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按语：
转载此文的缘由是文中提及了我的父亲郑榕和一些我不曾得知人艺前辈的过往。谢谢在京的老朋友给我推荐此文。
此文应该不是今年的新作，是旧文新发。因为文中提到我父亲还是他80多岁时候的状况，老爷子如今已经98岁高龄了，仍健在。
读毕此文，我首先感谢作者据实部分的记述，但最后的总结性评语我难以苟同。
从中国话剧的发展史而论，人艺不算是最先驱，也不可能聚集了中国所有话剧人士的精华。但论其对话剧艺术在中国广大观众心目中登峰造极的影响力和艺术成就是当之无愧的。人艺取得的艺术成就，绝非仅是几部戏、几个演员的走红，而是一群杰出艺术家们在编剧、导、表演、舞台美术、服装道具化妆各行当一起才华荟萃、携手同心的天作之合，以及一群人多年不懈对表演艺术的纯粹追求占居了主导。绝非作者诟病的所谓因”通天”关系或政治宣传目的所成就。
对于一个艺术团体威望的建立，观众是天，观众的评价是最客观可贵的，不是哪一位总理或国家领导人或行内评论家说了就算。人艺的话剧《茶馆》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欧洲多国巡演，深刻的人性化剧情和演员的精湛演技深深打动了西方的同行和观众。当时有德国的评论家观后说，“这部戏即使没有同声传译我也能看懂、也能被打动”。我想，能折服这些西方观众的绝非是意识形态上的政治观念，而是对历史背景、对各种人物命运在大时代下被裹挟摔打的无奈悲情而产生出来的感动、是人类情感和命运交织点引发产生的共鸣。人艺把高水平的中国话剧艺术呈现给了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观众，功不可没……
再者，北京市政府拨款给人艺是对一个艺术“名牌”团体的爱护和支持，拥有这份享誉世界的文化成果，是古城北京诸多值得骄傲的荣耀之一，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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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如下：
《从于是之的病说开来》
*说明：原标题为《于是之的病》，我觉得不很贴切全文的内容，做了改动。
石挥话剧站 2022-05-14 20:13 在北京上传
人艺的第一任院长是曹禺，他也是唯一的终身院长。除了艺术成就之外，重要原因之一他是周恩来南开中学的学弟。当时曹禺身负20多个兼职，从中戏副院长到中蒙友好协会会长，根本无暇剧院事务，院务都由常务副院长赵起扬处理，此后成为人艺的隐性规则:可以长期没有院长，常务副院长就是院长。
*人艺的三位老前辈：左起——焦菊隐、赵起扬。第三位我不了解。原文未注明是谁。
83岁的郑榕佝偻着身子为记者开门、找资料，无论做任何事，他的腰只能保持90度的弯曲，日常散步要推着轮椅，为的是支撑住倾斜的身体。这次接受采访，他准备了小纸条，密密记下哪出戏、哪一年、哪一日、哪个人，防备自己忘记，仿佛当年写演员日记一般认真。“艺术人生”的录制现场，朱军曾问他退休工资有多少，他回答:“2000多元。”观众哗然。可值得庆幸的是，他在前年还登过台，虽然坐着轮椅，还可忆往昔峥嵘岁月。而比他小3岁的于是之，早已丧失了语言和行动能力，别说舞台，就是正常人的天伦之乐，也已经离他远去。年纪更轻的林连昆就住在郑榕楼下，他半身不遂后不愿再见人，郑榕说:“演员嘛，总是想把好形象留给观众。”
