排在前十名之内。新乡是始发站，虽然没有对票入座，但是我看自己排得很靠前，相信一定能有座位。
又过了一阵，有两个年轻人走过来搭讪，一听也是北京口音，互相聊了几句，知道他们也是北京知青，原来是在晋城插队的，已经被分到晋城某工厂工作。去长治的候车队伍已经在广场绕了个大弯，至少有一、两百人。想想大家出门在外都不容易，我就同意他们在我这儿插队，没几分钟就和他们成了老熟人。
终于等到放人进站了，又是一阵推搡，许多民工模样的人背着巨大的包袱勇往直前。这两位男生在我左右保驾，连吆喝带动粗，我才没被甩来甩去的大包袱甩出队伍。进到站台，等了一阵子，火车终于徐徐进站。
被从窗口塞入
一进站我们都傻眼了，灰蒙蒙的窗户后面是无数的人头，火车里面早已坐满了人，真不明白他们是从哪里上的火车。这时候大部分的车厢门都紧闭着，根本不放人上车。偶然见到开门的车厢，门口立刻挤成一团，人们扛着行李互不相让，卡在车门那里半天上不去一个人。有人看见开着的窗户就拼命地往里爬，里面的人往外推，于是车窗纷纷关下来，这可怎么办呢？一天就这一班车，难道真的要住一晚不成？
两位刚认识的北京老乡说：“这样吧，你把行李交给我们，你一个弱弱的女孩子去敲窗求人，一定会有人不忍心，打开窗户，我们这时候趁机把行李先扔进去。剩下我们两个大男人，赤手空拳很容易挤上车去，顺手夹也把你给夹上去了。”
于是我把旅行袋留给他们，自己空手到车窗前去敲窗子，很快就有一个车窗打开，里面坐的是几位天津知青。他们听说我是北京知青，就说：“看在离你只有240里路（北京到天津的距离）的份上，就帮你这个忙吧”。
我刚想回头去拿我的旅行袋，只觉得双脚凌空，腾云驾雾一般，已经被塞进车窗，原来那两位站在远处的北京知青，突然冲过来，一人抓着我一条腿，把我举起、塞进车窗，我头下脚上倒栽进去，车厢中的行李和旅客已经填满了所有空隙，我只能踩着行李甚至是人，才可以站起来。我还没站稳，几件行李也从窗口扔了进来，把小桌子上的茶杯都打翻了。
坐在窗口的一位天津知青说：“想不到您还有这一手，今天我们认栽了。”我十分尴尬，也无法辩解，只好连声的陪“不是”。幸亏有一位男生替我辩护，说：“她也是糊里糊涂地就给塞进来了。算了，大家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互相帮个忙吧。”
萍水相逢 同仇敌忾
没多久，那两位北京知青已经出现在车厢接口处，只是满地的人和行李，走不过来。这边的天津知青，隔着老远的骂他们缺德。他们双手作揖表示抱歉。
火车开出几站之后，开始有人下车，车厢里松动了一些，我也可以找地方坐下。这时候两位北京知青终于可以走过来了。他们讪讪的掏出好烟来，说“来尝尝北京的大前门”。这边的天津知青或者不理，或者用带刺的话修理他们。
刚才列车内外乱成一团的时候，没见到一个列车员。这时候倒有位列车员过来查票了。记不得为了什么事，那女列车员拿着我的车票左看右看，问来问去，显然是看我不顺眼，还凶巴巴地用恶言恶语修理我。
旁边那几位刚才还互不相容的天津和北京知青，突然都一起站起来，不再像拿工资的工人阶级，都好像恢复了知青的身份，一幅“混不吝”的样子。当时的人不太敢惹知青，这批人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在荒山野地闯荡，都变成了无产者，流浪汉，已经落到了最底层，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指着列车员的鼻子大骂，吓得她落荒而逃。
替我打抱不平而产生的同仇敌骇，让互相对立的双方，居然一下子尽释前嫌，他们开始互相换烟抽，又彼此打趣说笑起来，还拿出扑克牌，一起打起了百分。
火车一站一站的开过去，下车的人多、上车的人少，大家都能渐渐落了座。除了打牌，也烟雾缭绕地开聊，介绍自己在哪里插队，现在哪个工厂就业等等。
再过几个钟头，萍水相逢的朋友们陆陆续续地下了车，临走时都很有些依依不舍，留下了通讯地址。可惜我后来没有和他们保持联络。
那时资源缺乏，国家和个人都在“崩溃的边缘”。为了争夺资源，人们都有些暴力倾向。不过没有多余财富的人们，活得很简单，乐意互相帮助，在短兵相接之后也很快可以成为朋友。
那些年我也不时地处在“崩溃的边缘”。但好在“噩梦醒来是早晨”，1977年下半年国家公开高考招生，我崩溃的旅程得以逆转，出了山沟，走向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