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魂查良铮:寻找父辈的足迹(西南联大、辅仁—美国中西部名校—南开)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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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何丹蕾的父母何国柱、刘豫琪都在战后留学美国中西部,归国后任职南开大学。何国柱先生成为南开理论物理学科的主要创建人。他们的南开同事中,还有很多有着相同经历。为了追寻父辈的足迹,何丹蕾在今年夏天做了一次中西部之旅,这是她记录这次寻找之旅的第三部分,继续通过壹嘉与读者分享。

点击这里复习《追寻父辈的足迹》之一

 

写在前面的

 

 

2022 年是爸爸诞辰一百周年。父亲1940年代留学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获核物理专业博士学位,继之来到芝加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回国前在佛罗里达大学物理系核物理专业任教。在美国中西部他与我母亲相遇,并相爱成婚,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一段年华。1955年父亲回国后应聘于南开大学。
今年四月起我到美国靠近密西根湖区的美国中西部一带做了两次旅行,目的是回眸父辈们往昔的西学生活与足迹。写下此文以志纪念。
本篇力图将我在芝加哥一带旅行为主的话题继续展开,以日记的形式写出。写的自然不是父母的传记,而是女儿抒发对父母的思念。
今年碰巧也是南开一些学科创建一百周年之际,我特别增添一些内容以寄托对南开伯父伯母们的深切怀念。

 

何国柱:博士毕业于圣母大学,任佛州大学物理系助理教授,归国后任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南开核物理学科主要创建人。

豫麒:圣母女子学院音乐专业肄业,任教中央音乐学院,学院搬迁至北京后,转到南开大学图书馆任职。

查良铮:即穆旦,硕士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著名诗人、翻译家,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

周与良:博士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任南开大学生物系教授,南开微生物学科主要创建人。

何炳林:博士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任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中科院院士。

陈茹玉:博士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任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中科院院士。

陈荣悌:博士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任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中科院院士。

陈天池:博士毕业于路易斯安纳大学,任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南开物理二系创始人。化学系副系主任、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

王积涛:博士毕业于普度大学,任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副系主任、元素有机化学所副所长。

 

2022 年4月28日周四

 

礼拜堂

 

 

下午,飞机在芝加哥机场降落。进了旅馆放下行李,我快步来到芝加哥大学校园的老园区。
我对芝加哥大学的两座建筑早就熟识于心。它们是格雷厄姆礼拜堂(洛克菲勒教堂)和哈珀图书馆。
八岁那年文革爆发,家中遭遇数次抄家,过后我和哥哥们帮妈妈把被撕成碎片的照片慢慢拼起来粘回相册。以后妈妈多次把照片里的人和物讲给我们听。那会儿我的穿戴同所有小朋友的一样单调,大人们也是。那些照片让我第一次注意到文雅漂亮的爸爸妈妈,还有他们身着的那些考究合体的服装和他们背后奇特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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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何国柱母刘豫麒1951年摄于芝加哥大学

(University of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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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神学院的格雷厄姆礼拜堂Graham Chapel)  何丹蕾摄

 

爸爸妈妈1951年在芝加哥结婚。照片里,妈妈身上雪白的婚纱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好一段的时间,我不合时宜悄悄地做着披戴婚纱的天真美梦。
今年三月收到一个朋友送来的信息:我父母还曾经在格雷厄姆礼拜堂参加过好友萧纪美和洪镜纯的美好婚礼。
萧纪美博士1948年进入密苏里大学矿冶学院,1957年回国。当年的婚礼来宾还有与我父母1955年回国同船的许顺生博士。赠送礼物的人名中有我父亲在圣母大学的同学,1955年回国的师昌绪夫妇。这座历史悠久的大教堂,居然也是父辈学子们的一个喜庆成婚的小世界。

 

 

婚礼来宾记录

 

 

诗魂

 

 

我离开格雷厄姆教堂,走入了芝大著名的海德公园(Hyde Park)。
随着年轻的学生们我走进了哈珀图书馆楼的大门,一直就上了三层。推开一扇两人高的黑漆门,一阵欣喜,我终于亲临了Arley 学习室,它精美的穹顶高不可攀,采光之好,墙壁上任何细小雕纹都显现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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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珀纪念图书馆

Harper Memorial Library)

何丹蕾摄

 

 

阿利·D·凯西学习中心
(Harper Memorial Library Arley D. Cathey learning center) 
何丹蕾摄  
 
大厅里面鸦雀无声。我在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追想父亲和曾经在这里念书的几位南开大学教授们年轻时的身影。
一个亚裔男生从中央甬道的另一头走来,他有一双传神放光的眼睛,姿态祥和而自信。当他走过时我看到他半旧的灰色背心上有两个褪了色的紫红中文字“诗魂”。我转过头紧紧目送着他走出大门,像是认出了一个熟悉的人。
那个“熟人”该是70年前在这里经常出没的文学系研究生查良铮,笔名穆旦。“诗魂”两字,让我脑子里一下子飞出《穆旦传》书中的一页书影:照片中的书籍,是由查先生的夫人及子女和生前好友在文革结束初期千辛万苦寻找到的查良铮先生回国后头五年里翻译的经典诗歌。
截止2006年被找到发表的穆旦作品包括诗集16部,译书38集。它们大部分是在穆旦备课教书之余,夜阑人静之时完成的。即使在遭受五花八门迫害的岁月里他也从未停息过。
查良铮和夫人周与良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于1953年回到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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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良铮周与良夫妇1950年于芝加哥  (查英传提供)

 

途经上海,首先欢迎他们的是老朋友巴金和他的夫人,西南联大校友萧珊。他们是敞开心扉的艺术知音,又是岁月如故的挚友。
应西南联大时的好同学,南开外文系教授巫宁坤先生的邀请,查良铮夫妇欣然允诺来到南开任教。
无论如何,这对年轻的夫妇也不会料到,一场无法抵御的灾难即将降临。
查伯伯的遭遇让我最难以接受:1959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 继而遭到停职, 劳改,管制.....

