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总统拜登先生说中美元首很快就要在这个月底前举行视频会谈了。如果确是如此的话，那么这次的会谈背景与以前的几次会谈可以说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
以前作为世界一大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欧盟与北约很少突出意识形态的姿态而是以追求经济发展利益的模糊面目出现在中美俄之间的。但通过这次的俄乌冲突，欧盟与北约的立场明显地得到了澄清，世界的政治版图----再加上松散的美日澳印构架----也更清晰地将中俄势力与美欧为首的联盟集团的对立形势逐渐地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
从对立的格局来说，以目前中俄这样的相对地是处于较为严峻地位的国家来看，如果按惯性常理出牌的话理应是抱团取暖----结成一个政治军事同盟的，但直到目前为止，这两个国家不仅没有结成明确的同盟关系，而且除了军事方面无关痛痒的军演形式和经济方面的互惠共济之外似乎离这样的意愿也还很遥远。
按着过去的地缘政治的历史来看，尤其是在近代----在十七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形成后的历史来观察，国际政治----特别是在大国间的政治关系上用联盟来固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为取外部均势以平衡各方力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也是各国政客所熟知的一种策略。为何中俄两国即使在目前有这样必要的条件下却对之熟视无睹呢？这给不少的人带来了不小的疑惑。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可以在一个系统中分几个层次来讲。
（一）
为了厘清军事联盟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先来谈谈国际政治的历史时期的划分。
现代主权国家作为一种主要的国际行为体的普遍出现是在二十世纪的初期。那么，上面为什么说国际政治关系是从十七世纪中期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时开始的呢？
首先，这是因为在公元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前的战争基本上都是以城邦间的或是被封而建的小诸侯国间的甚至是游牧族群间的对立形式出现的战争，博弈双方在地缘上的独立性比较明显，在文化上各宗教间虽无通融的余地但也还没有因饱和而需要扩张的必要----战争的目的性比较简单，欠成熟的技术和组织能力也阻碍了它们获得宽广视野的可能，再加上交通的不便，因此尚无大规模联结的必要也无全球范围内合力的机会，政治关系只能是一对一的在狭小的地区以军事手段为表现方式的相互关系，战争结束政治关系的稳定性也随之结束。
可以算得上是世界级地位的帝国----如罗马，蒙古这样强大的帝国，在它们如日中天的年代里，在世界各处也同样地存在着它们无意影响更无力鞭及的独立的地区性帝国，如美洲的奴隶制国家，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公国和王国及东亚拥有宗主与藩属关系的封建帝国，多个互不影响的政治实体存在于同一个历史时期里，它们各自的势力连结性与真正的世界性而言尚有差距，说其是世界级的帝国是因为其时环顾四周尚无因地缘因素会成为其威胁的存在，而非指其在世界范围意义上存在着相互影响的政治关系，所以它们与自己统治下属地的关系谈不上是国际间的政治关系，与其它独立于自己的政治实体也无政治意义上的影响力，真正且持久的国际政治关系也就无从谈起。
从十七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起，情况就开始起了变化。《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订立标志着欧洲三十年的宗教战争的结束，而此条约所以能为各方统治者所接受，是因为它为各国的统治者跨越君权神授的王教博弈打下了“统治者的宗教就是民众的宗教”这一基础，为统治者决定国家的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取得了关键性的舆论胜利与普遍接受的条约性基石。同时，这场战争的更大的意义还在于它不仅是最后的一场与领土无关的宗教战争也是第一场与领土主权相关的国家之间的现代战争，它使领土主权国家第一次成为了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行为体，国际体系的概念也从此诞生，在此意义上的政治关系才是真正的现代国与国的政治关系。以此为基础所作的政治研究才会对当代条件下的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有参考和指导作用。
