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破解不了经济阶层问题

社会现象剥离不开各种因素的盘根错节，制度、经济、法律、潮流不一而足。而当论述方按照自己的主观判断，放大某些因素的比重时，即使从同一个原点出发，也会分流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这段时间读了不少关于美国种族问题的资料。一类是把问题归罪于福利系统，摧毁了非裔的意志。也看到分析70年代开始的司法改革，重刑和三次入狱监禁终身的法律，加剧了对非裔家庭的捣毁。

这些文章都没有提到另外一个背景，甚至可能是更重要的根源，那就是经济因素。南北战争让南方奴隶制寿终正寝以后，被解放了的黑人开始往北迁移几十年，芝加哥、底特律和纽约这些北方大城市的非裔多了起来，很多在肉类加工、钢铁或汽车行业找了工作（点击前文）。尽管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是伴随着70年代启动的去工业化进程，这些部门衰退，男劳动力开始面临失业。虽然60年代末期，民权运动取得成效，促使美国政府推出各种弥补政策应对种族歧视，但是黑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还没来得及获得全面的稳固改善，就陷入了这轮渐进的冲击。

 

美国制造业工人数量统计，来源劳工局

 

一系列社会问题开始形成，包括犯罪率上升、吸毒泛滥、家庭破碎、形成一代代的贫困陷阱。这听起来很熟悉，跟现在锈带州穷白人的困境一样——白人同样因为产业转移而失业，堕落吸毒，单亲率上升，人均寿命下降。

现实就是每一次产业调整、技术革新的发生，都会造成社会资源重新分配。有的变革能减少社会贫富差异，而有的工业革命则恰恰相反，拉大贫富差异。事实上，所有的工业革命都导致了劳动力结构的巨大变化，例如，当人们从农业社会往工业化进程的过程中，农业就业率从70%转变为2％，数百万人失去了生计，不得不搬迁。这造成过受影响的社区的衰败捣毁，文化凋谢。

非裔对白人的历史积怨，让他们的底层穷人区形成一种对“装白人”(acting white)的不屑和对白人文化的戒备性抵制。奥巴马都曾经批评过，不能把爱看书的黑人孩子污蔑为“装白人”，要提高对黑人孩子的期望，培养上进心。但是这种从反歧视变异出来的反智，却给生活在“内城(inner city)”的黑人构成了一种文化陷阱。

 

无论是受70年代开始渐进的去工业化首先波及的黑人，还是发展到后面因全球化自动化影响失去工作的锈带白人，面对贫困的打击，同样都是走向颓废。

 

《乡巴佬的挽歌》一书里面，作者以西佛吉尼亚、肯塔基、俄亥俄一带的白人生活为基础，揭示了锈带州为主的中西部居民的文化衰败危机。症状同样是表现为丧失吃苦耐劳的拓荒精神，沉湎于文化堕落和毒品之中。

 

这些地区的白人，以爱尔兰裔欧洲移民为主。他们不同于东北部的白人精英(俗称WASPs，早期来美的新教徒后代），在美国几百年的移民史，社会地位并不比底层非裔强多少。他们的先祖在奴隶制时代，也是南方被任意买卖劳动力的廉价白人劳工。上世纪20年代后，伴随着美国的工业化进程，这些人往北方迁移，栖居在阿巴拉契亚山脉及周边地区，成为煤炭工人、采矿工、钢铁工人等蓝领阶层。收入和教育水平一直在社会中低层，突破阶级玻璃天花板的希望同样渺茫。这些是白人里的“少数族裔”，在藤校录取率中，甚至比不过非裔和墨西哥裔。

 

如何唤起这些人，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而在身份政治的语境下，这些同一族群内部的差异就会被忽视。饱受奴隶制历史伤痕的黑人，跟从60年代移民改革后开始增加的从非洲移民到美国的新非裔移民，有不同。新非裔尤其在1980年后开始大批移民进入美国，他们主要来自非洲，加勒比海及西印度地区。他们没有历史包袱下的文化陷阱，跟其他移民别无二致，有更多开放的心态去拥抱、跻身主流社会。也同时从美国针对族裔的代偿性政策中把握了机遇。

各种扶持政策中最著名的就是华人社区讨论广泛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AA)”。

平权法案最早始于美国总统肯尼迪1961年的第10925号总统行政令，内容很简单：法案旨在促进和保证任何人向联邦政府以及与联邦政府有合同关系的机构谋职的时候，“无论其种族、信仰、肤色、祖籍国，人人都有平等机会”。原文里，并没有有关族群优惠的条文。此法案正式签署于1965年，约翰逊总统签署了第10426号总统行政令，对以上法案加以补充。它更具体地规定，凡与联邦政府有含1万美金以上合同的机构，都必须接受平权法案的限定。这些机构可以是接受政府教育和研究基金的私立学校，与政府机构有商业关系的大小私营企业，或者是接受政府发展基金的中小企业。

SY教授

 

