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海葱茏】卷一、童年记忆
01、出生
我的老家是江苏宜兴。宜兴既是我的籍贯，也是我的出生地。
宜兴在太湖的西厢，山清水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可是个好去处。宜兴有两样东西闻名于世，一是紫砂壶；二是善卷洞。紫砂壶告诉你什么叫古朴大方、工艺极品；善卷洞则向你展示山中有洞、洞中有河、雾气缭绕、奇石玲珑的人间仙境。
善卷洞边上有个张渚镇。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农历丙戌年十月初五），我就出生在这个小镇。母亲说，我出生的时候是自己踢破羊水，双脚先出，两手抱着脑袋，顺顺畅畅来到这个世界。
据说，郭沫若也是以脚先下地的方式降生的。郭大诗人比较矫情，非要说“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叛逆者的第一步。”
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就他自己而言，晚年痛失爱子仍要强作欢颜，这种逆来顺受离“叛逆者”何止十万八千里。而且，这种分娩方式被认为是难产，助产士遇到这种情况，要把婴儿的脑袋转向一百八十度，脑袋先出才是顺产。但高风险往往带来高收益。我认为这种特殊的出生方式，如果顺利，反而让婴儿受益非浅。
一般来说，分娩过程会不同程度造成婴儿脑部缺氧。缺氧的结果是造成脑细胞死亡。我的这种出生方式，基本上避免了脑部缺氧的过程，这就存活了更多的脑细胞。脑细胞相当于计算机的存储单元，这就使我有足够的存储空间去存放那些多余的信息，当然，其中有许多是垃圾邮件。
02、迷路
我很晚才讲话，认字却很早。在我连话都讲不清楚的时候，就会写不少字了。有一次在家门口走丢了，因为写了两个字，引起了行人注意，才被领回了家。
那年我也就三、四岁，家住在上海杨树浦，是那种外表千篇一律的工房。那天我在家门口玩，看到了什么新鲜玩意，跟着多走了几步，一回头，就找不到家了。每一个门洞都像，但哪一个都不是自己的家。我辨认了一次又一次，就这样越走越远。
我没辙了。孩子都有自己在面临困境时的致胜法宝，那就是哭。我也不例外。这一哭，把警察叔叔哭来了。警察和颜悦色地问我：“你家长是谁呀？”
我的回答让他感到意外：“不知道，但是我会写。”
“呵呵，会写字？”他笑着随手捡了一块石灰疙瘩，指着马路牙子，对我说：“那你就写吧！”
我蹲在地上，刚写了两个字，就碰到地面上的一个窟窿，于是不知所措地停了下来。这时候已经有一大堆人围上来看新鲜。
“怎么了？不会写啦？”警察依然和颜悦色。
我嘟囔了一句：“写不下了。”
警察扬起了眉毛，回手一指：“怎么？这么大一条马路，还写不下你爸爸的一个名字？”围观的人群哄笑了起来。
这时候，人群中一位邻居大姐姐认出了我。便由她带路，警察护送着，回到了自己的家。
03、失聪
我小时候说话晚，可能同我听力不好有关。我的左耳先天失聪，所以我从小就是独耳听世界。
有人说，独眼看世界，就是毒眼看世界，不仅看得深刻，而且还有那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潇洒。
独耳听世界的好处也多多。首先是听得真、记得牢。别人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我是一只耳朵听进来后，就出不去了，所以记得特别牢。更幸运的，我是左耳听不见，这对我政治品格的形成贡献良多。我天生就不接收来自左边的信号，所以我从来不犯“左”的错误。我只倾听右边的声音，所以是先天的“右派”。
以上当然只是一些玩笑话。一只耳朵听，得到的语言信息也比别人少一半。语言这东西，只有听明白了，才能表达出来，所以我说话就晚了。另外，音乐世界对我来说永远是“单声道”，我永远体会不到立体声音乐的优美，这便是一只耳朵的可怜之处了。
母亲看到我迟迟不能讲话，能说几句也是含糊不清，稍稍有点担心，从小就叫我“大头痴”。但教我认字没有障碍，也就放心了不少。有一天，母亲教我认了“刀”，又教我认“分”。我指着“分”下面的“刀”，说“一把刀”，又指着“分”上面的“八”，无师自通地解释道：“一切两半瓣”。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说文解字，那一年我三岁。
04、分鱼
我五岁就上学了，念的是半年级。在外婆家，江苏宜兴新芳桥黄玕村，上的是离村一里地的英驻小学。
外婆家所在的黄玕村很小，也就是十来户人家。前村朝南，有一条前塘河，村后是后塘河。村子就夹在两条河的中间。村东头是一座土地庙，村西头是一个土墩，长满了一人高的茅草。茅草丛中间辟出了一条路，这是我们上学的必经之路。
沿前塘河有一排民房，大部分村民住在这里。隔了村中央的一片宽阔的“场”，靠后塘河有一栋全村仅有的楼房，那就是我外婆家。楼房和后塘河之间是菜园，菜园的东边是一大片竹林。西边则毗邻一排平房，那是我小舅公家。小舅公是我外公的小弟弟，年纪要小很多。因为他的独子光浩——我要叫他舅舅——却是跟我同岁的小学生，我们一起上半年级。
前塘河是全村的公产，后塘河则归我外公和小舅公两家所有。河里放养了许多鱼。每年都有一次干塘，就是把河水抽干，把全部鱼都捞上来。分鱼是全村的盛典，主持人则是我外公。
外公把捞上来的鱼按全村的户数分成十几堆，同时用麦杆做成十几根签，草签长短有序。每户派一个代表来抽签，我外公自己则不参加。
然后每户按自己所抽得的签，由长到短依次抱走自己中意的那堆鱼。全村人都抱走了，剩下的最后一堆谁也不要的，就归我们家了。
我睁大了眼睛，饶有兴味地观察着全过程。后来我体会到：这就是如何主持公众事务的一个案例。操办公共行政事务，主持人要有公信力。要取得众人信服的关键是要肯吃亏，不能与民争利。如何做到公平和公正，要有恰当的程序设计，这就是所谓程序正义。
童年的记忆，往往能影响你一辈子。后来我主持四通，当许多四通干部都分到了大房子，我却没有给自己留一间；在管理上设计了“五定两挂钩”等公平、公正的考核规则，都依稀可以看到我外公当年的影子。
05、上街
我在乡下念书的那几年，外公的生活过得悠闲而潇洒。他生于1905年，属蛇，那时候他也就五十岁左右。在我记忆当中，外公很少下农田，除了偶尔出面主持村里的公众事务，日常活动主要是上街、饮茶、喝酒、看戏，顺便替家里买些油盐酱醋。
上街，就是到新芳桥去赶集。从外婆家往南走七里地，就是乡政府所在地——新芳桥——一个相当繁华的小镇。镇上有茶馆、酒楼、戏院、百货店、中药铺。对了，药铺的字号叫“向德生”，我的小舅婆，光浩的母亲，就来自这个家族。
周末，外公会带我上街，这是我最开心的日子。沿街的小吃：入口即化的酥糖、豆沙馅麻球、馄饨摊……只要路过，我就赖着不走，外公总会依我。还有各种玩具：两根竹管叠起来，安上一个机关，摇起来啪啪响的机关枪；各种面具，我记得有过一个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我们老家管面具叫“鬼脸壳子”；我还有过一只匣子上镶着两条金龙、木质剑身漆得银光闪闪，拔出来是双柄宝剑。戴上“鬼脸壳子”，舞着双剑，从村东头舞到村西头，我当年在外婆家还着实风光过一番。
我还跟着外公看戏。经常上演的是滩黄（锡剧）和绍兴戏（越剧）。滩黄戏多是帝王将相；绍兴戏则多才子佳人。外公很惊讶我居然也看得懂。一位长胡子、红脸膛、舞着大刀的武将出场，我就告诉外公：“这是关公！”一位师爷模样的布衣出场，在关公袒露的右臂上比划一番，关公则端坐不动，专心看着左手托着的兵书。我就说：“这是华佗！”至于他们咿咿呀呀地唱的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
在回家的路上，我告诉外公，关公和华佗，都是我从小人书上看来的。于是，外公就开始给我讲三国、讲水浒。还教我念诗，什么“床前明月光”，什么“独钓寒江雪”。外公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
外公经常说：金山、银山，只有子孙出息才是靠山。外婆家土改时评定的阶级成分是中农，原因是我外公有三兄弟，分了家，每家名下的地并不多。生活能过得相对舒适，享的是子女的福。外公的五个孩子当中，我母亲是老大。父亲在上海银行工作，工资不算低。把我们寄养在外婆家，每个月都要寄相当的生活费。我有一个姨在香港。姨父、姨妈虽然只是普通打工仔，但不时从香港寄回来的那些食品和衣物，都足以让我们乡下人惊艳。我还记得小时候大姨回来探过亲，不说那些带回来的琳琅满目，光是随身用的那一卷粉红色、带着香水味、细腻、柔软的卫生纸，就让我至今都印象深刻。“这么漂亮的东西居然用来擦屁股！”为此我忿忿不平了许多天。
虽然实际生活水准要比村上的地主、富农好得多，但外婆家在村里一点都不招嫉，而且非常受尊重。究其原因，是我外公厚道、外婆广结善缘。关于他们，且听下回分解。
06、外公
我母亲经常说：一个家哪，要一个馒头搭块糕。意思是说，两口子之间，一个松，另一个就得紧；一个甩手，另一个就得操心；一个悠闲，另一个就得辛劳。
