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玛·伯格曼 (lngmar Bergman，1918-2007) 是世界级电影大师、近代电影最伟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他一生导演了62部电影和超过170场戏剧，他的大部分电影都是自行编剧并取景自故乡瑞典，主题多为冷酷、痛苦与疯狂，用毕生精力表达他所挚爱的瑞典的极致。伯格曼以其静默简约的美学风格、首创的意识流式电影手法、沉郁的理性精神、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注，以及对自我与现实、灵魂与肉体、存在与死亡、孤独与信仰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索，在世界影坛上开辟了严肃哲理电影的先河。
伯格曼与意大利导演费德里柯·费里尼 (Federico Fellini)、俄罗斯导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 (Andrei Tarkovsky) 并称为世界现代艺术电影的"圣三位一体"，他奠定的瑞典电影的理性精神曾深刻影响法国新浪潮导演。他也是华裔名导李安的精神导师，以及中国几位现代作家和第六代导演的楷模。伯格曼以强烈的个人风格所奠定的瑞典电影的理性精神，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欧洲和世界影坛，"伯格曼档案"已在2007年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2004年《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这样评价：伯格曼的电影"就像从一首不熟悉的舌头中唱出的歌剧的歌词一样，它会产生一种自己的神秘音乐，瑞典人的声音中混杂着咕噜咕噜声，似乎非常适合伯格曼的情绪"。
伯格曼1918年7月14日出生在瑞典古城Uppsala，父亲是虔诚的基督教路德派牧师，母亲出身上等社会。父母的出身门第及性格极为不同，由开始的严重不平等继而恶化为终日横眉冷对。伯格曼的童年充满了家庭矛盾、宗教浸泡和严厉管教，导致了他对上帝既迷恋又反叛的双重情绪，以及对父亲强权的怨恨和对母亲冷漠的内心纠葛。冰冷的家庭关系将伯格曼困囿在了童年，使他变成了一个黑天使、一个拥有黑暗之心的孩子。伯格曼在其1987年出版的自传《魔灯》(Laterna Magica) 中，以彻底的严肃性及强烈的自省精神，试图将自己的创作源头与历程和盘托出：童年、父母、宗教、剧场、婚姻与工作，无情地披露自己公开和隐秘的一切缺点，堪称一部现代《忏悔录》。
伯格曼在书中写道："我们的成长过程大都建立在诸如做错事、认错、受惩罚、被宽恕和恩宠这样一些概念上，这些具体的因素凝结在孩子、父母、上帝之间的关系中。有些东西已被我们所接受，而且自认为已经完全理解，在所有这些东西之间，存在着一种固有的逻辑。这一事实很可能造成我们对纳粹主义有着惊人的接受力。我从没有听说过自由，更不用说体验自由的滋味了。在这种等级制度的体系中，所有通向自由的门都紧闭着"。"焦虑是我生命中的忠实伴侣，它是父母遗传下来的，构成我的人格结构。它像恶魔、也像朋友般地激励着我。当痛苦、忧虑、无法弥补的羞耻感都消失时，我的创作激情也消失殆尽"。伯格曼执导的半自传影片《芬妮和亚历山大》1984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左图为奥斯卡小金人，右图为2018年再版的伯格曼自传《魔灯》。
伯格曼儿时曾在外祖母的Uppsala公寓 (左上图) 和Dalarna乡间别墅度过许多时光，他在自传中这样描述外祖母家的Uppsala公寓："这所巨大的 (也许并不那么大)、坐落在幽静的公园大街的公寓，可谓是安全与魔幻的缩影：各种时钟报着时，阳光洒在深绿色的地毯上，壁炉里的火焰散发着香味，烟囱管道轰鸣着，火炉的小门也随之发出响声。走在街上，偶尔会有一辆马拉雪橇从你身旁奔驰而过，马脖子上小铃铛叮当作响，教堂的钟敲响了，那是在作礼拜或举行葬礼。无论早晚，你都可以听见远远传来古尼拉大钟若有若无的钟声。"
