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履历和学术成就被严重造假和造神中的陈寅恪16
京都静源教授、文学博士
十五、哗众取宠的对对子入学考试
陈寅恪先生一生都没有去掉喜欢出风头、为天下先的老毛病。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原因决定的。其一是湖南人的地方传统，凡事喜欢强出头，脾气比较刚爆。其二就是他没有取得任何学位的自卑的阴暗心理，一有机会总喜欢标新立异以显示自己真才实学、真知灼见。
陳寅恪先生在《金明館叢稿·附記》一文中放料说：“时寅悟已定次日赴北戴河休养”。根据我们的考察他其实去的是青岛。而非北戴河。1931年4月26日致傅斯年信：“弟日内拟赴北戴河住数日，与俞平伯同行。因近日神经大衰弱，前曾发热也”。而在1932年5月26日致胡适信落款是“青岛舟中”。再根据1932年8月初清华大学及研究所招考新生，考题引起社会震动，则当时陈氏写信答复说明亦当发生在八月中下旬为合理，实际上，1932年9月5日，陈氏公开发表了《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证明了这一年陈氏去的是青岛。王震邦先生等人在陈寅恪研究专著中依然沿用陈氏北戴河度假之说，可见在陈氏的口述史学面前，我一向指控陈粉们的“所有人的学术考证功夫立刻清零”这一现象再次出现。为什么陈寅恪先生故意记错呢？只因为当时北戴河度假已经成了特权阶层的一个标配！清光绪二十四年，晚清政府将北戴河海滨划定为“各国人士避暑地”。到了民国时代，这里逐渐被建成了有着浓厚的法国风格、德国风格、西班牙风格不同的分区域避暑盛地。无论是民国时代还是新中国时代，到那里避暑都是特殊身份和权贵阶层的象征。因此，陈氏故意在出版的著作后将其历史上的“青岛度假”更改为“北戴河度假”，乃是满足他自己的特权阶层心理和高人一等的阴暗心理。众所周知，当时北戴河度假早已经成为中国特权阶层的特殊福利待遇。这本来和陈寅恪先生毫无任何关系的福利制度，居然也成了陈氏自我吹牛的一个机会。
李琦先生在《北平雜憶：一個綿延的辯論》一文中就客观叙述了这个现象：本年清華大學入學考試國文試題有對對子一項，有“孫行者”。這下真苦了二千考生，因之罵聲四起。面对非议，1932年9月5日，陈寅恪致函刘文典，专门谈对对子考试问题，该信可以说又臭又长，极尽买弄，几乎快要把语言学基本发展和核心要点全部倾囊堆出来。这封离题万里、躲躲闪闪的所谓学术来函，表现出了陈寅恪先生一贯的风格和毛病。大概编者也意识到了这样的文章实在不忍卒读，所以在同年8月15日《世界日报》收那个发表了这封信的简本《“对对子”意义： 陈寅恪教授发表谈话》为自己辩解。
虽然这个错误的、出风头的考试事件至今争议几十年了，但是当年的一个人的评价依然一针见血，即：塵憫光先生《讀了〈讀了“振凱”君的由清華大學考試技術引起我的幾句話之後〉之後》一文：“對對子是中國舊日封建社會中的文人不務實際，專意瞎費腦力幹著玩兒罷了！而以素負重名之清華大學也就把學生往以之亡國的不事實際上引，嗚呼！”
其实，这个哗众取宠事件的核心问题是：對對子考题是否超出了教学大纲的规定！这才是问题所在。即：如果上述陈氏本人的那些又臭又长的解释，那些学术理论属于大学阶段必须学习的内容，那么就不该作为大学的入学考试而要求；如果属于研究生阶段必须学习的内容，那么就不该属于研究生的入学考试而要求。陈氏本人从未接受过完整而系统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专业教学和考试训练，他对于如何按照教学大纲教学和考试，完全是模糊的。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开设的课程基本属于既大而空的范畴，根本不符合培养专业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和培养系统。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这样的出题完全是违反教学大纲和考试基本要求的不负责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