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伟耀：在苦难中，以生命做出诚实的交代
编者按：温伟耀现在香港一间神学院担任教授，早年是物理学硕士，转而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和基督教神学，获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后再获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专攻儒学。
1987年11月的一个清晨，我茫然地步出香港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的正门。与乳腺癌搏斗了两年多的妻子，在一小时前结束了她的挣扎。眼看护士将还未完全冰冷的她“按规矩”搬走，我只感到一阵虚脱。
我仰望蓝天，对已在天上的妻子说：“你到了天堂，在上帝的身边，可以很自由了。”艺术家性格的她喜欢游山玩水，因为癌症复发后转入颈骨和脊椎，稍一动弹就痛得要命，死亡对她未尝不是种解脱。早晨熙攘的上班人群在身边穿梭，我空白的脑袋里只回响着一句话：从今以后，我要独自照顾两个女儿了。尤其是先天弱智的小女儿，我应付得了吗？我心中做了一个决定：除了怀孕产子之外，一个母亲能做的，我都要去做到。
人生真有走不下去的路吗？
安顿了死亡证和其他手续，第二天我就去到音乐店，买了十几卷我喜欢的古典音乐录音带，又买了一套算是相当好的音响，拿回我所住的学校宿舍。当时我正在中国神学研究院任教。好些我的学生看见，却不敢问我。他们心里一定在想：温老师的妻子刚刚去世，所谓“尸骨未寒”，自己就跑去买音响享受！他们怎么会明白，一颗极度痛苦的心灵支撑着要去面对人生前路的重压。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告诉自己，人生已经够苦的了——1984年我拿了牛津的哲学博士学位回香港服事，原本很高兴，但小女儿晓华进了七间幼稚园，总是不到一周就被迫退学，检查后确诊是严重智障。1985年9月，我去接住院做体检的妻子，两人谈及今后的打算，妻子想要学声乐，我计划再修一门中国哲学博士学位。这时医生走进来说：“别走，癌症晚期啊，马上手术！”一时间我竟不知道该说什么，眼睁睁看着妻子被推进手术室。
5个多小时的手术只是一连串噩梦的开端。手术后的放疗时断时续，妻子又患上肝炎，一家四口，转眼间一个躺在医院，三个躺在家。半夜小女儿病痛哭喊吵醒了大女儿，两个孩子一起哭叫。我爬起来一面安慰大女儿，一面抱住小女儿发烫的身体，感受实在难以言传。
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小女儿情绪烦躁，撕了姐姐的作业，一场扭打哭闹爆发，尖叫声震耳欲聋。八岁的大女儿苕华突然问我：“爸爸，妈妈在哪？我要妈妈！为什么妈妈会生病？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妹妹？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一起去沙滩玩？”我该对孩子怎么讲？我连对自己都无法解释。我的眼泪直落下来，连早餐也无法下咽。
父亲又确诊患了老年痴呆症，失去自理能力，很快就认不得家人，出门就会迷路。刚安排父亲住进一所合适的老人中心，妻子的癌症就复发了。7月份，我完全放下工作，停薪留职，每天十二、三个小时呆在医院里。我痛悔以前没有把更多的时间给妻子和家庭，怨恨自己忽略妻子在家照顾弱智女儿的重担，甚至后悔当初去牛津读书害得妻儿受尽艰辛。一天凌晨，我接到电话赶到急诊室，父亲意外失足跌下楼梯，昏迷三小时后就这样离开了。