在外婆家，既然甩手悠闲的是外公，那操心辛劳的就只能是外婆了。我至今还记得一件小事：深夜，瓢泼大雨，天井里的排水沟堵上了，积水已是一片汪洋，再不疏通，雨水就要漫到堂屋来了。外公晚上照例喝了点小酒，也照睡不误。操心的外婆喊了声：“老头子啊！”老头子鼾声如雷；外婆便推一下外公，外公翻了个身，继续鼾声如雷。外婆叹口气，自己爬起来，戴上竹笠、批上蓑衣，冒着大雨，疏通排水口。这一干，就是小半夜。外婆全身湿透回到房里，大雨依然瓢泼，但落在天井里悦耳但却让人担心的叮咚声，已转为急促的噼啪声。外公那里，依然是如雷的鼾声。
外公少不了受数落，但从来不回嘴，坐在那里，静静地听、憨憨地笑。等外婆说够了，外公起身搭上长篮，请示一下需购置的项目，转身又上街了，继续他的潇洒。
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外婆操心。不仅是家事，村里的事，也归我外婆操心。东家娶妻了、西家生子了；这家没米了、那家缺柴了，外婆都要帮着张罗。凡有上门告贷的，外婆一般都有求必应。每年秋天，外婆家咸菜都要腌几大缸，我寻思全家怎么也吃不了这么多呀。开春了，外婆就打发我们去做散财童子，挨家挨户去送，虽然只是一碗咸菜，但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可是雪中送炭啊。
村里最穷的，是两家外来户。一家是打渔佬；一家是刨烟佬。打渔佬叫王二小，原来安家在船上；刨烟佬姓韦，则是靠自己的手艺带着全家盲流的那种。共产党领导他们翻了身，给他们分了地，在村上安了家。安一个家，什么都得从头来，谈何容易。给他们最多关心和帮助的，是外婆。
刨烟佬在土地庙的西厢房安家，村里人担心会不会冒犯了神灵，都来找我外公商量。外公沉吟了一下，然后说：“没关系的，因为毛泽东的星宿大，压得住的。”
外公一言九鼎，老韦家安心住了，村里人不担心了。我也刻骨铭心地记住了一句话：“毛泽东的星宿大”。
07、外婆
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差不多都看过《沙家浜》。里面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沙奶奶，一个是阿庆嫂。把这两个人物形象叠加起来，就是我心目中外婆的形象。
阿庆嫂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外婆家的八仙桌，摆的是流水席，招待的是乡、村干部。一到晌午时分，一队人马，摇摇摆摆过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帽子往左边斜，脖子朝右边歪，挎着一杆汉阳造，那是民兵队长顺根伢。
村干部领着乡领导到田头转转，渴了、饿了，就转到外婆家了。外婆忙着烧水、做饭、递烟、摆点心、上饭菜。一个个吃饱了、喝足了、一抹嘴、拍拍屁股就走了。在他们吃吃喝喝的时候，顺根伢会让我摆弄他那杆从来就没有子弹的汉阳造。我把枪栓拉开、合上、扣扳机，一遍又一遍，感觉好极了。
穷亲戚来了，外婆的招待更热情。除了好吃好喝，还安排住下来。记得三年大饥荒时期，在楼上打地铺的，满满的有一排人。
对流浪来村里安家的刨烟佬，外婆给与更多的关怀和帮助。人们常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刨烟佬的儿子叫韦金龙，女儿就叫韦金凤。金龙和我同岁，长得孔武有力。外婆待他，如同自己的亲外孙，好东西有我一份，也有金龙一份。出门时，外婆会把我们拉在一起，嘱咐我们：“大家是好朋友，要互相照应。”我明白，外婆是用心良苦，怕外面有人欺负我，帮我找了个保镖。
金凤比我们大四、五岁，十岁的小姑娘，已经长得亭亭玉立，齐肩的长发。因为缺乏营养，脸色略显苍白，衬得黑眼睛格外明亮。我和金龙去念书，她也跟着我们上学。我坐在第一排，她坐在最后一排。
为了表示尊重，村里人都跟着我管外婆叫外婆。两口子吵架了，找外婆评理去！家里有难题了，找外婆商量去！外婆经常说：富不骄横、穷不失志。总是把别人看得很大，把自己看得很小。外公敦厚、外婆睿智，我认为他们配合得珠联璧合，外婆却说，外公和她生肖相克。
外婆小外公一岁，属马。外婆总说外公和她是蛇盘马脚：相克。其实，相克才能相生。老俩口相濡以沫，一起活过了跨世纪。2001年，外公以97岁高龄离世。三个月后，外婆就平静地走了，在睡梦中，安详得像在熟睡。也许，没有蛇盘脚了，外婆觉得不习惯了吧。
外婆年轻时身体并不好，因为操劳，脸黄肌瘦，早就是一头白发，白得一尘不染。晚年时，两鬓反而长出黑发，皮肤白里透红、如同婴儿。传说中的“返老还童”，还真有其事。直到最后一天，外婆脑子都极为清楚。看到村上她那一辈都走光了，下一辈也走得差不多了。外婆说：“唉，活得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只有看透了人生，才能有如此的智慧，才会有如此的洒脱。
08、帅哥
我外婆年轻时候一定很漂亮。五个孩子当中，大舅最像外婆，而我大舅可是村上公认的大帅哥。
村上有三大帅哥：老帅哥叫戴锁才；大帅哥是我大舅；小帅哥是我二舅公家的小龙舅舅。他们帅得不一样：老帅哥有点像梁朝伟，尤其是那种忧郁的眼神；我大舅依稀有当年赵丹的模样；小龙舅舅则有点刘德华的影子。
他们不仅帅气，而且都有一副好嗓子。但他们唱的也不一样：戴锁才唱的是山歌；大舅唱的是洋歌；小龙舅舅唱的是花腔小调。从唱腔上分，一个是民歌；一个是美声；另一个则相当于现在的流行歌。
我至今还记得戴锁才唱山歌的场景。抬水车是农村的一件重活，要十来个壮劳力同步用劲。这时候，我外婆会提着牛鼻茶壶，站在一旁督阵。
大家就位以后，外婆就会下指令：“锁才伢，唱！”
“嗨哟来……”这一声，高亢得直上云端，能传出几里地外。十几个人跟着合唱：“嗨哟！”
“嗨嗨哟来……”这一声转为低沉悠扬。 “嗨哟！”，众人跟着低沉。
我后来再也没有听到过如此好听的山歌。从高亢到低沉，婉转得如行云流水；从低沉到高亢，过渡得九转十八弯。那旋律，不亚于阿炳的“二泉映月”。当然，前者有更多的阳刚，后者则有更多的悲情。
戴锁才有个女儿，叫君英，比我大四岁，是村上最漂亮的姑娘。小时候，母亲也会同我开玩笑：“大南啊，将来你要娶谁当老婆呀？”我就用小手指向君英。当然，后来我没有娶到君英，因为她嫁给了小龙舅舅，成了我的舅妈。
小龙舅舅和君英订亲的时候，记得是我上大学后的一个寒假。当时小龙舅舅在部队当兵。他也是回家过春节。探亲后，我们相约一起离村，到新建去坐轮船，他去南京，我去上海。君英送我们到新建。我们一起在新建住了一夜。黄昏时分，烟雨朦胧，小火轮喘着粗气带我们离岸时，君英在桥头不停地向我们挥手。此情此景，有诗记之：
江南烟雨
人在石桥头，
黄昏送远舟。
渔歌随晚唱，
暮鼓伴离愁。
淡雨濛濛下，
轻烟冉冉收。
江南伤别夜，
一曲暗香流。
他们后来全家移民到纽约。一九八四年，我从科学院被公派到佛罗里达大学当访问学者，途经纽约，还专程去拜访过小龙舅舅和舅妈。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一对翩翩美少年，比他们老子当年更帅。
当时我心里感叹了一句：愿天下俊男美女皆成眷属，其后代绝对是优良品种。
09、鬼神
子不语怪力乱神。外婆家离孔圣人老家远了点，富乡僻壤，教化所不及。所以在乡下，我听见过许多怪力乱神。
江南水乡，自然多水，水中有鬼，俗称淹死鬼。我不仅信其有，而且是亲所见。当然，我见到的淹死鬼，不是它的本尊，而是它的变身。河塘里有一种水草，会开一种非常漂亮的黄色小花。村里人告诉我，这种花就是淹死鬼变的。
开始我也是将信将疑，直到村东头一对小兄弟让变成黄花的淹死鬼拖了去，从此也就深信不疑。俩兄弟在河边玩，弟弟想摘河里飘着的黄色水草花，不小心滑了下去，哥哥伸手去拉，也跟着沉到河里。
村东头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喊，我们闻声过去，这对小兄弟已平躺在门板上，灌满水的小肚子胀得滚圆。人们徒劳地压着他们的肚子往外控水，但俩兄弟已经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
从此我对水中漂浮的黄色小花，怀有深深的恐惧。
还有一种我们村上独有的磨哀鬼，则是我亲耳所闻。深更半夜，夜深人静，村西头会传来一种凄厉的声音：叽哩呱……咕嘟……叽哩呱……咕嘟……村里人说：这是磨哀鬼在叫。传说村上有过一个童养媳，婆家逼着她没完没了地推磨、舂米，最后被虐待致死。冤魂不散，变成了磨哀鬼。
有一个晚上，我和舅妈、小姨，三个人睡在楼上大床上。突然，舅妈问小姨：“听见没有？”小姨问我：“听见没有？”大家都听见了：叽哩呱……咕嘟！叽哩呱……咕嘟！清晰得让人毛骨悚然。据说鸵鸟遇到紧张，会把头埋在沙堆里，我们也是出于这种生物本能，把头钻到被窝中央，憋得透不过气来。
从外婆家往南走一里地，是去新芳桥途中的第一村，叫塘门浪。路右边是一条灌溉渠，路左边是一座庙：白鱼娘娘庙。每年发大水鱼汛期间，会有不计其数的白鱼逆水游上来，在小小的灌溉渠里堆得层层叠叠。据说它们都是来朝拜白鱼娘娘的。