接下来还有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说现代主权国家作为一种主要的国际行为体的普遍出现是在二十世纪的初期呢？
世界范围内的现代主权国家的大批出现是十九世纪欧洲殖民主义在结束了欧洲封建领主的封建统治后建立起来的拥有特定权力与义务的现代国家的背景下对欧洲以外地区的一次通过经济掠夺而在不经意间产生的国际政治影响的实践结果：当时，在欧洲以外的各地区的反封建反殖民的独立运动都认识到需要有自己国家的主权才能有力地参与到对抗强国的侵略和掠夺运动中去----也就是使用威斯特伐利亚体制的模式中去，不然以一己之力去对付群体性的攻击----比如国际性的利益或领土的瓜分-----是难以应付的。于是通过领土意识带来主权概念的文化传播和建立，有权利与职责指向的现代国家开始普遍地出现了起来。
所以只有当这样独立的主权行为体普遍出现的时候，国与国的关系进入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后的相互之间对等的政治关系才具有真正的国际性，我们所讲的政治关系才是国际政治关系。一个主权国家与一个宗教辖地或得不到国际上主权行为体的承认的政权是没有领土意义上的政治关系可言的。譬如，现在乌克兰东部的那两个叛乱州，还有台湾地区，他们的名分问题在主权国家成为当今世界主要行为体的体系中就成了个麻烦问题，对外联盟求援问题就弄成了道义难题。
再说回到欧洲。现在有了现代国家也有了通过条约所形成的国家间的政治共同体，那么这个对现代国家具有国家间政治关系奠基作用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又有哪些功能或作用呢？这个条约主要开了两个历史的先河。一是解除了一直以来由皇帝和宗教教皇所执掌治国的“朕即国家”式的权力并移交给了君主立宪政权；一是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欧洲国家领土专属权原则，以期用来结束国家间的不平等的攻略关系----用一种相互间有权力和义务的共同体关系来替代。
通过国家主权原则让民众有了一种忠诚和归属感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个人忠诚的义务对象为封建把头或某个贵族甚至是一个主教大人，一旦这些人通过婚姻或交易改变了自己的身份，那么他们属下的那些民众就可能在一宿间跟着从此国人变成了他国人。同样地，有了这样共同体制一国想随便地改变另一国的地位或状态也会变得不那么容易，确定关系的和约成了各国的“共主”。
（二）
有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减少了欧洲各主权国家间的摩擦争纷，这就给了那些欧洲强国为继续让自己在与传统对手的竞争博弈中获得比对方更多的资源财富方面有了走向欧洲以外地区的机会和可能。十七世纪的荷兰和葡萄牙通过在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贸易掠夺让自己成了首批受惠于《和约》的欧洲国家，它们是最早且是持续时间最长的欧洲帝国；随后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也把北美的大片广袤的地区占领为自己的殖民地；再紧接着的是后起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在通过战争和工业化以及金融资本的运作让自己成为了世界性的最强大的国家。所有这一切无不是拜了《和约》带来的或者说产生的影响或效果。
这样的势力外延，除了为欧洲地区的财富的增长外，最明显的有益之处是从1648年《和约》的签订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欧洲地区除了一些局部的短暂的战争外，这个区域内部的和平基本上是相对稳定的，没有革命运动的发生也没有哪个国家试图改变地区的秩序。水到渠成的顺境使得许多人以为和平是随手可得的上帝恩赐。只是在经过了随后发生的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后人们才开始对1713年在《伍特勒支条约》中曾经提到过的均势概念重视了起来并从中得到了一个启示：通过签订全面性的和约----除了比签订拉帮结派的盟约可以暂时增强自己力量外----还能获得相对持久的均势。因为盟约的结果对不能形成绝对强大的一方来说是不确定的，而和约换来的由均势产生的稳定于各方都有益。从此，均势理论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也成了各国政治家为追求和平去操作国际政治的手段。