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远去的小南兄（2）— 敞亮人
小南继承了家族的聪慧，也因父亲的“革命关系”，有不少“红二代”朋友，回北京之后常参加这类聚会。
他在二十岁之前也激进过，文革中因反对江青等人，被关进过监狱。不过小南也从父兄辈的境遇中，深知“政治斗争”的风险。他骨子里的傲气，不是骄横的傲慢，而是一种看透众生相的“明白”。
我结识他的时候，他已经相当稳重，不会在“外人”面前轻言妄语，在“自己人”面前,却口若悬河，甚至有些放浪形骸。他颇有父辈遗风，在最左的年代，仍然以大右派舅舅黄万里为荣，直言上层执政者的种种劣迹；也时不时透露一些显赫者的“臭事”。我年轻时表达不满，只会就事论事，脱不了“愤青”模式，他却能分析出决策者的意图甚至阴谋。
他很了解人心深处的“丑恶”，记得他当时写了一篇小说，描述一个出身背景极好的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周围的人对他敬佩得五体投地。不过事情的结局有些意外：此人竟然在旅途中行偷窃之事。看他笔下的描述，对这人的偷窃并没有太多批评，甚至有点欣赏其“不拘小节”。
这样的故事，在当年一片“假大空”的文坛，是相当叛逆的。这也说明，他对人的“罪性”已经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并不拘泥于传统的“孔孟格局”。
在那个世代，这种文字当然只能私下传看。（下期待续）
告别蛮荒（中）：秦岭草堂行路难
我和小南在西安中途上车，车厢中水泄不通，找不到座位。
加上7月酷热，虽然所有车窗都打开，我带的一个西瓜，还是在两个小时之后就馊了。好不容易等到天黑下来，稍微凉快了一点，火车却突然在一个荒凉的小站停下。列车广播室没有非常任何通知，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
秦岭火车跳轨
起初大家都不肯下车，有座位的人怕失去座位，没座位的人在等候机会抢座位。等了一阵子，并没有要开车的迹象，我和小南，反正都没有座位，就下车了。
外面稍微凉爽一些，不过在闷热的火车上站了大半天，感觉很累。加上天已经很黑了，我就想找个地方，坐下或者躺下歇会儿。我走动了一下，看中一块地方，那里堆放了很多铺设铁轨路基的材料，在这堆枕木（石）旁边，还有很高一堆货物，用粗厚的苫布盖着。那苫布非常厚和宽大，我拉住苫布的一角，慢慢拖拉开，一直拉过来盖在铺铁轨的枕木基石上，盖住水泥石头的棱角。
我那时候极瘦，直接躺在硬水泥硬件上，会被硌被磨的很痛。那苫布不但厚而且宽大，还有余地可以卷过来盖住身体，不然四仰八叉的躺着，即便黑咕隆咚，也十分不雅。
小南在犹豫，要不要也找个地方躺下，突然冲过来四、五条汉子，毫不客气地把我旁边的路基枕石占了，死命拉扯我身下那块苫布，然后就四仰八叉、争先恐后地在我旁边，都躺平了。
我躺着，看山是黑蒙蒙的高，看天是蓝得近黑，没有星星。“绅士风”的小南，就坐在不远处抽烟。我看到一点红的烟头，就知道他在附近，安下心来，不担心旁边躺的几条汉子。
躺平后，突然看见离头顶不远处，赫然立着小火车站的站牌，白底黑字写着“秦岭”。
原来这个荒凉的小站，就是大名鼎鼎的“秦岭”。
周围躺着的人，常会爬起来打探消息，他们说，是前面的一班火车跳轨了，要到天亮才能调人员和维修车辆来，可以安心躺着到天亮。我们就这样被搁置在险峻的秦岭路段，在黑夜与黑色大山下，躺了很久（小南后来也找了地方躺平）。起来时浑身骨头疼，头也有些晕。不过看到那些坚守在火车座位上的人，都东倒西歪，口水横流，不堪入目；还有些庆幸，是“跳轨”让我们有机会“躺平”，若被罚站一天一夜，恐怕更加“没有人样”了。
成都公车小偷
不记得等了多久，才又上了火车。记得这火车是清晨到的成都，去昆明的火车要傍晚才开车。于是我和小南决定去杜甫草堂。
从站前广场上了公共汽车，车不算太挤。成都公共汽车售票员，是在身上挂一个类似挎包的木头盒子，毛票和零钱放在木头盒的不同格子当中。
