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下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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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共建党百年，它也已在中国大陆执政了70余年。中共的发迹、崛起和当权，贯穿了中国整个现当代历史。如今的中共政权，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庞大、执政时间最久（之一）、统治最为稳固的独裁政权，且越发变得难以撼动。中共从建党到执政及至今的百年，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每个中国国民的人生。要想认清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推动民主法治在中国的实现，就要剖析中共建党以来的史迹、挖掘中共的隐秘内情、远望中共未来的动向走向。惟其如此，我们才可能寻到击破中共“完美独裁”的方法，进而为实现变革铺平道路。
（一）中共的发迹史暨因何夺取政权
研究中共，首当其冲的就是研究它的发迹史，了解它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统治中国的庞然大物的。关于这些，事实上是有大量研究成果的，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中共官方自己还是他的敌手对头，都有长篇累牍的史料和分析。不仅它的发迹至其执政这一过程，本文所论述的其他许多关于中共的议题，也都有数不清的现成的研究成果。而我则尽可能不采用其他学者已有的成体系的、具体的研究成果，而是依据那个时代基本历史背景和初端史实，进行合理的推理分析和综述。最后得出的结论可能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结果类似，但论述分析过程是独立的。
（1）外部势力
言归正传。中共的诞生和早年的发展，是带有强烈的外来、西方背景的。众所周知，近代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及其前身人文主义思想和启蒙思想均诞生于西欧，开创者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德意志人，《共产党宣言》则首先发表于英国，共产主义者及其早期组织第一国际也主要活动于西欧诸先发工业国。而后来，共产主义运动又在俄国风起云涌，俄国也成为世界上首个建立长期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在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共产主义政党的建立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溯及本源皆是来源于西方和北方（俄国）。
不仅在来源上共产主义是“西来”的，中国早期（1915-1935）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活动、中共的建立与运作，也深受中国以外力量的影响。实际上受苏联操控的共产国际，曾长期操纵甚至主导着中共的运作，指导或说指挥着中国的工人运动、武装起义等。
外部势力对中共早期的崛起可谓至关重要。无论是物质上的金钱、物资支持，还是意识形态的灌输，以及协助建立组织机构、提供情报，都是中共得以建党并在中国立稳脚跟的前提。虽然1930年代中期及之后，外部势力对中共的影响力大大减弱，但依旧是中共能够夺取政权的重要依靠。例如在1945-1947年，苏联在中国东北对中共的各种支持，例如移交缴获的数十万计的日军装备，以及对国军接收与布防的阻挠，就对中共赢得辽沈战役起到了关键作用，继而奠定了中共夺取整个内战胜利的基础。
可以说，没有外部势力，中共就不可能发展壮大，更不用说占领整个中国大陆、取得执政权。虽然外部势力的支持并不是中共夺取政权的决定性因素和唯一因素，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这样的历史史实，对照当今中共动辄指责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唾骂异见人士和社运分子等“勾结境外势力”，是十足的讽刺。
（2）三大群体尤其农民的支持
当然，中共最终能够夺取政权，内因还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而内因又是多方面的。在内因中，最重要的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纲领能够吸引到占人口多数的农民阶级、人数众多且代表现代化生产力的工人阶级、颇具影响力的关键的知识分子这三者的共同而广泛的支持。
不同于俄国革命和西欧共产主义运动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中共最大的依靠是农民，准确说是佃农、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等农民中的中下阶层。毛泽东的成名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深刻剖析了农村社会的阶级问题，还设计了鼓动农民运动乃至农村武装暴动的详细可行方案。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中共领导人敏锐的观察到了占当时国内人口八成以上的农民阶级的巨大潜力，以及以佃农与地主关系为代表的农村生产关系、阶级矛盾，并选择成为佃农和小自耕农等“贫下中农”一方的代言人（相反，国民党则倾向于支持地主阶级、农村精英）。他们通过宣传和动员，拉拢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参军，而更多普通农民则被领头人和大势裹挟着成为中共的支持者，成为中共基层组织和军队的成员。
中共选择依靠农民阶级的决定无疑是成功的。土地革命是中共武装夺取政权更普遍的形式，实际重要性超过了城市工人暴动。无论是1927-1936年的第一次国共内战，还是1946-1949年的第二次国共内战，乃至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期间，农民都是中共的主要兵源来源，农村是中共物资和给养的主要来源。在中共武装起义到开国大典这22年间，除最后几年的攻城略地外，绝大多数时间中共势力范围几乎全在农村。而大城市都是国统区，中共大多只能进行地下活动，只有在抗战期间可以在重庆等少数城市进行有限的公开活动。而地下活动和地上公开的占领和活动的影响根本不在一个维度。所以，称解放战争胜利前的中共为“农民党”都不为过。
中共夺取政权的最直接原因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中共在军事上胜利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有着比国民党多出数倍乃至更多的自愿兵源。在两次国共内战时期，双方武器装备差距其实并不大，兵力数量仍旧非常重要，人海战术仍是这种较低级水平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因素。中共所依靠的“贫下中农”阶层的人数远多于地主、乡绅阶层。“贫下中农”受益和感激于中共的土地政策，普遍自愿的、积极的参加中共军队及民兵组织。此外，也有许多在强制土改/流血的土地斗争中受益的农民，也被迫参军帮助中共打赢战争，以避免被地主还乡团清算。在战争中，无论是出于被洗脑的政治理想还是为捍卫或取得土地革命成果等实际利益，或者担心被国民党和地主清算，他们普遍会积极和勇敢的战斗。中共对军队的极强控制力、对军队基层强大的渗透和动员能力，也是中共军队逃兵少、作战积极的重要原因。中共军队的士兵也担心逃亡回乡后遭到中共基层组织的清算和批斗。而国民党军除得到地主阶级发自内心的支持外，只能通过“抓壮丁”等方式补充兵源。这样补充的兵源往往兵无战心，战斗意志薄弱、易叛变和逃亡。国军对士兵及士兵家乡也没有足够强的控制力，逃兵不担心回乡后被清算，最多再次被抓上战场。中共还经常发动心理战，劝诱国军投诚，对高级军官和普通士兵采用因人而异的方式诱降。这样情况下，解放战争期间国共双方兵力对比逐渐逆转，就不足为奇了。
农村、农民是中共夺取政权过程中的根基，而工厂、工人则是中共伸入城市的铁臂。在中共夺取政权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作用是很微妙的。在中共活跃的早期，工人曾与中共亲密合作，包括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和一些城市的武装暴动。但是到了1930年代及之后的十多年，大城市都成为白色恐怖的“白区”或日军占领的沦陷区，中共在工人聚居的地区遭遇沉重打击，中共与工人的关系变得疏离。虽然中共仍旧在城市工人阶级中积极经营，但影响力已不如1920年代。到了1949年中共重新进城时，刘少奇就感叹城市工人已变得陌生，习惯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与资本家的调和政策，和中共有了隔阂。但是，工人阶级也并没有真正的被国民党政权驯服，它在内心依旧更亲近中共，打算做国家的主人。城市的工厂一直都是左翼力量、左翼文化的根据地。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部分工人还是发动了不少运动掣肘国民党。当中共重新进城后，工人就迅速而完全的站在了中共一边，并在中共建政后旋即超越了农民阶级，成为中共政权在和平建设时期最大的依靠。
中共建政后颁布的宪法上写着“中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评论建国前中共与工人、农民的关系，这句话恰恰需要倒过来，即当时的中共是主要依靠农民、次要依靠工人的政治势力。
知识分子则是中共取得政权过程中一支关键的力量。知识分子虽然人数不及农民和工人，无法成为社会的主体，但却有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中共一直都很重视拉拢知识分子。早期的中共领导人本身就有大量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不仅只是共产党人，更是当时中国文坛、思想界的佼佼者。大多数中共领导人都有留欧、留苏、留日经历，在国内也是万里挑一的高材生。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可谓是“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博得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好感。瑞金时期、延安时期，中共都和中国知识界来往甚密。而中国知识界则普遍有着亲共倾向，有些还不远万里从国统区投奔中共。大批在那个时代稀缺而珍贵的青年学生，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在国统区进行学运甚至地下工作，代表着未来中国精英的选择。中共还成功的拉拢了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第三势力”，结成对抗国民党政权的统一战线。从重庆谈判到内战，再到中共主导的政协召开，知识分子为中共夺取政权提供了可观的舆论、意识形态、人脉支持。
