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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
南京路上满是为人热心(zealous)、纪律严明(disciplined)的解放军。他们主动帮着店家和居民们清理了国民党设置路边的沙袋和别的路障。
解放上海后，解放军睡在城市街头（下）
解放军部队走在南京路上（下）
这里头我就认出陈毅（下）
爸爸和继母离开后，姑爸爸又开始管家了，她自己的薪水留着自己花，然后用爸爸别的房产上收来的租金作为家用。同时，她还照顾着君玲的三个还在读书的哥哥。
大哥二哥在50年左右相继毕业，爸爸让他们坐火车去天津，去找皮埃尔舅舅（继母的兄弟）的裁缝，做了几身西装。共产党建国初期，旅行还没有什么限制。所以，他们很快带着他们的新西装，从天津坐船离开，抵达香港。三周后，又启程去英国读大学。
三哥是一年后（1951）的七月离开上海，准备去香港。
那时候，旅行已经开始不那么容易了，是我们的小舅（生母的兄弟）陪着他坐火车先去广州（Canton，广州旧称)，从那儿持证，才能过境去香港。可是他俩都没有所需证件。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一条漏水的小船，在深夜偷渡过了境，安全抵港。
1948年九月，内战正酣。国民党失去东北（Manchuria，东北旧称）后，每天有六百个难民从那里跑来天津。天津的人口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迅速增加百分之十，市政系统不堪重负。很快，难民们就被阻挡在城外的临时营区内。
在如此兵荒马乱的时刻，继母和爸爸却执意把君玲一个人送去天津的寄宿学校，当时圣约翰学堂里只剩下区区一百个学生，君玲是四个仅有的寄宿生之一。因为到课人数不确定，学校的课也是有一搭没一搭地上。接下来几周里，退学的越来越多。很快，剩余不多的学生们都被集中在一个教室上课，年龄从七岁到十一岁不等。学校里没有中文课程，学生老师彼此间也不说中文，而用英文或法语沟通。
君玲觉得很孤立。
上海的圣心小学用中文教课，她和同学也是用交流的，英语只是作为外语来学的，法语根本没碰过。
君玲特别想念姑爸爸，三哥，还有上海的同学。她就把这些孤独思念化作一封封长长的家信。可是日复一日，家里却没给她寄来只言片语。很多年后，她才知道，她的父母跟学校的修女们规定过，不允许她和任何外界的人接触，包括探视、电话或通信（应该是为了为了惩罚她任性），也不许离开学校，去同学家做客。因此，每个星期天和节假日，当别的孩子都回家时，君玲只能一个人在学校度过，包括圣诞和（西历）新年。她像幽灵一样，从一间空教室晃荡到另一件空教室，或是去图书馆读大量的童话故事，修女们也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
所以，每天被封闭在这样一个女修道院里，她完全不知道外面已经改朝换代了——解放军节节胜利，解放了东北后，又很快赢得了平津战役，天津、北京相继解放。
这期间，她的许多同学都退学，和各自的家人们都逃到了台湾和香港。学校里也彻底停课了。每天，剩余的不多的学生们就读读英语书。
修女们也惶惶不可终日，为去留做着艰难的决定。
君玲的大姐和她的夫家其实就住在天津，但是她从来没有想过去看看自己同胞所出的妹妹，更不会管她。49年1月，大姐和丈夫一家去了台湾。
终于，一天早上，继母的大姐瑞倪姨妈来到了学校。
虽然跟这个继姨妈一点不熟，君玲还是喜极而泣，因为终于有人记得她了。瑞倪姨妈一家也要离开天津了，她忽然想起来君玲还被落在这里。她实在于心不忍，连继母和爸爸的意见也没征求，就决定来把君玲一道带走。
虽然君玲很害羞，但瑞倪姨妈在联合国工作的法国丈夫让姨父和他们的两个孩子都特别友好。他们提到，一天前，有两个士兵上门来交涉，要他们一家把爸爸在法租界的两套房产给林彪做临时指挥部。让姨父拿出了联合国的旗子，阻止了他们的行为。这时候，那两套房子，实际上一直被继母娘家的这些亲戚住着。爸爸还答应，把继母的小弟弟雅克送去索邦大学读金融。
很快，瑞倪姨妈一家就带着君玲登上去往香港的轮船。
Disclaimer: 这是我利用业余时间翻译整理的马严君玲的《落叶归根》，图片大多来自于网络，为了尊重作者的版权，我将只翻译书的前半部分，并且在翻译的地方删改重写了一些。Most importantly，本人不是专业翻译，就爱写故事，强烈建议大家去读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