又是一个关于童养媳的凄美传说。有一家买了一条大白鱼，让童养媳到河边去宰杀。刚划开肚皮，白鱼就流眼泪了。童养媳不忍，就把白鱼放生了。回到家里，自然不好交代，于是被毒打致死。死后，童养媳被草草埋葬在乱石岗。以后每年大白鱼会带着子子孙孙来这里朝拜。细心的人们还发现，白鱼的肚子上有一条浅浅的黑线，据说这就是当年留下的划痕。
当地的人们出于敬畏，在乱石岗上修了一座庙，这就是白鱼娘娘庙。
10、金凤
童养媳变鬼也罢，成神也罢，这都是传说中的故事。但就在我们身边，活生生的，一个好女孩要做童养媳了。
这个女孩就是金凤。刨烟佬家里穷，要把十岁的女儿送到顺根伢家里做童养媳。顺根伢有一个弟弟，叫小胖，也就十三、四岁；还有个妹妹叫香妹，比我们还小一点。金凤要给小胖去做童养媳。
南方的童养媳，大约相当于北方的娃娃亲。家里收一点菲薄的彩礼，女孩就要到男方家去，实际上是先当小保姆，成年后再正式成亲。
金凤自然是千万个不愿意，她要继续念书，仍跟着我们上学堂。课堂里，班主任许老师，一个慈眉善目的胖姑娘，正在给我们讲课。“呯”的一声，教室门被一脚踢开，站着凶神恶煞似的刨烟佬。
“你给我出来！” 刨烟佬指着金凤。
金凤低着头，誓死不从。刨烟佬冲进来，一把头发，抓住金凤就往外拖。许老师吓得手足无措，金凤声嘶力竭地哭喊。拖出教室后，刨烟佬把女儿往肩上一扛，扬长而去。哭声渐渐远去，教室里依然被惊吓得鸦雀无声。
金凤再也没有来上学。后来，我离开外婆家了，到上海，到北京……但对金凤、金龙姐弟的命运，心里总有一份牵挂。文革期间，借大串联的机会，我回到外婆家，没忘记打听他们的消息。
因为后来有婚姻法保障，金凤并没有嫁给小胖。前村的寿昌伢是地主的儿子，多才多艺，吹弹拉唱，样样精通，说话风趣幽默，很有女人缘，却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因为他成分高。金凤偏偏不怕，把自己嫁给了他。
至于金龙，则和香妹上演了一出轰轰烈烈的爱情大戏。
反正，顺根伢虽然扛着一杆破枪，却是赔了弟媳妇，还搭上了自己的妹妹。
一个是地主崽，一个是童养媳，一对苦娃子，却喜结良缘。
唉，苍天有眼！
11、香妹
文革大串联，我借机回了一趟外婆家。当年的小伙伴们，纷纷给我讲述金龙和香妹的故事。
我记忆中的香妹，一个拖着鼻涕、蓬松着头发、眯着眼睛的邋遢细丫头。过了这些年，架不住女大十八变，香妹也出落成名符其实香喷喷的大姑娘了。上门来提亲的，不乏其人。家里选了一家经济条件不错的，还收了人家的彩礼，就等着过门了。
香妹却早就同金龙好上了。从小就在一起，耳鬓厮磨，两块石头也磨出感情了。更何况金龙要模样有模样，要力气有力气。俗话说，男追女，难如推倒一座山；女追男，易如捅破一层纸。既然是香妹看上了金龙，这层窗户纸，早就被捅破了。
金龙给当年的小伙伴们描述过他的第一次：那天晚上，她一把抱住了我，抱得铁巴紧。那丫头，“火头子老”啊！
这里的“火头子”，是我们乡下话，如果文绉绉地翻译，就是“爱情烈火”的意思吧。这里的“老”，则是“旺盛”的意思。
香妹家里却是怒火万丈，不许他们再见面，风风火火地要把闺女赶快嫁出去。香妹和金龙便商议如何私奔。
他们经过缜密考虑，认为不能马上行动，否则送了彩礼的男方上门来要人，香妹家里不好交待。也不能嫁过去以后私奔，不能让那小子占了便宜。最佳时间点应该是洞房花烛夜。
洞房花烛夜，新郎还在酒席上应酬，香妹托辞不胜酒力早早进了新房，金龙则早就埋伏在新房的窗户底下。一切按既定方针办，他们私奔了。
当时的中国，吃饭要粮票，住店要证明，他们又能奔到哪里去？在外面飘了几天，走投无路了。他们相信，如果这个世界上还剩一个地方可以救苦救难，那就是我外婆家。深夜，他们摸黑敲开了我外婆的家门。
外婆对他们爱怜有加。吃了、洗了、安排他们睡下了。第二天，外婆把两家的家长约到家里。大家坐定之后，外婆招呼躲在房后头的小俩口：“出来吧！”
不等双方家长发作，外婆就用斩钉截铁的明快，毋容置疑的决断，作了宣判：“细佬家自己愿意在一起，要成全他们！”
金龙家面露喜色，对外婆是满心的感激。香妹家则面露难色。外婆立刻补充了一句：“那边的彩礼，要给人家退回去。手头不够的话，先从我这里借。”香妹家也释然了。谁都明白，这样的借贷，很少有还的。
走出家门，谁都觉得有面子。因为外婆说了：“要成全他们！”
外婆一辈子行善无数，我觉得这一件，最值得称道。
12、转学
刚开始在英驻小学读书，我不是正式学生，而是跟着比我大两岁的姐姐上学的伴读生。农村女孩子入学率低，许多是因为是要在家带弟弟妹妹。学校便推出一项德政：只要在课堂上不闹，可以带着弟妹一起来上学。我便是这项德政的受惠者。
第一学年大考，我也要了一份试卷做着玩，结果算术考了100分，语文考了99分，是全班的最好成绩，因此我理所当然地转了正。我还记得语文考试被扣了一分，是因为我填空时写错了一个字：把“野”字的右边旁“予”写成了“矛”。我至今还认为我“矛”得有理。千里茅(矛)草谓之野，何“予”之有？
很强词夺理吧？哈哈，我的自以为是，小时候是出了名的。这源于我同光浩舅舅一起做作业，完了互相对答案，凡是不一样的，我都照他的改了，结果全错！而我原来的答案，其实全对。后来我把在运算过程为什么会错也琢磨清楚了。这次教训让我刻骨铭心，从此只要别人同我不一样，我就毫不犹豫告诉对方：“肯定是你错了！”而且还清楚地告诉对方：你错在哪一步了……
我在宜兴外婆家读完小学二年级，要到上海父母身边去读三年级了。我从小也算是“颠沛流离”：从县城到上海，从上海到乡下，都是母亲抱着、外公用箩头挑着。这一次，是我头一回自己迈步离开外婆家。
从黄玕村往东北方向步行三里地，便是新建，那里有轮船码头。我和外公在那里搭上了班船。小火轮噗噗地喘着气，不紧不慢地把我们载到了常州。在那里换乘上那种站站都停的慢车。火车哐当哐当地摇晃着，把我们晃到了上海。
大清早从外婆家启程，到上海已是万家灯火、满天星斗的深夜。马路上已是空落落的，一辆摩托车呼啸而过，外公赞了一句：“这放屁车，跑得真快！”
习惯了乡下的空旷和一望无际，高楼林立的大城市让我感到不安和局促。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新的生活开始了。
那时候我们住在巨鹿路271号，门前是小菜场。我们家租的是二楼的双亭子间，房东是楼下德泰生南货店的老板。老板姓柴，宁波人，有两个公子，老大叫松年，老二叫永年。那个叫松年的很不是东西，常常欺负我这个乡下人。
我跟着姐姐上巨鹿路小学，念三年级。
母亲对我们的学业抓得很严。每天都要背课文、默生字，而且有体罚。背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要用尺子打一下手心。我很少受罚，姐姐却常常挨打。姐姐因此觉得母亲偏心，一有抵触情绪，学业更受影响。
其实我姐姐另有其聪明之处。她口才好，灵牙利齿，不像我笨嘴拙舌；她唱歌好，我却是五音不全。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总是用一把尺子去度量，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
耳不聪则嘴不灵，在家里又只讲宜兴话，所以我的上海话很蹩脚。这让其他小朋友非常瞧不起。从乡下到上海，教学方式大不同，但我很快适应了。学习成绩虽不“出类”，但也略为“拔萃”。所以被任命为小组长，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当“官”。
当了小组长，我很尽责。找了一本新日记本，写上全组同学的姓名，后面划上许多格子，统计他们每天交作业的情况。交了就打勾，不交就打叉，一目了然。班主任冯老师在课堂上表扬了我。
这引起了同组的一个外号叫“茄子”的妒嫉。这个外号源于他的长相，想象一下：一付长脸，额头小，下巴宽，而且往上翘，像不像一个茄子?有一天，“茄子”神神秘秘把我拉到一旁，说他今天没有来得及写作业，但希望不要给他打叉。然后打开他的铅笔盒，说可以挑一支铅笔或一块橡皮送我。
那一年，我也就七岁，“茄子”最多八、九岁，小小年纪，就懂得行贿！我拒绝了他，告诉他东西我绝不能要，但可以网开一面。对他说：先不给你打叉，空着。赶快把作业补上来，再划勾。
我以为是帮了“茄子”的一个忙，谁料是遭了暗算。一会儿班长就来查我的作业登记，看到那个空格，没有说话，脸色却非常难看。这时候，“茄子”躲在一边，看着我们奸笑。
第二天，班长宣布我们那个小组改由“茄子”担任组长。
上海小赤佬，真真不得了，小小年纪，不仅懂行贿，还会设局、陷害、踩着别人往上爬。
后来听到有人总结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三个湖北佬，打不过一个四川佬；三个四川佬，斗不过一个上海小赤佬。
我这个乡下佬深以为然。
13、父亲
父亲，通常都是男孩子心目中的英雄。当我在外婆家的时候，乡下就有许多关于我父亲的传说。从大人们零零星星的交谈中，我印象深刻的有两条：一是本事大，二是信用好。