总之，中共在夺取权力的道路上，成功的争取到农民、工人、知识分子这三方的大力支持，无论从人数还是影响力上都超过了国民党政权。所以中共说决定历史的是“民心向背”，一定程度并没有错。只是，中共对于这三大群体只是利用，通过虚假的、欺骗性的承诺得到支持，而掌权之后就逐渐变脸。知识分子、农民阶层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工人也并未真正得到民主和解放，中共自身（或者说中共的特权阶层、领导干部）成为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统治者、食利者。
（3）军事因素
如前所述，军事上的胜利是中共夺取政权最直接的原因。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中共之所以取得最后胜利，除前述兵源因素、外援因素外，当然还有战争本身的、战略战术等作战层面的因素。
毫无疑问，毛泽东等中共指战员的水平要高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方面。当国民党执着于对大城市的占领时，解放军选择了“不计一城一地得失”，把保存自身实力、歼灭国军有生力量作为主要目标。国军策划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都被解放军瓦解，国军的重拳打到了棉花上。解放军利用局部优势，集中力量消灭突出的、最精锐的国军，其余部队不战自溃。对这类战术的纯熟运用，让解放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国军还面临内部不团结、号令不统一的问题。虽然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各地军阀、各派军队，但实际上军中各势力依旧拥有较大自主权，高级将领将部队视为自己的私产，在内战中经常将保存实力放在第一位，对同袍被围见死不救，大大降低了国军整体的战斗力。如孟良崮战役中，张灵甫的74师被全歼，就和附近其他国军保存实力、不积极救援有关。而解放军相反，军事权力高度集中，全国的解放军一律听令于中共中央，军队是党的军队而非某个将领的“私兵”，有着一致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标。军权高度集中的同时，又将具体战术制定权下放，保障各级指战员的灵活性能动性。
在军纪和战斗意志方面，国军也显著差于解放军。国军不同军队军纪和素质有很大差别，如嫡系部队纪律较好，战斗力强，但杂牌军就差劣很多。而国军只有少数嫡系，大多数都是杂牌军。国民党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普遍没有政治信仰，不知为何而战，只是被迫当兵或为填饱肚子。到了战争后期国民党败势明显时，军队更是兵无战心一溃千里。而解放军军纪虽不如中共吹嘘的那样严明，但无论如何都好于国军。解放军的思想教育和战斗动员都落实到了基层，让本就有信仰和明确利益诉求的官兵更有战斗力。解放军在战争初期处于劣势时仍能坚持作战，不屈不挠，最终逐步壮大。
中共的又一个军事优势是，有一个稳定支持军队及军事行动的后方、根据地。如前所述，中共非常依靠农村和农民，并且在抗战期间开辟了大量根据地。这些根据地都由各地党组织控制，统一服务于中共的战略目标。在解放战争中，这些根据地出人（包括兵源、支前民工）、出粮、出钱，提供情报，掩护主力军队转移，合格的完成了作为战争后方的任务（哪怕从地理位置这些根据地并不一定在解放区内部）。这些根据地平时除受到少量渗透和微乎其微的骚扰破坏外，可谓安如磐石。国军如派主力部队进剿，又成了大炮打蚊子，无法对化整为零的中共基层力量造成太大杀伤。与中共如鱼得水相反，国民党虽握有各大城市和全国连成一片的国统区，但却无力对基层进行控制，城市乡村都被中共渗透。各大城市经常爆发学潮、工潮，反国民党的各政治团体活动已半公开化，让国民党疲于应付。这样的“后方”根本起不到作为后方应有的作用。
中共在情报战上的胜利，成为解放军战胜国军的关键。中共情报系统早已渗透到国民党高层，以致中共对国军的部署和动向了如指掌。如解放战争期间身处国军决策层的少将郭汝瑰，向中共泄露淮海战役中国军的兵力部署，导致原本实力占优的国军被解放军围歼。还有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也是中共间谍，直到国军撤到台湾时才暴露。而国民党方面完全无法渗入解放军指挥系统，对中共高层的战略决策一无所知。双方在情报战方面的成果可谓差距悬殊。
“枪杆子里出政权”。国共争霸中，军事较量的结果是最直接的、具决定性的。中共能够取得政权，取代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说到底还是凭借暴力实现的。当然，军事上的胜负受许多非军事因素的影响，例如兵源就取决于双方的支持基础，外援则取决于外交。
（4）运气与机遇
不得不说，中共最终取得政权，也在于其有着非凡的运气。在创党初期，中共就险些被“一锅端”。1931年，顾顺章叛变又差点让中共在“白区”中枢被一网打尽。但相对于这些，对中共最有幸的，莫过于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的爆发。
1927年到1934年，经过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中共控制的地盘不断压缩，最终被迫“长征”。值得强调的是，红军在江南苏区的溃败，主因并不是中共所称的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导致的意外结果，而是当时国共实力对比和中国政治军事社会情势下的必然。在国民党政权强大的武力打击下，中共已无法继续再在靠近国统区中心的华东、华南立足。
1935至1936年，数路红军经过长征的艰苦跋涉，来到陕北落脚。此时仅仅几万残兵疲兵，却面临着驻扎在陕西的数十万国民党军（东北军、西北军）的围剿。现在的人们将陕北理所当然的当成长征的终点，以为到了陕北红军自动就安全了，其实并不是真相。如果没有后面的变故，陕北对于红军，很可能只是如湘西、四川那样，是逃亡过程中不得不停留、又不得不离开的一个地点。那时，虚弱的红军即将面临国军的致命一击。如果攻击发生，红军不是被歼灭，就是再度“长征”，逃往苏联和蒙古。虽然这期间红军也取得了如直罗镇战役那样的胜利，但仍不足以与陕西的国军主力抗衡。红军西路军惨败于西北地方武装马家军，就证明了当时红军的脆弱。
但就是在此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逼蒋抗日”，并向红军抛出橄榄枝。结果不仅提前暴露了蒋介石筹备的抗日计划，招致日本警惕和提前侵华，还让红军绝处逢生、死灰复燃，使得中共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如果说西安事变让中共得以喘息，那么抗日战争的爆发则成就了中共的恢复和崛起。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就念出“卢沟晓月”来暗喻中共的命运将柳暗花明。事实果然如此。国军只能集中力量应对日军，再也无力压制中共。面对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只好允许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自此，中共政权可以合法的存在于中国领土，不再是“匪”，不用再遭受颠沛流离、到处被围剿追击的命运。
毛和中共并不满足于割据一方的状态。一旦获得喘息，他们就想着增强实力、扩张势力，为夺取政权做准备。八路军很快在日军、中央军、晋绥军犬牙交错的山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此后，长江以北各省（不包括东北和青海新疆）都出现了八路军和中共游击队，抗日根据地四面开花。在南方，残留的红军也改编为新四军，同样在四处扩张。南方的新四军由于处于日军和国军重兵之侧，扩军较慢。而北方的八路军则迅速扩军，在根据地和国统区日占区都招兵买马，很快超过了作为一个集团军应有的编制人数。到1940年，八路军人数竟增至40万人，是建军时的10倍。1945年，八路军人数突破100万人。
扩军的同时，中共也在扩张地盘。在国军与日军浴血奋战之时，中共抓住机会在乡村地区建立根据地，培植自己的势力。其中在山东、河北、山西等地的扩张最为迅猛。凡是日军因兵力不足等因素无法有效控制的地带，八路军皆见缝插针，成立抗日根据地或游击区。八路军虽也进行过对日作战，但无论从战役规模、歼敌人数上都无法与国军比拟。中共所引以为豪的几场战役，也很有水分。如被中共吹捧至今的平型关战役，其实仅歼灭日军300-500人。而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主要是破坏日军交通线，但对日军有生力量杀伤有限。如果说1940年及之前八路军还与日军有不少交战，那么1940年“百团大战”后则很少再与日军爆发激烈战斗。南方新四军对日军打击更少。在反扫荡战斗中，八路军游而不击、利用平民当肉盾和掩护，让平民百姓成为日军的出气筒，导致更多平民遭到日军报复性杀戮、强奸，村庄被烧成瓦砾。这样的抗战得不偿失（我并不是说要中国军民委曲求全放弃抵抗，而是这样的游击战实在得不偿失。数百万中国平民被杀害、强奸，许多村庄被“三光”一空，如果能歼灭数十万或只是十万敌军尚可算是值得，可是这种敌后抗战八年中也就消灭数千日军（其他歼灭的约30万日军均是通过正面战场或者虽在敌后但仍是大规模战役（而非游击战）才实现的）。八路军、新四军还在抗战中时常与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发生摩擦甚至大规模冲突。当然这不是中共一方的责任，但同样也不是国军单方面的问题。例如中共总是提及国军“同室操戈”的皖南事变，却故意忽略此前发生的新四军歼灭国军的黄桥战役。
八年抗战，让中共从只有不到5万军队、地盘仅有陕北及其他零星根据地的割据小诸侯，变成了拥有120万正规军和90万民兵、控制和影响着超过一亿人口的庞大政权。中共在1927年后遭遇惨重破坏的党组织也在抗战期间得以恢复，党员人数从谷底回升并超越了1927年时的数字。抗战爆发前奄奄一息的中共，在抗战结束时已可以自信的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毛泽东晚年多次发表“感谢日本侵华”的言论，确实是发自肺腑、情不自禁。