 

这是查伯伯1959年后亲手填写的表格,从此,他的政治面貌:“历史反革命”(文学城网友毛囡供图)

记得1970年代初,我父亲走出了“牛棚”,妈妈恢复了图书馆的工作。一天我下学在南大图书馆门口见到查伯伯和妈妈在交谈。他走后,妈妈脸色变得很难看,回家的路上一句话也没说。回家后我听到她和爸爸低语说:查伯伯终于从劳改农场回来了,可是,他还得在图书馆继续劳改,包括打扫楼道和厕所。“都什么年代了!还要整人!”,妈妈悲愤颤抖的声音在我的耳边久久回荡.......
直到查伯伯1977去世,他的职称和薪金仍然没有恢复,“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仍然没有摘掉。
我曾经异想天开地试图把查良铮与他的笔名穆旦,想象为一个同时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境遇里的人:
查良铮教授是在南开大学挂名的、被管制的、白日里喉舌与躯体被捆绑的、 卑微如泥的“历史反革命”。而穆旦,则是自由的、夜光下作诗译书的、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识形态的、翱翔于山巅云间的翩翩诗魂。
在那个人性分裂的现实里,查伯伯心中拥有穆旦,犹如他拥有一亩宽容安逸任他笔耕墨耘的苗圃,穆旦就是他的化身。他的职业尊严,天赋和人格的价值依附穆旦的存在。

 

 

野人山

 

 

那么,查伯伯究竟有什么样的“历史问题”?我去询问历史:

1937年,日寇侵占平津,查伯伯和他清华文学院同学们奔向长沙临时大学。来年诗人再次踏上流亡之路,与同学们徒步来到昆明西南联大。1940年8月他联大毕业、留校任教。两个月后日寇23架飞机轰炸昆明,联大校舍三分之一被毁。日军深入中国内陆,国土大面积沦陷。24岁的查伯伯响应号召,毅然弃笔从戎,成为联大最早那批加入中国远征军的抗战军人,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的英文翻译。

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后,归国通道被日军切断。查伯伯所在的第5军在军长杜聿明的带领下选择穿越野人山回国。部队进入胡康河谷,深入六七月份的亚热带的原始森林,穆旦染上了致命的疟疾,军长将口袋里剩下的两颗药丸给了他的翻译官一颗。查伯伯历经了一个半月与死神的不屈搏斗,最终九死一生顽强地走出已是尸骨遍野的野人山.....

杜聿明将军回忆说:......野人山内树灌压顶,闷热潮湿极甚,巨大的蚂蝗,蚊子和千奇百怪疯狂的爬虫到处皆是。破伤风,疟疾和回归热多种传染病大为流行。一个发烧的人,一旦昏迷倒下,雨水的冲刷数小时内即变成白骨堆。他承认,第五军战斗中死伤7300人, 而在撤退过程中却死伤14700人。

穆旦在他《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 诗中喊出那令人心碎的诗句: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去年美国退伍军人节,我读到一个美国缅战老兵一席动人心魄的描述 :“ 我们经历的是世上少有的战役(中英美印等在缅抗日):它拥有一切——血腥的牺牲、英勇的对峙、原始森林中的绝望、政治、民族、宗教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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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征军和盟军战斗在缅甸原始森林里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穆旦

 

然而,查伯伯这样一个以“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气魄走出国界奔赴抗日战场的爱国青年,一名在极为残酷而险恶的战争里出生入死的抗日英雄,居然因为参加的是“国军” ,而在和平时期被法庭定为“历史反革命”,剥夺自由18年。

 

 

冰霜

 

 

“查伯母的正直和善良与查伯伯的执着和幽默,筑成查家遮挡风雨的堡垒,即便在妻离子散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破碎”,我先生汤天申说。
天申的父母也在南开大学生物系任教,他家和查家又是隔壁邻居。天申从小就和查家的孩子整天玩在一起。他的记忆中查伯母永远是温文尔雅,查伯伯总是在读书,偶尔查伯伯还和他们这些孩子开个玩笑。但是文革前前后后查家的悲惨遭遇是无法瞒过孩子们的。
一个冬天,他们全家被送去农村,查伯伯被孤单单地隔离在几十里路外的一个村子“劳改”,每天要挑粪担尿,有时次数高达二十几个来回。
一次查伯伯得到一小包花生和几块糖,赶在晚上一脚深一脚浅的给爱妻和子女送去,尽管明知回来后会遭到“串通消息”为名的批斗和殴打。
查伯母周与良教授,芝加哥大学博士,著名的微生物学专家,她身后留给了我们大量研究成果和她著写的大学教科书。她和蔼的关怀,优美可亲的笑容,南开孩子们不会忘记。
1972年国家一开始落实政策,查伯母就开始为丈夫平反而奔波。1977年2月26日查伯伯含冤离世,查伯母又一次愤然而起,竭尽所能为丈夫昭雪平反。她向南开领导申述、上法院起诉。单薄孤寡,多年的重重阻力,愁伤了她的身体,熬白了她的头发。
直到改革开放一年后,1979年夏,美籍华人诺奖得主李政道先生回国访问,提出要拜访西南联大同学查良铮和芝加哥大学校友周与良。当年秋天,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才终于宣告查良铮先生无罪,1981年南开大学领导才为四年前去世的查良铮先生发布讣告。查伯伯在被错判的22年后,终于在这次追悼会上得到公开平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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