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天灾人祸不断。1月8日周总理过世。星象：还有更多灾难……
大灾后大改变
周在民众中口碑甚好，似乎代表了最后的稳定。他的过世，让远在山沟里的三线厂的人，也担心“天下大乱”。有一位好像略懂紫微斗数的人，指着星空告诉我：某“客星”色泽暗红，而且“犯斗牛”，是“大灾之兆”。
当年4月5日发生天安门事件， 7月28日发生了撼天动地的唐山大地震，朱德与毛泽东也分别在7月、9月过世。三位“巨头”过世，加上唐山大地震，我们以为中国会发生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父母甚至告诉我，要准备好与家人分离。
然后在10月，粉碎了“四人帮”。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不过历经十年的“动乱”，问题太多、积重难返。
一年之后，在1977年秋天，我从山沟的短波收音机听中央台广播，知道了大学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我又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等了十多年，终于等到改变命运的机会，忐忑的是自己被耽误了十年，已经“老了”。
关于我自己的故事，下次再说，先说我工厂里面的一位同事。
木讷烦人的老眯
我就业的地区，有一批“小三线”工厂，是听从Mao领袖“要准备打仗”的最高指示，在1960年代末期，从太原、榆次、甚至是北京这些大城市迁来的。
我厂招收的徒工大部分来自太原。他们当然比山沟里的农民当然要更有档次。不过，他们当中也有一位“奇葩”，他姓胡，外号“胡老眯”。（下面会出现一些方言）
老眯的一双眼睛永远眯着，从来没有睁开过，你永远看不到他的眼神。他不是故意深沉，只是眼睛太小，而且是“瞎眯骨出眼儿”（眼神不好）。他的反应也相当迟钝，在车间里干活，他因手脚很笨，常挨老师傅的骂。他这人“不机密”（不机灵）不善于和人交往，却喜欢到别人家串门长坐，常常坐几个钟头一言不发，别人只好当他不存在。用今天的话说他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偶然让他触发“灵感”，就会“口沫横飞”，必定是引经据典，把当时革命领袖的话倒背如流，而且没完没了。他有博闻强记的天分，可惜都用在背诵毛选和人民日报社论上。
有时候人家看他死待不走，给他些暗示，他全然“没眼色”（视而不见），自顾自地干坐或者干说。别人烦他，给他难看脸色或者用话“敲打”他，他也感觉不出来。他没有贴心的朋友，更没有女朋友。
老眯的麻木，还表现在对女孩子没有“感觉”。他来跟我“撇”（聊天），都是聊政治和国家大事。我有时候想赶他走，就假意说“该吃饭了”。他却毫不客气地坐上桌，将我预备的饭菜一扫而空。有时候只好直言用“我想休息”赶他走，他可能会“知趣”地离开，也有可能会说：“妳睡妳的，我不用妳招呼”。
厂里同龄的男青年工人都在找对象，有一次几位青年工人和他开玩笑，说有一位女士想认识他，此女士“鼻子翘翘的，眼睛吊吊的，身穿黑色毛呢大衣，胸前两排纽扣”。当年一件毛呢大衣少说要一百多元钱，徒工的工资才十几元，老眯果然也受不住诱惑，答应去见个面，结果人家把他带去了某个农民的猪圈，指给他一头老母猪看。老眯气得大骂，口沫横飞的，是真的受伤了。
麻木不仁的老眯
有一次他从太原探亲回来，突然主动地告诉我一点他家的私事，把我吓死了。
他神色平淡地告诉我，他这次突然请假回太原，而且住的比较久，是因为他母亲遇到了车祸。他说，他母亲出门买菜，在路上走着走着，就被一辆四吨重的解放牌卡车给撞倒了，卡车从她身上压过去……。我吓得结结巴巴地问：“后来怎么样呢？”他说“就送医院了。”我问“医生抢救过来了吗？”他回答“医生说断了四根肋巴骨，需要慢慢养，我在太原也帮不了她，就回来了”。
我实在难以置信，就问：“是卡车从她身上碾压过去吗?”他觉得我太大惊小怪，回答说：“是啊，汽车把我妈撞倒，就从她身上压过去了。”
我看他麻木不仁的样子，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那怎么可能呢？那是几千斤重的卡车啊！”言外之意是，卡车从人身上碾压过去，人肯定被压扁了。
他这才意识到，需要解释一下，就说：“当时很凑巧，她身旁有一个小水坑，可能是其它车辙压出来的，她被撞之后，就倒在那个小水坑里，所以汽车轮子没有完全压到他身上。”
