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门后，只见来人抖落身上 的雪花，摘下狗皮帽子对郭玉芹说：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李老师啊。郭玉芹仔细一看，可不，这不是班主任李老师吗。看着郭玉芹疑惑的样子，李老师解释说:我本来是共产党，在学校时就想发展你入党的，可后来被委派别的任务就离开了学校。现在沈阳解放了，军管会和党组织委派我参加沈阳的城市接收和政权建设工作，政府工作特别多，非常需要你这样有文化的人，所以希望你能来参加革命工作。其实李老师是化名，真名叫王江，是老党员和老地下工作者了。他的爱人也是地下党，一直以摊煎饼做掩护。
母亲也被敲门声惊动，出门站在郭玉琴后面来看究竟。郭玉芹指着母亲对李老师说：能不能让我这小老妹也一起参加革命工作呢？她也是初中生，特别能干。李老师望了望母亲问：这同学多大了？郭玉芹很机灵，没等我母亲开口就急忙回答说：十七了。其实母亲那年才十五周岁，不过说她十七也没错，那是虚岁。李老师说：好啊，你俩一起去报名吧，我给你们写个条子，你们明天去XX处报名吧。
第二天，母亲与郭玉芹就去报名。那时家里人觉得共产党不会要一个孩子的，所以也没人当回事。到了报名的地方，接待的人看过条子后，问我母亲和郭玉芹多大了，俩人报过年龄后，接待的人说：你们还不到十八啊，还是回去读书吧，明年或后年再来吧。结果俩人白跑了一趟。
沈阳解放后的城市接管工作是由陈云牵头，由他担任沈阳军管会主任，陶铸为副主任。沈阳军管委员会隶属于东北行政委员会。当时随部队进城的接管干部仅仅四千人，远远满足不了沈阳这个百万人口城市及周边乡村地区的需要（据母亲回忆，当时沈阳即所辖县区共计280万人口），所以不得不大量招募进步学生和留用原国民党的文职人员。沈阳第一任市长朱其文到沈阳市政府赴任时，相当于光杆司令，整个市政府的职员都是国民党留用人员，但工作开展顺利，一切都井井有条，仅仅四天时间，沈阳就平稳过渡到新政权。
第二年暑假时，新成立的沈阳农委要成立一支土改宣传队，农委宣传部长于之就找到王江（李老师），说你在沈阳当过老师，你帮着介绍一些进步学生来吧。王江马上就想到了郭玉芹和我母亲，就再一次来找郭玉芹，说这次肯定会收你们，赶紧去报名吧。而且还对郭玉芹和母亲说，你们现在参加工作还属于革命战争时期，等新中国成立后再参加工作就属于建国后和平时期了，履历会不一样的。那时母亲根本不明白这前后有什么区别，直到后来退休时变成离休，母亲才明白差几个月参加工作竟有很大的不同。
我有时非常惊讶于母亲的记忆力，七十年前的人和事都记得清清楚楚。母亲说，那时家庭调价好、临毕业的高年级学生都不愿意参加工作，怕耽误学业，只有像母亲这样家里条件不好，一年级才念完的初中生愿意早早工作。母亲一个同班同学就不愿意早早工作，后来她考上了中国医大，成为了一名医生，和母亲也一直有联系。
确实，这次母亲和郭玉芹都很顺利地参加了工作。那时农委的一把手叫政委，不叫主任。第一任政委叫张静之，是延安大学毕业的老红军干部。母亲说，那时共产党不都是土包子泥腿子，有很多有文化有水平的干部。母亲还说了几个延安大学毕业人的名字，其中就有宣传队的队长，一个延安来的老八路。
刚到农委工作时，是吃机关食堂。做饭的是一个姓曹的老红军。母亲这些新参加工作的都是学校的学生，比较讲究卫生，看老红军的灶上总围着一堆苍蝇就感觉恶心，于是就给厨师老曹提意见。母亲说老曹人特好，总是笑呵呵的，大家给他提意见，他就给她们这些小年青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对他们说：现在多好啊，有干粮吃，有热饭吃。我们长征的时候别说热饭，冷饭都没得吃，我们是啃草根树皮熬过来的。他这么一说，母亲他们就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那时老红军威望很高，参加革命工作要能吃苦不能讲享受也是大家的普遍共识。
