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不烟不酒，唯一的不良嗜好，就是没原则地，宠我。搞得我自幼顽劣异常，尤其不讨人喜，各种古古怪怪爱好层出不穷，比如，曾经一度很喜欢闻新鲜的烟草味。
后来听人唱，想念你白色袜子，和身上淡淡烟草味道，尴尬地哭笑不得——我怎么会俗成这样？！
站在路的这一端看年少时候的自己，总是又亲切又陌生，甚至会掩面想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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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my mother died I was very young,
And my father sold me while yet my tongue,
Could scarcely cry weep weep weep,
So your chimneys I sweep& in soot I sleep
------William Blake
18世纪中的英国，遍地是工厂，煤矿，和其标志性建筑，烟囱。上面一段描述的，是10来岁扫烟囱小童工的经历——他们，小的甚至可以到四，五岁，大的不过15，6岁——还都不能说是成年人，却被被发现患阴囊癌的比例很大——一种再早只见于成年人性器官上的疾病。
面对越来越多聚到诊室的患者，伦敦的Percival Pott医生开始不安，调研之后给出的结论是，Man-made disease——病因来自于人群特殊的生活方式或工作环境 。比如上面提到的小童，经常要几乎全裸在烟囱里爬进爬出，皮肤大面积和污垢烟油接触，煤烟的残渣常年留在身上脸上和尤其不容易清洁到的性器官处而形成病变。
这件事的意义，在于给医学研究打开一个新的课题领域。再往前的医学史里，医学更多地是专注于治病救人，而不是病因探究。
类似的，是吸烟和肺癌，不过把时间空间和人群放大。
18世纪开始，烟草开始大面积风行。无论是公共酒吧，还是私人客厅或咖啡馆，in close, clouded, hot, narcotic rooms，人们肆无忌惮夜以继日地享受烟斗，雪茄和鼻烟。作为消费品，由于其巨大的商业价值，烟草种植在美国南方比如亚特兰大地区呈指数性增长，而英国，每年进口的烟草从1700年的38million磅到1770年 上升到10038million磅。
推波助澜的，是便携的纸筒香烟的出现。
1855年，一个土耳其士兵烟瘾上来却发现手边没有烟斗可用，抓耳挠腮之余直接把烟草卷在报纸里吸来解急——伟大或者不伟大的发明，很多时候都是被逼出来的。此妙招迅速在英国，俄罗斯，和法国的士兵之间传开，这个习惯跟着这些士兵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之后扩散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到1900年，美国人总共年均要消耗掉3，5billion的香烟和6billion的雪茄。而到1953年，人均消耗增加到3500支（每天10支）——同期的英国人是12支，苏格兰人是20支。
卷烟流行是如此之广，甚至变成货币一样的东西可以在市场流通。20世纪初的时候，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如果不说9/10，也可以说4/5的男人都吸烟——不过，那时候，人们对吸烟和癌症的关系是这样被描述的“By the early 1940s, asking about a connection between tabacco and cancer was like asking about an association between sitting and cancer”。
一直到1947年。
英国卫生部（Ministry of Health）的报告发现，肺癌的发病率，是20年前的15倍——it is a matter that ought to be studied。
于是报告出来，简单结论如下，
大都市（烟草消耗量大的地区），肺癌发病率明显高于乡村，concluded that ‚the only adequate explanation was the smokiness or pollution oft he atmosphere。同时，报告也给出了可能的原因，包括流感，浓雾，缺少日照，寒冬，煤灰，工业污染，汽车粉尘等等都被提及——除了吸食烟草。
1948年，纽约，一个叫Ernst Wynder医学生在替一名42岁因肺癌致死的病人做尸体解剖的时候发现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焦油色的支气管和几乎全黑的肺。当知道病人极度依赖香烟之后，Wynder开始怀疑吸烟和肺癌之间有某种联系。在向多方申请资助此研究未果的情况下，Wynder转向导师Evarts Graham求助。尽管Evarts Graham并不十分相信Wynder的推测，仍旧同意把Wynder的研究加到自己的研究课题里。
Wynder-Graham进行的实验一点都不复杂，他们把样本人群分成患病组和对照组，追踪其吸烟史，比较吸烟的人和不吸烟的人的患病率。
结论不言而喻。不过，当他们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公布这个研究结果之后，并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无论是专家还是公众。
当时的医学研究，人们比较容易接受“有载体的致病缘由”（比如蚊子可以传播疟疾），类似于糖尿病或者癌症，这种过于复杂起因变数过大的疾病，在大众的观念里，很难被说服是由某种具体的原因引起的。换句话说，cause会被接受，correlation，如果不说完全不，也是，很难被当作证据。
Cause这个词在医学界，被用来描述疾病的直接成因，最早可查的文献是1884年，微生物学家Robert Koch——没错，就是这次病毒德国抗疫军师那个研究所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Robert Koch认为，可以用这个词的情况，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我专门抄过来
The causal agent had to be present in diseased animals; it had to be isolated from diseased animals; it had to be capable of transmitting the disease when introduced into a secondary host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 ，子路》
几乎同时，伦敦的另一个研究小组Doll and Hill也得出了和Wynder-Graham完全类似的结论。
1956年，Doll 和 Hill研究小组向公众抛出了他们对41，024个个体的追踪报告（这也是美国历史上吸烟人数最多的时期，占到总人口数的45%），而烟草行业，也变得因为暴利而暴戾，香烟广告遍布大街小巷，都市工人，家庭主妇，职业妇女，新移民，非洲美国人，几乎社会上的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香烟广告代言人，广告词甚至有，More doctors smoke Camels，这样的话。烟草商更是大规模赞助各种民间社团活动，同期诞生的Marlboro Man，被认为是the most successful smoking icon to date，这只广告出现后的8个月里，Marlboro香烟的销售增长到原来的5000%。
尽管Doll-Hill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很大注意，烟草商倒是没有轻敌，带过滤嘴的香烟被推向市场的同时，媒体上的反击也随之而来，“A Frank Statement”,一封以烟草商的口气，写给公众的公开信，在几周之内出现在超过400种报纸上——主要强调用在小鼠身上的关于香烟致癌的研究和肺癌完全没有关系，因此更不适用于人。同时，为了显示其对公众健康的关怀，烟草商协会甚至表示会加大癌症研究和烟草关系的力度，并建立了Tabacco Industry Research Committee, TIRC——钱不必万能，百能千能也已经足够。
背后的目的是，Let the public have its addition, and let the researchers have theirs.