伯格曼出生后不久，父亲获得Stockholm的Sophiahemmet医院 (右上图) 教堂助理牧师职位，母亲在同一间医院作护士，全家也随后搬到医院所在地的高尚住宅区Östermalm (左下图) 居住。Sophiahemmet及附属护士学校是1889年时任瑞典国王Oscar II及王后Sofia av Nassau捐款16万克朗创办的，因此医院和护士均以王后的名字命名。三、四十年代伯格曼的父亲先后担任Hedvig Eleonora教区教堂 (右下图) 的主任牧师和瑞典国王的御用牧师，伯格曼的父母一直在这一教区居住，并分别于1966年和1970年过世。
1937年伯格曼进入Stockholm大学学院就读，主修文学与艺术史，他在学生戏院中花了大部分时间，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耽溺者"。伯格曼大学没毕业即在Göteborg、Helsinborg、Malmö等地及Stockholm皇家剧院担任戏剧导演，为他日后的电影编导生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伯格曼早期的几部影片中，融入了自己幼年的痛苦记忆及前几段婚恋中的性别对抗。当母亲去世之后，伯格曼在她的身边静坐几小时，"直到Hedvig Eleonora教堂为早祷敲响了钟声，光影在移动，远处传来悠扬的琴声"。
伯格曼作为导演的处女作《危机》(Kris，1946) 效仿古典好莱坞风格，虽然乏善可陈，但他后来电影中的基本元素已具雏形：饱受痛苦折磨的灵魂、难以善始善终的两性关系、不健全的家庭结构等。伯格曼的电影作品似乎来源于一个富含个人见解和历练的宝库，他的早期传记作者Marianne Höök曾写道："伯格曼的创作具有强烈的自传特点，是第一人称叙事的戏剧巨作，是能发出多种声音的独白"。人们甚至能从伯格曼的电影年表中发现一种自传性的"生命曲线"和一种"灵魂成长"的寓言，也是所有现代人的灵魂成长的寓言。
斯京Filmstaden Råsunda影城建于1919年，直到21世纪初一直是瑞典电影工业的主要基地，在世界电影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影城被称为"瑞典好莱坞"，当然规模要小得多，从这里走出多位世界级的瑞典电影大师和影星。在1940年代影城鼎盛期，有400多人在这里工作。伯格曼的电影事业1940年代初在这里起步，他共有31部影片在这个影城拍摄或取景。伯格曼一生中只拍过一部英语电影，从未在好莱坞工作过。右下图是瑞典雕塑家Peter Linde的作品"戏剧之车" (Teatervagnen)，2015年8月25日落成剪彩，雕塑表现伯格曼的影片《第七封印》中的人物和主题。
1950年代初期伯格曼仿佛逐渐从早年反叛的阴影中走出，他拍摄了几部以瑞典夏天和青春为主题的电影，风格趋于明亮、炽热。《夏日插曲》(Sommarlek，1951) 是伯格曼电影里不多得的具有诗意的作品，回忆阶段的返朴归真有一种芭蕾式的轻灵，是对青春年少的一种纪念。《和莫妮卡在一起的夏天》(又译为《不良少女莫妮卡》，Sommaren med Monika，1953) 的内容及表现手法基本雷同，但更具人间烟火气，是一部从斯京市中心Mälaren大湖到波罗的海群岛skärgåden的绝美风光片。
伯格曼在该片的工作笔记中写道："在一个气候严酷到每年除了少许例外只有浴缸、冰浴或芬兰桑拿浴的地方，我们应该给电影的幻想以一种田园诗般的欢迎，使得那些美丽的年轻女孩如同上帝创造她们时那样轻盈和飞扬"。令人感到青春与夏日一样美好而短暂，发生在这些电影中的爱情桥段注定没有结局，但其固有的热烈和激情仿佛短暂的流星和极光一样夺目。这部电影也被认为非常具有瑞典特色，包括伯格曼对自然和季节变换的敏感以及作为天堂象征的夏天。
《夏夜的微笑》(Sommarnattens leende，1955) 是伯格曼作品中少有的爱情轻喜剧片，影片借马车夫之口说出："夏天的夜晚微笑三次：第一次给年轻的恋人，第二次给愚笨的人，第三次给害怕孤独的失眠者"。伯格曼在拍摄这部影片时深陷忧郁症的困扰，所以第三次微笑大约是给他自己的并从中得到治愈，此片获得伯格曼人生第一个重要的国际奖项——1956年戛纳电影节的"最佳诗意幽默特别奖"。