现在妻子也已经离世，我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要养大，小女儿不但是智障，还伴有自闭、情绪失调和暴力行为。如果我在痛苦中放弃了，被打倒了，两个女儿还要生存啊！如果我无心教书、封闭自己，不愿跟人沟通、折磨自己、饮食难咽、终日以泪洗面，得来的是什么？人生的路还要继续，两个女儿还要吃饭，我还要工作赚钱走下去。
所以我要令自己快乐！人生已经够苦了，我不要再继续折磨自己。我想，能让自己快乐一点的是什么？是音乐。音乐可以调节我的情绪，所以我就去欣赏优美的音乐。我并不是去发泄，而是让自己有充足的精神和体力去迎接更难的明天。
大概一、两个星期之后，有一天突然我心中难过，沉重到不能自已。我趁着大女儿上了学，自己带着小女儿去郊外透透气。我拉着她的手，两个人走在香港郊野宁静的海滩，看着远方的小岛，看着海水拍岸。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们来回走着，许多痛苦的记忆又涌上心头。如何面对明天？脑袋变得空白一片。
我听着海浪声，看着岸边的老树，突然想到，这些拍岸的海浪千万年来不断循环地涌上、退下，涌上、退下。就是在这个不知名的沙滩上，历史中可能发生了许多事——有人目送她的丈夫出海打鱼，却再没有回来；或者清朝的驻兵和抢滩的海盗厮杀过后，家人看到士兵的尸体放声嚎哭……这些悲伤、痛苦和眼泪是怎样过去的？我突然间感到,我所遭遇的又算得了什么？曾经有多少人在这片沙滩上，以为自己的人生是无法再走下去了，然而他们终究岂不是活下去了？真有不能走下去的路吗？想到这，我心中释然。海浪拍岸，好像洗刷了胸中的闷气和绝望。
然而，父兼母职的滋味并不好过。我下班后就拉住6岁晓华的小手跑到公园去荡秋千，开始每晚给九岁的苕华讲故事。跟其他母亲们一起蹲在沙堆中陪孩子玩沙，稍不留神，小女儿把沙子撒到其他孩子身上，换来连串的叫骂。我赶紧向大家道歉：“我这个女儿是智障，请你们原谅。”“噢，好难照顾啊！叫妈妈多陪她一点吧。”我只好继续当众宣布：“她妈妈一个多月前病故了。”她们终于沉默了。显然这已经足够叫她们原谅我，但伤口再次撕裂只会更痛。颓然拖着女儿回家，低头看她一脸天真的笑，心头一酸，就忍不住落泪。
有人见我一面照顾两个女儿，一面还可以全职教学、写作、演讲，又拿了一个博士，觉得我很坚强。我只知道自己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夜深了，当女儿熟睡后，我一个人呆坐客厅，总会想起亲人，想起与妻子同一年意外去世的父亲，仿佛他哼着小调的歌声仍在耳边。我也很渴望有人紧贴在身旁，轻声问问我是否累了。我坚信雨后终会天晴，只要我有勇气坚持下去。我所信的让我确切地知道，上帝绝没有忘记我。
安置女儿遭遇跨国追捕
1989年1月，我接受了加拿大安省神学院的工作邀请，全家人申请移民获批。但晓华因为身体的情况，加拿大政府只给了她一张移民部发出的“部长特许证”，名叫“文件86”， 需要每年续期，观察五年，评估她所需的医疗开支，然后再转为永久居留。我觉得这样的安排也很合理。
1989年年底，我们一家移民多伦多。前妻已经离世两年，我决定再婚。妻子丽芬是一位语言治疗师，她愿意嫁入一个已经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是弱智的家庭，是我所不敢奢望的。
转眼晓华的五年观察期满，正当我们等待进一步的通知时，却接到一封红色的政府公函，通知晓华必须三个月内离境，而且今后不准再入境！我们既惊讶又沮丧，怎么会这样？事后才知道，原来给晓华的“文件86”最后一次续期时，官员错写成“文件80”！“文件80”的规定刚好相反：五年之后必须离境。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种事发生。