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这场革命旨在改变国家政体和欧洲地区的秩序，法国的举国观点是送君主上断头台实行完全的人民主权，这就不能不引起欧洲各君主体制下国家的恐慌。当时法国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停留在巴士底狱的废墟上，也无视英俄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敌视而是通过拿破仑战争对外进行了输出，目的是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为整个欧洲建立起一个全新的运作体系，让法兰西称霸欧洲，再造如昔日罗马的辉煌。这样的输出对欧洲的稳定的均势和体系规则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自然就立即引来了其它各国组成的军事联盟的抵抗。结果法国的自由民主运动只能可想而知地以给后人留下了个理念的结局而黯然下场了。
拿破仑法国失败后，欧洲各国为了防止在本地区再次出现自由民主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出现，推出了一个加强版的均势体系----所谓的“欧洲一致”体系。应当说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欧洲各国一直都在为本地区的均势而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这是题外话。
这样的“一致”均势，对强者来说是既得利益的围墙，对后起之秀则是暗度陈仓的烟幕。当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欧洲不是没有均势体系，而是拿破仑法国不会用，所以才会招致了灭顶之灾，会用的国家则将这样的体系变成了相互斗法来让自己崛起的温床。
一直希望着由普鲁士君主来统一德意志的的民族主义者就是善于利用欧洲均势体系来达到自己目的的一群人，其中的佼佼者就是俾斯麦。以俾斯麦当时的言行来看算不上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者，但他确是实现了让德国达到了统一的目的。
俾斯麦是个长袖善舞的政治家，一方面他充分地利用了当时的欧洲各国达成的均势体系，用不同的砝码与不同的对手做着看似维护着当时的均衡体系的政治交易，一方面又极力地转移着他国的视线使之不因为德国的获利---诸如从法国得到了骆林和阿尔萨斯----而失去众人对德国维护秩序的信心。同时，俾斯麦在国内政策上也有效地舒缓着----但又不完全地扑灭----跃跃欲试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之为他的第一目标----有效地建立以德国为中心的新欧洲均势体系服务。
以柏林为轴心的新大陆平衡俾斯麦做到了，这可以从其一举将散乱的三十七个国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欧洲中心帝国中得到证明。但是他的继承者却改变了他的新平衡路线，新的意识形态改变了国家的原来的目标也逆转了这个政治进程的方向，使德国成为了“一意孤行”的平衡的破坏者----拿破仑第二。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从欧洲两次努力建立起来的均势体系中可以看到国际政治中所谈论的均势，无非就是通过国家间的平衡术来避免让一国霸权。以“欧洲一致”为例，当时就是通过俄国，法国，普鲁士，英国还有奥地利这五个欧洲强国间的经常改变各自的同盟关系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动态的平衡以保持欧洲地区的力量均势的，直至这些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的兴起让这些国家无法再在国际事务中承担相应的责任。
均势，作为一种和平的手段得到各保守势力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十八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就将均势上升为国际政治游戏中的“永恒和明智的规则“。不过，我们应该要指出的是，均势并不是灵丹妙药，它的有益与否还要仰仗于政治家们是否在正确操作。一如前面所提到的，一国之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国家政客可以利用来达到一己之目的的力量，一旦如此，均势就会受到冲击更甚的会荡然无存。譬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法国大革命以及后面将会讲到的协约国和同盟国的形成，都无不是政治家们玩弄均势不成反而弄巧成拙的结果。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有限的均势并不能阻止大规模的战争的发生。所以，说均势是一种可以达至和平的方式但并不能保证和平的永久性。
