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档案--杜威的护照申请表和入境档案

西人资料中搜寻关于中国的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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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贴,冗长,条理不太清,无故事性。

NARA-美国国家档案馆,www.archives.gov;
FS--familysearch,NARA合作单位,www.familysearch.org;
一般都是记华人的档案,但是穿插了一些老外的。在20世纪早期到过中国的外国人中,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应该是比较重要的,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位学者。下面主要是他的护照申请表,因为其中的信息有助于理解一个问题,就是:杜威是什么时候决定访华的?
杜威1919年在访问日本之后于4月底抵达中国,进行访问讲学。那么他是什么时候决定访问中国的?这似乎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研究杜威的学者多未将此作为一个专门的议题。不多的相关文字中,中文资料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些作者说他1919年访问日本,引起很大反响,于是他的一些中国学生盛情邀请他访问中国,杜威这才决定访问中国。比如清华大学校史馆网站的文章《1919,杜威在中国》(孙文晔,发表于2020年8月12日)中的几段:
 “ 1919年,杜威将满60岁,在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界都成了开山立派的宗师,他的学问、人生也到了转折点。于是,他向哥伦比亚大学请了学术休假,应邀到日本讲学。这是一次难得的远东之行,但他并没有把中国列在计划之内。
    杜威夫妇在日本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款待’,消息传到国内,他的中国学生们雀跃不已,并迅速串联起来,要把老师请来。
    在日本,杜威先是接到了北大教授胡适的来信,邀请他顺便到中国讲学,在胡适的盛情之下,杜威有些心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也是杜威的学生,恰好又在日本,登门拜访,发出了正式邀请。杜威这才拿定主意,决定到中国来转转。”
      很明确地说,杜威开始没有访问中国的计划,后来在胡适和郭秉文等人邀请下才拿定主意来中国。澎湃新闻网上有一篇 2021年7月12日的文章《超越文化猎奇:杜威的中国之旅》(转自《上海文化》2021年第4期,没有标明作者,应该是刘幸,该文是他访学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杜威中心-Center for Dewey Studies, SIU-后写的),里面提到,“杜威的中国之旅从一开始就具有偶然性。胡适等人是鉴于杜威已经抵达日本这一事实,才邀约了杜威;而杜威即便在驶向上海的航船上,也对自己的中国之行没有任何规划可言。”
也有文章说他准备访日后来中国旅游,见知识分子网上《杜威访华百年:实用主义对中国影响几何?| 王丹红专栏》(2019/12/03),"1919年初,当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夫人,利用学术休假到日本访学时,其间的几周,他只是计划到中国观光。"还有《杜威访华百年与中国教育》(2019-12-10),“1919年2月,杜威利用学术休假机会赴日本游历、讲学,陶行知、胡适等他的中国学生们得知后,立即协商请他来华。他本来只是计划到中国观光几周后回国,经不住他的中国弟子盛情邀请,竟戏剧般地在中国讲学两年多。”
英文资料中, ZHOU Hongyu and LI Yong有2019年的论文Recent Studies on Dewey’s Visit to China (1919–1921),提到“Unlike Dewey’s visit to Japan in February 1919, his visit to China was in fact accidental”,认为杜威的中国之行是偶然的。Jessica Chingsze Wang写过一本书:John Dewey in China: To Teach and to Learn。笔者没有读到该书,不过同一作者有一篇论文John Dewey in China as a Learner,虽然文章没有提及杜威决定访问中国的时间这个问题,不过文末的第一条注解中提到:“Their initial plan for a short vacation in Japan led to an unexpectedly long sojourn in China:from May 1919 to July 1921. Even though Dewey agreed to his former students’ invitation to lecture in China while traveling there, he initially saw himself more as a tourist than a lecturer and did not plan to stay in China beyond the summer of 1919”,似乎也倾向于认为杜威事先并无认真考虑中国之行。
对于这个问题,NARA收藏的杜威护照申请表有参考价值。
杜威的护照申请表可以在FS网上搜到。搜索结果中有3次护照申请,分别是1918年、1920年和1924年的,其中1918年12月的那次与本文最相关。该申请表上的各栏目中,与本文最相关的则是要去的国家和访问的目的这两项,前者杜威填的是日本和中国;对于后者,杜威填的是:newspaper work and educational work,直译就是报纸工作和教育工作。所以,至迟在1918年底,杜威在考虑访问日本的同时就已经把访问中国列入议事日程了。虽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那个年代的很多美国人都会将访问日本和中国放在同一次旅行中,不过杜威的计划不仅仅是旅游,也将专业工作列入了考虑范围。


图一,杜威1918年护照申请表第1页,正面
该申请表右上角有一个注,似乎是工作人员的打字:Applicant’s application will also be supported by a letter from Martyn Johnson of "The Dial" whoch will be sent direct to the Department,这里的“whoch”明显是“which”之误。查The Dial是当时美国的一份杂志,Martyn Johnson是杂志的所有人,这条注说明他会为杜威的护照申请提供推荐支持。
杜威的申请材料还包括一张The New Republic的便条,The New Republic是当时美国的另一份杂志。虽然是便条,但是写的很正式,日期是1918年11月27日,抬头是杜威,落款是Herbert Croly,此人是The New Republic的创始人之一(另一位创始人是Walter Lippmann,“冷战”一词的引入者)。Croly说,美国在远东的利益面临很多政治和经济问题,着眼于日本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与这些利益的关系,我们非常希望你能去日本,如果可能的话,就这些问题为The New Republic写一个系列文章。我衷心希望国务院能为此目的发放你的护照。如果你向护照申请官提交这封信,我们会尽我们的一切影响力来支持你。见图二