在伯格曼开始创作的年代，正是西方现代哲学中存在主义等思潮的鼎盛时期，受到叔本华、尼采、萨特哲学思想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影响，伯格曼的作品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派哲学所主张的"主观性"，构成了他电影最突出的特点。1957年拍摄的《野草莓》(Smultronstället) 和《第七封印》(Det sjunde inseglet) 这两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使得伯格曼跻身世界电影大师之列。《野草莓》是一部意识流作品，讲述事业有成的78岁医学教授Isak Borg (与Ingmar Bergman的名字有同样的缩写) 从Stockholm前往Lund大学参加博士毕业50周年典礼一天中发生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他一生经历的镜像，如同弗洛伊德所说："人的一生总是在弥补童年的缺失"。
影片看似温暖和治愈的结局让人生的孤独更加无处遁形，真正的美好只能留存于记忆之内，即便事实上并未真正发生。瑞典语Smultron的本意是"柔软"或"松散"，18世纪以后用作一种引进的野生草莓的名字，其果实细小却有精致香味。而Smultronställe应翻译为"野草莓地"，这个词常用来比喻一个人的隐秘去处，能让人感觉放松和缓解压力的地方。因此用Smultronställe作片名具有双重含义，特指Isac教授的心灵归属地，而译成英语或汉语就丢失了其深层内涵和韵味，此片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第七封印》是存在主义电影的代表作，场景设定在黑死病爆发时期的瑞典，描写中世纪骑士布洛克参加了十字军东征归来后，穿越受黑死病折磨地区的旅程。他在海边遭遇死神，以生命为赌注，与死神下了一盘很长的棋。在之后的旅程中，他和他的随从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人物：颓废、堕落、残忍、忧郁、 禁欲、狂野、猥亵、神秘、邪恶、虔诚……而死神在他的整个旅行中如影随形。电影的开头和结尾参考了启示录的段落，开始于"羔羊揭开第七个印的时候，天上寂静无声，约半小时。"在伯格曼的影片中，很少有表现时代背景的大场面，这也是有些批评家所诟病的，《第七封印》是一个例外。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处女之泉》(Jungfrukällan，1960) 改编自瑞典中世纪传统民谣"Töres dotter i Wänge"，讲述一位纯真的农夫之女与其父母的养女一起去教堂献蜡烛，途中少女被三个牧羊人 (准确地说其中两个) 奸杀，少女的父亲为女儿报仇雪恨后，一泓清泉从少女身后涌出的故事。影片显示了伯格曼对宗教的思考和困惑以及北欧的原始异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三个牧羊人在农夫家吃饭的场景颇具达芬奇名画《最后的晚餐》的神韵。李安就是在看了《处女之泉》之后决定走上电影之路的，父权的阴影和基督教家庭的背景，大概使他与伯格曼之间产生了某种共鸣。
有评论家将伯格曼1960年代初拍摄的三部影片《犹在镜中》(Såsom i en spegel，1961)、《冬日之光》(Nattvardsgästerna，1962) 与《沉默》(Tystnaden，1963) 称为"信仰三部曲"或"神之沉默三部曲"，并认为是他艺术生涯的高峰。伯格曼在影片中向观众提出一个永恒的疑问：在上帝被"杀死"之后，人类该如何面对这个罪恶依然存在的世界，如何面对孤独与隔绝依旧攫住所有个体灵魂的现实？