但是，我们对此也不应该为此感到意外，因为追求均势以换取的和平，其最终目的还是可以用来维护自己的发展和生存权利的。而决定对均势或维持或破坏的取舍则要看形势的变化和资源的许可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均势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就可以用不同的内涵来进行观察了。
采取均势政策，其目的对作为个体的国家而言是为了防止其他国家获得超越自己的优势，从而给自己留有超越其它国家的机会。从这个角度出发，均势政策往往会“鼓励”意欲平衡力量者自然地加入到相对弱势的一方中去，而不会过多地考虑冲突双方的信仰意识或者文化历史，因为这时候的均势更取决于行为体的行为和会带来的后果。举个例：虽然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但为了维持平衡，该国也可以选择中立的立场而无需去墙倒众人推，因为那堵墙倒了以后未必对自己有好处。同样，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也会在利益的推动下走到同一条战壕里去。
在多元的国际政治体系中，人们需要随机地通过变换自己与其它国家相对的位置----我们常听说的所谓的“互动”来维持的均势，相互间的“错位”可以及时调整由于误判带来的风险，这样的均势常常发生在各方对当下的处境和地位相当满意或者没有主动出击的意愿的环境中。
另外有一种均势是由一种预先准备好的措施来约定的，所谓的约定就是一旦有事就各方都有义务去恢复原状而非届时的应对义务。它的长处在于维持原状以保持达成协议时的原始状态，大家都没有损失也不会通过得益而成为霸主。据说日本对”周边有事“的概念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至于在这个问题上什么是原状就比较模糊了，不过这个模糊部分也不在本文的题意之下。
还有一种均势不是从力量的对比出发的---因为这比较难以掌握和评判，而是从事前权力的分配上来观察的，因为只有当决断时各方的权力是均等的，事情才会有公平解决的可能。因为在以实力为前提的世界里比常见的例子大都有一个共同的故事：弱小国家被关在会议室的门外，等会议开完了才被叫进门去为一份已经拟定好了的给列强割地赔款的“认罪书”上去签字，这常被后世所病垢。不过，以权力维持均势也有不同的释义，一种是绝对权力平等---比如一国一票；一种是霸权平等----先有老大而后才会有小弟们的公断标准。
通过对从理论，体系，政策和权力各角度的分析观察，不难发现均势本身就是个可以通过不同手段去达到发展自己并平衡他人目的的政治工具，本质上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以平和形式出现的政治过程，能不能用，会不会用，善不善用，怎么用，端看各自的需要和本事了。如果有人要说是公益事业，那基本上是来给鸡拜年的黄鼠狼了。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和平是均势的结果，而不是某个主义的成就。即使某个势力取胜了，其内部也会产生出新的对立势力来形成新的平衡均势，就像黑格尔的辩证法所说的：旧有的矛盾消失了，新的对立面又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升华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二战以同盟国的彻底胜利宣告结束，结果美苏又开始对立，社会主义一块铁板了，中苏又分家了。因此，将来如果真有地缘政治上的“东风”或“西风”的胜负，那也不会永久地是一边倒的世界，因为那将会是一个悲惨世界。
（三）
前几天基辛格博士在告诫拜登总统，对立的目的是不可能通过对抗来实现的，在中美对立中要保持一定的弹性。其实作为外交专家的拜登又何尝会不知道弹性的重要性，只是他的均势尺度可能会与学界的期待有所不同，等待的条件可能不是基辛格所能想象的，毕竟现在的世界形势已与尼克松时代大不相同了。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弹性一词从基辛格博士的嘴里说出来，说明弹性在均势博弈中的关键性，尤其是在无法完全消除对抗或可能两败俱伤的结局下的重要性。
均势对各个国家的和平与发展或者是其它的目的是如此地重要，那么均势是如何形成的呢？
理论源自实践。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相信，基辛格的均势理论就是来自于在上面第二章节中提到过的十九世纪欧洲均势的实践----不断地变换同盟关系的动态均势，不过可以相信的是从1815年到1914年这一百年里的现代条件下的国家体系所经历的欧洲历史上最长的没有世界性大战的和平会给所有研究世界政治的人都留下深刻印象的。因此，可以让人用历史来证明的是，均势是由不断地调整中的同盟间平衡关系所形成的。
