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初，正在苏家屯做支前工作的农委宣传队接到通知，立即交接工作，返回农委接受新的任务。原来是市农委决定成立市郊供销合作总社，母亲所在的宣传队的人大多数都被吸收到新成立的市郊总社里。其实那时宣传队已经走了很多人了，母亲回忆说，修机场的时候怕苦走了几个人；搞土改纠偏时也有人受不了每天都要风吹日晒地丈量土地而走掉了；抗美援朝后又有人怕被征兵又跑了几个，加上被动员去参军的，宣传队那时只剩下三十人左右了。走的人都是家里生活条件好的，不像母亲，觉得在宣传队比在家活的更快乐更充实。母亲退休后，还有当年当逃兵的人找她出证明办离休。母亲就说: 当时你是自己跑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你不能让我给你做伪证啊。
沈阳供销合作社的创办人和第一任领导叫王柏秋，是个关里来的老八路，在河北时是像李向阳那样的敌后武工队队长。日本鬼子对他恨之入骨，可又抓不到他，就把他老婆抓起来严刑拷打，可怎么拷问也没问出王柏秋在哪，他老婆也确实不知道他在哪。恼羞成怒的鬼子就把他老婆捆上，头朝下扔到井里摔死了。她老婆当时已经有俩孩子，大的是女孩，小的是男孩。俩孩子五十年代初被接到沈阳，一起来的还有王柏秋的妹妹王柏英和弟弟。母亲和王柏英关系很好，惨的是俩孩子都没长大。俩孩子在关里时一直忍饥挨饿地活着，就没吃过几顿饱饭，冷丁到沈阳可以管够吃了，大女儿就一个劲吃玉米饼子，竟然被活活撑死了。儿子也没长大，到沈阳第二年就得了什么急病死了。母亲说，这一家人也是真的很惨。
抗日战争结束后，王柏秋随第一批入关的部队进入东北。后来在哈尔滨做地方工作时，娶了个哈尔滨资本家的女儿当续弦。母亲说，王柏秋人很好，平易近人，没什么架子，可这个资本家女儿官太太架子很大，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平时对母亲这些小年青都是爱答不理的。文革的时候，王柏秋因为这个老婆被群众给批斗了，那时他早已不在沈阳市郊总社，而是在高岗去了北京后就被调到省里去了。文革后，他老婆曾来找我母亲办过事，让母亲吃惊的是，这个女人变得非常谦和客气了。
成立供销社的目的之一是让国家力量占领经济阵地，不能让国家的经济命脉都被私人控制了。可当时没有资金，没有人才，也没有经验，什么都是摸索着来。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母亲这些小年青一开始都被下放到基层锻炼加充实力量。母亲和孙姨被分到虎石台供销社，那时孙姨（孙玉芝）还没去湖南，孙姨在虎石台，母亲则被分到离虎石台八里地的大桥供销社。母亲说，那时的人不知道挑肥拣瘦，领导让去哪就去哪，连挑肥拣瘦的想法都没有。
大桥供销社也是刚刚成立不久，条件简陋。一个拐把子房子，里屋是宿舍兼仓库，外屋是用黄泥砌了个土墩子，上面铺上木板就是柜台了。我母亲还清楚的记得柜台上摆着四匹布，一匹白布，一匹藏蓝布，一匹红布，一匹黑布。再就是卖火柴、蜡烛、白酒和一些针头线脑之类的小商品。那时农民手里没钱，可以拿鸡蛋鸭蛋来换火柴、蜡烛。
供销社共四个人，就我母亲一个女孩子，晚上三个男的睡里屋一铺炕，没有母亲住的地，村支书就安排母亲住到一户姓卢的中农家里。母亲说这家人非常好，老两口子有四个孩子，俩男俩女，大女儿结婚后不知道啥原因被休回了家，在邻村的小学当老师，大儿子已经结婚住一间屋，老两口跟俩小的住一间，大女儿住堂屋间壁的一间，母亲就和这个大女儿住一起。
那时在农村工作没有星期礼拜，没有休息日，而且每天都是天一亮就上班，天黑后一直到没人来了才下班。真正的是每周七天，每天12小时地工作，连三顿饭也都是在供销社里吃。因为那时郊区时常有野狼出没，房东卢大爷每天都拎个火绳子去接母亲下班，刮风下雨从不耽误，母亲在大桥供销社的半年，卢大爷每晚都去接她。卢大娘也心眼很好，每天都烧好热水，等母亲回来洗漱。要知道，母亲那时都是白住，不给房钱的，可见当年的人是多么善良厚道。
母亲与卢家大女儿也处的很好，两个小孩子也喜欢母亲，每天都等母亲回来说几句话才睡觉。供销社每天都会发一根蜡烛给母亲，母亲每天回去都把这根蜡烛当礼物送给孩子。母亲调回市郊总社后曾回去看望卢家一家人，带了一盒稻香村点心给老两口，几斤炉果给孩子。老两口见到母亲别提多好兴了，母亲回城时，老两口一直送到虎石台火车站。从大桥到虎石台车站有八里路啊。
沈阳的市郊合作总社最初是设在大东门的一家商铺楼里。这个商号叫宏盛发，是专门经营搪瓷和陶瓷用品的商号。沈阳解放前，商号老板跑关里去了，房子就被共产党给收了。这是个三层楼的砖石房子。一楼办公，二楼是王柏秋办公室和其家属宿舍，男职工的宿舍也在二楼，女职工宿舍在三楼。那时供销总社招了不少女职工，母亲一辈子的好友何姨就是那时来的。同时还招了很多朝鲜职工，大部分是女的。这些女职工都很聪明能干。母亲还记得财务股长叫李凤太、一个出纳叫金玉，还有一个男的叫姜治国，足球踢得非常好，后来去了国家足球队。母亲说，我刚出生的时候，尽是她的朝鲜女同事帮她照顾我，说这些朝鲜女人很会带孩子。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回了朝鲜，也不知道后来怎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