抗战结束后，中共的好运还在继续。在对华问题上，美国始终犹豫不决。不同于在欧洲坚定的建立“铁幕”对抗苏联，在亚洲美国只把日本、韩国作为不可侵犯的底线，对中国的未来暧昧不清。中共在延安和重庆的政治表演成功迷惑了一些美国军政要员，让他们对这支看起来淳朴和富有理想主义的力量充满好感。两相对比，这些美国人更加厌恶腐败的国民政府，自然不会替国府说什么好话。而继罗斯福上任的杜鲁门与蒋介石有隙，不愿意全力支持后者。美国主导的调停工作还让中共在关键时刻有了喘息之机。不像苏联给予中共实实在在的支持，美国一直限制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导致国军仅有少量美械部队，大多数军队武器装备与中共军队并无太大差距，空军力量也不足以对地面战场产生重大影响。
就是在美国的犹豫不决之下，中共用三年多的时间击败了国民党政权。即便如此，杜鲁门还不打算阻止中共解放台湾，一度打算默认中共统一中国，试图以此换取中共在美苏冷战对抗中的相对中立。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共大力支援金日成政权入侵半岛南部，美国才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避免国民党政权的彻底覆灭。但这只能让蒋介石保住那块小岛，中共则很快占据了全部中国大陆，并成为统治它至今的主人。
（5）综述
中共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既是因为它在特定的时期的确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也有运气和机遇造就的成分；它自身的奋斗与能动性非常可观，但外部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在军事上的成功是它当政的最直接原因，“枪杆子里出政权”诚不欺人。除了以上提到的原因外，中共的成功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因素，如作为列宁式政党典范所有的严密组织性、毛泽东等领导人个人的强大能力、得到国内地域性利益集团的支持等。但因为比较次要，本文就不便一一论述了。
（二）历次政治运动浩劫惨痛中共却屹立不倒的原因
从苏区的肃反，到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的镇反、反右、文革，以及六四镇压，都给国家民族造成了巨大创伤，不仅国民深受其害，许多时候中共内部的党员干部也难以免灾。但这个政权却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看起来令人费解。
不过探究其原因，也没有多么神秘。
首先，中共政权对于国家拥有绝对的控制力，垄断了包括暴力资源在内的各种重要资源，没有人可以进行制约和对抗。一个暴政垮台的前提，是需要有能够推翻它的力量存在（或这种反抗力量有机会有条件酝酿）。否则，暴政再肆虐，受害者无力反抗，那再残酷的暴行都无法使政权覆亡。而中共正是有这个特征。例如反右、文革时，并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进行反抗，零星的抗争根本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大饥荒更典型，即便几千万人饿死，也没能阻止和团结起来争个活路。因为军队和警察力量完全由政权垄断，而户籍制度及队社、街道、单位及相关基层党组织等的存在，则让原子化的民众根本无力对抗，甚至连逃荒要饭都被遣返。中国大陆全部置于中共控制之下，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毛泽东带领中共创建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反抗国民政府，但它执政后却最为提防基层的星火燎原，不允许再有一块革命根据地出现。
非常类似的例子还有朝鲜的金家政权、柬埔寨红色高棉，都是制造了惨重灾难却并没有导致人民的有效反抗（红色高棉政权是因越南入侵才被推翻）。东方社会崇尚秩序、集权，个人自由原本就被剥夺许多，而深受列宁和斯大林现代极权主义影响的各东方共产党政权则变本加厉，在利用旧有的巢窠基础上编织更密的罗网，让受害者只能任人摆布。当整个社会就是大监狱，赤手空拳、被囚禁在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牢笼中的人们，即便人再多，即便受到迫害再深重，也只能承受。西方国家的人对此不能理解，很大程度就在于他们与东方人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例如他们认为允许人自由迁徙、私有领地受到保护是天经地义，完全想不到有连穿衣吃饭都被严格管束的国家。
第二，中共是一个体系严密、内聚力强的组织，其团结性、纪律性、吸附能力都非常惊人。这样的组织就意味着它不容易从内部打破。如前所述，中共政权对国家有强大的控制力，统治阶级之外的人无力反抗。那么统治阶级内部呢？
中共统治集团的运转，结合了列宁式政党、斯大林式官僚体系、中国传统的等级制等多种政治机体的特点，这是毛泽东等人有意为之的结果。其具体的运作细节我并不了解，从它显露的冰山一角以及效果来看，它的确能够让成员对党保持忠诚，哪怕党在迫害他。即便被迫害，他也会看成是党内一些人的个人行为，而不会因此反党和背叛（除非有强劲的外部力量拉拽）。当一个人成为中共体系内的成员，往往就不由自主的陷入既定的程式中，会将残酷的政治斗争包括对自己的迫害做出特定的反应，主动为中共及它的体制辩护，很难跳脱出党营造的价值体系。
第三，中共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纠错能力。历次政治运动都不会无限期进行，在出现某个机会或达到某个阈值后就会停止。中共还会对此前发生的错误做出一定的补救，哪怕这种补救受益不均、杯水车薪。而且在有些时候，它的转变和修正是非常果断的，例如文革后较迅速和大规模的平反了建国以来各种冤假错案；六四事件后，当国内外都以为中国将倒退回闭关锁国和极权暴政的毛时代那种情形时，邓小平通过南巡和召开十四大，确立政治保守经济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坚持党的领导同时又坚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中国经济在六四后继续行驶在快车道。这样，党内外都不会对中共彻底丧失信心，自然也不会想去推翻它、摧毁它。何况，国人普遍对强权强人犯罪容忍度高，只要停止伤害或者只是减少伤害（还在继续伤害），人们就感激涕零了，根本不会考虑什么补偿和追责。所以政权不断犯错、改错，再犯再改，就可以一直走下去。
第四，中共统治集团成员无论如何受害，也还享受着既得利益。而差异化的资源分配，总是可以让既得利益者对政权忠诚。虽然中共历次政治运动都有党内成员甚至高层受害，但是他们所受苦难普遍低于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例如文革中被流放的中共权贵精英，大多仍享受较高待遇。即便入狱服刑，往往也是在秦城监狱这种专为上流人士打造的贵族监狱，或者在普通监狱也享受特殊待遇。如果不死，他们都有复出的机会，文革后大批被打倒的领导干部重新成为显贵就是例子。现在进监狱的贪官污吏，也比牢狱中的老百姓好出太多。何况这些人通过各种假释和减刑，很快就又过回花天酒地的日子。即便他们自己无出头之日，子女还能利用他们遗留下来的庞大资源和关系网。
所以他们知道，只要还是党的人，就还有日子过，未来还有好日子等着。如果叛党反共，挑战整个既得利益阶层，不仅成功可能渺茫（甚至大多数人根本找不到有效的反抗途径），还必然死无葬身之地，还牵连子女甚至家破人亡。他们当然会做出相对最优的选择。
（三）中共不同领导人当政时期的特点及演化趋势
由于时代背景不同、领导人个人价值观和性格不同，不同时期的中共呈现出非常不同的政治风格，并反映在现实的政策和所鼓吹的意识形态上。但另一方面，中共从建党到建政至今，又有着一以贯之的特点，不同领导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着一致的观点与主张。
（1）毛泽东掌权之前的中共
在第一任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时期，中共还是一个很富有理想主义的、非暴力的政党。那时候的中共，还没有变成列宁式政党，党内的民主气息还很浓厚。
到了北伐战争时期，中共开始蜕变为一个以夺取政权为目的，功利性明显的政党。这时中共迅速发展壮大，成员鱼龙混杂。虽然这时已开始变成列宁式的具有严明纪律的政党，但还没有形成党内的专权独断。北伐战争期间中共在城市和乡村的作为，已经显露了它暴力、残忍、为达目的不惜代价的特征。
“四一二政变”之后，中共遭遇惨痛打击，整个党变得敏感和神经质。在恶劣的内外环境下，中共变得越发残忍，并且这种残忍开始大范围针对内部。在苏区惨烈的“肃反”运动，就是最典型的体现。这时的中共已与苏共无异，党内没有民主法治和及时纠错机制，人与人的分歧争端没有和平解决的渠道，政治斗争愈演愈烈。为政党的“纯洁性”及排除异己的私人目的，反动肃清变本加厉，肉体消灭成了党内斗争中司空见惯的手段。
（2）毛泽东时代
1936年之后，毛泽东逐渐掌握了中共的大权，并持续了四十年之久。毛泽东是一位个性鲜明、权力欲旺盛、斗争技巧高超的政治家。毛深深的影响乃至重塑了中共，其影响持续至今。在毛权力鼎盛时期，毛本人就是中共的化身，中共完全是毛实现个人意志的工具。
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共实现了思想意志上的统一、纪律的统一、行动的统一。当然这种统一指的是宏观上的、整体上的，并不是说在何时何地中共所有成员都步调一致、没有分歧。此前的中共，只是有共同理想的人为共同目标而凝聚在一起，却没有一个现实的领导核心。毛的出现，让中共有了“主心骨”，有了实际效忠的对象。同时，个人崇拜也出现并形成，毛泽东被神化，其言论成为金科玉律，一举一动都被赋予伟光正的含义，批评的声音日渐消失，毛成为中共、中国的主宰者。
毛泽东掌权后，中共不仅确立了领导核心，也明确了具体要实现的目标、要走的道路，中共的前途清晰了起来。毛泽东既是天才的理论家，又是坚定的实干家。厚厚的《毛泽东选集》充满着毛的神思妙想，让人不得不感叹。中共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击败蒋介石的国民党集团，毛泽东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正确决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毛时代的中共总体是暴烈的、带有革命色彩的，政治变动是剧烈而涉及广泛的。无论是抗战和内战中的军事冲突，还是从延安整风到反右文革的政治运动，都是到处见血和出人命的。这与后面几任中共领导人掌权时的情况有显著差异。
毛泽东掌政时期的中共，是理想主义与务实主义的混合体。一方面，它依旧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建国前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承诺、在解放区推动民主试验和“三三制”等，建国后实行公有制、集体化，乃至发动文革，将政治理想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