如此，我们就应该关注一下同盟关系的问题了。也确实如此，人们是不可能对为形成均势服务的基本元素----同盟视而不见的。
同盟，会有很多的形式，譬如经济形式的同盟：金砖五国及各种形形色色的经济互助条约组织，但最主要的还是以军事同盟为主要角色。
军事同盟的结构关系有两种情形，或者说两种形式。一种是横向的形式，一种是纵向的结构。前者即结盟的各方权力和义务都均等，以获得利益相同的结果。事实上这是不现实的，因为结盟的各方本身的实力条件和目标就不太可能完全相同；后者则与之相反：即由最具实力的一国任霸主为其它国家制定模板，在这样的体制中均衡的稳定局面就会自然形成----这就是著名的霸权稳定理论。比如在朝鲜战争中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的共同行动，现在的北约结构也是如此。总之，这些均势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或近或远都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不同的形式中得到过检验，后人对其并不陌生。
但在国际政治中追求齐头并进的多元化是困难的，因为国际政治不同于国内政治。在国际事务中，各主权国的头上是没有一个具有主权的政治实体的，多元化在实际的利益面前只能是混乱化，国际政治多元化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一贯主张多元化的国家，自己在国际政治中实际上也是通过各种措施在追求着霸权地位。国际政治多元化只不过是一种烟雾，是一个追求霸权的过程。因为，在威斯特拉伐利亚体系中-----缺乏主权领导者的体系中梯次形式的同盟关系才会导致稳定。不过，也正因为目前的世界从1648年以来一直是处于无政府的威斯特伐利亚条件下的状态，所以，除了出于伦理的因素而对各种使用的手段可以有各方可圈可点的指陈外世界各国追求霸权的愿望也是无可厚非的。
基辛格善于从历史中寻找经验，中国人也善于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今年7月21日在阿斯彭战略安全论坛上，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先生就说过“冷战是历史性的悲剧”这样的话，这充分说明中国政府对历史的教训是相当地重视的。
前几年中国就曾因开放的需要及时地宣称不输出革命，有没有人信，那是另外回事，但它很有可能是注意到了拿破仑的历史教训。目前的中国大陆尚处于厚积薄发的过程中，为完整地完成战略转身的目的，不招人不惹事是符合自身利益的上策，这是有历史的经验可依据的。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意气风发要做欧洲的霸主，把法国革命的理念推向整个欧洲大陆。这就不是一国之事了，而是触动了整个欧洲旧有的体制的秩序了，这不可能不引起各国政府的恐慌。于是各国军队组成了联军----这时的欧洲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极世界，不再有均势的可能了----于滑铁卢击败了这股会冲击欧洲原有体制的新生力量。作为对比，同样是作为崛起的新生的德国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就做得相对地聪明，使欧洲从拿破仑时代进入了俾斯麦时代，这可能也是中国方面会借鉴的经验。
在一个没有选择余地的两极充分对立的地方，任何的政治或军事上的风吹草动都会将条约的各国牵入其中，从而引发大规模的热战。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中俄结盟，容易形成世界的两极化，而两极化则会让国际政治彻底地失去弹性。前面说过，由于俾斯麦灵活的外交手腕，使德国在充满弹性的均势环境中顺利地崛起。与之相反的是其继任者的国内国际政策却让邻国充满了忧虑。这样的忧虑终于在1907年相继变成了现实：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的相继出现----德意奥匈帝国同盟条约的续签和英法俄协约国的成立，欧洲的均势体制彻底地失去了弹性。均势体制失去了可以平衡的第三方，世界大战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值得强调的是，不要以为缔结同盟仅仅是为了对付对立集团的一种方式，它同时也是可以用来制约自己盟友的一个有力的工具。
当下，欧盟虽说是一个独立组织，但基本上是美国的同盟者，再加上美日澳印的新太平洋结构。如果中俄结盟，世界上其它地区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军事力量可以成为平衡美欧与中俄两大集团的力量了。而两极化的结果就是直接的对抗。