有一站上来一个年轻人，他一上来大家就都往车中间挤，有位老人也把我往中间拉。但我觉得在门口，扶着售票员旁边的那根柱子，稳稳地站着不是很好吗？那个年轻人插到了我前面，背对着我，向售票员伸手小声说了句什么，售票员就把售票的木盒给了他，他就往外掏钱，我惊呼一声“这是做啥子吗？”小南扯着我的衣服说：“不要乱喊！”想把我拉得离开那里。我还是不明白，问旁人：“他是负责收钱的吗？为什么要把钱交给他？”旁边没有一个人吭声。
小南一个劲儿的使眼色，我还是懵懂懂。直到下一站停车时这人坦然下了车，在车门要关上的一刹那，原来拉我的那位老人突然大声骂“你个偷儿不得好死！”
旁边的人也说我，“你咋个不晓得好歹，这种人身上都带着家伙的，不然哪里会光天化日抢钱呢？”我以前也来过两次成都，这是第一次看见人明抢，且一车人都不敢讲话。还好，虽然我昏头昏脑说了什么，那小偷似乎不屑于跟我计较。
草堂飙车好运
杜甫草堂的环境清幽，修竹绿草，游人不多。
我和小南缓缓而行，看名人写的牌匾、对联、诗词。有位清癯的老人，留着山羊胡子，穿着朴素，气质清雅有古风。有些草书的字句我们分辨不清，小声议论，老人便在旁边，用成都话抑扬顿挫地读出来。他并不转头看我们，也不打招呼，很有古代文人的气场。草堂的幽静和成都人的清雅，让我们忘记了周围火热的革命气氛。也想到我的母亲，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在文风很盛的成都上学，难怪出口就是唐诗宋词。
我们要赶傍晚的火车。草堂在郊区，车少间隔长，加上当时并不按点行驶，所以两点多钟就出来等车。没想到与清幽的草堂相反，汽车站人山人海，最要命的是大家都不排队。好不容易有车进站，早有人飞身飚上行驶中的汽车，好像铁道游击队扒飞车的；下面的人更是不等汽车停稳，就一阵疯狂地上涌。
等了 两班车之后，小南说：“我看咱们今天不可能上的去车了，如果是我自己，飙车当然没问题，可是你怎么办呢？”我觉得自己是个拖累，对不起他，可是也无能为力。最后我们决定步行，看天黑之前，是否可以途中有幸搭乘上三轮车之类的。至于当天的火车，是不指望能赶上了。
决定之后，就开始往回城的路上快步走，刚走了不到一百米，看见又一班汽车来了，人们蜂拥着想飙车，可车越近车站越加速，根本没停。越过车站的公共汽车还在加速前行，可是到了我们面前却突然急刹车停住了，原来车上有两位乘客要下车，正和司机吵成一团。我回头一看，车站的那一票人已经回过神来，正暴土扬尘地追将过来，我大喊一声“快上车”，就一个箭步窜上去，小南楞了一下，也急忙跟进。司机立刻关门加速，把一群人抛在后面。
这车的路线本不是去火车站的，我们想的是，只要进了市区，他随便到哪里停车，我们就下来换车，甚至叫三轮车都来得及。这位司机青年，不知道那天吃了什么药，完全没有走平常的路线，也几乎没有再停车，车上寥落的几名乘客都听天由命、老神在在的样子，似乎随便去哪儿都行。
司机一鼓作气开到火车站，似乎是送我们赶火车的专车。乘客全部下空之后，司机也悠闲地抽上了烟。这种神奇的时来运转，应该也是好兆头吧！
昆明嗜血臭虫
我们顺利上了火车，到了昆明。小南的舅舅好像是个什么局长，夏天回青岛老家修养，他表弟来接站，说他家有两间卧室，小南和他表弟住一间，他表妹出去住，另外一间给我住。
因为路上太累，我一躺下就睡死过去。睡到半夜全身奇痒无比，只得开灯看看是不是有蚊子。灯光昏暗，没有看见任何蚊子。再躺下又是全身奇痒无比，而且多在头颈部，再次起来开灯，一翻开枕头，只见下面黑压压的无数虫子在乱爬。我怪叫几声再也不敢躺下了。第二天小南和他表弟起来，我问这虫子是怎么回事，他们只说是臭虫，就顾左右而言他。表弟带我们去参观云南省体操队，见到了当时的全国体操冠军、身材健美的蒋少毅、蒋少敏姐妹。
但我全身都是大包，连头皮、脑门、眼睛、耳朵都是肿的。当我身着“的确良”衬衣，在农场见到幺嫂时，她说透过我身上的衬衫，清楚看见我一后背的包峦起伏。后来她煮了一些草药，帮我涂抹在后背上去毒气。我大概损失了不少血液，皮肤也过了一个多月才平滑下来。
直到离开昆明，在小火车上，小南才告诉我实情，那间房子已经有大半年没人住了，因为臭虫实在太多，当时也买不到好的杀虫药，表弟的父母亲为躲臭虫，干脆回青岛，等冬天再返回。所以这兄妹两人平常都住在没有臭虫的那间屋子。
我说“那也该告诉我一声，我在外边桌上趴着睡也行啊”。哎，时过境迁，再说也没有用了，就当我牺牲自己，救了无数饥饿的臭虫吧！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