也就是说，平权法案主要牵涉这几类机构中的三个方面的机会：就业机会，受教育机会，承接政府项目的机会。

来自非洲的新移民更多地抓住了机会，创造了成功的“美国梦”。比如尼日利亚裔美国人高学历比例超过亚裔，有几乎一半在教育界工作，很多是顶级大学的教授。而2005年之后，纽约皇后区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多次高于白人家庭。其中加纳移民家庭的收入最高，他们在医务行业有雄厚实力。相比之下，像前东欧、苏联的新移民属于白人，但是他们的新移民在美国的语言障碍远大于前英属殖民地国家来的非裔新移民。

而非裔中最需要帮助的是内城贫民窟的本土非裔，他们中不少人因为环境所困，没有能力或者意愿走出自己的社区，对于政府提供的许多资助项目也缺乏了解而没有去积极获得。教育上，他们最急需的是在K-12阶段获得更多的帮助，等到大学已经太晚。能从内城走出的非裔，上州大的都是凤毛麟角，背后往往有个内心强大的家长在逆风周边的环境，支撑孩子的教育。导致实际操作上，非洲新移民拿走了很多大学AA的好处。

这有点像疫情期间美国推行2万亿经济拯救方案时出现的现象。尽管政府面向小业主出台了援助项目PPP，结果多数最需要这笔贷款的小业主并没有拿到，很大一部分被上市公司拿走了。（注：因为规定，连锁店在一个地方的分店不超过500人，就可以申请。结果，这些大公司都有专业律师和财务人员，第一时间就申请，把资金用光了。点击前文）

结果造成，一方面，本土非裔包括民权领袖认为，一些非裔精英的成功，麻痹了社会对于依然存在的针对黑人的歧视的重视度。我们熟悉的前总统奥巴马其父亲是肯尼亚第一代移民哈佛博士、现副总统卡马拉·哈瑞斯父母一个印度裔一个牙买加移民、前国务卿鲍威尔将军的父母也是牙买加移民，这类例子还有很多。

 

另一方面，这种照顾挑起逆向歧视的争议，亚裔支持AA的比其他少数族裔人数都少。本质上是小族裔，比如上升壮大中的华人，跟非裔西裔精英层之间因为资源冲突而产生的矛盾。竞争最容易发生在水平差别在一级上下的人之间，政治较量也最容易发生在彼此利益接近的群体之间。这一点，对于教育和社会资源丰富的人群感触并不深，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部分名校精英华二代N代，由于从小距离华人平民的生活太遥远，他们缺乏了解华人社区一半以上人的生活状态。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华人的组成，华人社区并不都是所谓的“精英阶层”。由于美国施行的是基于家庭为核心的移民政策，像其他移民一样，华人技术移民包括配偶在内，占不到20%，其他组成来自家庭移民、难民、政治bi护，还有通过偷渡等方式在美国的无证移民（点击前文：唐人街头号人物）。

 

“模范少数族裔”的绰号，掩盖了亚裔有16%左右贫困人口的事实。在纽约市，亚裔的贫困率是所有少数族裔中最高的，尤其是65岁以上的老人中，每四个亚裔老人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根据2018年的统计，华人中高中以下学历者占18.5%，明显高于美国高中以下学历15.9%平均水平（点击前文）。

 

这部分华人与从事专业技术、管理等工作的华人精英和知识分子生活上缺乏交集，他们通常从事餐饮、日货等服务业，不少蜗居在平民区，生活、工作上与美国底层有相当多的接触。他们被打、被抢甚至被杀的事往往缺乏广泛的关注，但是受欺负是真的。不少也不能讲英文，是属于最难通过社会常规渠道发声的弱势群体。对于他们来说，很多吃苦的动力，对移民生活的坚持，来自于对下一代的希望上。教育是华人平民的核心利益，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而是刻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

很不幸，在身份政治下他们都成了跟一些华二代熟悉的“医生、律师、教授、高管”一样的privileged的华人，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中不少跟内城黑人、锈带州穷白人都一样属于需要很多同情和帮助的无产阶级，仅此而已。

所以对于生活在贫民区下城饱受犯罪侵害的华人，和被AA正好切到孩子教育利益的华人中产，以肤色划分的身份政治对于他们来说太霸道了。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度为自己发声，游戏规则之内，并不是过错，也谈不上是被什么势力利用。更多还是因为触及到了核心利益。

显然每个族裔内部根本不是铁板一块，身份政治把族裔内部的经济、社会阶层、意识形态等多元性一笔勾销，导致了更多内耗。华人虽然总体占美国人数不多，但是比较特殊，一方面有几千年的文化背景，另一方面近代历史各种分裂，再加上过去几十年大陆的飞速发展让人群分层极为复杂。移民自14亿人的大池，想法本来就是千差万别。“华人团结”更像一种愿望，口号的背后其实是要求牺牲个体的多元性。

总的来说，美国如能回归二十世纪那样由经济问题决定的政治，对小族裔更适宜。如果不按肤色而是按照经济水平划分，华人则可以汇入中产阶级这个大部队，有更多的盟友。美国政治是按闹分配，按票分配，有政治实力的人群就能赢得更多的社会关注，并形成正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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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回顾：美国总统就职演讲名段（1933年-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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