另一方面，毛掌权后中共实际上放弃了对马列主义基本教义的坚持，代之以极具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如依靠农民而非工人赢得革命胜利、利用中国传统的封建忠君思想和驭民之术操控社会、拒斥西化和近代人文和个人主义思想、坚持国家独立自主高于国际共运力量合作等。毛对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改造，让中共得以“接地气”的存在于中国。在抗战和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中共为拉拢更多力量，主动对各阶层伸出橄榄枝，包括对地主和资本家妥协，建立统一战线。中共进军东北后，还赦免、收编、留用了大量日军及前伪满军人（包括一些战犯），以及伪满经济、政治、交通、文教等系统的专业技术人员。这些都是为中共生存发展而做出的务实举措。建国后中共在内政外交上的务实主义行为更是不胜枚举，如选择与意识形态对手美国和解联美制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中日邦交正常化、召开七千人大会检讨冒进过失、严厉镇压知识分子却爽快赦免国军将领、每次政治高潮后都会重新任用一些被打倒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等。
毛时代中共的这些特征，既有时势造成的，也有毛个人决策的因素。无论如何，毛泽东的主观行为对于中共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毛泽东比其他任何一位中共领导人都更加主观和主动的塑造了中共，其他领导人主要是顺应时势，毛则带领中共制造和改造了时势。
由于毛泽东掌权时间很长，所以毛时代的中共特点是有明显变化的，如建国前和建国后的差别。但共性大于差异。
（3）华国锋时期
华国锋当政期是众所周知的过渡期。“两个凡是”和“抓纲治国”是他当政时的关键词。之所以说他“当政”而不是“掌权”，是因为他当时并不握有全部实权。他是依赖汪东兴这样的毛的遗忠和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支持才勉强坐了大位。
华国锋时期的中共在守旧和改革间摇摆。当时人心思变，普遍对文革造成的严重破坏如经济崩溃和无政府状态不满，希望让国家走上正轨。但因毛刚刚去世，余威犹在，极左力量还把持着重要职位，反对大幅改变毛时代的方针政策。
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和改革派的崛起，过渡期走向终结，华国锋也结束了他短暂的“英明领袖”生涯。
（4）邓小平时代：胡赵开明派主导的政治春天与民主化夭折后江泽民治下的“闷声发大财”
从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中国真正的最高掌权者都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鹏、江泽民都只是不同时期邓路线的执行者。当然，这些人也都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能动性，但归根结底是被邓小平的阴影笼罩的。
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几乎完全抛弃了理想主义，全面拥抱了务实主义。如邓的“猫论”、“不争论”，都在强调实践、发展、积蓄力量。内部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外停止输出革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韬光养晦。放开私营和个体经济、国企改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流行和集体经济的瓦解，都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回归。中国在进行数十年破坏性探索后又“回到解放前”，经济形式变成资本主义，并且有很大比例的官僚资本主义成分。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并非坚持政治理想，而是为了维护统治、为经济建设护航。
在胡耀邦和赵紫阳当政期间，中共是有走向民主法治的趋势的。当时中国改革的步伐，一度不落后于苏东国家。政治开明带来的是舆论的开放、社会的自由，中国迎来了中共统治下第一个比较长久的政治春天。如果民主转型顺利，中共就可能转型为社会民主党，由专制政党变为民主政党，彻底改变它的性质。
可八九六四终结了这样的趋势，中国的民主进程夭折了。但民主被镇压一定程度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内心都反对政治多元化，原本就没打算让中国变成“西式民主”国家。他们只赞同在大刀阔斧的进行经济改革，对政治改革十分谨慎，底线就是不能动摇中共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他们不希望中国继续毛时代的贫穷和动荡，但更不希望中国“走上邪路”。胡赵二人虽然曾在名义上位居最高领导人，但实权尤其军权还是在邓小平及中顾委那些元老手中，这些根基浅薄的开明派怎斗得过老奸巨猾、经历过战争和历次政治斗争洗礼的中共元老。
江泽民执政后的发展模式，才是邓小平内心最中意的。这个模式特点就是在中共垄断政治权力的前提下，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开放，排除不必要的政治干扰，给予民众以基本的安定和有限的自由，刺激经济发展，实现国家的强大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通过差异化的分配保障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的特殊利益。反过来，特权阶层为维护这些既得利益，又会积极捍卫中共政权。从经济发展中分得一杯羹的普通民众，也会认可政权的统治。这样一来，中共政权就可以稳固，国家也就长治久安。这时的中共，其政权合法性来源已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经济发展的成果、红利。中共也彻底蜕变为一个超级利益共同体，再也没有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为了弥补实质上放弃共产主义追求和革命斗争精神导致的理想信念缺失，更为了政权遮羞和对内思想凝聚需要，邓时代及之后的中共选择高擎“爱国主义”的旗帜，将中共与中国、中华民族捆绑和甚至强行等同，以此抵御来自西方的普世价值和自由民主思潮。虽然事实上，中共才是损害和出卖中国及中华民族利益最多的政治集团。中共一定程度上的确成功的将“反共”和“反华”划上了等号，利用狭隘的天朝和国族观念束缚人民、对抗西方。但归根结底，中共还是通过发展经济等实用主义争取的人心，“爱国主义”和“民族复兴”更多只是一种宣传罢了，已经无法像毛时代的阶级斗争那样激起疯狂的政治热情。
邓小平通过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共十四大，将其一手设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下来。1997年邓小平去世，邓的路线在其死后仍旧长期的执行了下去。邓不需要有毛泽东死前那种怕被翻案、政策被终止的担忧，因为改革开放顺应了时代潮流，从上到下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再回到那个物质极度匮乏、残酷的政治斗争接二连三的岁月。
（5）胡锦涛、温家宝时期
胡温执政时，邓小平已逝世多年。但纵观胡温时期，处处都可以看到邓小平理论的影子。
胡温是典型的守成之君。他们所做的，就是跟随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步伐，继续埋头发展，并针对一些新问题或日益突出的问题做出一些小修小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都被胡温一字不落的继承了下来，经济继续腾飞，政治继续专制，人们还是“闷声发大财”。这段时间可谓是“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时代”。
在胡温时期，改革开放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如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的凸出，经济改革因政治滞后而面临瓶颈、贪污腐败愈演愈烈等，社会矛盾激化。于是维稳体制应运而生。广义的维稳体制从中共建政时就存在，但专门针对公民运动、社会运动、维权运动及其他群体事件或个人激进行为的专业化压制体制，是在胡温时代成型的。
胡温政权也面临着政治民主化的压力。他们不愿也无力去正面解决这一问题，而是以政权惯性和维稳体制将问题拖下去。胡温既不想倒退，也不想进一步改革开放，在处置政治和社会问题时往往是模棱两可的模煳态度。激进的政治运动被镇压，但温和的反对力量在滋长。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给了国民相对自由的探索历史、评论现实的条件。那时的互联网管控还不严厉，民主自由的气氛就这样弥漫于网上，又常常作用于线下。互联网的发展普及让被维稳体制制压的中国民间，意外的获得了有一定自由的空间。“围观改变中国”就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口号。
就在这亦紧亦松的状态下，胡温政权落下帷幕。温家宝在最后一次出席记者会时说，“政治体制不改革，文革悲剧就可能重演”，也算是表达了一种心向变革、反对倒退的态度。胡温二人都是技术官僚，做事循规蹈矩，既没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与专制欲望，也没有厉行改革的勇气与能力，只能萧规曹随般的延续邓江时期旧的政策，带领中共沉默而焦虑的统治着中国。
（5）习近平时代
当人们以为中国将继续在渐进改良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前进、官方进行有限的变革或起码不倒退、民间力量发育的也将更加成熟时，习近平的上台将这一切逆转了。这样的逆转颇有些出乎国人世人的预料，但的的确确发生了，而且将深刻的影响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习近平上台的第一年，一度展现了一种亲自由主义的姿态。他声言要深化改革开放，大力反腐，实现民族复兴，国家曾呈现出一种向上的气象。但到了2013年，局势就急转直下。以南周新年献词事件为标志，中国有限的新闻自由也被剥夺。后来的“党媒姓党”和炎黄春秋杂志社整顿事件，进一步实现了中共对舆论的完全控制。而公盟、传知行、益仁平等公民组织和公益机构相继被取缔或被迫停止运作，则让中国好不容易萌芽的民间组织化公民力量被摧毁。“709”大抓捕则打击了公民维权抗争的关键力量--维权律师群体，使得广大冤民们难以再通过法律途径伸张正义，中共标榜的“依法治国”也彻底沦为空话。“七不讲”和“十六条”标志着习时代中共对高校控制的强化，原本应是学术、启蒙、社会变革前沿的学校，变成了死气沉沉的大监狱。