《假面》(Persona，1966) 和《呼喊与细语》(Viskningar och rop，1972) 是伯格曼本人最喜爱的两部电影，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那两个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创作的场所，我触及了只有电影能够发现的无言秘密。"《假面》讲述病人与看护在荒岛上流放，性格互相转换，终至融为一体。Persona在文学中指作者所创造的"第二我"，或者文学作品中与叙述相关的人物。在《假面》中，语言成了传递谎言与残忍的、击碎面具、自我揭示的工具，代表了艺术与技巧。无语比言辞更有力：坚信语言力量的人丧失了镇静与自信，陷入到歇斯底里的苦痛之中。1970年代伯格曼的瑞典公司在瑞士的子公司就以Persona命名。
《呼喊与细语》的标题来自瑞典音乐批评家Yngve Flycht对莫扎特第21首钢琴协奏曲的评论，伯格曼说这篇评论"听来仿佛耳语和呼喊"。影片中伯格曼用红、白、黑三种象征意义的大色块对人物做多棱镜似的透视，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每个人都被困在一张复杂的情感之网里，"呼喊"同诸如痛苦、愤怒、无力、孤独、内疚与窒息的情感状态相关，而与之相对照的"细语"则与温柔、宽容、爱与怜悯的情感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渴望窥视别人的内心，却一再拒绝敞开自我，所以呼喊被自己的封闭的心所阻隔，变成了形如蚊呐的细语，此片获得奥斯卡最佳摄影奖。
由于童年经历，伯格曼影片中的牧师、教授、律师、医师等男性"成功人士"多为保守的、冷漠的、无趣的，因而服装样式和颜色也很单一。而女性角色多为美丽的、单纯的、灵动的，因此服装也是多姿多彩的，即使是早期的黑白影片如《夏夜的微笑》(左上图) 亦然。右上图是伯格曼的第一部彩色电影《这些女人们》(För att inte tala om alla dessa kvinnor，1964)，据说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掛》与这部影片的刻划手法相似。下方二图分别是《呼喊与细语》与《芬妮与亚历山大》中的服装。
伯格曼对古典音乐的喜好从他步入影坛起就表露无遗，在他的影片中，巴赫、贝多芬、莫扎特、门德尔松、舒曼、李斯特、肖邦的音乐比比皆是。他曾经说过："如果我不得不在失去视觉或失去听觉之间选择，我宁愿留下听觉，再没有比失去音乐更糟糕的事情了。"伯格曼特别对巴赫情有独钟，在影片《犹在镜中》，巴赫的第二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Saraband舞曲出现了四次。他这样形容道：巴赫"赋予我们深邃、慰藉和静谧，那是古人在宗教仪式中获得的财富。巴赫的音乐是对理想世界清醒的沉思，即使教堂不存在了，也永远能够演奏。"
《秋天奏鸣曲》(Höstsonaten，1978) 是英格玛·伯格曼和英格丽·褒曼 (Ingrid Bergman) 一生中合作的唯一一部作品，也是褒曼唯一的一部母语电影及她的天鹅之歌，那时她已身患癌症。1976年伯格曼因逃税风波远走他乡，拒绝踏足瑞典，这部影片是由英国出资、在挪威拍摄的。影片讲述钢琴家Charlotte与女儿Eva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一个人献身于艺术或他认为的崇高事业，并由此带来对家庭、对子女的可怕创伤、疏离与强制。影片的橙暖色调喻示着绝美的深秋季节，但核心包裹的却是彻骨冰凉的冷色影片中伯格曼用巴赫和亨德尔的巴洛克音乐以及肖邦和贝多芬的浪漫主义音乐来比喻母女间的矛盾。
《芬妮和亚历山大》(Fanny och Alexander，1982) 是伯格曼"作为导演一生总结"的封箱之作，这部影片以戏剧家族为主角，相当于伯格曼的"童年往事"。他在自传中描述的诸如被父亲惩罚、为马戏团着迷、发现魔灯(活动幻灯片放映机)，以及12岁时在后台第一次体验到舞台的魅力等场景均在影片中一一呈现。其中既有《夏夜的微笑》中那个强势狡黠的外祖母的化身, 又有《野草莓》中的主仆及家庭成员的影子；既有他自幼就产生并在《第七封印》等很多影片里表述的对上帝和教会的置疑, 又有对连死亡都不能隔绝的人类挚爱的憧憬；另外还有他向往淡泊生活的内心独白。