我们手足无措。晓华的病情本就复杂，加上她当时已经十多岁，力气很大，不论上街还是在家，都容易发生意外。我们应该为她申请入住特殊宿舍接受专业照顾，但因为她没有长期居留的身份，所以在加拿大无法申请。而且这些宿舍名额有限，本地居民通常要轮候九年以上才有位置。我们原计划等她获得永居身份后，再花几年申请入籍，然后再申请宿舍。但现在却连暂时居留的资格也没有了！
晓华是我在牛津读博士的时候出生的，出生纸、护照都是英国的。她在香港没住满七年，所以不是香港人。走投无路之下，有朋友提议：既然她是英国国籍，不如将她带回英国。我们在英国的一位朋友对社会福利非常熟悉。很快他就回复，伦敦一间政府的特殊宿舍里还空着一个位置。
我们立刻联系对方，将晓华的资料传真过去。主管的女士立刻回复，晓华符合入住资格。我们感到上帝为我们开了一条几乎不可能的路，于是恳请教会的弟兄姊妹代祷。大家也觉得这个方向可以积极尝试。那年暑假，我之前就答应在瑞典举行的北欧四国基督教联合退修会上担任主讲。时间刚好配合，于是我和妻子决定带着晓华，先飞到伦敦把女儿安顿好，两星期后再一起去瑞典斯德哥尔摩。
出发前夕，女主管很友善，亲自打来长途电话叫我们不要担心，我们只要预留三五天的时间，然后就可以安心将晓华留下来。之后每年几次探望，孩子可以生活得很快乐。我听了电话，心里就放心了。这位女士还提醒：“你们记得把晓华常用的物品带来，她喜欢的玩具、常看的故事书，好让她有一种亲切感，尽快适应新地方。”我们很感激她这么有爱心。
晓华不适宜乘飞机，九小时的飞行对她是极大的折磨。飞机有一点儿震动，她就会尖叫，全程都无法睡觉，还撞倒了送餐车。我们两夫妻坐在她一左一右，一直捉住她，抱紧她，还要向周围乘客解释道歉。整整九个小时，所有人都疲惫不堪。终于抵达伦敦，我们立刻赶往特殊宿舍。
迎接我们的女士，介绍自己就是主管，但她的神情很不友善，和电话里完全两样。她的第一句话就是：“走吧！我们的宿舍是不会接受你女儿的，她不可以住在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说：“昨晚你才亲切地叫我们过来，怎么今天又要我们走？”她说：“我不需要解释，我要的就是你们离开。”我们恳求她，但她说如果我们再不离开，就叫警察来。我们真的百思不得其解！那时已是傍晚，几番周旋毫无结果，我们只好到附近的小旅馆住下。
次日我们带着女儿再去哀求，仍然没有结果。我们的心痛如刀割。我私下问这位女士，为何事情变成这样？最后她忍不住将真相告诉我：“其实我们一直都好好预备你女儿的到来。但就在你们抵达伦敦几小时前，刚好一位任职社会福利署第二把手的官员巡视办公室，晓华的档案就放在桌上。他随手翻阅，发现你女儿要来长期居住，但来自多伦多而非英国本土，于是立刻下令无论如何不能接收，以免占用资源。”
女主管无奈地说：“一天前，我是协助你射龙门的，今天我却变成要守龙门的。你也不想我失去工作吧？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只是一个职员啊！”我听后更加绝望。要我们双手将女儿送给别人照顾已经心如刀割，还要带着女儿到人家门口求人收留，又被两、三个人用双手把我们推出去！那种难过，真的非言语能表达。就连晓华仿佛也明白了，每次走到街口还未过马路，她已经躺在地上大声哭喊，把头撞向电灯柱；但我们仍要强拉着她去到人家门口，然后再被赶逐。
每天就这样来来回回。我们请求英国的议员、加拿大的外交部介入，他们开了会，但毫无结果。我们带来的钱差不多用尽了，而最令人挣扎的是，我已经预定了要去瑞典领会，几百人已经从各地赶到会场，难道我要失约吗？可我怎么能自己离开？妻子的身体，开会的时候已经因为太激动而昏倒，怎么撑下去呢？
