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逼迫刘志坚写书面检查
刘志坚有苦难言。江青早就对他没有好印象，批他“擅自”整理《纪要》后，就处处找茬。刘志坚出任中央文革第三副组长三个多月后，又出任全军文革组长四个多月，安排他在钓鱼台2号楼办公。为躲开江青纠缠，刘志坚搬到西山办公。在老帅支持下，他当面与中央文革交涉，不同意他们在“紧急指示”中加上“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江青不仅不理睬，反而增加了对刘志坚的恶感。
刘志坚在天安门城楼当着张春桥的面，批评陈伯达没有将学生冲击国防部的事情报告周总理，“军队院校的事应该让军队领导出面处理，否则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就统统请中央文革去处理好了，我们不管了。”江青干脆说：“有刘志坚在，军队的事就难办。”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时，江青在天安门城楼上质问刘志坚：“为什么军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是批不下去？你要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你作为全军文革组长，究竟干了些什么？”
11月13日，中央文革宣布《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12条指示（草案）》。刘志坚对关锋、王力说：“工厂的事情我就管不着了，军队的事情我要集中地管好。”江青生气地说：“最好你什么也不要管，你那个臭水平，你能管好什么事情？现在军队院校的造反派给我来信告你的状，说你把一些老帅抬出来压制群众运动。你要想一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从12月12日起，江青就在中央文革内部点刘志坚的名，几乎是开一次会，就点名批他一次。12月14日，刘志坚在江青勒令下被迫写书面检查。江青看后说：“你那个检查根本不行，是隔靴搔痒，没有说到问题的本质上，还要写！”江青在会上当面指责刘志坚：“你为什么要把四个老帅抬出来压制军队院校的文化革命？他们的讲话归结到一点，就是给运动泼冷水，这个你知道吗？这些会议是你组织的吗？”陈伯达则大发雷霆：“你胡闹！你说四个老帅的讲话是谁给他们搞的？”刘志坚说：“是我搞的，是我根据萧华主任指示给他们准备的，但是他们讲话并没有完全按照讲稿去讲。”江青说：“好啊，你背着我们另搞一套！你严重地无组织无纪律！”
刘志坚成了老帅们的“替罪羊”
1967年1月4日晚。周恩来利用会议休息，私下对刘志坚说：“是否由全军文革主动承担些责任？”周恩来想通过批评刘志坚工作上的错误，保护老帅过关。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江青叫嚣军内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志坚是“地地道道的典型的刘邓路线的代表”，要“改组全军文革”。刘志坚倒台牵出萧华，最后砸烂总政“阎王殿”。当然，如果老帅们倒了，萧华、刘志坚也一样跑不掉。
周恩来在会上讲完话，示意刘志坚讲几句。其实，刘志坚主持第一次十万人大会是萧华建议，经叶剑英同意，并报林彪、毛泽东批准后召开的。但是刘志坚还是违心检查说：“我是全军文革组长，有些情况及时向叶帅、陈老总汇报反映不够，他们对有些情况不太了解，因此讲话中难免有某些不妥当的地方，这个责任应当由我来承担。”
据当时的传单，刘志坚检查的主要内容是：一、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贯彻执行、很多地方违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二、“怕”字当头，自己不上第一线，不出头，特别是接见外地学生，让陈、叶讲话。三、没有向中央文革、军委全面反映军队院校文化革命情况，没有主动发现主流。四、由于自己思想右倾，搞了一些折中主义，和稀泥。五、工作作风、工作方法都很不好。六、犯路线错误的原因是上没有执行主席思想、林副主席指示，下也没有深入群众，在全军文革工作中很不民主。
刘志坚检讨到“我有折中主义思想，又想发动群众，又害怕搞乱……”康生站起来拍着桌子喊：“刘志坚，你不是什么折中主义，你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这个会要开，要批，要斗，就是要批斗你刘志坚！”顿时全场响起“打倒刘志坚”的吼声。造反派一哄而起，连夜抄了刘志坚的家。
1月5日，5000多名军校学生涌到国防部大院，要求叶剑英、萧华接见，并交出刘志坚。刘志坚给叶剑英打电话，表示去国防部大院见学生。叶剑英说：“你一去恐怕就回不来了。”果然刘志坚陷入重围，在震天响的“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中，他被扣上高帽子，扯掉帽徽、领章，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职务也被撤销了。当晚他被押上一辆大卡车，关进一间空房子，几天后被转押到北京卫戍区顺义营区，大会小会批斗，他头上的“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叛徒”等帽子越来越多。