在目前的形势下，若中俄组成同盟基本上在世界格局的范围内是无法对抗美欧组成的军事集团的压力的，所以无论是为了避免由此产生的全面对抗还是为了争取时间以壮大自己的力量，中俄都没有理由让这样的联盟成为美欧焦虑的对象的，对此，秦刚先生安抚西方说“中国不是苏联，中共也不会是苏共”。崛起而暂不破坏东西方的战略稳定可能也是中方会考虑的一个因素。
同样还是在7月21日的这个论坛上，秦刚先生还再次明确地表示“中俄两国不会结盟”。但，没有成立正式的联盟，并不等于不能行联盟之实。现在中俄间的合作尽管只是明面上的军事演习或是经济上的互相帮助和道义上的相互支持但并不影响到它们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实质性的随时可以连结的力量对峙----比如前一阵在俄国举行的一个由多国军队参与的军事演习中就有中方出动徒手军人操作俄方提供军事装备这样的为实战准备的演习项目，而这样的“不会结盟”的许诺表象却能不激起民主舆论的对立情绪，不给好战的现实主义政客以寻衅的借口，实在是为一举两得的节制措施。
关于一举两得下的中俄不结盟的另一个重要的隐形利益，还在于如前所提的对中俄这样的目前尚有各自地区利益需要维护的国家来说更是不值得杀鸡用牛刀地去结成联盟造成与美欧对立的世界规模的集团而引狼入室----来解决诸如东欧小国问题和台海问题这样的地区问题，这样地各自解决眼下的当务之急不需要结盟的力量，还能避免给西方集团以形成国际间的恐慌作借口而爆发直接冲突。这是台湾问题和乌东地区一直被中俄政府强调为是国内性和地区性问题的一个原因。关于现代主权国家间对等的国际地缘政治关系与封建宗教割据政权之间的疆土利益隶属关系之区别在本文的第一章节已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除了以上的这样和那样的因素外，毕竟国与国之间能永远的终究是利益的关系。中俄这两个在历史上恩怨交加的邻居究竟还是有那些旧有的历史因素会影响到它们的可能的结盟关系的----即使现在有了明确的边界划分，但是历史上的账在一定的条件下重新算不是没有可能的也不是没有先例的，俄国人对此也应该是会有所顾忌的，当然这对同盟的形成也是有着阴影的。
另外，中俄出于自身的实力和目前在国际政治中的位置，都是主张国际事务和利益多元化的国家，当然心知肚明地会对与对方结盟的结构及前途后果有各自的预计，对双方结盟的“投入产出”当然会有自己的衡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有过相关经验的中俄两国不会对此视而不见的。所以不贸然宣布同盟应该也是有从考虑结盟的双方内部会有的潜在可能出发的长远计议的。
除此以外，中国或俄国，在无法与美欧直接对抗的情况下，采取不结盟以避免成为对抗对象的同时，也可以让自己有机会成为一个灵活的第三方的平衡力量，以更好地争取自身利益和时间或间接地为友方解套----德国之声就这样评论道：中国政府在美俄的对抗中两边都在下注，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在这次的俄乌冲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实，这不仅是一种国际政治的手法，也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习惯的。出于这样的目标，秦刚就明确地在阿斯彭战略论坛上表示了对相互对抗的冷战历史悲剧重演的担忧，同时也对其它任何愿意共同推行国际政治民主化实行政治多边主义的国家表示欢迎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在即使结盟也没法取得优势的情况下，倒还不如在不影响暗通款曲的状态下取形式上的均势态势来得有利，这样至少还能留有新组合的想象来作为待以将来讨价还价的交易空间。
因此，在欧盟和北约已经明确选边站队的情况下，为发展尚需充实的国家实力而争取必要的时间和巩固既得的地区霸权地位计，中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采取将导致让国际政治关系步入缺乏弹性而失去目前尚能维持的均势的同盟立场的，这样的不得已而为之地制造给自己留下可以有回旋余地的多方均势格局应该是当前中俄在承受着巨大逆向的国际政治军事压力的博弈中最好的选择了。
七月底的这次会谈是否能如期举行，中方似乎还没有给出确切的答复，但今天谈还是明天谈这无关紧要，因为形势比人强，该谈的时候有关各方自会坐下来谈。紧要的是明天的这个世界将会是个宿命地向世界大战走去的两极世界或是个由各国明智地共同维护的均势社会，让我们看看中美两国透过这次的首脑会谈会给出怎样的智慧来----能不能跳出历史的循环走出一个新格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