习近平不但对党外的反对力量不遗余力的打击，对党内挑战他的势力也不手软。“红二代”意见领袖任志强被重判18年、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被开除并被迫流亡国外就是例子。还有他在第一个任期发起的超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同样是以肃清政敌、号令一致为目的，屡次提及要清除“薄王遗毒”，将孙政才等没有听令于他的高官送进监牢。“不许妄议中央”也让中共长期提倡的“党内民主”荡然无存。随着十九大的召开和次年任期限制的废除，中共曾一度实行的固定任期制和集体领导制被终结，习近平实现了空前的政治集权，成为毛泽东之后权力最为集中的中共领导人。
习近平不止是在掌控权力上效仿毛泽东，其执政风格和价值导向也向毛时代贴近。如重提毛时代的“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样的政治口号，公开提出效仿毛时代基层治理的“枫桥经验”等。习近平政权也越来越多的提出学习毛时代的长征精神、井冈山精神等，把弘扬红色传统当成对国民的政治教育内容之一。相反，改革开放越来越少被提及，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活动很低调。至于涉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则被严厉禁止，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就称要坚决抵制西方的“宪政民主”、“司法独立”思潮。
在对外关系上，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积极扩展中国对外影响力，与美国竞争。在执政最初几年，习近平对外姿态颇为强硬，包括高调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等。但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和国际上对中共抵触的加深，中共对日韩印等邻国放低了身段，转向应付美国的贸易战、“五眼联盟”的外交与情报围堵、欧洲的人权攻势。不过，因华为孟晚舟事件、新冠疫情、涉港涉疆问题等因素，中共政权对外关系越发捉襟见肘，日益陷入更深的泥潭无法挣脱。
对国内的两个“热点地区”香港和新疆，习近平都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策略。中共在连续挫败香港的“占中”和反修例运动后，通过出台《港区国安法》和修改香港选举机制，挤压自由主义在香港的势力及对大陆的渗入，试图将香港完全置于中共统治之下。习近平政权在新疆更是以建设集中营、超大规模的长期拘禁方式，压制维吾尔等民族的穆斯林的反抗活动，以暴力和高压维持稳定。习政权在香港和新疆的所作所为虽遭遇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和制裁，但其毫无退缩的迹象。不过，这种激烈的行动在所在地区和外部都面临着巨大压力与风险，激进手段能够持续多久尚未可知。习政权在这两个重要边疆地带的强力行动，展示了习时代中共面对剧烈内部矛盾时自信与焦灼的并存。
新疆是习近平政权治下中国相对最窒息的地区，其他地区或多或少也都构筑着这种高压维稳的模式，且新疆模式随时可以在全国其他任何地区推行。而随着新冠疫情爆发而推行的各种封城隔离及行为监测措施，则将这种可能逐步推向实践。依托现代信息技术而建立的大数据极权，习近平政权对社会和人民有着前所未有的控制力。这种控制力甚至毛时代都难以企及，因为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技术，将人的一举一动都时刻监视和记录下来。习近平政权既有着相应的技术手段，其权力又不受制约和监督，黑箱政权将民众变成透明人，后者面对科技的降维打击只能任前者鱼肉宰割。
习近平统治的这近十年是中共一个很独特的时期。它没有毛时代的暴烈革命和残酷运动，却有毛执政中的反智、野蛮与偏执；它不像邓小平那样旗帜鲜明的强调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却在巩固邓路线造成的官僚资本主义膨胀、贫富差距和道德堕落。习时代的中共似乎和胡温时期一样是在继续拖延改革、得过且过，但习明显在通过开倒车的方式制造历史逆流，主动而强烈的阻止时代的变革。习近平也在效仿毛泽东，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和蓝图，并对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想和实践进行修改，试图重新塑造中共，开创一个由他领导的盛世，成为毛邓之后中国的又一“伟人”，甚至试图超越毛邓的“功绩”。但从现实来看，习的企图是失败的，即便他还可以再执政十几年，也看不到他的梦想在未来有成功的希望，反而会将中国拉入更黑暗的深渊。习领导的中共更加成为一个强固的、与群众对立的利益集团，通过内部的利益捆绑与阶梯式分赃维护着内部团结和对外一致，绑架着国家、民族与人民，击鼓传花般的延续着这个利益共同体的世代相传。
（6）演化趋势
从中共建党至今，中共政权的特点是不断变化的，但不确定中也有一些规律和轨迹可循。
在1950年代之前，中共是颇具理想主义的政党，一切以推翻旧秩序、实现天翻地覆的变革为目的。随着中共逐渐拥有实权，其理想主义日益褪色，务实主义、功利主义色彩日益浓厚。到了掌权后又尤其1990年代后，中共逐步变成了固守既得利益、维护既有秩序的保守主义政党，形左实右成为它的底色。显而易见的，中共也从意识形态浓厚的政党，蜕变为利益至上的集团。
中共经历了由分权到集权，再到分权、再次集权几个阶段。在毛泽东掌权前，中共没有哪个领导人有绝对权威，到了毛时期才变成党首说一不二。邓时期党的领导权有所分散，胡温时期进一步实现了集体决策。但习近平再度让中共变成“定于一尊”、党一把手说一不二的高度集权体制。
在对待民主政治、人民呼声和对外关系方面，中共在开明和保守间摇摆不定，但总体趋于保守。如1940年代和1980年代的中共，都表现出亲民主和开放包容的强烈倾向。但在其余的大多数时候，它都牢牢的掌握着政治权力，通过制度、意识形态和暴力机器构筑统治的高墙，警惕的对待民主的呼声以及自由开放的外部世界。
（四）从中共的历史中得出中共的性质
根据以上所述，中共的大致历史和各种特性已经比较清晰明了了。那么，根本上说，中共是个什么性质的政党？
笔者的结论是，中共是一个专制的、暴力的、灵活善变的、强硬顽固的、混合中外统治技能的、以信仰为招牌以利益为纽带的极权主义政党。它在夺权和执政中，总体上是排斥其他政党、垄断政治权力的；以暴力手段得到政权和实施统治；高度务实而手段灵活，为维持统治愿意在意识形态和方针政策上进行重大妥协和调整；在维护统治、捍卫特权阶层利益上毫不手软，政治红线有位移但始终存在；结合了中国传统儒法思想与外来的列宁斯大林模式及法西斯主义要件；构建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全党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政治荣誉，但本质上是以共同的现实利益为基础团结和巩固全党，以维护和拓展党内成员特殊利益为第一目的。中共这样的性质在将来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除非时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五）中共一党专制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有生命力吗？
读史可以更好的预测未来。中共的未来如何，可以从中共的历史痕迹和当下状况得到相应的信息，依据这些已经发生的，再考虑当代特别的政治与社会环境，预判它未来的各种可能。
根据上述中共的历史及特点、性质，中共显然是一个极擅于建构政权、驾驭民众的政治集团，其组织严密、纪律严格（仅指忠诚与依附性、内聚力），高层行事沉稳果断、决断力强。在维护统治这条底线之上，中共有着罕见的务实性、灵活性、柔韧性，能够适应时势的变化，有效利用环境中对自身有利的因素，不断更新方针政策，延续和巩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一大二公”和文革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社会混乱，但中共始终牢牢的掌控着大权，即便饿殍遍地、剧烈动荡时也成功扼杀了国内任何政治异力的萌芽，阻断了外部力量任何可能有效的渗入。毛死后不久，中共领导层果断放弃阶级斗争和教条主义，走向改革开放。八九六四后，面对国内国际压力，中共坚持政治上一党专制同时又坚持经济领域的深化改革，举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旗，成功顶住冲击造就中国经济奇迹，政权企稳并逐渐形成“中国模式”。而经济自由化同时，党禁报禁始终严格，中共对政治权力与舆论的垄断反而加强，不给反对势力任何实际参与政治的机会。
今日的中共，已通过构建“中国模式”，将自己嵌入了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中，变得与中国“不可分离”。所谓“中国模式”，即政治专制与经济开放并行且相互配合，以维稳体制及造就的“低人权优势”，激励、诱导、迫使国民参与生产建设，再以权力根据强弱高低分配劳动成果，主要依靠暴力机器抑制一切不满与反抗，让社会依照强权设定的秩序运转。这种模式与西方自由开放、重视平等的社会在主要特性上恰恰相反，但同样具有非凡的活力。甚至由于其“低人权优势”和集权优势，有时比西方的模式更具竞争力。“中国模式”的形成，让中共有了“不走西方道路”的资本，甚至输出“中国模式”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与西方世界分庭抗礼。
“中国模式”可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漫长的历史中，中国长期作为一个自给自足、自成体系的社会系统，有它自己的、截然不同于西方的政治逻辑、经济模式、文化特色和社会关系。专制主义及维系专制的相关制度、配套，是中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被卷入全球化后，各方面都受到来自外部的很大冲击，但并未摧毁中国自有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共虽自命为革命政党，曾一度表现出激烈的破坏传统的倾向，但实际上却在不自觉甚至部分主动的效仿中国传统。文革结束后，中共更是公开的拥抱了传统，并用作对抗“西化”的工具。中共塑造的“中国模式”是建基在传统中国已有的社会系统之上，而旧有的东西往往都有很大的稳定性，并且在现代社会仍有着无处不在的影响力和持久的生命力，中共对传统的借靠是很成功的。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以及遗留至今的种种经验、习惯，是中共取之不尽的统治财富，是对抗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文明的法宝。从毛至邓再到习，能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坐稳江山，实际依靠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