母亲刚参加工作不久，沈阳市委要修于洪机场，动员了很多人，母亲他们这批刚参加工作的土改宣传队的四五十人也被派去修机场。当时的沈阳周边还有很多荒地和树林子，水泡子也特别多，而且还有狼和狍子出没。于洪机场那个位置就是一片荒草地，修机场的人没地方住，只能在荒草地上搭窝棚。窝棚虽然简陋，但睡觉没问题，难受的是蚊子特别多，每天他们都被咬的到处是包。所以领导来的时候大家就嚷嚷条件太差了，要求领导采取点防蚊措施，比如提供蚊帐或蚊香什么的。没想到领导却说，你们就豁出去一条腿喂蚊子吧。那时大家才明白，干革命吃苦是很正常的事。不过那时官兵一致，领导也和她们一样住窝棚，挨蚊子咬。大家也就没什么话说了。
于洪机场还没修完，母亲他们整个土改宣传队就都被派去做土改纠偏的宣传工作。
刚解放时，沈阳郊区按东西南北划为四个区，即：东边的深井子区，西边的马三家子区，南边的苏家屯区和北边的新城子区，四个区下面还有很多分区。母亲他们不到一年的时间，几乎走遍了这四个郊区的各个行政村和自然村。
到了农村就是吃派饭了。母亲说，他们都喜欢吃中农家做的派饭，相对干净也好吃。其实哪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冬天时基本都是高粱米饭和盐水煮豆子和咸菜，如果咸菜用油炒一下就是很好的东西了。那时母亲已经与郭玉芹分开了，郭玉芹被留在机关当打字员，后来嫁给了廖沫沙的秘书范志忠。高岗进京的时候，他们两口子也去了北京。此后虽然俩人还有联系，但一直没再见过面。母亲说，郭姨身体一直不好，第一个孩子还是个痴呆儿，所以心情也一直不好。估计现在已不在人世了。
和母亲分在一组吃派饭的是孙姨孙玉芝。母亲说孙姨很泼辣，不像她心脏，看见不干净的饭就吃不下去。有一次，母亲和我孙姨俩忙完了一天的工作，晚上去老乡家吃派饭。进屋一看，房东婆娘在外间忙乎，屋里刚会爬的孩子拉了一炕，弄得满炕都是，一进屋就一股臭哄哄的味。母亲当时就有点反胃，饭都不想吃了，可孙姨不在乎，对母亲说：我来收拾，你去外屋帮忙吧。不一会孙姨就把孩子和炕都收拾的干干净净，就喊母亲进屋吃饭。
吃派饭也不是白吃，政府给工作队的队员发饭票，吃饭时要给老乡饭票，老乡则会拿着饭票去政府领粮食。孙姨是农村来的，朴实能干，待人特别热情，对工作也是全身心投入，似乎有用不完的劲。母亲说：那时的人都那样，不管多累多苦干的都高兴，因为大家亲如兄弟姐妹，领导也没有架子，也和她们一样干。
孙姨比我母亲大几岁，参加工作不久就结婚了。后来俩口子被抽调到南方城市接管工作队随四野去了湖南郴州，一直在那工作到退休。孙姨走的时候，母亲哭了一场，毕竟俩人已经情同姐妹了。母亲和孙姨的联系一直没有断。文革后的一年，孙姨出差到沈阳，去母亲单位找她，恰好那几天母亲因为做子宫肌瘤手术在家休息，而前几天母亲单位一个和她同名同姓的一个人刚刚去世。孙姨以为是我母亲呢，当时就大哭一场，没仔细再问就回去了。等母亲上班后听说了，赶紧给孙姨写了封信。自那之后，俩人的联系更加频繁。等孙姨和母亲都退休后，孙姨就经常来电话，一唠就是半天，说她越来越想念过去的老同志，尤其是母亲。一个劲邀请母亲去湖南家里住几天。后来，母亲七十多岁的时候，在孙姨的一再邀请下，我弟弟特意请了假带我母亲去了郴州。临走时，两个老人都依依不舍，一个劲抹眼泪，都觉得也许是人生最后一次相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