图二,杜威1918年护照申请表第2页,反面。The New Republic的条子在图二的右半边,而左边上方可见夹着2张小纸条,文字是横着手写的。一张便条,天头印有“Memorandum”,内容看不太清,大致如下:
Mr.W-
 Dewey is one of those half-way radicals full of words(?).He's one of the "New Republics" hightest lights among other things.
 What's yr opinion. Personally he's no pick pocket.  T.N.C.
不太懂这里的pick pocket是什么意思,查字典,只有小偷一个意思。但是信的大意明显对杜威是负面的。旁边还有一张备忘录便条,手写,也看不清,其中有“what is your opinion. It's up to you of course. As there is nothg against Mr. Dewey in C-H”等语,似乎征求收信人的意见。落款是T. Coxxxx,可能跟T.N.C.是一个人,字体也象。杜威地址是:1019 Vallejo Street San Francisco。附在这里供参考。
       综合杜威1918年底的护照申请表中的资料可见,他在1918年11月就已经开始计划远东之行,美国媒体听到风声后也提前向他约稿。既使从最保守的角度来看,最初他可能确实只考虑把日本作为主要的出访目的地(The New Republic的便条只提及日本),护照申请表中虽然日本和中国并列,但是平心而论,两者权重肯定是前大后小;再者,“newspaper work and educational work”可以理解为主要指日本,何况杜威出访前日本方面的接待单位(东京帝国大学)就已经确定了,中国之行只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备胎(既然已经到了日本,为什么不再多走一步去中国?),但是谁能说同样的专业工作的可能性没有在杜威头脑里盘桓过?当然,中国方面的接待单位和计划至少在1919年3月前都没有落实,所以杜威和夫人一直都准备他们的中国之行只是一两个月的旅游。但是不能否认,杜威事先对各种可能性是有思想准备的,他的中国之行,并非完全偶然或者出乎意料。
据Jay Martin所著The Education of John Dewey:a Biograph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中说,杜威1919年访问远东的初衷是为了他夫人(p305)Alice,因为之前他们失去了2个儿子-Morris and Gordon,杜夫人心情非常不好、抑郁,杜威想给她换个环境。
杜威1920年申请护照时人还在中国,杜威的护照申请都是跟他夫人同时进行的,FS上2人的申请表是挨着的,1920年的,杜威的申请表第1页右边杜威,左边就是夫人的第2页(应该是反面),有她照片,见图三。

图三,杜威1920年护照申请表第1页,正面

这次申请表是向天津的美国领事馆提交的,正面右上角有3个日期,1920年3月5日,3月23日和4月27日,另外还有一个长方形章,是美国国务院的,passport issued 日期看不太清,似乎是1920年5月15日。表中说他的现有护照是1918年12月20日发放的,他的永久地址是纽约2880 Broadway,他1919年1月23日离开美国(他在1918年申请表中说他计划于1919年1月22日乘坐Shinyo Maru离开旧金山),1919年6月2日抵达北京。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和国立北京大学(Peking Government University)的交换教授(exchange professor)。要去的国家,杜威列出
中国,短暂停留
日本,Straits Settlements--新加坡,travel en route to the US
India, Egypt,Italy,France,Great Britain,  ditto
下面写:American Vice Consulate at Peking,China,Consular District of Tientsin,美国驻北京的副领事馆,属于天津领事区。最下面签名的是Ernest B. Price 副领事--vice consul。图里左半边实际上是杜威夫人Alice的申请表的反面,带有Alice照片,夫妇两同时申请。另一图是这次申请表的反面,见图四

图四,反面。

杜威体征,60岁,5‘8又1/2,1米73、74左右,前额:普通-normal,眼睛:棕色-brown,鼻子:鹰形-aquiline,嘴上有胡-moustached,下巴:圆形-round,头发:灰-grey,肤色(complexion):medium--这个怎么翻?脸形:椭圆-oval。
然后是证人,Charles D. Tenney,这是丁家立,他当过北洋大学校长,此时丁是美国驻中国使馆一等秘书兼参事。杜威请了丁家立作证人,也说明他的身份地位。最后是杜威照片。
杜威是1919年1月23日从旧金山离开美国前往日本,然后于1919年4月30日抵达上海,有些英文文献说是5月1日。1921年杜威离开中国又去了日本,在日本与女儿Lucy会合,一家三口于1921年8月22日在横滨坐厄瓜多尔号邮轮(SS Ecuador),9月11日抵达旧金山,回到美国。FS上旧金山轮船公司乘客名单系列: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Passenger Lists, 1893-1953中的文档:153 - Aug 30 - Sep 11, 1921,p444上,有他们3人的记录,他们都是美国公民,所以用的表格是Form 630,List of United States Citizens,而外国人用的是表格Form 500B
Dewey John 61 MM,Burlington Conn,Oct 20th,1859
Dewey Alice C 62 FM,Fenton Mich. Sept 7th,1858
Dewey Lucy A 23 FS,Chicago Ill,Dec.28th,1898
后面的是出生地和日期。

本文中杜威护照申请表图片,经familysearch.org授权,请勿转载。

 

 

元亨利 发表评论于
回复 'jty' 的评论 : 谢谢!我有点担心,因为这篇的主要目的是资料的陈列,没有太考虑连续性,语句的通顺等。
jty 发表评论于
非常有趣的珍贵资料!谢谢分享!
元亨利 发表评论于
回复 '天山冰雪' 的评论 : 谢谢来访!
天山冰雪 发表评论于
谢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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