直到临行前一晚，我躺在小旅馆的床上，合起双眼向上帝祈祷，一面祷告一面流泪，眼泪由眼角流到耳朵。“上帝啊，你别再耍我了好吗？以前我的妻子癌症死了，我没埋怨你；我的女儿严重智障，十多年来我每天咬紧牙关。即使不明白，我也不愿埋怨你。但是请你不要做得那么过分！上帝啊，你知道我是个很愿意跟从你、听你话的人，如果你不想我们来伦敦的话，你告诉我就好了，我们就不来了。为什么你为我们开路叫我们来伦敦，来了之后你又叫人赶我们，这个算什么？为什么要这样玩弄我？”最后我还说了一句忍无可忍的话：“上帝啊，你左手打我，但右手却要我为你去讲道去服事。你说得过去吗？”我的祷告实在不客气，因为我真的受不了。祷告后，并没有神迹发生，事情毫无转机。
第二天，我一个人飞往瑞典，心情实在沉重。每天打电话给伦敦的妻子，电话中的她只能哭泣，我发觉她的健康和情绪越来越差。怎么办？如果她也病倒了，女儿怎么办？终于我告诉妻子，你不可以再这样熬下去，要把心一横，买张机票来跟我会合。女儿不能带出境，就让她暂时留在我们开会时她寄住的房间里，本来那个房间就是为她而设的。
我们写了一封五页的信留在晓华的房间，详细陈述困难：女儿必须要两个成人才有能力带上飞机。而且，我们必须得到加拿大让她入境的许可，否则飞到多伦多，她又被移民局赶逐，成了“人球”被踢来踢去。孩子受不了这样的折磨，这会要了她的命。我们诚恳地说：“我们不会要求你长期收留，既然你不要她，我们也不强求，但请你们暂时看顾。等我们回到加拿大，就尽快向政府陈明困难，只要加拿大政府愿意让她入境，我们立刻回来把她带走，以后都不再麻烦你们。”然后写上我们在加拿大的住址、通讯方式。
对方发现我妻子没有去接晓华，就立刻报警说“来自多伦多的后母，遗弃弱智女儿于伦敦宿舍”，继而发出通缉令。妻子被吓得魂飞魄散。我还记得她来到瑞典后，一听见直升机的声音就躲到桌底下说：“他们要来抓我了！”我说：“太疯了吧！我们又不是国际毒贩，怎么会出动直升机到瑞典来抓你呢？”其实她的精神已经到了几乎崩溃的地步。人生走到这一步，我们可算是走投无路了。
服事一完，我们立刻返回多伦多。我们不敢再经过伦敦，怕在伦敦机场被拘捕，就另买两张由纽约转机的航班。刚到家，邻居就来告诉我们：“有警察来找过你们。”真的很快，已经追到多伦多了。一天后，一位国际保护儿童会（International Children’s Aid Society)驻多伦多的高级主管上门找我们，说英国的保护儿童会通知他们来调查后母遗弃事件。我们将情况和盘托出。这位主管边听边流泪说：“没想到你们的遭遇这么可怜！我一定想办法帮助。”她说保护儿童会是加拿大唯一不计较孩子国籍就可以收留的机构，因为他们处理的都是极端危险的个案，例如虐待或者遗弃之类的。
终于她通知我们，有一个庇护宿舍还剩下一个宿位。我欢喜若狂，立刻买机票飞回伦敦。妻子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跟我同去，我就找了一位基督徒律师朋友同行，免得到伦敦被拘捕。我们一下飞机就赶到宿舍接人，对方求之不得。女儿回到多伦多入住庇护宿舍，一直住到她二十六岁。
翻过来竟是一幅美的刺绣
大半年之后，偶然认识了庇护宿舍的一位基督徒社工，他告诉我：“你知不知道你的女儿很出名？因为她是整个安大略省最后一个可以入住这类宿舍的孩子。”因为晓华入住后两个月，当地政府改组。新政府下令一切宿舍无论任何情况都不得再收留非加拿大籍的居民，因为位置短缺。
回顾整件事，原来上帝要为晓华预备一个可以长久居留的宿舍，但她的身份却不符合。唯一能入住的只有保护儿童会的宿舍，但他们从不接受普通个案申请，只处理极端、危急情况。上帝知道温伟耀不会将女儿打断手、打断脚，这些事他做不来，所以就安排了一出非常戏剧性的际遇——让我们去英国，然后被赶逐，还有跨国追捕——那样就够资格让保护儿童会介入了。