本事大，是说我父亲会两只手同时拨两架算盘。父亲在银行工作，算盘打得好，这不稀奇。能左右开弓，而且又快又准，就让人们叹为观止了。
信用好，说的是父亲曾受人之托，保管过一笔县银行的巨款。当时米价飞涨，我母亲有经济头脑，建议用这笔款买米保值。我父亲却是专业头脑，认为没有得到授权，断断不可。归还这笔款项时，钱币的号码、顺序，捆钞票的线绳，都丝毫未动，一时被传为佳话。
家庭一般有两类：严父慈母型或严母慈父型。我们家是前一类。我们小时候看到的父亲，一脸的严肃，话很少。印象深刻的，是父亲的整洁和敬业。
外公的生活习惯随便到近乎凑合，父亲却是另一个极端：整洁到近乎讲究：头发永远油亮得纹丝不乱；料子上衣永远干净得体；裤线永远笔直；三接头皮鞋永远锃亮得一尘不染。
父亲随身使用的东西：公文包、钱包、笔记本、钢笔、小剪子、小梳子，样样都精致，而且摆放有序。别人动用一下，事后父亲肯定有所察觉。他会眉头一皱，咕哝一句：“谁又乱动啦？”这时候，通常是我母亲出来承担责任：“是我啦！”
父亲不仅自身整洁，而且要求环境的整洁。每天早上，我一睁眼，看到的场景永远是父亲拿着一块抹布，在那里擦东擦西。不仅要窗明几净，就是角角落落，也容不得一点灰尘。
受外公和父亲的双重影响，我的生活习惯凑合起来直追外公，整洁起来也够不上我父亲的一半水准。
父亲非常敬业。如果全世界要评选十个模范公务员，我认为父亲应当榜上有名。他从来不请假，甚至不休假。提前上班，延后下班，就是星期天，也要去上半天班，这一切都是自觉自愿。我父亲当时在一家私人企业，只有老板，没有上司。老板不来上班，委托我父亲主管单位的财务、总务、外务、杂务。父亲把这一切管理得条清理晰、井然有序。老板委托的工作，父亲处理得往往比老板预期的更圆满。
父亲的单位在茂名南路97号，记得是属于锦江饭店周边的建筑群。那一片都是非常高档的商店。周末父亲加班的时候，会带我们到那里去。布置得精致高雅的橱窗，常常使我流连忘返。不同于外婆家小桥流水、茂林修竹，这里是美轮美奂、欧陆风情。就审美趣味而言，完全是两个极端。儿时在无意中所经历的不同文化的震撼和潜移默化，使我的一生都受益匪浅。
14、母亲
一个家、一个单位、一个团体，都需要一个核心，也会自然形成一个核心。我们家的核心，是我母亲。
母亲比父亲小三岁。十八岁嫁给我父亲。他们的结婚照，放大了，足足有14吋，一直挂在外婆家的堂屋里。照片上的母亲留着刘海，明眸皓齿、鼻梁笔挺、浅浅的酒窝，略带青涩，漂亮得风和日丽。
母亲十九岁生我姐姐，二十一岁生我，以后都是隔两岁一个。我七岁到上海念三年级时，母亲也就二十八岁，已经是五个孩子的妈妈，但依然是青春年华、光彩照人。
大舅继承了外婆的长相，母亲继承了外婆的为人。不仅是继承，还要发扬光大。我母亲比外婆更海派，也更随和。无论走到哪里，都人缘极佳。虽然母亲只是家庭妇女，却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不仅关心，还要参与。从乡下到上海，身边总是围着一批穷朋友、小朋友。全村的人管我外婆叫“外婆”，却管我母亲叫“大姐姐”。好像在辈分上有点乱。
我总记得母亲讲的一件小事：有一天她把一件缎子面丝棉袄晾在外面晒太阳，也许是让风吹跑了，再也没有找回来。后来邻家婶婶冬天把它穿出来了，外面罩了一件旧布衫，下面还露出了一大截。结果是欲盖弥彰，反而是我母亲觉得很尴尬。她特地把邻家婶婶拉到家里，打开衣箱，说有些衣服已经不合身了，让她挑几件自己喜欢的。这样鱼目混珠一下，邻家婶婶就可以把好衣服堂堂正正地穿出来了。母亲总是这样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不让对方为难。
母亲常出头为民请命，用现代的流行语，叫做为弱势群体代言。晚年时母亲还宝刀不老，居住小区的物业费收得很贵，却管理不善，居民公推“万奶奶”做代表，去和物业公司交涉。他们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件事，我听了哈哈大笑，说我母亲：你八十岁的老太太，还领头聚众闹事？
李玉说：妈妈可惜念书少，要是再多念点书，可不得了。
母亲文化程度也就是高小，却读了许多书。家务之余，常常是手不释卷。那时候，我除了看自己的《格林童话》、《民间故事》，也开始偷偷看母亲塞在枕头边的书。我记得有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苏青的《结婚十年》、巴金的《雾雨电》。读这些书，我在似懂非懂之余，也记住了一些细节。例如苏青的书里有一章“三颗樱桃”，主人公从一株结了三颗樱桃的果枝上摘下了一颗，隐喻自己退出了一场三角竞争。我觉得那意境、那比喻，真美！
不是说一只馒头搭块糕吗？如果说父亲是糕，那母亲就是馒头。父亲内向；母亲外向。父亲是一丝不苟的严谨；母亲是顺其自然的随和。父亲是高山流水，鲜有知己；母亲是海纳百川，广结善缘。父亲是专才；母亲是通才。父亲让我们有所畏而不敢；母亲使我们有所恃而不恐。
这是一个平衡的普通家庭，我就在这样一个普通家庭长大。
15、小忠
父亲的钱包里，夹着一张照片。一个光屁股男孩，可爱极了。照片上的男孩，不是我，也不是弟弟小南，而是我们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那时候他一岁，本来应该叫伟南，现在却改了名，而且还改了姓。
这里面有故事，一个关于袍泽情谊、一诺千金、骨肉离散、终极团圆的故事。
父亲不善交往，难得有一位好朋友，姓储，既是同乡，也是同事。从县银行到上海，一直在一起。储先生比父亲年长许多，高而瘦，那模样，有点像马三立。膝下仅有一子，所以非常羡慕我父亲的儿女满堂。
储先生的独子十多岁了，自然是金贵得很。越金贵的东西，往往也越脆弱。一场车祸，独苗夭折了。老夫妇悲痛欲绝。
那时候，我母亲刚怀上老五，还不知道是男是女。
储先生来同我父亲商量，想认领小南：“老万啊，你看，你有两个儿子，而我……你嫂子也不可能再生育了……”大男人的戚戚然，有时候让人更加恻隐。
我母亲舍不得。无奈当中，出于袍泽情谊，父亲便作了一个承诺，如果老五是男孩，那就续你们储家的香火。
老储家香火命不该绝，老五恰恰是男孩。储家老俩口欢天喜地，准备了全套婴儿用品，高高兴兴来接驾了。母亲还是舍不得。父亲也舍不得，但一诺千金，也不忍让老俩口再绝望。于是伟南就变成了储忠——要忠于储家的意思。
母亲没有少伤心。父亲内向，表面上不露声色。但钱包里的婴儿照，不时凝视照片的沉思，当时我们不懂，现在回忆起来，颇能理解父亲当年心中的痛。
好在两家一直有往来。逢 年过节，不是我们去储家看小忠，就是储家夫妇带着小忠来团聚。
储先生的老家是宜章，离我外婆家也就三、四里地。文革期间，我串联串到外婆家。听说小忠在那里插队，便去了一趟宜章，想接小忠回外婆家玩几天。也许是因为文革，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了，储家突然变得小器起来，只让我们兄弟俩在田埂上空站了一会儿。我是独往又独回。回到外婆家，很是伤心了一阵。
文革以后，小忠上了复旦，念的是金融系。八五年，四通创业的艰难期，正经历新生事物诞生过程的阵痛——被告状、受调查。当时我父亲在四通管财务，压力很大，累得眼底出血，苦于没有帮手，危难中想到了小忠。当时小忠在上海工商行工作，又是新长征突击手，又是第三梯队的人选。听到父兄召唤，小忠放弃了大好前途，义无反顾来北京入伙四通，上了贼船。演绎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现代版。
谁也没有料到，我们一家会用这种方式团了圆。
16、志愿
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会经常被问到：你的志愿？也就是说，你将来长大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长大了要成为……”
我第一次回答这个问题，是在三年级语文课上造句。我记得自己的回答是工程师。我当时心目中的工程师，就是盖房子、画图纸。果不其然，我后来上了清华土建系。尽管到初中时我就改了口，说想成为高尔基那样的作家，但不管用了，命运之神只记得你的第一个愿望。
班上其他小朋友的回答，记不清楚了。只有一位小女生，细眉凤目、清秀白皙、弱不禁风、嗲声嗲气，她的回答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我长大了要成为护士小姐。”
李玉说：她当年要当拖拉机手，后来果然下乡了。你看，我们那一代人，大多是想成为专业人士。
当今的新一代，可不得了。
新学年开学的时候，广州市的记者在小学校门口随机问新入学的孩子这个古老的问题：
“你将来长大了要成为……？”
一个很朴实的小女孩，一本正经地回答：“我将来长大了要做一个贪官！”
记者：“为什么想成为贪官呢？”
小女孩：“因为贪官有很多好东西……”
前些日子看凤凰电视的节目《鲁豫有约》。嘉宾是三个小女孩，谈话内容是聊她们假期夏令营的有趣故事。她们也就是七、八岁，我当年造句的年龄、孙女朵朵现在的岁数。一个个豆蔻年华、青翠欲滴，天真可爱得让你不忍喘一口大气。