经济的繁荣与凋敝、人民物质生活是否充盈，对于一个政权是否合法、是否稳固至关重要。中共近几十年到现今乃至可预见的未来，都是也将继续是以改革开放为底色，保持经济可观的自由度，并发挥政权的调控作用，着力发展经济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虽然习近平对改革开放态度并不积极，但他实际奉行的路线（尤其经济路线）却还遵循着改开的基本方向。只要这样的政策继续，那么中国就不会像其他一些“失败国家”那样，因经济崩溃导致人民丧失对政权的信心以致政权瓦解。邓小平以来各中共领导人“抓经济”的确是抓到了点子上。相对于毛时代能引一时狂热却无法长久的意识形态动员，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更能拴住人心。
经济成果的分配确实存在极大不公，但国民生活水平普遍比以前有巨大提高也是事实。哪怕这种提高的原因是席卷全球的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跨越式提升，而非中共一党一派自己的功绩。古代和近代频发民变，人们不畏死亡的反抗，很大程度在于生活极端贫困，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是常事，反正都是死不如起来暴动博个富贵。但今日不同，即便是没地位没文化没门路的底层，肯辛苦做工的话，一日三餐吃上简单但足量且可口的饭菜还是没问题的。此外，科技发展和产业更新，也使平均劳动强度比以前大大降低、劳动安全系数大大提高了。而中上阶层则更能生活在物质非常丰盈和优质的环境中，这些最具变革能力的人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模式的受益者，更没有革命的物质动机。而反抗政权则是牢狱、酷刑、送命，还要连累亲属。排除追求权利和尊严等非物质层面，从纯粹的利益和基本物质欲求角度，如今的人们已没了舍命反抗的必要。至于不公不义，反抗之后会遭遇更多更大不公不义。一面是劳动就可生存，一面是维稳体制的铁拳，绝大多数人都会做出本能的选择，哪怕这种生存缺乏尊严、不体面、不自由。人既欲壑难填，又容易知足，就看环境如何诱导、体制怎样规训。工业文明制造的“奶头乐”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管用的，而它的成本却很低。最重要的是，中共政权不仅有“奶头乐”之类的“胡萝卜”，还有暴力机器支撑的维稳“大棒”。只要经济不崩溃或者发生较大的下行，中共政权就能长期的继续维持下去。
社会治理的得失，同样是关乎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因素。所谓“社会治理”，即政权及政权附属力量对国家、公民及社会的管理与服务，成效体现在经济、科技、法治、治安、基建、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等诸多方面。社会治理能力是一个政权执政能力的直接体现，反映了政权驾驭社会的成熟度，关系到民众对政权的满意度。纵观世界，社会治理能力与政权性质（是民主还是专制）无线性关系，社会治理水平高的既有欧美民主国家，也有转型前的韩国、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这样的威权政体，破败的第三世界也是民主与专制政体并存。仅从效率和结果上看，民主并不能为社会治理加分太多，甚至成为掣肘因素。
中国的社会治理，评价起来颇为不易。一方面，在经济与科技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文教卫生服务等方面都可圈可点，社会生活的组织化现代化水平高，社会治安和公共空间的有序性更是超越所有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它的管制没有民意授权和监督，也没有独立的司法予以规范，粗暴践踏人权，不允许公民自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第一任务是配合政权的统治和维稳；而它的服务则严重不均衡不公正，腐败严重。中国的社会治理也偏重于“管理”而非“服务”，重视外表而忽视实质、立足于政权兴亡而非人民忧乐，整体上有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但无论如何，考虑到治理效率和硬指标的加权，中共治下中国的社会治理水平在世界上算得上中等偏上，肯定不是“失败国家”那种山河破败、社会失序、民生凄凉的境况。社会治理作为政权维系统治的手段，当然包含着具体的社会管制术，驭民之术就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而现代信息技术，又成为社会治理的得力助手、管理民众的神奇道具。
信息技术的加持，正是中共敢于肆意倒行逆施都不需担心大规模有效反抗的关键。科学技术革命性的进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巨大而深刻的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者与弱者间的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信息技术时代，无处不在的大数据和监视系统颠覆了人的处境和与他者的相对关系。强者、掌权者一方通过信息技术，将弱者、被管理者一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记录和监视起来，并且可以使用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武器、机器进行管控、约束、镇压。信息技术可以让极少数人得以轻松有效的对大多数人进行管理，在镇压上有着无比高效的资源调配能力。军警的镇暴武器也实现了高科技化，镇暴指挥系统当然也是信息化的，可以实现快速、精准、悄然、适度的打击，让抗争者无还手之力、无周旋的空间，以最小代价达成镇压目的，并最大限度削弱甚至完全湮灭抗争行动造成的影响。曾经的“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来“挑起天下反”再不可能，信息化的监视系统、通讯系统、交通系统的结合，可以将之扼杀于萌芽之中，根本不给反抗者组织起来的机会。从古至今弱者面对强者、受压者面对压迫者可采取的逃跑、隐匿、串联、破坏、袭扰、暗杀、游击等方式，在大数据极权下丧失了可行性。被统治者不再有信息时代前对统治阶级可观的威慑能力和议价能力，即便遭受再残酷迫害也没有反弹之虞。这些虽然看似是技术性的问题，却在某种程度上对专制的存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于是，“民心”显得越来越不重要。对中共来说，极权的进化程度使他不再需要那么担心广大普通民众的不满。主导了信息技术使用权的中共，就像堡垒覆盖了防核材料，已不需担心外部的威胁，而集中于防止被从内部瓦解。中共更在乎的，是来自内部的现体制既得利益集团是否不满、诉求为何。
能够让中共政权得以长久维持的，也正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对这个政权及这个政党的坚决捍卫。中共从建党起至今已累加了数千万既得利益者，加上其关系紧密的亲属、友人、相关者，这个既得利益群体规模在2-3亿人，并依权力大小、地位高低、金钱多寡等大体呈金字塔型分布。这样一个占中国人口约五分之一的群体，是中共对中国的统治中相对得利者，也拥有着社会绝大多数重要资源、占据着绝大多数优越岗位，有压倒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诚然，这一群体也是由诸多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明显利益冲突的成员组成，内部的政治斗争或其他矛盾也很激烈，但他们普遍都拥护中共的统治（或者就是统治者一员），是中共政权得以生存和长期延续的基础（当然并不是说没有反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是少数。或者说，反对中共极权的既得利益者普遍是沉默的、服从现状的，并未做出也难以做出实质性的反抗）。
中共既得利益阶层大多直接或间接依附于中共政权及其打造的体制而生存和获利，其个人利益、家庭利益与中共政权的整体利益一致、与身份背景地位职位捆绑、与现行体制共存共荣，而与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不一致甚至正好相悖。“既得利益”绝不只是指经济利益，还包括在权力、地位、社会关系、话语权等诸多领域有形和无形的利益，尤其是在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利益博弈（或非利益的博弈）中取得胜利或优位的这种利益。既得利益者虽然也经常不满意于更上层级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的凌驾，却更不愿意失去对既得利益者范围之外广大民众的相对优越。即便存在不满，他们也往往倾向于通过个人奋斗或非正常途径维权、获利，而不愿意与被压迫的人民一道推翻体制，实现人人平等。
至于指导、约束中共党员思想和言行的政治信仰、理想信念，早已在当今绝大多数党员心中绝迹。信仰、信念只是用来遮羞的幕布，追逐利益才是中共及其成员的实际取向。曾经无数烈士流血牺牲所追求和捍卫的，如今谁真的奉行反而会被认为是傻瓜。纪律与法律都不能约束他们，理想信念又能对他们起什么作用。当然，并不排除各种纪念缅怀时红色政权的接班人们内心会热血升腾、骄傲自豪，但他们也可以心安理得的在同时想着如何骄奢淫逸。他们自有一套自认为自洽的逻辑。越是腐败堕落，中共越不会丢掉对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的鼓吹宣传，这并不是为了激励改过自新，而是让不够用的遮羞布更长更宽。值得说明的是，中共成员大规模的道德崩坏并不是邓小平执政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后才出现，毛泽东时就已经是了，早在没坐稳主子时的延安时期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了。只不过，相对于邓时代腐化以明晃晃的金钱作代言，毛时代是直接通过权力提供特权分配的，看似隐蔽其实更加赤裸与残酷。