从任何人的角度，都好像只看见上帝的残忍甚至荒谬。但事后回望，原来正是上帝奇妙得不可言喻的计划。这只是我人生中少数在今生已经看到结局的剧目。我想说的是，大部分时候我们真的不能明白上帝在干什么，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信心相信祂不会出错，祂对我们的爱没有减少，祂的能力也没有缺失。我能在今生就看到事情的起承转接、来龙去脉，其实是幸运。更多时候，可能今生我们始终看不透，但将来在天上，我相信每件事都将显露意义，而且在上帝的手中，“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当患难临到，我们忍耐到一个地步，事情好像没有任何转变，这就是最关键的时刻，我们能不能继续有毅力、有盼望地忍耐下去？我怎么知道上帝的爱有没有改变？这时候我们要仰望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如果祂在我仍然不认识祂、甚至反对祂的日子，已经爱我到了“为我而死”的地步，那么现在我已经认识了祂，跟祂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祂又怎么会不理我、忘记我、陷害我呢？我就有平安，有勇气继续走下去。这就是基督信仰带给人在面对苦难打击中最终极的分别和把握。这种信任不是非理性的，而是超越了理性推理。
为什么这些遭遇临到我？我真的没法回答。或者你和我今天所看到的人生就像一块满是凌乱线头的布——一根线好好的，却突然在中间消失了，各种颜色的线头堆在一起。但有一天，我们的今生完结之后，在永恒中那块人生的幕布翻过来，原来是一幅充满意义、美丽整全的刺绣。上帝不会弄错。
每当我在生活中经验到上帝那无微不至的关怀、保护、指引、看顾的时候，无论大事小事，我喜欢用本子把它记下来，过去几十年的信仰历程到今天我已经存了许多本。没有长篇大论，我只写下重点，多年后再翻看那几句话，足以把我带回记忆里。
许多次当我的人生走到黑暗的幽谷，感情上已经忍不住怀疑上帝的爱，面临心灵的危机，我就走到书架前抽出其中一本，一页一页翻看。一件一件的事实重现眼前，往往一本还没看完，我的眼泪已经流出来了。“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祂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我要记念耶和华所做的，要记念你古时的奇事；我要思想你所做的，默念你的作为。”
有时虽然在重大痛苦的事情上没有改善，但身边同时发生的许多小事却涌溢着上帝的关怀和看顾。可是我需要的不是小事顺利，而是要那件最痛苦的事情得到解决啊！为什么上帝特别在小事上让我经历祂呢？因为祂知道，我对上帝的真实、能力和慈爱已经开始动摇。这个时候，上帝用这些小事告诉我：在重大的事情上，因为影响太深远了，对不起，我不可以按照你所提议和期待的方式改变；但我希望你不会因此怀疑我，所以我定意要更多更明确地向你显出我的存在，鼓励你的信心。多少次当我在沉痛打击之中，看到周围一件件奇妙的事情，好像萤火虫的点点光亮，引领我继续相信自己可以走出黑暗。
你愿意做一个漏水的桶吗？
感谢神把妻子丽芬带到我身边，她温柔但坚守原则、聪颖却体贴，将我凌乱的生活节奏修整起来，放弃了自己生育孩子。更重要的是，从她的鼓励和提醒，我开始领会：只晓得疲于奔命为孩子跑腿，不算是个成功的父亲；女儿们需要的是一个愿意向她们坦诚分享内心感受，但有权威去管教的父亲。
重新管束已经放任惯了的女儿，是件困难事。有一次我硬着心肠，按规定把大女儿苕华过时没有清洗的运动衣撕作擦地布。我看见她愕然地望着我，眼中充满了泪水。我对她说：“我爱惜这件运动衣，但我更爱你。希望你学会，协议既定就要遵守。”转过身，发觉自己眼中也有泪。