谈话结束时，鲁豫又问起了她们这个老问题：“长大了你们想成为……”
她们的回答让我倒抽了一口凉气。
第一个回答：“我要像我爸爸那样，有权！”
第二个回答：“我将来要有名。”鲁豫说：“那我将来再去采访你，可以吗？”小姑娘立即恩准：“好吧。”
第三个说她将来“要有钱。”鲁豫附和道，“是啊，没有钱是不行的。”小姑娘小声补充了一句：“也就是当个富婆吧。”
我彻底无语。
朵朵一年级读的是国际学校，结业典礼上，每人要说一句话，恰恰也是回答这个问题:“I will be ……”（我将来要成为……）
她妈妈用视频记录了全过程。一个金发碧眼的奥地利女孩说：“I will be a princess.”（我将来要成为公主）
朵朵对此颇不以为然。评论道：“princess？那是童话里的人物。”
轮到朵朵时，她字正腔圆、一字一顿、语惊四座：“I will be myself.” （我将来要做我自己）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就是做自己。朵朵却在不经意间，对自己的将来作了如此的承诺。当爷爷的，惟有祝福。
17、想家
在上海巨鹿路小学读完三年级，放假了，想家了，我吵着要回外婆家。
在我心目中，“家”，是一个可以撒野的地方。外婆家是“家”，而上海不是。
在乡下，我可以放开嗓子喊，撒开丫子跑，在上海却不可以，太憋屈。在乡下，吃西瓜是一人分半个，用调羹挖着吃，西瓜汁能喝个够，多痛快！在上海却把西瓜切成薄薄的一瓣一瓣的，汁都流光了，真可惜，也真小器。在乡下，我是外婆的“大头外孙”，村里人把对外婆的尊敬和报恩，都转化为对我的呵护和善意，那感觉，不说是小皇帝，那也是小王子。在上海，我是乡巴佬、阿曲西，受欺负、被歧视。
我很少到弄堂里去玩。只要一出门，就要受欺负。冷不丁，后脑勺被拍一掌，屁股上被踢一脚。回头看，一个个装得若无其事，那个德泰生的小开，叫松年的，得意地一脸坏笑。上海小赤佬，真没种，连欺负人都不敢堂堂正正。
上海人很会骂人。他们会笑嘻嘻地骂你，转弯抹角地骂你，像唱山歌那样骂你。他们会亲热地搂着你的肩膀，管你叫“阿乡”，其实仍是在骂你“乡巴佬”。上海人最瞧不起的，是苏北人。班里有个苏北同学，他们背后用非常难听、侮辱人格的称谓叫他“江北ZL”。当他的面，却称之为“法国人”。
这“法国人”的称谓，让我大惑不解。许多年以后，我才悟出上海小赤佬骂人的高明。苏北人在上海，大多从事服务业。所谓“扬州三把刀：剃头刀、切菜刀、修脚刀”。理发店的剃头师傅，大多是苏北人。理发店门口，常常有一个圆形的灯柱，里面转着红、蓝、白三色斜条。法国国旗是红、蓝、白三色旗。你是法国人，所以挂法国旗。从职业歧视，到地域歧视，拐了这么一个大弯，还是要骂你“江北佬”
人到晚年，回忆着这童年生活的点点滴滴，我心里充满了感恩，包括对那些欺负过我的上海小赤佬。人的成长，需要被呵护、被娇惯，也需要受欺负、被歧视。智慧是平衡发展的结果，情商同样需要被平衡地磨练。如果一味被娇惯，我也许就永远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霸王。当然，如果一味被欺负，就可能没有自信而畏畏缩缩。童年时的交错体验，让你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生活中有玫瑰、也有荆棘。得意时不要忘形，失意时不失自信。特别是记住了一条：永远不要仗势欺人，因为被人欺负的感觉，我懂。
我吵着要回外婆家。只是回去玩一个假期，我央求；假期结束我会回来，我承诺。父母没有时间送，恰好我母亲有一个表婶，在上海帮人家，就是当保姆，她要回宜兴。表婶就在我们前村住，所以父母就托她把我带回外婆家。
跟着表婶，我高高兴兴地踏上了归乡路。
18、表婶
俗话说：一表三千里。但我家这个表婶，也就是一表三百米。她家的前门是前塘河，外婆家的后门是后塘河，中间是菜园和“场”，间隔也就是三百米。
认真论辈分，她是我母亲的表婶，是我的表外婆。因为她年纪和我母亲相仿，我也就没大没小，跟着叫“表婶”了。鲁迅笔下有个豆腐西施，大约就是我记忆中表婶的模样。
我跟着表婶，坐火车、乘轮船。我们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顺便走访了表婶的三、四家亲戚。每到一家，表婶都会送上一小碗猪油，作为见面礼。其过程，让我第一次领略了什么叫刀切豆腐两面光。
在第一家，表婶说：我带了几碗猪油，给你们的这只碗最漂亮。她说的当然是事实。因为其它几碗在那里明摆着，可比较，一目了然。
到第二家，表婶说：你看，这一碗最满。她强调的是数量。
第三家，她说：给你们的这一碗最白。强调的是质量。
最后一家，表婶说：这一碗最好，是一直藏着没拿出来，特地留给你们的。这就无法验证了，但任何人听了都会高兴，起码不反感。
回到村里，外婆自然是嘘寒问暖，问我一路的情况。我就把表婶送油的经过学了一遍。外婆听了，淡淡地评论了一句：“三角落婆”。
当时我不懂这“三角落婆”是什么意思，外婆也没有解释。我想大概是“媒婆嘴”的意思吧。后来人生经历多了，理解到为人处世，诚恳待人，要用心，而不是用嘴。
表婶家的大女儿是哑巴，不会说话，但极聪明。下面一连三个儿子，和我们兄弟几个年纪相仿，是一起撒尿和泥的小伙伴。六二年困难时期，宜兴那么富庶的鱼米之乡，也穷到饿死人。我们村上唯一饿死的，就是她家的二儿子。可以想见作为母亲的悲痛。表婶四十出头，就早早离世了。唉，一个善良的好人。
记忆中同表婶有关的，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走到村头，一脚岔进路缺口，猛一抬头，发现全村变了样。我看到了从没见过的宏伟大宅院，粉墙青瓦，门前一对石狮高大轩昂，墙上画着大大的红圈。
我呆在那里好长一段时间，直到路旁的表婶喊了我一声：“大南啊，还不回家？”眼前的一切突然消失了，回到了往日的村景。
据村里老人说，我们这里原来是个上百户的大村庄。当年闹长毛，杀了村民无数，放火烧了这个村子。村西头的茅草墩，就是劫后余烬。我们经常可以从土墩里挖掘出精美的瓷片。现在的村落，是在废墟上重建的。我看到的，就是当年的老村。
难道上天真的给了我一双穿越时空的慧眼？天晓得……
19、假期
回到外婆家的那个假期，我玩疯了。捡田螺、粘知了、捉蜻蜓、摸鱼钓虾、爬树抓鸟……是啊，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可玩的。
最好玩的，是跟着小舅到瓜田里去守夜。外婆家种了大片的瓜田，西瓜、黄金瓜、香瓜、水瓜……守夜，就是在瓜田里架起一张竹床，支上蚊帐，小舅还带上他那支竹笛，在野外过夜。繁星满天、蛙鼓虫鸣、凉风习习、笛声悠悠。什么叫人间仙境？此其谓也。
但我最想听的，不是笛声，而是另外一种声音。夜深人静，瓜田远处传来清脆的扑哧一声，那是西瓜熟透了以后的自然爆裂声。小舅会打着手电，迅速发现目标，然后把咧着嘴的西瓜抱回来。我们一起呲着牙大快朵颐。那种甘甜、那份水灵，城里人永远品尝不到。运到城里的，都是生瓜蛋子，沤熟的西瓜，再甜也带点馊味。唉，城里人，真可怜。
外婆家后门东边，是一大片竹林。我常把外公的竹刀偷出来，砍一株粗的，做水枪；砍一株细的，做弓箭。一不小心，把手削了，血流如注。外婆心疼得没有半句责备话。不，有责备，是冲着外公的：“竹刀这东西，也不放放好，让小孩子随便就能拿到！”我左手大拇指上至今还留着一个疤痕，就是那个年代留下的印记。
痛苦的日子永远难熬，快乐的日子总是飞快。转眼假期就结束了，要开学了，要回上海了。我开始耍赖，坚决不肯回去。是的，原来我承诺过假期结束就回上海的。夫小孩者，言不必信，惟好玩是归。
你们一定好奇我当年如何耍赖。嘿嘿，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难为情。小时候我让外婆娇惯得在家里脾气坏极了，闹起来惊天动地，谁也劝不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但到了学校，却乖极了，老师的话，言听句从。外公常常批评我是“两面派”，把老师的话“鸡毛当令箭。”
结果，是外婆给外公下令箭：“明天到学校去找孙教导，看能不能让大南插个班？”
孙教导说：“我们学校又不是菜园子，想进就进，想走就走！” 话说得难听，但面子是要给的。我如愿以偿，留在外婆家读书了。
那一年，我九岁，该上四年级了。
20、作文
四年级那一学年，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作文和读书。
我还记得首篇作文，是记一次郊游。小时候背的唐宋诗词，什么花褪残红、什么江水绿如蓝，不由自主地蹦到作文里来了。还用了“穿过了田野、跨过了小桥、渡过了溪水、登上了山岗”之类的排比句。老师大为赞叹，把我的作文当成范文，在班上朗读了一遍。
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我的每篇作文几乎都要被朗读。语文课上的作文讲评，是我最爱上的课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高中。我的作文本，成为班上同学的收藏目标。唉，不知有没有同学手头还保存了一星半点，我真愿意高价赎回来。
