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说到，生活在“新社会”的人，一直被“档案”里面的那些旧资料困锁。这有些像今天的个人疫情防控码，被有权势的人抓在手里，可以完全控制人的行动和生存空间。除非离开中国，否则这些东西像乌龟壳一样，要背负一生。
看知青档案过瘾
在文革之前，档案管理还有一些规矩，有比较严谨的“保密”规则。一革命，这些规矩都被“破”了。那些文革中突击上位的连队干部，本来根本没有资格看档案，如果真需要查资料，也要专门申请、获得批准才能够在许可的条件下调出来看某个部分，而且必须遵守保密规定。
不过文革造反和农场改编制为兵团，就让这些基层掌权者有了扩张个人权利、满足个人欲望的机会。他们本来就对首都来边疆的人有许多好奇心，加上我们连队中的确有几位很高权贵的子女（海军政委、部长等）。既然有机会触碰原来不可能接触的东西，他们肯定要抓住机会“过把瘾”。
当时连队领导专门开会宣读知青的个人档案（有人文化低，只能听不能读）。我收工时从门外走过，听见有人用湖南口音大声读，还略作解释，然后人们就开心地笑和议论一阵。当然我不可能停下来偷听，但是感觉到，这对他们是最“有益身心”的娱乐活动。有些人还忍不住就悄悄告诉了“枕边人”。这些意外得知“档案”内容的人，也感觉“与有荣焉”。有位和我关系不错的成都“老知青”靠着男朋友的关系，也知道了我们这些人的背景。
于是她装作不在意却又很隐晦地对我说，她也“听说”了许多人的背景，说我们这些人的家庭都很“复杂”，或者在政治上与“国民党高层”有牵连，或者有叛徒、内奸一类的历史问题……。其实她说的也大致不错，当时父母很“黑”的干部子弟才会“上山下乡”，没问题的高官子弟可以用当兵来逃避“上山下乡”。所以后来这些人的父母一“解放”，也立刻就把孩子调去当兵或者用关系/命令把孩子转走了。
总而言之，她虽然不能透露细节，但是听起来都是负面信息。我也可以感觉到，她的口气中既有“羡慕嫉妒恨”，也有些看见“凤凰变母鸡”的幸灾乐祸。
后来连队的两派斗争激烈的时候，大部分知青都是同情支持“保守派”的老工人群体的，激进造反的那些人也时不时拿我们的“出身问题”来敲打几下。
我自己因不知道个人档案里到底有什么资料，就不肯“服软”，我的“恶劣”态度，让那些造反的对我更加“凶恶”，毫不手软地打击我们。他们大概也想不通，我们的背景如此“复杂”，怎么还“自我感觉良好”，没学会缩着尾巴做人。
其实，这也是档案保密系统中一个“意外”的好处，对当事人保密，就让有些比较“木”的当事人（像我这种）不会感到太大压力，甚至“自我感觉良好”。
“亲眼”阅读个人档案
直到1973年我调离兵团的时候，团部的干事把我的个人档案装进一个棕色的牛皮纸大信封，然后贴好封口，用红漆封印，郑重交给我。他特别交待说，到新单位之后，亲自交给知青办公室或者相关的部门（因为当时没有明确接收单位的地址，只能自身带着）。
我带着自己的“个人档案”，就像扛着身家性命一般。虽然“个人档案”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绳索，勒着人的脖子。那有权看到你档案的人，当然就有权蔑视你和“整治”你。但是着就像“卖身契”一样，证明你的身份。什么都可以丢，绝对不可以丢了它。若没有这份资料，我就像一个来路不明的人，谁都可以抓我，关押调查我，就是死了也“死无对证”。
回到北京之后，家人没料到我带着自身的档案回来。当时家里人都被出身问题所压迫，都怀疑“档案”资料中有大问题，所以我的一位叔叔，是中国顶尖乐团的小提琴手，为此专门来到我家，和我父母商讨怎么对付这火漆封印的档案信封。结果也没听见更多讨论，我叔叔就拿来一杯热水，放在封口的红色腊印之上，等腊印变软、慢慢化开，就用他那双纤细敏感、拂动小提琴弦的手，轻轻揭开封口，把我的档案拿了出来。
谁都没想到：刚二十岁的我，有着如此丰富的档案，所有的内容都和我本人无关，都是关于我家庭背景的资料。其中最有分量的一份资料，是说我母亲有位“表亲”，在台湾军队中担任较高职务。这在当时属于最“黑”的家庭背景，比在美国或者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有亲戚还严重得多。
我母亲反复看了这份资料，说她根本不知道这人是谁，她的亲友中的确有加入国民党的，但都是外婆那边的，而且是著名的革命烈士刘国鋕（就是《红岩》中刘思杨的原型）的亲族。除这些人之外，当时样板戏中的一个名角，是母亲的表姐，也不在档案中。母亲的堂兄中，也有人略有名气，档案中也没有列入。奇怪的是，这些代表家族“正能量”的亲属之资料，都不在档案中。
自我解放，命运转折
这就令人不得不怀疑管理档案者的动机，是刻意找到些能“害人”的资料塞进去，把能提升人身份的档案撤掉。最后，父辈们决定，把这份属于“诬陷”的资料烧毁，又把其它“无伤大雅”的档案原件放回信封中，把火漆腊印重新封好。
这之后，我带着被洗过的档案去山西插队、进工厂、上大学。我在插队期间居然没付出什么努力，就被县“知青办”树为先进典型，到县里开表彰大会，还让我表演手风琴独奏“多瑙河之波”。“知青办”的老朱人十分开通，对知青非常好，想方设法给大家解决困难，安排工作，推荐上大学。不过，我的档案比较干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两岸解封，亲友相助
一九八三年前后，我开始申请赴美国读书。当时找到了一个“表姐”做经济担保人。这位表姐十八岁嫁给国军的空军飞行员，之后去了台湾，和父辈断了联系。1980年前后两岸又重新通信，她在上海的父母（我的姨父姨妈）才知道，她的先生曾在国军空军的“黑猫中队”服役，属于台湾高空战略侦察机部队，还专门在美国受过训。
他驾驶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在进入大陆时被击落。当时蒋总统除了表彰忠烈，也给遗属发了一大笔黄金，表姐于是移民美国。
不过，我很肯定，当时我档案里面出现的那个人，不是这位姐夫。大陆台湾断绝音信近三十年，家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国军空军的U2飞机驾驶员。如果“革命政权”早掌握这些资料，姨父姨妈应该早进了“监狱”或者被折腾死了。
文革期间，除了有人恶意栽赃，往档案里面放“黑材料、假材料”，其它张冠李戴的事情应该也时有发生。就像我们收到的那一大包照片一样，是同时代同样背景的照片，人却是素不相识的。
粗心大意地乱发照片，危害他人的几率还比较低。乱填塞档案资料，尤其是有杀伤力的资料，却害人不浅。被“归档”到个人名下的“黑材料”，像毒瘤一样一直附体，当事人自己却到死都不知道。许多人就这么“两眼一抹黑”地活着，既不可能“鸣冤叫屈”，也很难被“拨乱反正”。 在人人自危的社会，常有人在背后捅了你一刀，你只知道很痛，却不知道是谁插上的，甚至不知道怎么才能够拔下那把刀。从云南出来的另外一大成果，就是自己拔出了一把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