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把“三和一少”与“三自一包”相联系，认为是党内出现的新的右倾思想，加以批评和批判。
“三自一包”，在后来的文革中被猛烈批判，比较著名，具体是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当时提出来是为了解决大跃进时期发生的全国性大饥荒的。“三和一少”又是什么东西呢？原来“三和一少”是由王稼祥提出来的改善对美苏印度关系等的一些建议。具体内容和过程是这样的：
一九六零年春，王力向王稼祥汇报了湖南农村的严重情况，因为大跃进，大炼钢铁，搞公共食堂，砸了农民的锅，有的地方饿死人。王稼祥听了汇报，很难过，说：我们革命这么多年，取得政权不容易，现在农村以至全国问题这么严重，我们应该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把农民问题以至整个国家经济搞好，现在搞得没有饭吃，饿死人，我们对不起老百姓。说这些话时，王稼祥哭了。然后王稼祥与王力就议论起为了集中把国内问题解决好，在国际上应该采取缓和的政策，同美国等国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同苏联等国也不要搞那么紧张，同印度等国也不要搞那么紧张，国内那么困难，又穷，对民族解放斗争的援助，要量力而行，不应该把人民的血汗钱那么慷慨地送人，这不叫国际主义，因为中国如果搞不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才是最大的损失。从一九六一年起，王稼祥酝酿了一系列意见，他同刘少奇做了意见交换，刘少奇同意他的观点，他在一九六二年用党内通信的形式向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写了一封信，信还叫身为中央委员的刘宁一，伍修权签了名。王稼祥把一系列意见搞了一些文件，主要是参加国际会议的宣传口径和活动方针。一九六二年莫斯科裁军会议，王稼祥提出方案，主持起草讲稿，代表团的团长是矛盾，在这个班子出发前，书记处开会，完全同意王稼祥提出的方针和方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苏共进行谈判，所采取的方针就是一九六一年王稼祥开始酝酿的一系列缓和的方针，也就是刘少奇一九六零年年底同赫鲁晓夫达成的协议：不要先公开吵架，而是先经过中苏两党内部协商，然后跟主要兄弟党协商，然后才拿到群众会上去，这次莫斯科会议第一次实行并且达成了这个协议。参加完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王力和阎明复一回到北京机场，邓小平，彭真，王稼祥三人就在怀仁堂等着听取汇报，三人表示完全支持王力的工作，也就是支持王稼祥的方案，支持刘少奇和赫鲁晓夫的协议。但是，这次会议闯了祸，后来毛泽东不同意王稼祥的一系列方针做法，他把王稼祥的主张归纳为：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对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以及民族独立国家的支持要少，这就是“三和一少”的来源。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一批“三和一少”，所有人都接受毛泽东的意见，王稼祥和王力马上痛改前非，按照毛泽东的方针重新考虑在国际会议上的口径，后来出席国际会议，对于苏联以及所谓修正主义国家和党的代表，针锋相对，就是要吵架。
毛泽东要外事小组组长陈毅做一个反“三和一少”的国际问题的报告，在北戴河会议上讲，在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都保持沉默没有发言。
九月份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把北戴河的思想又重复一遍，重点是强调阶级斗争。在北戴河讲的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十中全会讲的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后来这个北戴河和十中全会的讲话被整理成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在十中全会及以后，经毛泽东批准，用中央外事小组名义开会批评王稼祥，会议着重批评莫斯科裁军会议，以及王稼祥主持起草的，并且经过书记处讨论通过的一系列文件。王稼祥没有出席批判会，会议简报送给他看。此后王稼祥没法再做与苏联打交道的相关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