我自己的作文，除了第一篇，其余的都在记忆中模糊了。倒是我儿子万方在小学四年级时写的两篇作文，我至今都记忆犹新。
一篇的题目是《一等星和六等星》，大意是说：仰望夜空，有的星星大而亮，有的星星小而暗。人们按照它的亮度，把星星依次分成六等。最亮的是一等星，最暗的是六等星。万方说，有的六等星，其实比某些一等星大得多，只是因为离地球远，所以显得小而暗。而有的一等星，其实并不大，只是因为离我们近，所以才显得大而亮。然后笔锋一转，说观察社会上的人，道理也一样。有的人其实很优秀，只是因为离我们远，看不到他的光彩，因此不被重视，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
另一篇写的是《我最喜欢的动物》。出乎常人所料，万方最喜欢的动物，是乌鸦。他写道：一般人都不喜欢乌鸦，因为它长得丑，叫声也难听。甚至认为它不吉祥，因此讨厌它。文章一转，说乌鸦其实是一种益鸟，每年要吃掉多少多少害虫，默默地为人类做了许多好事。再一转，说有的人也像乌鸦，貌不出众，喜欢提批评意见，说的话不好听，但都是对社会有益的建议。结果被讨厌、被冷落。有一次我和阮铭聊起我儿子的这篇作文，他立刻联系自己，大声说：“我就是这样的乌鸦！”
在同一年龄段作比较，万方的作文写得比我好。不论文采，就思想境界、立意深远而言，要比我当年高出许多。
四年级的时候，我开始担任我平生第二项公职：图书保管员。农村小学没有多少书，全部儿童读物，都放在一只原来装肥皂的大木箱里。我负责出借登记、图书保管。书籍主要分两类：一类是中国民间故事和外国童话；另一类是苏联儿童读物。苏联读物中，记得有《铁木耳和他的队伍》、《阿廖沙锻炼性格》……，当然，其中还有我们胡学长也读过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如饥如渴地读遍了所有的书，有的书还读了好几遍。对我童年时代影响最深的，是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许多段落我抄过，甚至背过。
俄罗斯教堂的钟声，轻软地敲在我的心上……
21、演戏
小时候，我跟外公到戏院里去看的戏，除了华佗替关公刮骨疗毒，其余都记不得了。记忆中印象深刻的，还有一出村里老乡自己演的戏，叫《打面缸》，是逢年过节的保留剧目。套一句现在的流行语，该剧“很黄很暴力”。而我当年，“很傻很天真”，所以现在回忆起来，很逗很有趣。
这是一出四个丑角和一个旦角的戏。英驻村上的一位叫祥珍的漂亮姑娘，担纲女主角，演一个想从良的妓女。四个丑角：一个县太爷、一个四老爷、一个师爷、一个差役。村里有点谱的男人，都争着演这四个角色。
一开场，妓女跪求县官大老爷，恳请从良。县太爷顿起色心，一边把妓女许配给差役，一边打发差役去外地投书，想当晚就去差役家里占便宜。谁料“丑类所见”也略同，师爷和四老爷，也怀着同样的鬼胎。
捷足先登的是师爷。敲开门，调戏了几句，刚想有所作为，又有人敲门了。接踵而来的是四老爷。师爷慌忙躲到灶台底下。四老爷一付轻骨头样，肉麻话还没来得及说完，敲门声又起，吓得躲进了面缸。县太爷登场了。
县太爷的噱头最足，一改公堂上的道貌岸然，满嘴的淫荡小调。而且像变戏法似的，从裤裆下掏出酒壶，从宽大的衣袖里掏出一盘又一盘下酒菜。演到此处，全场往往笑翻了天。
突然敲门声大作。原来是差役觉得不对劲，在半道上折回来了。县太爷慌忙躲进了床底下。进门后，娘子为差役烫酒、擀面、煮饭。结果灶台里烧出了师爷，面缸内擀出了四老爷，床底下拖出了县太爷。一个个在擀面杖的追打下抱头鼠窜，一场闹剧落幕。
此剧是如此的贴近生活。因为在乡下，村干部仰仗权势，也常常上演类似的喜剧。看到大老爷们丑态百出、丢尽颜面，被人一顿暴打，谁都觉得过瘾。
后来在文革中看样板戏《沙家浜》，当胡传魁唱到“水缸里面把身藏”的时候，我就会从心里笑出声来，因为联想到了《打面缸》里的县太爷。我一直觉得胡草包躲进水缸，其实同日本人没什么关系，应该是阿庆回来了，才更合情理。
我们有新编历史剧，为什么不按这种更合理的情节设计，来一出《新编沙家浜》？
我还设想，如果把《打面缸》的丑角换成某“书记”、某“部长”、某“秘书”，把妓女换成闻名中华的“公共情妇”，改编成小品，在春晚上演，一定十分叫座。
此类谬论，很怪很搞笑。以前一直没敢发表，因为怕担上恶毒攻击的罪名。现在我“老了，无所谓了”，在这里放肆一言，也博大家一笑。
22、棒喝
英驻小学很小，学生也不多。有一间房又高又大，原来是地主家的祠堂，平时是五、六年级的教室，全校甚至乡里开大会时，就是礼堂，《打面缸》就是在这里上演的。另有三间平房。一间作为老师的办公室，另外两间分别作为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的教室。
上五年级了，我满了九周岁，可以加入少先队了。入队仪式就是在教室兼礼堂。结上了红领巾，佩上了一道杠，敲起了队鼓，吹起了小号，飘起了星星火炬的队旗，心里那份激动，仿佛一切都升华了、崇高了。后来读《第三帝国的兴亡》，才知道有声有色的大场面，能对人心造成震撼，因震撼而盲目，是人类的普遍弱点。这一弱点往往被利用来灌输某种特定的价值。
我订阅了《中国少年报》和《少年文艺》，每一期、每一页都读遍了、读烂了。那个年代，求知的欲望，如饥如渴，渴得像海绵吸水。《三国》、《水浒》，已不满足连环画了，找到原著，看得昏天黑地。喜欢高尔基笔下的阿廖沙，崇拜保尔.柯察金，还偷偷的爱上了冬妮娅……
因为学生不多，一间教室，两个年级，各坐一边。一位老师，同时上课。前半堂安排这边预习，另一边讲课；后半堂这边讲课，那边做作业。
五、六年级的班主任，就是教导主任孙老师。有一次，他布置我们先预习课文，就转到六年级讲课了。他在那边问了一个问题，冷场半天，还没有同学举手回答。我虽然一只耳朵，却听明白了，还把答案想清楚了。于是在另一边就雀跃起来，举着手，半蹦着高，嘴里还喊出声来：“我来！我来！”生怕失去自我表现的机会。
没料到孙老师勃然大怒，用教鞭敲着讲桌，呵斥我骄傲自大、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了不起。一顿倾盆大雨、当头棒喝，我懵了、蔫了，大概这就是所谓震撼教育吧？从此就灭绝了性格中的“张扬”，变得“少年老成”了。
前些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比较中美教育的帖子，对孩子的“自我表现”采取鼓励还是压抑，完全是两套不同的思路。也许，我的经历可以提供一个例证。唉，那一年，我还不到十岁。
当我转到上海念书的时候，在老师和同学眼里看到的这个乡下孩子功课好、懂礼貌、不是非，还……少年老成，几乎是零缺点，从此前程似锦。
这一切，要归功于孙老师的当头棒喝。
23、回城
五年级上学期结束，还有一年半，就要读中学了。母亲担心我在乡下撒开了野，收不了心，不适应城市生活，下令我必须回上海了。还说：这才是你的家。
童年时代无意中交替在农村和城市生活，使我的一生获益良多。对城市孩子来说，我了解农村；对农村孩子来说，我知道一点城市。处在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汇点，偶尔擦撞出一星半点火花，也许就成了你生存竞争中的优势。
我和一位在巴黎的作家朋友，曾聊起这个话题。他说，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许多领域都表现出色。他们在诺贝尔奖中的获奖比例，远高于他们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其中一个原因，源于他们一方面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一方面相当重视犹太文化教育。两种不同的人文背景，使他们面对难题时比别人多了一种选择。当一套系统不奏效时，就会自动切换到另一套系统。这就使他们比别人更容易成功。在以色列土生土长的犹太人，相对表现就没有那么出色，因为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只有一套系统。
基于这一体验，我给万方他们建议，让朵朵在中国和美国交替完成小学阶段的学业。在美国上学期间，我自告奋勇，担当她中文课程的辅导。希望我们的试验有效果，给其他海归父母们一个参考。结果因为种种原因，我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响。
我要回上海了，照例是外公送我。这一次，外公只送我到常州，我独自一人坐火车到上海。车站上，外公千叮咛、万嘱咐，教我把两个书包带结在一起，一前一后往肩上一搭，这样既省力，仅有的两件行李还不容易丢。上海父母那边搬家了，新地址在信封上，记得在上衣口袋里。又塞给我一把零钱，路上买点心、到上海后叫三轮，都足够了。