伯格曼在自传中讲述了某年圣诞节用100个玩具锡兵与哥哥换取圣诞礼物"魔灯"放映机 (右上图) 之后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兴奋，他写道："老实说我真想回到童年欢乐和好奇的岁月，我的想象力和感觉都得到充分的滋养。我记忆中没有无聊的事情，事实上每时每刻都在爆发着奇迹，都有出乎意料的景观和神奇变幻的瞬间。我还想漫游在童年的风景中，重温那种光线、气味、人群、房屋、瞬间、姿势、音调和事物。这些回忆很少有什么特殊意义，但就像是随意拍摄的或长或短的电影。" 左下图是幼年伯格曼与弟弟的合影、影片剧照及效果图，带蓝白条纹的水兵服是一百多年前瑞典上等人家男孩子的标配。
继《芬妮和亚历山大》之后，伯格曼拍摄了一部片长14分钟的黑白短纪录片《卡琳的面孔》(Karins ansikte，1986)，主题是伯格曼的母亲卡琳从年轻到年迈以及家庭成员的静物照片，简单的音乐背景却无任何旁白解说，他的母亲看起来就像一张张褪色的、神秘的老照片。1990年代伯格曼撰写了回忆家庭往事的三部曲，《善意的背叛》(又译为《最美好的愿望》，Den goda viljan，1991) 是由Bille August执导，根据伯格曼出生前其父母的婚恋故事改编的剧情长片。此片有很多百余年前的大学生生活及瑞典不同阶层家庭生活的场景，其实瑞典语片名从字面翻译只有"善意"的意思。
伯格曼的儿子Daniel Bergman执导的电影《星期天的孩子》(Söndagsbarn，1993)，通过主角小男孩Pu的眼睛，观察疏远的父亲、压抑的母亲及家人间的紧张关系、再加上Pu的奇异想像——据说是星期天出生的孩子的本领。而这个小男孩Pu就是伯格曼自己，他和父亲都是星期天出生的，影片在Pu儿时与父亲在Dalarna乡间骑行出游及成年后与垂老的父亲的交谈中不断穿越闪回。丽芙·乌尔曼执导的电视剧《私人谈话》(Enskilda samtal，1996) 则讲述了伯格曼父母的中年危机，由《善意的背叛》中的演员继续扮演他的父母。
伯格曼直到其父去世前的几年，两人才敞开心扉化解心结，而到了晚年他才开始意识到父母婚姻的创伤，分析与父母的关系并在剧本中描述下来。在伯格曼的笔下，亲人之间的互相仇视与隔阂、家庭的表面和睦与内在压抑，这些东西总是同在的，他从没想过用自我掩盖的谎言来美化世界和安慰心灵。当他描绘往事的时候，时光并没有成为一副筛子，过滤走不美好的东西。对于伯格曼来说，他的心灵不需要安慰。
《夕阳舞曲》(Saraband，2003) 是退休后的伯格曼以85岁高龄执导的长片，《婚姻场景》(又译为《婚姻生活》，Scener ur ett äktenskap，1973) 的续集。Saraband是一种源自西班牙的古代舞曲，严肃、缓慢而沉重，片中巴赫的第五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Saraband舞曲多次出现。该片表现了心灵都非常孤独的三代人之间似乎无法消除的隔膜和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拍完此片后伯格曼即完全息影，因此也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夕阳舞曲"。2018年11月11日，在巴黎凯旋门前举行的一战终战百年仪式上，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就演奏了这首舞曲。
相比电影，戏剧对于伯格曼来说更具吸引力，他将一生之中大量精力投入了戏剧。在他的电影中戏剧元素如影随形，多部影片也同时有戏剧版。对伯格曼而言，电影似乎是一份工作，戏剧则更像心灵家园，在有限的舞台空间中，安放和追寻他丰富而激荡的内心世界。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和斯特林堡对于伯格曼有着深刻的影响，他一生中排演了多部"瑞典现代文学之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戏剧作品。这种影响不仅止于戏剧，更浸透了他整体的艺术生涯。图片依次为伯格曼的工作照与导演座椅、工作剧本、戏剧服装草图及道具。