1月6日，萧华在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时说：“军队内特别是以刘志坚为代表的刘邓路线，没有彻底肃清。那时候还没有把他挖出来，没有揭开盖子，所以这里头阻力还是很大的，院校里头阻力很大，有一些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还有一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或者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的，这样毒素还没有完全肃清。……至于现在我们的中心问题还是抓两条路线斗争，首先是抓刘志坚的问题。我想刘志坚这个问题是坏事，但坏事也可变好事，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会来个大的促进，……”“总参揪出王尚荣，总政揪出梁必业，现在又揪出刘志坚、史进前。……”
1月上旬，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刘志坚问题发表长篇讲话，称“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2月9日，在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陈伯达说刘志坚是叛徒。徐向前质问：“这完全是捏造，我还不了解刘志坚吗？他不是叛徒。我们带兵的人，军队干部跟我们作战这么多年，难道我们不了解他们？”刘志坚在冀南打游击时，受伤被俘。第二天敌人押解途中被抢回，不存在叛变问题。但此时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刘志坚被关押7年9个月，直到1974年9月才解除关押。
江青推荐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后，江青去找林彪，说全军文革这个机构很重要，没有组长不行，必须找一个有声望的、能压得住的老帅来担任。她提议由徐向前接替，并说已经得到毛主席的同意。江青还建议，由中央文革成员关锋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江青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林彪只能同意，但他不能肯定这就是毛泽东的意思。于是他直接请示，毛泽东答复“可以”。
1月6日，杨成武向徐向前传达毛泽东指示，由他担任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有点吃惊，万万没想到这副担子要他来挑。他沉默一会儿说：“我多年有病，身体不好，对干部情况不了解，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干不了。”杨成武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徐向前更加莫名其妙：“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毛主席吧。”徐向前与夫人黄杰反复琢磨，江青忽然提议，不知出于什么用心？徐向前平时与她毫无来往，只是在延安柳树店和枣园时，见面打打招呼而已。毛泽东找徐向前谈工作，江青极少在场，她那时只是照顾毛泽东生活。后来徐向前当面向毛泽东表示自己确实干不了，请主席另选贤能。毛泽东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徐向前只好硬着头皮干了不到三个月，焦头烂额，每天抽两包烟都不够，比过去打仗还疲劳。
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后，正赶上“一月风暴”，局面混乱不堪，以上海造反派领头掀起的“夺权”浪潮，波及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并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军队院校的造反组织纷纷夺权，两派群众开始武斗，解放军报社“小将”掌权，总部机关的战斗组织出现，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相继受到猛烈冲击，领导干部被揪斗的事件越来越多。全军文革被造反派包围，有的组员被揪走挨斗，不知下落。上访群众一批又一批，少则几人、几十人，多则数百人、上千人，有时一天达200余批。各单位的告急电话不断。徐向前家有两部电话，又增加两部，还是不够用的。五个工作人员日夜轮流值班，忙得不可开交。徐向前除了开会，还要接见造反派，不论白天晚上，一纠缠就是好几个小时，害得他头痛经常发作，火气也大，说话难免“出格”。周恩来对他说：“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八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以后徐向前就采取这个对策。
1月8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集军委常委以及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会，并邀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林彪在会上宣布：“经毛主席批准，重新组成新的全军文革小组，以徐向前为组长，余立金和王宏坤（海军副政治委员）为副组长，负责全军的文化大革命工作。”林彪还宣布关锋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主管《解放军报》。这样，江青和中央文革终于在军队中有了一个耳目。不过很短暂，很快林彪就醒悟了，不再让关锋插手军队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