火车徐徐开动了，外公的背影渐渐远去。后来读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我总觉得，朱先生所写的那个让他揪心流泪，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依稀就是我外公的背影。
火车上，我对面坐着一个整洁、富态的中年男人，带着一个活泼可爱、大约七、八岁的小姑娘。他看我一个小孩子家独自旅行，觉得非常新鲜，对我不停地嘘寒问暖，问东问西。我都回答得中规中矩，中年人更是爱怜有加。又是给我倒水、又是请我吃点心、还给我削苹果。小姑娘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一边拉父亲的手，一边朝我翻白眼。唉，我却希望小姑娘的“白眼”，能换成“青睐”。
我觉得独自坐火车，那不叫什么本事。独自在深夜从上海火车站的人流中走出来，神闲气定地叫一辆三轮，去从未去过的新家，那才叫酷。
“瑞金二路明德邨298号”，我朗声告诉车夫。根本就不用查我上衣口袋里的信封，新地址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熟。说好车资四角，我们就上了路。从北站到新家，要横跨半个上海城。夜深了，马路上人车稀少，三轮车蹬得嗖嗖的，也费了约四十分钟。到了目的地，车夫替我“乓乓”地敲开了门。
我要到上海来，这是既定安排。但此时此刻到，对我父母却是个意外。这源于当时通讯的落后。没有电话可打，电报则用于非常事件，为一个小屁孩，好像不值。就剩下写信了。外公确实写了信，但信还没有到，我人就到了。
母亲惊讶地发现，她的“大头痴”儿子从天而降，自然是喜出望外。连忙先打发车夫，车夫说要五角。我在屋里听到了，大声喊：“不对！是四角！”
母亲付了车夫六角。回头对我说：“深更半夜的，人家不把你拐跑，就应该千恩万谢了，还四角！”
24、房东
这次新搬的家，是我在上海生活期间居住过的最漂亮的房子。瑞金二路地处原来的法租界。明德邨一律是带小花园的法式三层小楼。我们租的是一楼客堂间，小花园自然也归我们使用。
房东姓李，是个资本家。他有两房太太，这里住的是大房。按上海人的规矩，我称呼他们李家伯伯、李家姆妈。他们家有一堆孩子，只有一个男孩和我们年龄相仿，叫中伟，能和我们玩到一块儿去。老大比我们大四、五岁，跟着中伟，我们叫他大阿哥。老二是个姑娘，身材修长、瓜子脸庞，肤色微黑、十分俊俏，我们也跟着叫阿姐。后面几个都比我们小，一连三个小丫头，什么阿妹妹、恩格格……就在我的视线之外了。
李家很富有，原来是开纺织厂的。公私合营了，李家伯伯继续当私方代表，同时拿很丰厚的定息，这栋法式小楼也是自家的产业，一家住一栋楼，宽敞、舒适、乐惠。按常理，他们完全没有必要把一楼出租。起码，他们并不缺这一个月五元钱的租金。他们把一楼租给我们家，绝不是因为经济压力。
李家之所以出租一楼，是另有原因。按当时上海人的居住条件，他们家住得太宽松了，所以当地的居委会要强租他们的一楼作为办公室。把自己家的一部分成为公共场所，李家显然不愿意。于是他们几乎是用拉郎配的速度，安排我们家迅速入住，断了居委会的后路，坏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李家姆妈和父亲是同事。父亲的为人、品行，很受李家姆妈敬重。把房子租给我们家，她一百个放心。一般人都忌讳既是同事、又是近邻。而我父亲能让人放心到没有这种忌讳，可见厚道得非同一般。
这一安排显然得罪了居委会。居委会主任是一个陈姓老太婆，有一个儿子参加革命牺牲了，所以算烈属。陈老太婆的三角眼，看我们的眼神，永远是阴沉沉的。也许是因为我们家坏了她的好事，所以不能释怀，憋着劲想要伺机报复。
李家有个保姆，叫宝珍，年轻、丰乳肥臀，屁股翘翘的，全身发散出成熟女人的气息。后来发生了一桩非常事件，大家就管她叫“狐狸精”。
非常事件是宝珍怀孕了，还把孩子生了下来，一个大胖小子。宝珍指称，孩子的父亲，是李家十五岁的大阿哥。这一下李家翻了天。宝珍要求正名，李家怎能同意，于是打官司。一审下来，判宝珍胜诉。人民法庭，自然是向着劳动人民的。
李家一片愁云惨雾，李家姆妈来找我母亲商量。母亲绝对是危机处理高手，建议李家去找检察院。资本家出身，让李家人抬不起头来。于是母亲陪他们东走西跑。在关键场合，母亲帮着强调了一句关键的话：李家阿哥只有十五岁，尚未成年。
二审下来，判宝珍诱奸少年。李家虽然舒了口气，但从此全家仿佛中了魔咒。那样的前科，那样的出身，在后来历次运动中，倍受煎熬。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25、插班
来上海，是为了上学。离家最近的，是瑞金二路一小，就在明德邨的斜对面，也就是一百米的距离。学校条件相当好，但我无缘入读。倒是我弟弟小南，后来我儿子万方，都在那里读了几年小学。我是插班生，瑞金二路一小的五年级没有名额。有名额的泰康路小学，条件要相对差一点，距离也要稍微远一点。
泰康路当年不过是一片普普通通的小菜场，现在可是蜚声中外，据说已经为成上海的一个文化艺术中心。大名鼎鼎的田子坊，就落户在这里。
那个年代，泰康路小学是二部制。所有的学生只在校上半天课，另外半天在校外组织学习小组自学。母亲带我去学校报名。五年级的班主任许瑞芬老师，把我们带到办公室。见我刚从乡下来，年龄又小，就当场出了几道造句和简单的算术题。我默默地一挥而就。她满意地点了点头，算是通过了资格考试。
第一天上课，我坐得笔挺，双手背在后面，聚精会神地听讲。乡下人的“戆大”样，引来一些上海小朋友的嗤笑。好在我只有一只耳朵，听课都来不及，顾不上再接收其它噪音，所以表现得沉稳而大度，平添了三分老师对我的好感。
我的学习成绩很快就在班上鹤立鸡群。原因之一，我在乡下籍并班上课的机会，已经学了六年级一学期的课程。原因之二，得益于二部制安排，使我半天在学校听老师讲课，半天在小组自学时给其他小朋友讲课。
因为我们家相对宽敞些，有一个小花园，所以有一个温课小组安排在我们家，我就是当然的组长。我要求大家像上课那样坐好，前面挂一块小黑板，自说自话当起了小老师。开始下面嘻嘻哈哈，很快大家就集中注意了，因为我不是鹦鹉学舌，而是用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语言，讲出了对课文内容的理解；算术作业，把演算的每一步，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大家跟着我走一遍，作业完成了，课文理解了，皆大欢喜，收获多多。
收获最多的，其实是我自己。原来不甚明白的，在讲课的过程中，往往就把自己讲明白了；原来就明白的，则把自己讲得更明白了。但从此我也落下一个毛病，就是好为人师。好为人师，大概也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这说不上是缺点，但过份了，就会讨人嫌。
那时候，我不讨人嫌，甚至还得到班主任的赏识。一学期后，升六年级了，我被老师钦定为中队学习委员。一道杠换成了二道杠，升官了。
原来的学习委员被罢官了，我动了他的奶酪，他就同我杠上了，还恶作剧地把黄砂往我脖子里灌。受人欺负，我说不出半句恶言。倒不是我涵养多好，而是因为我嘴笨，上海话说不利索。看在老师眼里，好印象又平添了十分。
学校经常开家长会，那是我母亲最开心的时候。所有的老师对我一片赞扬，在其他家长面前，母亲非常有面子。当年她的那种开心，我自己后来也体会过一次。万方在美国门罗学院毕业时，是佩黄丝带的荣誉学生，老师在推荐信上说：“万方是这样一种学生，他使你的教书生涯变得真正有意义了。”读到这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慰贴。
是啊，有子如此，有孙如此。我母亲在电话那头，提起这些往事，依然开心得笑声连连。
26、游戏
老师每天布置的作业，我们在温课小组上集体完成。因为有我讲课辅导，所以效率很高。还余下大把的时间，那就撒开了玩。最经常玩的游戏，是打乒乓球。
院子里架起两块木板，中间用一排砖隔开，就是乒乓桌了。大小也就是标准桌面的三分之二。我比较缺乏运动细胞，弟弟小南和李家的中伟，打乒乓球的水平都比我高。比赛采取五分擂台制，输五个球就下台。赢者就是擂主，迎战下一个挑战者。我常常是三两下就败下阵来，战绩不值一提。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小朋友在游戏过程中喊的比赛术语。
当你输了四个球，还剩一个球就要下台时，他们就喊“拉司特”；如果打成四比四平，他们就喊“球司”；接着一方领先时，他们就喊“温”；发球触网或擦边需要重发，他们就喊“阿甘恩”。当时我不知所以然，也跟着瞎嚷嚷。后来学了英语，才明白他们说的是“Last”、“Duce”、“One”、“Again”，而且发音相当标准。难怪上海小赤佬学起英语来就是比我们乡下人强，原来他们从小就满嘴的英格里西，不服不行。
再就是下棋。斗兽棋、军棋、跳棋、象棋、五子棋，大多数小朋友都玩过。但有一种银行棋，可能玩过的人不多。那是一种模拟的资本游戏，先发给每人一笔相同的原始资本，然后转动轮盘，提供你各种投资机会，可以买股票，还可以置不动产。股票有涨跌、房价有起落，一切由转动的轮盘决定。你可能输个精光被迫出局，也可能赢得满钵满盆，成为大富豪。