斗争再继续。
1963年，一位多年从事肺病研究的药理专家Oscar Auerbach发表了一份完整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报告，他通过对1522个吸烟者与不吸烟者肺部取样，观测到分层的癌前病变呈演化式出现，并且照片显示，在焦油堆积的部分肺部开始肿胀变厚，甚至出现不规则的细胞组织。因此，Auerbach的结论之一是，癌细胞产生之后，很大可能并不一定会被患者觉察。
这一报告开始引起公众和烟草商的共同焦虑，后果是，当时的美国卫生局局长Luther Terry被总统肯尼迪下达新任务，去彻底查清癌症，肺病，心脏病和吸烟的关系。
10位各路专家组成研究小组（有趣的是，5个吸烟5个不吸烟），从已经发表在1200期杂志的6000篇来自155名来自生物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文章里，整理了数据，意见，采访报告，和实验结果，共涉及到1，123，000名男女——这是病理学研究史上最长的报告之一，共387页。。
结论清晰明确，吸烟和癌症的相关性，显著——以至于完全可以用cause来描述。
报告向公众公布。恐慌一片？——完全没有，连emotional depth都说不上，仅仅平息了学术界的争论。
反而是如何对待烟草行业，成了政府的难题。烟草不是食品，联邦政府不能直接对它做出任何规定，不过，负责商品广告的Federal Trade Comission(FTC)可以限制他的广告词，建议是，香烟包装上必须打印：Cigarette Smoking is Dangerous to Health. It may cause death from Cancer and other Diseases。同时，这句话必须出附加在任何一条香烟广告的后面。
得到这个消息的烟草业闻讯告急，各路lobbyist频繁出现在公交私交大中小场合。FTC的建议被正推反推无数遍之后，实际出现的广告词被改成，Cigarette smoking may be hazardous to your health——那些更容易引起恐怖的词汇如癌症（cancer），原因（cause），死亡（death），被拿掉——应该被广泛关注的公众健康在极少数人受益的烟草业面前败下阵来，an unabashed act to protect private industry from government regulation。
斗争再再继续。认输？不会的——人类文明之所以能一点一点往前走，也是源于一直有肯说“不”的人。
1966年，一位刚出校门的年轻律师John Banzhaf在感恩节看电视的时候，从一则香烟广告里突然联想到1949年的一个几乎没被注意也没被使用过的fairness doctrine——公共媒体应该对有争议的话题给与争论双方同样多的时间来讨论（broadcast media should reciprocate by performing a public function, by providing balanced）——John Banzhaf的第一反应是，这一条应该可以用在香烟广告这件事上。
心动不如行动。John Banzhaf给负责fairness doctrine的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写信，抗议目前电台电视台只有关于香烟正面而没有反面的信息。按常理，这种听众（观众）来信多如牛毛，被拿出来多看一眼的可能微乎其微——人自助才有天助，信落在一个叫Henry Geller的人手里，此君长期关注公益广播，并一直在寻找打击烟草广告的的可能性。于是，John Banzhaf收到Henry Geller的爽快回信，
…We believe that a station which presents such advertisements has duty of informing its audience pf the other side of this controversial issue of public importance—that, however enjoyable, such smoking may be a hazard to the smoker’s health……
受到鼓励的John Banzhaf即刻把电视台告上法庭——律师嘛，至多不对自己收费啦。
烟草公司的反应直接干脆，我们也有言论自由，官司可以奉陪。
在联系癌症协会，肺病协会，和其他公共卫生组织申请援助未果的情况下，John Banzhaf开始单枪匹马一个人往前走。到1968年，他终于赢了烟草公司雇佣的“全美最贵律师”，法庭宣布，公众媒体在播放关于香烟广告的同时，要有等量反对香烟的广告出现。
禁烟广告开始在电台电视台出现，比较著名的是一个骨瘦如柴常年吸烟的越战老兵，在电视台广告的黄金时间宣布自己处于走向死亡的肺癌晚期，广告词是，If you do smoke—quit. Don’t be a loser。
1970年，禁烟运动越演愈烈，烟草广告被迫逐渐撤出电台电视台。1971年1月1日11:59 p.m.，You’ve come a long way, baby， 成为香烟广告在电视台的绝唱。
从1974年到1994年，美国人均香烟消耗从4141支降到2500支。评论界认为，It had been a long and slow battle of attrition. No interventiomn had single -handedly decimated tobacco, but the cumulative force of scientific evidence, political pressure, and legal inventiveness had worn the industry down over a decade.
Old sins have long shado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