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远去之后的第五个父亲节（1）
-对父亲的思念，感激和尊重
无系之舟，2022。06。19
五年了，父亲真得走了吗？对于我，爸爸的样子似乎是在他走之后才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在我心里，他九十岁生日的照片，粗看那般严肃，细看那般慈祥，眼睛里写满了一个很少和子女说话的老人的一生。。。
对爸爸的第一印象是从亲戚朋友们嘴里得到的，就是大家都笑他有一双永远都没有睡够的眼睛（家乡西昌话“疲塌眼”）。在我出生后看到他之前的几乎十年里，我总在想像这是什么样，而且脑子里最想看和念念不忘的就是这双被人们传说的奇怪的眼睛，然而，我九岁半，第一次站在这个生了我的父亲面前时，我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只是使劲儿往妈妈身后躲。。至今，我也没有结论人们的描述是否确切。。。
怎么和一周只回家一天的父亲开始有些熟识，我完全没有记忆了，最清晰的记忆是我开始在北京上学前，他把我第一次带离家里，带到他在当时在师院和一个伯伯单身宿舍，这是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旅行”。。。白天他去上课，我就坐在他的非常杂乱无章的书桌前，桌上凌乱地放了一，二十张小小的黑白照片，大多都是我和外婆，妈妈在西昌时照片，我一张张地仔细看，好像是第一次看到母亲，外婆，三叔，父亲的好朋友以及自己的形象，并且走是还跟父亲要了几张，至今依然在我的小相册中。。我试图自己在校园中看看，但又怕自己迷了路，所以只有拐一下弯，就用粉笔画一下。。。不知方向地瞎转，后来又怕父亲知道了我跑出去而不高兴，就赶快回去了。。。很庆幸自己没迷路，可因为自己问起校园中看到的一条标语“反击右派分子的疯狂进攻！”我问父亲什么叫“右派分子”，他知道了我离开宿舍，但并没有指责任何一句，倒是和张伯伯费了半天力气，才想出来如何对一个九岁的孩子讲清楚什么是右派，他们告诉我，坐在桌子右边的就是右派，我觉得莫明奇妙，但也并不真得感兴趣。其实，我那时只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怎么会懂，而父亲在那次残酷的运动中已经是一个没有带帽子，降级，又开除党籍留党查看的右派了。
我所知道的唯一让父亲最为骄傲和有面子的事，就是在院子里同年小学毕业考试的十几个孩子中，我考上了如今说的有名的重点学校。他曾在教育局工作，又有解放区是老领导的杨槟在那里当校长，深知这是北京著名的好学校，老学校。。其实，我的幸运就在于老几岁，赶上了那时考中学，不然，我的妹妹弟弟都是可以让父亲多享受几次为子女上北京顶尖学校的荣耀 ，就象后来他们的孩子上北大所给他的满足和欢乐一样，他那心满意足的得意样子总在我心里。
中学时，父亲为我参加了每一次家长会，并且在会上总是认真发言，在家长和老师中都很出名，当时不知老师是否感谢他的想法？我不关心，也不在意。对于我这个除了学习拔尖以外，其他都和老师从不积极合作，或尽力躲开，或一言不发，倒也是很少公然说“不“，有趣的是，一个学习那么好的学生，老师从不表扬也从不批评。难怪班主任虽然一直通过父亲规劝我高中第一志愿要改回本校（而不能报其他学校），但我一直到高中都入不了团。父亲对我入团的问题是关心的，我对他抱怨时，他倒也并不那么在意和苛求我一定要入团。。到后来当我告诉他，我决定不会再争取入团，并讲了为什么。。。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也许他理解我？
在我考上女一中高中时父亲送了我一支很漂亮当时也许是很贵的墨绿色钢笔，我很珍惜，从不离手，但1966年8月，却在和同学散步时不慎掉到了北海大桥的水中，我心疼了许久许久。
文革开始不久，爸爸很快被揪被斗，我偷偷地跑到师院开的全院批斗大会，藏在人群之中，看见了身材矮小的父亲跪在台上，戴着尖尖的侮辱性的纸帽，上面写着“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我心里一阵发紧，很疼，我惊呆了，不敢看，又想看。。。。我一直也不敢和没有机会告诉他这件事，直到他在澳洲来看我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提到了这一幕，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立刻不在说了，其实我真不应该说，那时多痛苦的记忆，为什么要打开？