回想苕华的成长，生母病逝那年她才9岁，正读小学五年级。我心痛她没有母爱，在家里她想怎样都可以，连自己的玩具也不用收拾。她很聪明，年年考第一；移民加拿大，入学就进天才班；高中就留学美国，获得全美数学比赛第一名，15岁SAT数学满分，英文也几乎满分。
但苕华一直无法接受我再婚。我想她可能觉得很不公平吧：生母早死，小她两岁的妹妹又是智障，父亲也被另一个女人抢走了。我逼她叫妈咪，结果越逼越糟。新妈咪要女儿守规矩、改掉刁蛮脾气，女儿却认定她是恶后妈。一天，两个人争执，妻子离家出走。女儿是我生的，妻子是我选的，我夹在中间不知如何是好。看了很多关于后父、后母的书，仍然无法改善她们的关系。
她去美国读书期间，我给她写信，她也不回。直到将近十年后她读大学时，认识了一帮基督徒同学。毕业前一年决志信主，信仰的突破让她改变不少，第一次肯开口叫后母一声“妈妈”。
2001年，前妻离世十四年的时候，我决定做一次大胆的行动，带着23岁的苕华一起重回英国牛津，故地重游。虽然已经有十六年没有踏足那片土地，但古旧的牛津，景物依旧。我们一起回到昔日住过的地方，到附近的小河边散步。在河边的餐馆坐下，那间餐馆就是我们以前喜欢在晚饭后拖着大女儿、推着小女儿的婴儿车，一家人沿着小溪走过，走到尽头才坐下来的地方。一草一木、一桌一椅好像从未改变。想起唐朝诗人崔护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转弯处好像还能看到当年伏在那里的一对天鹅，去到水面开朗的地方，那些小鸭子还像以前一样悠悠地游荡。只有我和苕华两个站在河边，我鼓起勇气对她说：“以前我们每晚四个人来这里散步，你还记得吗？”她说：“我记得，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我说：“苕华，我们的家庭是不完美的，我们家也经历了很多患难，不过我想讲一个故事给你。”
——有一个农夫每天背着两个水桶，去很远的河里打水回去浇田。左边的水桶漂亮又坚固，右边的却又烂又旧、还漏水；每次左边整桶水一滴不漏地浇在田里，右边却只剩下半桶水。虽是这样，农夫依旧每天背着这两个水桶。有一天，右边的破烂水桶忍无可忍质问农夫：“你究竟知道不知道我是漏水的？破烂的？”农夫说：“我知道。”水桶接着问：“你明明知道我是漏的，为什么还是用我打水，浪费力气？”
农夫没有回答，继续提着两个水桶去到河边。不过他对破烂的水桶说：“请你留意一下路的两旁有什么不同？”水桶这才发现，左边路旁的土地是干的、寸草不生，右边却是翠绿的草地，长满了花朵。农夫这时对它说：“这就是每天用你漏在路上的水所灌溉出来的成果，也是我仍然使用你这个又烂又旧的水桶的原因。”
我对苕华说：“我们的家就是这个漏水的水桶。虽然不完美，充满了遗憾，但正因为这样，神可以借着我们的生命去帮助那些不容易被安慰的生命。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有很多单亲家庭的青少年，他们十分痛苦，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也为和继父、继母的相处而挣扎。你尝过这种滋味，就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因为只有你明白他们的心，不是其他人可以明白的。你愿不愿意好像这个破烂的水桶一样，成为灌溉别人田地的祝福？”
我说完这番说话，苕华哭了，我也哭了。我们两个拥抱在一起。但这不是悲伤的眼泪，而是我们都有很深的把握：我们这个不完美的家庭，痛楚的际遇成为生命新方向的动力。我们经历到上帝怎样在苦难中安慰我们，转而也懂得怎样去安慰那些或许其他人无法安慰到的人。
“带给中国黎明”？