老演员蓝天野说:“1992年人艺40周年院庆时，我数过，有92个元老还活着; 50周年时，恐怕不到一半了。”15年后的今天，“话剧百年”能够找到的可以交流的人艺老演员不过10余人，导演仅余下93岁的欧阳山尊，他总是把采访者逗得啼笑皆非，100个问题在他那里只能得到一个答案——他只记得自己是如何参加革命的这段。70岁的编剧梁秉堃18岁就进了人艺，他对记者说:“如果我死了，人艺的历史就断了。我想多给你讲点，哪怕留点资料也好。”郑榕说:“其实平时没这么忙的。”因为话剧百年，媒体排着队找他讲两句，也许等到下个百年，才会有人想起:找他们讲两句。可他们在哪呢？
人艺初创与《龙须沟》
1942年起，郑榕在重庆的国民党演剧十队开始了话剧生涯。这10个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由周恩来、田汉一脉领导。《雷雨》中的“四凤”胡宗温是老队员，后来加入的有“繁漪”朱琳和她的爱人、号称“演剧之王”的刁光覃。因为“国民党”这3个字，郑榕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都要被揪出来，为此他非常感激保护过他的副院长赵起扬。赵在“文革”中被批为“招降纳叛”，“降”即郑榕这类历史不够“清白”的外人，“叛”是不服管的党内专家。
到了解放时，这10个演剧队只留下了3个，演剧二队驻北京，是人艺的主体，有蓝天野、苏民这些进步学生;演剧九队是上海人艺的前身;六队组成了湖南省话剧院。演剧二队人很少，后来被叫做“老人艺”，主要领导都来自于延安，院长是长征干部李伯钊，她也是杨尚昆的妻子;副院长是金紫光和欧阳予倩。1950年郑榕到老人艺时，正在排李伯钊的剧本《长征》，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贺龙都来视察过，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派专人帮助演员军训，于是之在里面是有一句台词的“毛泽东”，他也是第一个扮演毛泽东的演员。为了这个龙套角色，于是之还跟着军乐团“混”进中南海，“看望”了一下毛泽东本人的举止。
1950年，老舍写出了《龙须沟》，送交北京市文化局。演员叶子是演员队的副队长，她找到了时任北师大外文系主任的焦菊隐。所有人都知道焦菊隐在国外学话剧且才华横溢，他在重庆期间非常潦倒，和左翼联盟关系不佳，没人找他排戏。同为大杂院长大的焦菊隐看到《龙须沟》非常激动，他隐隐觉得建立一个像莫斯科剧院那样的中国话剧院的机会到了。可迈出这一步，也意味着失去大学教授的安稳工作。反复思考后，他看了演员名单，发现都是新人，更加坚定了决心，只提出一个要求:演员必须体验生活。李伯钊一口答应，说:“赶紧的，龙须沟马上就要填了。”
第一天，郑榕、于是之他们集体坐着公交车被带到龙须沟，远远地看见漫天黄土地和地平面低矮的小房子，挂着西染厂的破烂布条。第二天导演说，自己下去找人谈，每人准备两本日记，一本交上去，一本发下来，导演就日记和演员沟通。两个月的体验后，焦菊隐的实验成功了。这个成功背后有无数剧目的失败垫底，解放初期要求政治和艺术相结合，各省市纷纷大建话剧院团，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话剧为何物。四川作者刘沧浪有两出话剧，以纺织厂女工为主角的《红旗歌》和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思想问题》红遍全国，演得正热乎时被批评了，定性为“用小资产阶级思想演工农戏”，类似挨批的戏不可胜数。在这个背景下，政治与艺术都正确的《龙须沟》弥足珍贵。所有的中央领导都观赏了这部剧，这个戏也成为了老人艺的资本，在与华大三团（中央戏剧学院话剧三团，团长曹禺）合并为现在的人艺时，对方的规模要大上许多，但因为老人艺有《龙须沟》、有焦菊隐，焦当上副院长，还有一位副院长就是从歌剧院调来的赵起扬。
人艺的第一任院长是曹禺，他也是唯一的终身院长。除了艺术成就之外，重要原因之一他是周恩来南开中学的学弟。当时曹禺身负20多个兼职，从中戏副院长到中蒙友好协会会长，根本无暇剧院事务，院务都由常务副院长赵起扬处理，此后成为人艺的隐性规则:可以长期没有院长，常务副院长就是院长。