1969年秋天我在为一起去藏的朋友办了户口后，回西藏，在那时认为自己一辈子就会在那里生活了。我领取了结婚证，买了两斤从远道运到青海格尔木，但依然光鲜，嫩黄的香蕉苹果。。。结婚了，没有想举办任何仪式。我们从重庆沿江而下回到家里。妈妈准备了两床新被面；父亲送给我和我丈夫一人一只钢笔，是两只很普通的笔，但一定是从来不上街买东西，只逛书店的父亲自己挑选的。我很珍惜，但在每年两次从藏北野外来回格尔木基地的路上，不知是那一次如何丢失而突然找不到了，这又是一次记忆中的失去父亲的礼物。
1974年，女儿四月出生后，丈夫六月生病，我刚刚出月子要赶回格尔木，6。20日深夜，从五七干校回来的父亲和小弟傍晚送我去赶35次列车到西宁。。。那两天，一直是瓢泼大雨和狂风暴雨交替，父亲和小弟在没小腿深的雨水中把我送到车上，他们两个瘦小的个子，一直站在大雨中那昏暗的站台上，直到我无论我把头伸出多远也看不见他们身影。。。
爸爸对我女儿的那种外祖父的宠爱，以至溺爱，真有点象人们开的玩笑，拿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这些留给我的都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感动。当他从“五七干校”回来，父亲这个手无敷鸡之力的上一代学者，却可以把两三岁的蕾蕾从家里抱到天安门广场（来回至少十里地），可以自己一个人津津乐道地带孩子去吃“烤肉宛”（一个家附近在宣内大街的一个老餐馆）。。那真是对一个新生命的珍惜，也是他在那时逆境中看到的希望和欢乐。。我到现在都一直都被他的这种爱感染，特别是自己做了外婆之后，才能体会到这种爱的深切和自然。在蕾儿婚后，他不仅非常赞美蕾儿选择做全职母亲，并且很遗憾我们三姊妹没有一个人能全心全职照顾儿女。。我们从不会和他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也非常理解他作为一个父亲和作为一个男人的想法。
我“自我流放”到太平洋的彼岸后，他形容我的留学是“创（别字）江湖”。在1995和后来两次回国时曾和父亲有几次政治上的争论，1997年末他和妈妈到澳洲后我们在悉尼南天寺的一次争论（写在另一文章“一代人的精神支柱”2019。12。7）后，，让我突然一下决定彻底地不再和他争论一切政治信仰问题。不是孰是孰非，也没有谁对谁错，而是我决不再忍心把他年轻时选择的道路，他的辉煌年月和一生的精神支柱催垮或促使他对自己发生疑问！他喜欢思考，自己产生很多疑问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特别是在1979后改革开放年月以及后来的年月。但作为他的女儿，亲身生活在大西洋彼岸之后，我不必去问他问题，让他困惑，动摇他的支柱，这样是太残酷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特有的骄傲，在他的年轻时代，他也满腔热情地投入过，每一代人都需要有这样或那样的精神支柱，至于对错是他们自身去思考的，这之后，我从不和他讲这方面的事情，他是我的父亲，我们是两代人，他从来没有真得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我们四人之中的任何一个，给了我们自由和发展空间，我们也应该这样尊重他。
非常欣慰的一事是在澳洲海边度假时，我满足了父亲在澳洲太平洋的大海边的浅水中走一走的愿望，开始我是极力反对，好好劝他，我怕他跌倒后我拉不动他，他象孩子一样，保证一定小心，一定要我带他走。。。我拉着他的手往海水中走，他的手在我手里一直不停地剧烈颤抖，但他坚持走到的齐腰深的水中。。。他非常兴奋，在那里站着，任海浪冲来冲去，直到脚下沙子被一浪一浪地淘去，水变得到几乎过了胸部，才又颤抖着努力地回到岸边。。。那年他是73岁！
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是他一直想要和我讨论关于我写的几本健康营养科普书，特别是“健康的选择”中的一些故事，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是只说几句，就不知为什么打岔了。。。父亲走后，看到他在我送给他的书上划的那么认真，读得那么仔细，还做了注解和问号。。我不禁潸然泪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