中共既得利益阶层及其分布是颇富秩序性的，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封建等级社会。它既依靠又受制于国家暴力机器及体制本身，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既得利益阶层直至最高层，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流动机制，给予既得利益阶层进一步上升的机会，虽然这种机会不均等不公平，但是并非渺茫，且才能是其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当然，还有供既得利益阶层外的普通民众进身阶层内和进一步上升的渠道，如高考、公务员考试等，吸纳尚未进入体制的精英分子“入彀”，以削弱社会潜在的反抗力量。这又是对中国古代既有体制的效仿。这样的体系和制度对避免政权的衰朽、保持政权和既得利益阶层的活力非常重要，是中国专制完善和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同时，中共政权又严禁通过挑战体制、危及政权存亡的方式争权夺利，对这样的行为残酷打击。既得利益者们也非常明白，想让自己的利益得以维系并传及子孙、荫及亲朋，就必须去保卫这个独裁专制的政权，就要去维护这个从头到脚皆是“利”的党。
说到既得利益阶层，不得不提及一个特殊群体，即青年学生。近代以来，青年学生因其相对丰富的知识、单纯清白的灵魂、迫切求变的热忱、横扫旧物的勇气，始终是推动各国进步和变革的先锋军。中国自清末到民国，历次变革和自强运动，都少不了青年学生的踊跃参与。中共从萌芽到夺取政权，青年学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五四”、“五卅”、“一二九”，到“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学生运动一直是中共革命运动的关键组成部分，在打击军阀及国民党政权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可是，当中共掌握了政权，就对学生运动严防死守，不仅大规模拆分和削弱高校人文科学力量，更在大学建立了以党支部和思想政治教育为两大基础的管理体系，其控制程度远超当年国民党军警特宪对校园的渗透。横向对比，它也远较大多数专制国家对高校的管制严酷，仅有斯大林模式中最为顽固的政权如朝鲜可以相比。只有两个时期比较特殊。一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由于毛的政治需要，学生被动员起来“闹革命”，官僚体系一度丧失对校园的管控权。但那时反共仍是甚至比任何时候都更是政治绝对禁忌，一切造反运动前提都是忠于中共及毛个人。上世纪80年代则是中共统治期间大学空前也几乎绝后的自由期，青年学生重新成为社会变革的先锋，在八九民运中更是起到主导作用。那十年左右的岁月也是中国的大学最像大学、学生最像学生的时期。
但六四之后，中共在大学重新恢复了严酷的管制体系，青年学生和高校教师被严格的管束和监视了起来，大学里的政治活动销声匿迹，学术自由也被扼杀。相对于毛时代，六四之后中共对大学的管控更加专业化和富有韧性，没有了疾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与批判改造，代之宁静平和表象下的威压与麻醉。不仅行动不再可能，师生们即便口头批判或揭露也动辄被约谈，寒蝉效应让师生们只能自我审查、远离批判性政治。大学开展全面的洗脑教育，灌输忠于党和政府的价值观，以“爱国主义”大旗取代自由民主的理想。更有实际作用的是，中共政权诱导师生们转向功利主义，放弃家国天下和社会责任，转而“闷声发大财”的追逐私利并暗示可不择手段。中共在高校里的这种诱导与90年代及之后在社会上倡导的风气是一致的，都是以利相诱，腐蚀道德、麻痹心灵，变成中共拥护者和同路人。而到了习近平时期，对高校的高压控制变本加厉，大学也成为维稳体制的关键一环，将最具变革动能的青年学生套上沉重的锁链。在堵死社运和革命这一面的道路同时，中共给予青年学生尤其重点院校学生以不菲的待遇，并将其中的优秀分子吸纳入体制，保障他们成为这个政权下稳定的既得利益者。让世界各国专制者和守旧派最头疼的“不稳定因素”，就这么被中共软硬兼施的征服了。
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在利益和刑罚面前，是非又有多重要呢。真正具有变革中国能力的既得利益者们中的绝大多数，在现实面前普遍选择认同中共的专制统治，保持着对体制的忠诚。中共也在政策方向和实践中越来越倾向维护既得利益者的“权”与“利”，抓牢基本盘，以维持政权稳定。这就让“堡垒从内部攻破”变得同样不现实。
所以，即便中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有些问题非常突出、社会矛盾相当严重、习近平等中共强硬派的倒行逆施多么的过分，只要以上这几点没有改变，中共政权就会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不要说中共倒台，就是发生剧烈的公开的动荡都不可能。
（六）由专制走向民主的路径：中共独裁下中国的出路何在？
根据上一节内容，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一个结论，即中国摆脱中共专制、走向民主自由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在可预见的将来希望渺茫。
我们可以将其他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国家转型的背景，与中共统治下中国的情况做对比，来探析中共未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那样实现民主转型、独裁政权反而愈加稳固的原因。
苏联和东欧等前社会主义专制国家的剧变，是在经济凋敝、政权萎缩、体制退化、欧风美雨、人心思变的背景下发生的，变革不仅是民间和在野势力渴求的，也是统治集团中多数人所希望的，是朝野官民的共识。斯大林模式禁锢这些国家太久了，计划经济下物质贫乏的缺乏生活必需品，政治专制与文化管制越来越疲乏，一切都死气沉沉，看不到国家未来的希望，贫困和破败下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想不出更做不到只改革经济、不改革政治。何况，摆脱苏联及俄国的影响，还符合东欧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东欧各民族各国都对俄国几百年来的扩张主义保持警惕和不满，自由民主与民族解放都要求“去斯大林化”、“去俄化”，民族主义者和民主派的诉求有着明显的重合。苏东地区还长久的受地理距离、心理距离都很近的西欧人文精神、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开放文化的影响，效仿西邻、走向更文明的社会，是苏东各国许多民众尤其知识分子长期向往的。
现在和可预见未来的中国则不然。中国的经济蓬勃发展，物质充盈，问题在于不均而非整体的贫困落后。换句话说，既得利益者、中产阶级及以上群体生活的并不差，甚至要好于外国类似阶层。而特权阶层更是从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巧取豪夺，得到了在世界任何其他角落都得不到的巨大利益。这些人都没有变革的意愿，掌握话语权和拥有影响力的人是乐于维持现状的。政权虽说不上活力四射但并没有僵化和暮气，能够做到与时俱进更新思想和政策，哪怕出发点不是为人民而是统治集团自己。中国的管理体系虽然官僚主义严重，但是在某些方面的效率却不容小觑（例如对新冠疫情的防控成果及与民主国家的比较），哪怕这种效率是以损伤公民的权利和消耗纳税人财富为代价的。而中国的民族主义正是对抗西方的工具，中共通过各种洗脑和诱导，让多数国人在思维中将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与追求自由民主这二者对立了起来。中国从历史、地理各方面也都远离西方，自成体系，发端于西方的现代人文精神对中国的渗入相当有限，中国本土的、传统的东西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或起码作为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与世界各地本土的、传统的东西类似，它们是与现代文明相抵触的。
韩国、台湾地区、葡西和拉美右翼专制的垮台，则很大程度在于国内民间政治反抗运动的成熟和强大，相对独立的舆论环境和自由的学术氛围，以及与政权关系紧密的欧美在外部施加的民主化压力。这些通常是由右翼军政府掌权的前独裁政权，在社会控制力上与中国及斯大林模式国家有着很大的差距。如自1960年代就由军人专政的韩国，军政府时期一直都有实质性的选举，也始终有反对党的存在和反对派人士的公开活动。军政府时代的巴西，民主派人士被允许在一个指定的反对党中，拥有国会超过四分之一的席位，虽受限但仍可独立活动、监督政府。这些国家的政治反对势力一直在从事活动、积蓄力量，并一直有取代旧政权的能力和相应的班底，终于在1980年代前后纷纷取得了对独裁政权斗争的胜利。各国军政府时期，即便有一定的舆论管制，但独立的传媒、揭露真相和批评政权的声音始终存在，并在变革的关键时期发挥了启蒙和动员民众、阻吓政权镇压等重要作用。而作为各军政府“友邦”、政治经济军事伙伴的美英法德等国，则经常向这些政权施压促使其改善人权、还政于民。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则完全没有这些右翼军政府统治下留给政治反对势力的空隙。中共完全垄断了政治权力，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反对党存在，也不允许公民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即便在开明的80年代，也没有能够挑战中共的在野政治势力存在。中共对于政治反对势力一直是高压严打，对于擦边球性质的公民组织也百般打压（当然习时代也像对待政治反抗者一样完全扑灭了），根本没有他们公开活动和生长的空间。中国也几乎没有任何具有实际政治意义和真实性的选举，各级立法机关代表和行政首长实际上都是指定产生。中国的舆论被政权垄断和完全程度的管制（习时代更是禁绝了哪怕是温和的批判与揭露），新闻自由指数长年在倒数前五徘徊（仅略好于朝鲜等几国）。当政治反对被扼杀在萌芽，也就不存在斗争、周旋、积蓄力量之类了。中共政权的“友邦”多是独裁半独裁国家，他们在一起当然不是互相促进民主，而是在交换驭民之术，并在国际上沆瀣一气保卫独裁。
南亚、东南亚及非洲（简称“两亚一非”），也有许多由专制走向民主的例子。“两亚一非”的前专制政权，大多（尤其非洲的）相当不稳定、权力基础不牢固、没有完整系统的政策纲领、对社会的控制力低下，只能在政治领域和中央层面实行一党专制或一人专制，但触角很难深入地方和基层，专制也无法统制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其他领域。其专制体制都是很不成熟的，只是由某个政治强人及数量有限的亲信，依托枪杆子维持统治，社会治理也是一团乱麻。这样的专制政权就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当政治强人失势、流亡或死去，独裁政权往往也跟着就灰飞烟灭。即便有些独裁者有继承人，其继承人对国家的控制力和治理能力往往更差。这样的政权很容易被推翻，推翻他们的力量有些成为新的专制者，有些就建立了民主制（哪怕其民主和专制一样不成熟、低质量）。此外，“两亚一非”的独裁政权还往往面对实力强大的反政府武装、民族地方武装、宗教极端武装等大规模和成建制武装力量的挑战，甚至会被这些反政府武装推翻。这些独裁政权对军队的依靠也时常不靠谱，政权垮台时普遍都失去了军队的支持，甚至有时军队恰成为推翻其专制统治的决定力量。