2008年 2月11日，小女儿晓华生病被送进医院，我们准备好再过几天就接她出院，却突然收到主治医生的通知：晓华感染了一种病毒，一天之内她的肺部已被摧毁了一大半。随后的三天，我们守候在她的床边。我抱着晓华的身体，流着泪为她做最后一个祷告——祈求天父把她平安地接回天家。这是对一个爸爸最残忍、最痛楚的最后任务。
当初给女儿起名“晓华”，是希望她有一天可以带给中国黎明。想不到她生来智障，连拿起笔杆画圆圈都不懂得，怎样带给中国黎明？一直以来，这个名字好像是对我的慨叹和讽刺。
曾经在一次神学生的聚会中，有同学请我举出影响我最深的三位神学家。我举出了戴德生、倪柝声，最后一个就是我的女儿温晓华。大家有点不明所以。上帝差派晓华进入我的生命，教给我许多博士学位永远也学不到的东西。
想起刚移民加拿大的时候，我去拜访卢云神父，当时他已经辞去美国著名学府的教授职位，去服事智障人士。我告诉他我的学历和事业的雄心，这一切似乎都因为弱智的女儿而幻灭……我仍然在诉说，卢云却突然把脸移到我面前一寸的位置，说出一句我终生不忘的话：“你的女儿是一个天使，上天差派她来保护你，保护你不会堕落成一个追名逐利的人。”
当时我不太能接受这句率直的话，现今回想才完全认同。按自己的实力和人脉，原可以踏上康庄的事业大道，但因为女儿的脆弱，雄心勃勃的爸爸在名誉和地位的路上被迫一次又一次停下来，推却邀请、放弃计划。然后我才有机会，在人生路边的小径触摸到许多受苦的心灵和他们人性的尊严，体验和认识一个与我一样受苦和创伤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人特别愿意接近我，因为我也曾无奈、无助的呻吟，我明白什么叫做生离死别的痛苦。
我始终相信，晓华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吃尽人间痛苦却仍然纯美无瑕。现在，二十六岁的女儿完成了任务，被天父召回天家。爸爸很幸福，竟然接待了天使！我把晓华的纪念网页发给在中国内地研究基督教的学者朋友。他们看了之后深受感动，对信仰的认识不再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愿意亲自成为人，和我们一起走这条痛苦的世间路。祂生活在痛苦的人当中，照顾他们，安慰他们，治疗他们，最后被恶人所害，惨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掉进人生最黑暗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把握，祂了解我们，在一切痛苦中与我们同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因此死亡并非结局，祂胜过死亡，带给我们永恒生命的盼望。
回想过往，第一任妻子将对中国的感情和负担带给我，我们一起学简体字、学普通话拼音。后来，我遭遇丧妻之痛，经历女儿严重智障的折磨，又面对她26岁病逝的创伤，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不止一次反问自己，我的信仰真地是有根有据的坚持吗？我在这里所写下的，是为许许多多寻道者做出的一个诚实的交代。
以前我用学问吓人，现在用心感受人；以前去医院讲“你好惨”是用嘴巴讲，现在是用心体会出。或许各种学问和成功并不能真正服事中国。今天的我已不再介怀自己本该有怎样的事业成就，因为顶尖的学术殊荣充其量只赚得别人的羡慕，唯有受过伤的生命，才能深入和触动这片土地。
（本文摘编自《温伟耀60自选集》《上帝与人间的苦难》《苦难的历练：我的际遇、我的信仰》，内容有删改，大小标题为《境界》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