在《芬妮与亚历山大》和《夕阳舞曲》中，分别有老祖母和女主角在桌子上摆出并欣赏家族老照片的镜头。《善意的背叛》的部分场景、《星期天的孩子》和《夕阳舞曲》的几乎所有场景，都是在瑞典中部Dalarna美丽的乡间拍摄的，那里是伯格曼母亲的家乡。Dalarna盛产工艺品"达拉纳木马" (Dalahäst)，伯格曼在给友人的信件中，常以Dalahäst签名，而他又正好属马。这几部影片可以说是伯格曼的怀旧之作，是伯格曼的"乡愁"，而外祖母的家就是伯格曼的"野草莓地"。
伯格曼在自传中描写了外祖父母在Dalarna的夏日别墅："外祖父在Våroms建了一幢消夏别墅(中图)，这是Dalarna最美丽的地方。那里视野宽阔，能看见远处的河流、丛生的石楠、露天谷仓和山峦。山那边则是一望无际的绿色丛林。外祖父喜欢火车，从别墅俯首鸟瞰，沿斜坡下去一百米处是一条铁路。他常常坐在别墅的阳台上，观看来往的火车，每天有八班车次，来回各四趟，其中有两班是货车。他还远眺架在河上的铁轨大桥，这是外祖父在铁路工程上的杰作，是他的骄傲和喜悦。
现实人生正是一出戏剧，《芬妮和亚历山大》中的剧院主持人、亚历山大的奥斯卡说："剧场是个小世界，但它反映了大世界，使我们更了解这大世界、也暂时忘怀大世界。"亚历山大的祖母说："只是有的人演的好，有的人演不好。没有演到最终，永远不知道戏剧的结尾是什么。"，他选择由祖母背诵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中著名的序言来圆满结束《芬妮和亚历山大》以及自己的电影生涯："任何事情都会发生；一切皆有可能。时间和空间并不存在；在现实这个微不足道的基础上，想象旋转着，绘制出新的图案。" 图为伯格曼于1960年代担任导演及总监的瑞典皇家剧院，其中有他的专属办公室。
30多年前，瑞典"乌镇"Uppsala是我们来到异国他乡的第一站。虽然没有赶上拍摄《芬妮与亚历山大》的盛况，但影片中的许多外景地都是后来路过多次、十分熟悉的地方，这座古城中许多百年老建筑的变化并不大。拍摄《善意的背叛》时我们正好在Uppsala读书，从一些老教授身上还能隐约感觉到影片中人物的影子，影片中的大学生生活也能引起一丝共鸣。从前的瑞典也是师道尊严、等级分明的社会，即使高中的老师学生，上课时均着正装。对于成年男性都是尊称学位或头衔，如"学士"、"工程师"、"牧师"、"教授"等，儿媳称家公、家婆为"叔叔"(Farbror)、"阿姨"(Tant)，而如今则一律改称小名了。
伯格曼外祖母家的夏日别墅距离我曾经工作和居住过的地方只有十公里左右，因此居然能从这些影片中看出几分"(异) 乡愁"来。当然时代和技术都大大进步了，一百多年前火车行驶一天的路程现在只需两个多小时。《野草莓地》中的主人公开车沿着瑞典第二大湖Vättern旁的欧洲老E4公路行驶，并在途中的城堡咖啡店小憩，也是多年前我们自驾去南方的必经之地，不同的是已经修了新路。《和莫妮卡在一起的夏天》中的湖光山色、海湾群岛，更是如今每年夏天扬帆出行、休闲度假的地方。
20多年前的夏日，我们曾经来到瑞典第一大岛Gotland，那时伯格曼的精神乐土Fårö岛还是军事基地，外国人不能前往。这座岛屿的"风景、河流、丘陵、树林和石楠丛生的荒野"让伯格曼想起儿时生活过的Dalarna乡村，从而生出难以言说的愉悦之感。其实所谓"故乡"，就是时间或空间上再也回不去的地方，乡愁是全人类的共情。伯格曼的电影，既是哲思的、先锋的，又是民族的、乡土的。2007年7月30日，伯格曼在Fårö岛的家中驾鹤西去并长眠于此，大师的灵魂从此获得永恒安息，今年是他离世15周年。
Filmstaden Råsunda影城的门房已经改建成了一间咖啡吧，室内布置了许多老电影剧照、广告、道具及旧物。右上图是伯格曼"御用"男演员Max von Sydow的照片，他曾参演伯格曼的多部代表作，如《野草莓地》、《第七封印》、《处女之泉》、《犹在镜中》等11部影片，成为伯格曼对生存斗争和沉思的诠释者。特别是在《第七封印》中，他扮演与死亡下棋的十字军骑士布洛克，引起国际关注，两年前Max von Sydow与世长辞。夏日午后来影城喝一杯咖啡，耳边飘过老唱机播放的老歌，仿佛穿越回到旧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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