天啊，居然有这么凑巧、这么幸运的事。可以想象，他母亲一定身材很瘦小，居然可以平躺在那么小的水坑里，眼看车轮从水坑边和身上碾过。而他这个做儿子的竟然这么无动于衷。
与老眯同赴县城培训
十年来全国第一次恢复高考，大家都还没“醒过劲儿”来，想观望一下。山西人比较保守，不愿意当“出头鸟”。因此，在我们这山沟小厂的两百多年轻人当中，只有我和老眯，果断地报名考大学。在旁人眼中，我们是不自量力的。
我们的数学水平都很低，我只学过一点代数，他只上到小学五年级。我找人恶补之后，好歹有点进步。老迷也找人补课，没补二十分钟，老师就开始生气，说他“是一脑袋浆糊”，他喜欢打断老师，然后就提问，问的问题驴唇不对马嘴，把老师的脑子也搅合乱了。老师下结论说，他对科学、数学完全不开窍，怎么补习也没用。
就这样，我们在厂里胡乱背了许多各种各样的题，也乱复习了一些数学课。就准备参加考试，至于能否成功，只有“天知道”。
我们工厂所在的那个县，是晋东南的贫困县。不过，当时县里领导很重视“恢复高考”这件大事，专门组织了突击培训班，帮助考生提高考试能力。我们工厂离县城还有六十多公里。虽然交通很不方便，我和老眯还是都决定去县城参加培训。
在县城考试
在培训的“塾房/学校”补习的时候，他显得很认真、努力，还算安静。没有课的时候，总要出去走走。县城就一条大街贯穿南北，走十分钟就全认识了。不过，老迷大概从来没去过县城，而且从工厂的山沟“进了城”，很缺乏安全感。不管我走到哪里，他都“厮跟”在我后面，胡乱地大声问些很丢人现眼的问题。
本地话有两个词“相跟的”、“相好的”。“相好的”是指情人，“相跟的”是指夫妻。他像我的尾巴，黏在我身后，闹得很多人都以为他和我是一家子。
有人笑着问：“你个体面女子，咋就嫁了兀的（这么个）汉，‘黑草悟烂、薏米倒正’（邋里邋遢、傻里傻气）的？”我赶紧澄清说：“他才不是我掌柜的（当地女人把丈夫叫掌柜的）。整天死跟着我，烦死人了。”
那一天全体考生都去体检，大家都在县医院外面排长队。男女生分开排队，我这一队都是女生，我让他去男生那边排队，他不肯，非要排在我后面。快排到的时候，他突然说“要去茅厕”，我就说“你能不能忍一忍”，他说“憋不住了”。我看后面的人都在笑，只好说，“你办事利索点”。他说“没问题”。
没想到他刚进茅厕没两分钟，突然叫到我们的名字了，我一看后面的长蛇阵，只好对着厕所，拉开嗓子大喊：“老眯，到我们了”。只听他大吼一声“咋这快呢？”然后提着裤子跑出来，皮带也没有系好。队伍里一片低沉的笑声和嘘声。
做体检的医生也对他露出“厌恶”的眼神，我在他前面先被量了身高、体重，等他上秤时，医生连看也不看，直接按着他的头，把他压到量尺下面，
然后就把我的身高、体重填到他的表上。他看到他身高是“1米64”，不高兴地说，我是“1米72”。医生眼睛都不眨，直接说“下一位”。
考试那两天，天气阴沉沉的。但我感觉还不错，因为事先曾请一位党校老师给恶补，有一道政治考试的大题，被老师压题压中了。语文考试本来就是靠原来的底子，史地考试也是如此。考完试下来，我告诉城关中学的李老师有哪些考题时，才发现我背的有些题本身就是错的，这也算是“命中注定”，没法子的事。
双双被录取
那天考完数学，老眯出了教室的门就大喊，看不懂题目。我自己考得也不好，该得分的地方没得到，所以懒得理他。尽管他考试不咋样，吃饭的时候胃口还好的很。我们那里有一种大锅饭，也叫“和子饭”，就是把小米、玉米、南瓜、土豆，胡萝卜，还有各种刚收下来的食材，加水煮一大锅，打饭的人都拿着小脸盆，抱着那盆热气腾腾、半干半稀的饭，在冬天吃起来特别暖和。
老眯抱着一盆“和子饭”，吃得满头大汗，鼻涕都流到了盆子里。我也很庆幸，终于考完试了，不用每天带着他走来走去，丢人现眼的了。
考完试回到厂里，人们都用异样的眼神和语气，问我们考得怎样。按华人的传统，当然不能说好，自己也的确感觉不好。老眯也直言数学完全看不懂，其它考试，他自认为“还过得去吧”。人们似乎都在等着看发榜，看我们灰心失望的那一天，甚至有人很好心地来安慰我。
后来托人打听到了考试分数，老眯数学考的是“零分”，但是也过了平均分数线。他知道数学吃了个“鸭蛋”之后，非常不服气，来对我发牢骚说“咋还能给个零分呢，就凭我的努力，也该给个十分八分的”。
厂里的人越发把他当成笑料，他毫不在乎，说这次不行，下次还要考。
后来终于等到了结果，我们二人都考上了大学。 “老眯”被“临汾师范学校”（当时是大专）录取。没想到我们这个山沟小厂的录取率是百分之百。
这件事激励了厂里的年轻人，到78届考大学时，就有更多人报名和被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