不久之后，曹禺、欧阳山尊、赵起扬和焦菊隐在香山召开了四巨头会议，研究人艺往何处去。曹禺后来坚持说要搞中国自己的剧院，不过当时的目标确实是莫斯科剧院，一切规则模仿苏联。他们还分析了剧院成员怎么培养，每人的优缺点是什么。还规定演员演几个主要戏之后要跑龙套，防止骄傲自满，最重要一条承认了焦提出的生活问题，焦菊隐想把中国传统戏的形式主义去掉，主张要从生活出发。体验生活于是作为制度确立下来。香山会议后，人艺推出了4个独幕剧《夫妻之间》、《喜事》、《赵小兰》、《麦收之前》，均来源于生活，避免了跟着政治指挥棒，明确了艺术目标。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50年代末，终被摧毁。
解放初实力最雄厚的其实是青艺，副院长金山是“话剧皇帝”，总导演孙维世是周恩来的义女。青艺花高价从上海等地请著名演员，从各地解散院团优先挑人。人艺之所以后来声名盖过青艺，就是由于人艺抱团，青艺从延安来的副院长吴雪和国统区大明星金山有矛盾，缺少凝聚力。青艺曾请过赵丹演《屈原》，这样的强大阵容，服装按照那时最流行的敦煌风格设计，效果却很差，演员在台上举步维艰。当时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也不满意。而焦菊隐在排郭的另一部戏《虎符》时，大胆提出民族化改革。苏联专家刚来北京办过表训班，焦菊隐提议把斯坦尼与京剧的表演方式融合在一起，让演员学云手、念道白、配锣鼓点，除了没张口唱，其余都和京剧一样。许多演员由此炸了锅，觉得太过荒唐，联名上书抗议，赵起扬搬了把椅子坐镇排练厅，说:“有意见可以提，但是党委的决定还得执行。”在赵起扬支持下，《虎符》得以演出，无论反对还是支持者，看后都不得不承认焦的改革是成功的。郭沫若非常兴奋，连轴请客，邀请大伙儿去逛植物园。
周恩来喜爱话剧，人艺渐渐成为他的后花园，几个大戏他看了无数遍。听到朱琳说错一句台词，他会让邓颖超打电话说:“好戏的台词一个字也不能改。”欧阳予倩复排30年代的《潘金莲》，周恩来说“这戏影响不太好”，于是之当面敢和他争辩。戏决定不排后，周恩来吩咐不让消息见报，怕“欧阳老身体不好”，看了难过。
有一年除夕也是周恩来和大家一起度过的，谁和谁是一对他都门儿清。他会出其不意地访问演员宿舍。有一天去了，只有林连昆在睡觉，正紧张着，周恩来笑说:“快把窗户打开，味道不好。”历届北京市长都只管给人艺拨款，生怕这块名为北京、上达天庭的牌子出点纰漏。
《茶馆》的“红线”
在植物园吃饭时，老舍说自己写了一个戏，于是之听在耳中记在心里。那个戏名为《人同此心》，是为了歌颂第一部宪法公布的，当时的现实情况是每部艺术作品都得配合点什么。老舍有个习惯是给大家读剧本，看到有人皱眉就拿回去改，先给党委成员读，再扩大到全体成员。读这个剧本时，大家都觉得其中一幕写得极为精彩，可也就这一幕精彩。焦菊隐建议:能不能把这段茶馆里的一幕放大成一部戏，用茶馆作背景一样可以反映出中国的变化。为了顾及老舍的面子，领导让梁秉去和老舍讲。他那时很年轻，每天跟着老舍进出，老舍拄着文明棍，梁帮他拎包。老舍听后，喃喃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那就配合不上了。”他的预见惊人地准确，这部没有配合上的剧目成了他的罪状之一，20年后《北京日报》上逐条台词批《茶馆》。