这种游戏小时候和中伟他们玩过，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也许是因为它太资本主义了，不合时代主旋律，所以被封杀了。不过它是我童年时代的MBA课程，在游戏中被灌输了如何把握投资机会、如何进行投资风险控制、如何承担投资风险等基本概念。从小就这么玩，上海人在商场上厉害，不是没有道理的。
如今资本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全面复辟，这类游戏也应该正名平反、重现江湖了吧？
我还意外玩出了一个新花样。
淮海中路有一家旧货商店，还有一家旧书商店。这是我当年最常去的两家商店。有一阵，我迷上了夜观天象，想自制天文望远镜。逼着母亲多给零用钱，一次次往旧货商店跑，去淘各种凹凸镜片。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望远镜没做成，却做成了一台幻灯放映机。
把鞋盒掏一个洞，安上纸板卷成的镜筒。镜筒的前端镶嵌一面凸镜，后端左右开两条细槽，用来插自制的幻灯片。盒里放一个电灯泡。再用长条纸板做幻灯片，在上面挖一排相同的矩形孔，糊上彩色透明的包糖纸，上面的图案有米老鼠，香蕉、苹果、桔子，梅花、菊花、牡丹花……灯泡一亮，彩色图案放大后打在墙上，那种光与影的美，所有的小朋友都使劲拍手。我心里那种得意，别提多美了……
童年总是彩色的，童年记忆自然也五彩缤纷。当然，其中也会有粉红色。文学城上有一首小诗，勾起了我童年记忆中的一段粉红色的往事。欲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
27、牵手
文学城有一位诗友红豆豆，写过一首《童年的情诗》，充满了童趣和情趣：
一个花毽子一二一地踢
一根牛皮筋飞起腿来跳
一只小沙袋闭着眼睛抱
一只死老鼠最尖声地叫
三十晚上你忽然走近我
过年穿一件花花新棉袄
悄悄塞给我一张小画片
画片上的美人儿象我笑
从此你眼神天天跟着我
看得我脸红心儿砰砰跳
直到一天你写了坦白书
老师赶快把你的父母找
你那父母又来找我的妈
啥事也没有吓我一大跳
从此你再也不敢把我瞧
走近我时你只看我的脚
一个花毽子一二一地踢
一根牛皮筋飞起腿来跳
一只小沙袋闭着眼睛抱
一只死老鼠最尖声地叫
读她的诗，勾起了我一段粉红色的童年记忆：
那时候的小学生，都懂得“男女授受不亲”的。偶尔同女生讲话，就会被起哄。同桌的男女生，课桌中间要划一道三八线。在那样的年代，和一位小女生，我的梦中情人、心中的“冬妮娅”，在大庭广众下手牵着手，还特地用小指头勾在一起，捧着鲜花，登上舞台。够大胆、够早熟、够新潮、够刺激吧？
其实都说不上。那是因为区里召开文教系统的表彰大会，我们被挑选出来，去给模范教师献花。
小女生叫菁菁，我们同班，还住同一条弄堂。我家住明德邨298号，她家住明德邨310号。小姑娘长得小巧玲珑，皮肤白皙得像白雪公主，身材单薄得像林黛玉，弹得一手好钢琴。我大概算不上“金童”，但她绝对是玉女。
她是我们班上许多男生心仪的对象。在我心目中，她就是冬妮娅的中国版。当老师要求我们手拉手时，我提议相互用小手指头勾在一起，她有点害羞，但同意了。我忘了两人的大拇指还要再按一下。否则，“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我们就算私订终身了。
第一次和女孩子牵手，那种振颤、触电的感觉，我至今都记忆犹新。从此以后，我们就成了同学取笑的对象。只要我们同时在场，大家就会喊：“羞、羞、羞，手牵手！”害得我再也不敢正眼看她。她远远看到我，也常常躲着绕道走。
我在红豆豆的诗后面跟了一个贴，说起了这一段往事。她也回了个贴，说：“万老师，额到时写一首《童年的牵手》送你吧。”
后来，她倒是送了我一首诗，尽管那首诗让我非常感动，但却不是《童年的牵手》。
小学毕业时，菁菁没有和我们一样就读普通中学，而是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差不多十年以后，文革期间，我们在上海见过一次面。是小学同班的一个男同学把我们约出来的，他当时在复旦上学。菁菁当时在上海少年宫担任钢琴老师。她还是那样娇小、苍白、单薄。我很快明白这个男同学是拿我当托，有心要同菁菁进一步交往。我也就很识趣地少说话了。
他显然钟情于菁菁，但菁菁有情于他吗？感情世界，有自己的密码。他们的密码，对上了吗？不知道。
写到此处，突然文思泉涌，自己冒出了一首：
童年的牵手
轻轻的，牵着你的手，
悄悄的，勾起小指头。
牵着手，心头颤悠悠，
拉勾勾，低首半带羞。
颤悠悠，不敢再抬头，
半带羞，故意绕道走。
再回首，匆匆岁月稠，
情难绕，缘分何处求？
想知道红豆豆给我的诗吗？下回告诉你。
28、早熟
先给你们说一下红豆豆的诗：《献给鬓白的男人——赠万老师 》
愿以我
灿烂美酒般的唇红
抹浓你
怀恋故土的醇香
愿以我
忽闪万千的睫毛
唤回你
少时运筹帷幄的狂妄
愿以我
青春飘渺的浪漫
扫去你
所有的无奈和一切的恐慌
愿以我
比天空比太阳比月亮
比海洋比霞光比火山
比太空的湛蓝
更美丽的中国女人的心灵
给你
永远优雅的温存
伴你生生世世
直到海枯石烂直到地久天荒
直到宇宙灰飞烟灭
从你遇到我的一刻起
时时刻刻都有我与你
同苦共乐同水共火
同日共月同天共地
在我没有封皮的字典里
从来就没有死亡！！！
这首诗，让网上的所有老男人都看得血脉偾张。纷纷跟帖说我是在这方面“早熟”。
其实不然。那时候，因为偷读母亲看的书，我脑子里已装了不少鸳鸯、蝴蝶、三颗樱桃、雾、雨、电……和没有看过这些闲书的同龄人比较，可能知道得多了些。但似懂非懂的模糊感觉，算不得早熟。
我真正早熟的，是另一方面。
我喜欢读大人的报纸。父亲每天下班，公文包里都会带一份《解放日报》。我会把它偷出来，读得津津有味，特别喜欢读那些评论文章。一九五七年秋，我开始读六年级。一九五八年夏，小学毕业准备上中学。这一年当中，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了许多大事。在报纸上，我读到右派、党、进攻、反击这样一些词汇，对我来说，都是抽象的概念，离我实际的童年生活，很远、很远……
直到有一天，这一切都变得如此的近、如此的具体。
我父亲单位有一位同事，外科主任大夫周楚仁。周伯伯是湖南人，身材高大，医术高明，是我们一家的好朋友。小时候我难得生病，三年级时好不容易发一回烧，还是因为出麻疹。周伯伯来看我，给我带来的柑橘又圆又大。童年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后来只要我看到又圆又大的柑橘，就会想起和蔼可亲的周伯伯。
一九五八年夏天，反右已进入尾声，大跃进揭开了序幕。老毛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不亦乐乎，还觉得不过瘾，又忽发奇想，号召全国人民和麻雀斗。
作为小学生的最后一个暑假的某一天，我跟着父亲去他们单位，观摩这场伟大的消灭麻雀的人民战争。房顶上、高墙上，在所有建筑物的制高点上，都站满了狂热的人群。他们敲锣打鼓、挥舞着被单、彩旗，他们要把麻雀轰得惊慌失措、轰得没有歇脚之处，然后累死、饿死、摔死。对了，根据篡改过的列宁语录：革命是没有头脑的人们的盛大节日。消灭麻雀的革命就是这样的盛大节日。
节日里人人兴高采烈。我注意到有一个人不高兴，他就是周伯伯。周伯伯非但不高兴，还一直阴沉着脸。这时候救护车呼啸而来，有人从房顶上摔下来了，紧急送医院来抢救。周伯伯一边准备做救治，一边从嘴里崩出了八个字：
“劳民伤财、草菅人命！”
这两个成语，我觉得用得太贴切了。能这样说，需要大智慧；敢这样说，需要大勇气。周伯伯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一下子高大起来。我读报时得来的那些模糊概念，一下子清晰起来。在回家的路上，我试探着问了父亲一个问题：“周伯伯会不会是右派？”
父亲一下子勃然大怒，厉声喝止我：“细佬家不可以胡说！”
一个星期以后，父亲下班进了家门，首先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宣布了一个让我们全家伤感的消息：“让大南说对了，周医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因为周伯伯，“右派”这个称谓，在我心目中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他们是好人、能人、有头脑，而且敢大声地把真话讲出来。
那一年，我还不到十二岁，但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因为我即将告别童年岁月，进入我的中学时代了。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