而中共的专制政治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稳定、高效、组织性强，也有系统化体系化的政策纲领和理论体系，在管理国家和民众方面颇有一套纯熟的技艺。对基层的渗透和控制更是中共的拿手好戏。国民党政权曾经对中共进行了多番猛烈打击，都没能摧毁中共强大的组织基础，中共反而越发茁壮。至于“两亚一非”独裁政权头疼的成建制的反政府武装问题，中共早在1950年代就完全解决了。中共也始终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如“支部建在连上”和政委制度，以及广泛发展基层党员，让军队成为中共政权结构的一部分。“党指挥枪”、确保军队对党的绝对忠诚，早在中共建军初期就实现了。这样的政权显然不是“两亚一非”那些如柳絮浮萍般的独裁政权可比。
曾辉煌一时的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则是在侵略扩张失败后，在外国占领下完成民主化改造的。纳粹和日帝都是极具扩张主义欲望的独裁政权，在国内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后，抑制不住突破自身国土限制的欲望，发动侵略战争试图扩大版图和势力范围，最终被反法西斯阵营击败。为避免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复活，战胜国推动德日两国去法西斯化，改造成民主体制的国家。纳粹和日帝如日中天时，两国内部都没有可以颠覆政权的力量，但外部干预做到了。苏联的解体也被认为与其扩张政策耗竭国力、招致国际反制和围堵有重大关系。还有像乌干达的阿明政权、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这样罪恶累累的专制政权，同样是因其对外扩张和挑衅（分别攻击坦桑尼亚和越南），导致外敌反攻而覆亡。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曾在内战中势如破竹、距统一全国近在咫尺，却因支持和庇护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在911事件后遭到美国打击而垮台。这几个典型案例说明，当国内力量不足以推翻本国专制政权时，外部干预、境外的力量可以结束好战政权的专制统治。
中共领导的中国崛起后，国内外有不少人都拿纳粹和日帝做对比，要世界警惕中共政权领导下中国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但是事实上是，中共自身并无侵略扩张、发动战争的欲望，当今的国际环境也不同于上世纪30、40年代。对中共而言，奴役十多亿人已经足够它吸血寄生，并不需要冒着兵败党亡的危险对外扩张。甚至，它对于武力收复属于中国的台湾都没有实质意愿（包括建国后对香港澳门都没有动兵），仅把台湾问题当成树立标靶凝聚人心的手段。它小心的吸取德日乃至苏联因扩张主义招致国际干预、制裁，最终政权覆亡的教训，对外韬光养晦甚至退避三舍，涉外事务上采取防御姿态，对无直接相关的国际事务选择置身事外，以换取国际社会的“不干预”、对它统治中国大陆及大陆上十多亿人的承认。国际社会尤其各大国也的确没有去颠覆中共的统治，甚至美日等国在一些时期出于各种原因积极扶植和滋养中共政权，乐于看到它继续统治中国。
综上可知，世界其他前专制国家的民主化路径都不适合中国（或者说都无法在中国施行），中国的确“自有独特国情在此”。而“独特的国情”大多就是中共故意制造而形成的。一些学者将中共对中国的统治称为“完美独裁”，所言不虚。近现代以来世界上的独裁政权很多，但既让经济蓬勃发展，又同时完全垄断政治权力，将政治抗争和公民社会扼杀于萌芽，还有严密的组织性与高效的社会治理，且内敛而不好战的独裁政权，中共是绝无仅有。
那么，我们就什么也不做，坐视中共政权继续统治中国、让国人活在不公不义、没有民主法治的处境中吗？
这不应该是我们的选择。我们有责任去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同胞做些事。看似路路不通，更迫使我们要尝试每一个方向，不放弃任何促成变革的可能。
当行动暂时不可能，我们还能倾听、思考、记录、传播。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先有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然后才有了法国大革命乃至整个欧洲的政治革命。清末的中国，也是先有民族主义和民权思想的启迪，后有的反满反帝制共和革命的烈火燎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发布之时虽没能撼动苏联体制，但让西伯利亚监牢里的声音得以流传广布，本身不就很伟大吗？同样巫宁坤的《一滴泪》无法改变文革的悲惨过往，但记忆和倾诉本身不就是一种珍贵的价值吗？
只停留在嘴皮上、文字上，的确是虚弱无力的。可是，如果我们连这块阵地都放弃，那才是十足的堕落。知识分子就要在这绝望的时代著书立说，为革命做启蒙、为时代留记忆，为后人铺前路。
思想启蒙的重要一点，是促使国人将日常生活中涉及权利及生计的问题，与国家体制、政治环境联系起来。中国的许多民权民生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问题、体制问题。当然政治民主化后各种问题还会存在，但是就有了更加合理的解决途径。政治的枷锁一日不除，一切问题都没有公正公开解决之时。当人们知道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都和政治息息相关，就不会再对政治冷漠以待，根本性的变革才会在众望中到来。
中共的既得利益者中，终归还是有有良心之辈的，或者说良心不会彻底泯灭。既得利益阶层的子女，哪怕还有10%没有被利欲和环境所污所吸，就有萌发变革的种子。我们又要回忆清末民初了，那时中国上层家庭的青年们，正是超越了自身的阶级和私利，去为那些被压迫者争取解放，为着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而奋斗与牺牲。难道，一百多年后的国人，真的全都堕落了吗？我相信并不是的。当到了某个时机，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处在既得利益者行列的人尤其青年学生站出来，和人民站在一起，其他大多数人也不会死硬的对抗到底。
不少国内外学者都把中产阶级的壮大作为实现民主的重要条件。当然，在中国如今中产阶级大都是体制内或间接依附体制者，所以这一条看起来失灵了。不过，中产阶级壮大的一些影响还是存在的，如对权利、法治和尊严的追求，以及更加丰富的知识、较高的社会地位及其带来的更强的议价能力，都对实现民主有促进作用。如果中国中产阶级进一步壮大，壮大到超过人口的一半，组成成分更加复杂，非依附者或浅依附者越来越多，他们整体还会像现在这样对政权顺从吗？到时民主转型即便不是水到渠成，也是少了阻力多了动力。
一旦中国发生了全国性的、全民性的政治反抗，并且形成联动和呼应，中共政权就很难镇压下去了。只要未来某个时间全国各大城市的主流群体、各阶层都普遍参与了游行示威，政权就投鼠忌器，不愿意冒着与全国人民为敌的风险大规模镇压。那时政权想要进行完全的信息封锁和屏蔽，也很难做到。想实现这一步不容易，但只要这一步实现，人数足够多、声势足够大，超过了中共可以以较小代价平息的阈值，那人民的抗议就可能促成政治变革的成功。
关心中国、关心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们，世界同胞们，也不要再袖手旁观了。帮助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就是世界整体走向文明的最大一步。看看这个世界，还有几个如中国这样处在如此严酷的政治环境、舆论控制和网络封锁中？这里有十几亿人，占有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和完全的开放，也将促进世界的合作与进步。面对气候变化等全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不能指望一个缺乏合作意识、唯利是图、缺乏道德与责任感的政权承担义务，而要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开明负责、积极融入世界的民主政权。各国的政治家、议员、各界贤达，不要忽视和遗忘，不要被欺骗，不要麻木不仁。“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如果能让中国十多亿人民打破枷锁解除压迫，那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功绩。
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现了民主化，并且都实现了一种高水平的、真实的（而非如今如俄罗斯那种空有民主躯壳的国家）民主政治，那么孤立的专制中国也就很难独立支撑下去了。等到如朝鲜这种高度专制的近邻都走向民主，中共又能坚持多久呢？世界各处民主力量的胜利，也都为中国走向民主的胜利做了贡献。
中国也需要戈尔巴乔夫，需要德克勒克，大陆也要有蒋经国，需要有意愿主动推行改革的当权者。我们期盼明君是有些令人看低，但一个肯自上而下推动改革的人，会让变革早许多年到来，让变革少流血甚至不流血，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实现政治和社会转型。
中国更需要理性和有责任心的大众。变革过程必然是惊心动魄，各方利益碰撞摩擦。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争取权利，但也需要顾全大局和尊重他者。走向民主法治，就是走向和平、妥协和和解，而不是新一轮血雨腥风和尔虞我诈。强者克制、弱者有节，转型才会公平和文明。这些虽是变革发生后的事，但提前做些设想和预备总是好的，哪怕到时候这些天真的想法会被现实迅速打碎。
中共盘踞在华夏大地已过了百年，它早该退出历史舞台或进行彻底转型。可是它就是不退出，以亿计的既得利益者不退出。没有抗争就没有正义，没有行动就没有改变。就目前看，中国人民暂时无法冲破强固细密的政治罗网，甚至在恶劣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处境将更趋恶化。但我想，终有一天中国从北上广到疆域边陲，到处都是拳头与呐喊，暴力机器也将为众志成城的正义所慑，枪口上插满鲜花，亿万民众一起欢呼，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没有政权可以万世永存。再晚，也一定会有这样一天，中共专制终结、中国民主到来的一天。我们也明白，那并不是正义的终点，只是中华民族由黑暗驶向光明旅途中早该抵达的一座大站。
王庆民
2021年6月2日
共和历229年牧月豌豆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