可听到这个意见，老舍又十分兴奋，他说:“茶馆那场里的每个人我都能给他们批八字。”这是他最熟悉的生活。他3个月后交出了剧本，又采纳了各方意见。为了“配合”，原稿结局是王掌柜保护暴动学生被打死。演王利发的于是之提出:能不能改成3个老头共话沧桑？老舍“嗯”了两声，于是之惴惴不安。过了几天，老舍拿来了改后本子，于是之大吃一惊，老舍不但加了他说的部分，还把王利发改为上吊。于是，艺术性增强了，“政治正确”又减弱了。《茶馆》在1958年演出了48场，3月29日，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跑到人艺“越级”开会（当时人艺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措辞严厉地讲:“剧院不是党在领导，是资产阶级牵着鼻子走！”当天由于梅兰芳请了苏联专家照常演出，从次日开始禁演。9月12日，周总理来看戏，上台握手时问于是之:“《茶馆》怎么不演了？”于是之非常为难，踌躇未答。周恩来明白了，说:“那个戏改一改还是可以演的。”于是之连夜向党委汇报，组了改剧本小组，由于是之、英若诚、林连昆、童超组成，老舍当然不能参加。那会儿把加革命元素叫加红线。原剧中只有童超饰的大学生和革命有关，后来加进常四爷给暴动学生送水这一段，主角终于算和革命扯上了边。
1963年4月7日，《茶馆》二度在京剧院的人民剧院重演，连演53场，报纸上一点宣传没敢发。演出头天老舍去了，以往他都会到后台和演员见面，这次一句话没说就走了。第二天，周恩来陪老舍夫人一起看戏，周说:“这是个好戏，青年人没有经过旧社会，《茶馆》让青年人知道人吃人的旧社会，三座大山压迫下是多么可怕。”
“文革”降临后，老舍数罪并罚，在京剧院里和马连良等人一起跪着，看造反派烧戏服，那场面和电影《霸王别姬》一个模样，那天他们都挨了打。红卫兵到老舍家抄家，砸了他心爱的花，他去拦，又被揍了一顿。没等赶上周恩来签发的保护令，他就投了湖。
“又红又专”到“文革”前夕连“专”字也没了。1965年，英若诚、苏民和梁秉受命写《刚果风雷》，以配合支持世界革命的需要。这是外交部布置的作业，那时各部委都可以派任务，艺术完全被政治需要取代。这个戏被要求一周写完、一个月后演出。
焦菊隐与曹禺
焦菊隐与曹禺是两种个性的代表，曹禺总想谁都不得罪，最后谁都得罪了。剧作家吴祖光说他:万家宝的最大毛病就是听话。他住在铁狮子胡同，他礼数周全，哪怕是小字辈去看他，他也会恭敬地送出门口。对周恩来更不必说，一定要目送他的汽车远去，还要对着车尾鞠一躬。
在女儿万方的笔下，曹禺一直没有快活过，他痛苦地挣扎，总觉得自己还能写出大作，挣扎的结果还是写不出东西。他创作生涯的前10年，从23岁到33岁，写了7部传世大戏，而人生的后47年，只写了两部半:《明朗的天》、《王昭君》，《胆剑篇》是与于是之、梅阡合写。在那凝固的空气里，曹禺身为院长却谨小慎微地活着。赵起扬安排梁秉和于是之作为曹的助手，进驻科学院，写一部以科学家为原型的戏。临行前赵起扬嘱咐两个年轻人说:“好好学习，戏出来后你们不署名。”他们都理解赵的苦心。体验了一年多生活，曹禺对写出的东西永远不满意，他斥责那些是“中学生水平”，拿起来就撕，最后一事无成。
好不容易写出个比较满意的《胆剑篇》，许多刊物要求发表，平素好说话的曹禺一概婉言谢绝。直到著名剧作家、当时《人民文学》主编陈白尘提出发表，他才同意，原来他对剧本视若拱璧，不舍得给无名刊物糟蹋。
剧院里的小孩都管他叫“曹头儿”，“文革”时搞部队编制，“历史清白”的梁秉当了连、排、班的班长，曹禺是班员，他管梁叫“老班长”。写交代材料时，他不会给自己扣帽子，总过不了关。梁秉帮他写，从《红旗》杂志上抄口号，把自己骂得不是人。关总算过了，曹禺回家难受得打自己的嘴巴。
焦菊隐以脾气臭、好损人著称，多次在排练场训哭演员，他曾被当作天才呵护着。他的坏脾气有个故事可以说明，50年代末，外地来人调查剧组某成员的历史问题，干扰了正常排练，焦菊隐拍案而去，撂了挑子。赵起扬去家里请他，焦装睡，但是肌肉还是很紧绷的状态。赵起扬一眼看出来，也不戳穿，悄声对焦的爱人说:“我改日再来。”这样反复了三次，焦菊隐终于不好意思，回去继续排练。本来焦菊隐就是重点统战对象，属于要帮助的人士，再加上他的锋芒，1957年他被定了右派。赵起扬找到北京市长彭真说:“焦菊隐是可以改造的，他有才。”焦菊隐于是幸免成为右派。
“文革”他就逃不过去了。1961年，周恩来主持的新侨会议上，文艺界有过一阵松动，向“右”靠拢了一些。这次会上有一幕戏剧化的插曲，文化部部长周扬走到赵起扬面前，深深鞠躬:“你是文艺界的好书记，我感谢你。”“文革”中这成为赵起扬的罪名，有人说:“什么人说他是好书记？周扬！”周扬彼时作为重量级人物被批判。失去了保护的他们，被关在灯市口制作工厂的牛棚。6人一排，常常十几排并肩走在大路上，蔚为壮观。处境和坐牢差不多，每日写交代材料，从小窗口递饭。“自己买了烟不能抽，交给管教，表现好的话再发给你。”发烟的器皿是搓衣板，板上的横沟写着人名，可能一根没有，也可能有两根。走资派被分为三等:一等是剧院领导，失去人身自由;二等叫半走读，适当圈起来，像苏民、蓝天野都是这种;三等普通员工，由群众监督，是小组帮教的重点。
焦菊隐从这时失去了和舞台的一切联系，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在台上挥斥方遒。江青派人送来一张字条，上书:“焦菊隐是个王八蛋！”掌控他命运的人是剧院的实权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焦菊隐死时，军宣队长宣布:只能给他买最便宜的7块钱的骨灰盒。临终前，焦菊隐拉着下乡的大女儿的手说:“户口落下了么？”女儿点头，他才松了手，闭了眼。
于是之的病
“话剧百年”的纪念节目里，采访了人艺5位生者和10位逝者的亲属，唯独没有于是之和林连昆。作为生者，他们失去了表演能力，可他们也不能当作逝者被悼念，轻轻地就被省略了。没有于是之的人艺是不完整的，不仅因为他常务副院长的行政职务。作家过士行说过:“于是之在时没有感觉，可他离开了这个位置，那种感觉那么强烈！”
于是之自己说，副院长这8年，他的身体彻底散了。不到70岁时，他就患上老年痴呆，被迫离开了舞台，与他同龄的演员10年后还活跃着。1992年，谁也没想到这是老版《茶馆》的最后一次演出。于是之已经有了预感，他对同台的蓝天野说:“今天你给我兜着点，我可能会信号中断。”这是忘词的委婉说法，他果然中断了，愣在台上，观众没有察觉，蓝天野迅速补了漏。但是于是之明白，他再也不能登台了。散场后，观众久久不肯散去。于是之说:“感谢观众的宽容，过去觉得观众的厚爱是肯定我的成绩，现在才明白，他们的厚爱是宽容我的错误。”后来他一次次地努力过，1996年还在《冰糖葫芦》里演过只有十几句台词的小角色，这也是他人生最后的一场戏。
人艺的工作为什么难做？一两句话很难解释，许多艺术家都有背景，受了委屈至少要到彭真那里反映，或者告到更高的领导处。用李龙云的说法:“人艺这一锅，太难弄了！出一回国，打躺下俩; 分一回房子，送医院仨。”于是之在外面行事谦和，内心又相当暴躁，受了气回家摔茶缸。
艺术家的脆弱、敏感远甚常人。于是之不太得罪人，可也有不少人恨他。他住在12楼，多少次向人复述他想从阳台上跳下去。他在80年代“纵容”林兆华搞先锋话剧，激起大部分老同志的抵触情绪。这些反对意见又烂在了于是之肚子里，愈发使他痛苦。林兆华就从不背思想包袱，永远有小孩心性。上面领导来送关怀，林在下面偷偷和同事说:“等着瞧，过会儿我提个问题，让他下不来台。”同事好说歹说给劝住了。这种事万万不会发生在于是之身上。
于是之和濮存昕。
人艺的早期被看做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而一些行内人并不这么认为。中国话剧的两条线: 欧阳予倩从日本带回的春柳社和脱胎中国戏曲的文明戏，那时有一半剧目都改编自国外。在重庆的短短几年，大话剧排了170多部，小剧本有70个，绝大多数是原创剧本，真正做到了百花齐放。人艺成立后的大部分作品，无论精品或是劣作，都是为了配合宣传需要。它已不仅仅是北京市属的一家剧院那么单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