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瑙说我贴过的一篇有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的痕迹，这个大学时看过电影，只记得不穿衣服的漂亮姑娘，还有比诺什的那双眼睛。前不久，终于把书听了一遍，人物里反倒最欣赏萨宾娜，最厌恶的是下面这群公知，圣母，名流。想起前不久 climate change summit， 400 private jets carried the most powerful environmentalists to a meeting to discuss and decide how the delplorable can minimize their carbon footprint on the 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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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茨显然不是媚俗的信徒。伟大进军在他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多少有点象萨宾娜生活中那关于两个闪亮窗口的哀婉之歌。弗兰茨投哪个政党的票？恐怕他什么票也不会投，感兴趣的是徒步旅行到山里去度过选举日，当然，这并不意昧着他不会被伟大的进军所打动。梦想着我们是跨越世世代代进军中欢乐的一群，总是美好的，弗兰茨从未完全忘记过这种梦。
一天，有些朋友从巴黎给他打电话，他们计划向柬埔寨进军，邀请他参加。
柬埔寨近来一直遍布美国炸弹，一场内战，使这个小小的民族失去了五分之一的人口，最后，它被相邻的越南所占领。而越南纯粹是苏联的附庸。柬埔寨受到饥荒的折磨，缺医少药的人们正在死去。一个国际医疗机构再三要求允许入境，都被越南拒之门外。现在的办法是，让一群西方重要的知识分子开到柬埔寨边境，用这种世界人民众目睽睽之下的壮观表演，迫使占领军允许医生入境。
给弗兰茨打电话的人，曾在巴黎街头与他一同进军。一开始，弗兰茨被这个邀请弄得欢喜若狂，随后，眼光落在房子那边扶手椅里的学生情妇身上。对方仰视着他，眼镜的大圆镜片把她的眼睛扩大了。弗兰茨感到这双眼睛在乞求自己别去。他歉疚地谢绝了邀请。
刚接上电话，他马上对自己的决定有些后悔。真是，他关照了现实中的情妇，却忽略了精神上的爱情。柬埔寨不是与萨宾娜的国家一样吗？一个被邻国军队占领了的国家，一个已感受到俄国巨掌重压的国家！刹那闯，他觉得那位几乎忘记了的朋友，是在根据萨宾娜的秘密吩咐与他联络的。
上天之灵知道一切，看见一切。如果他参加这次进军，萨宾娜会从上面惊喜地看着他，会明白他还保持了对她的忠诚。
“要是我参加进军，你会非常不安吗？”他问戴眼镜的始娘。这位姑娘把他每一天的离开都看成损失，但事事都依他。
几天后，他与二十名医生，以及大约五十位知识分子（教授、作家、外交家、歌唱家、演员以及市长），还有四百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一道乘坐一架巨大的喷气式飞机，从巴黎起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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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在曼谷着陆。四百七十名医生、知识分子以及记者挤进了一家国际饭店的大舞厅。那儿聚集着更多的医生、演员、歌唱家、语言学专家，还有数百名带有笔记本、录音机、照相机以及摄像机的记者。乐台上约摸二十个美国人坐在一条长桌边上，正在主持各项事宜。
和弗兰茨一起进舞厅的那些法国知识分子，感到受了轻视和侮辱。向柬埔寨进军是他们的主意，可这里的这些美国人，象平常一样恬不知耻，不但接管了领导权，而且是用英语接管的，殊不知丹麦人和法国人听不懂他们的话。丹麦人早已忘记了他们曾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民族，因此法国佬便是唯一能进行抗议的欧洲人了。他们的原则是如此之高，以至拒绝用英语抗议，而用母语法文向台上的美国人申明理由。那些美国人一个字也听不懂，报以友好和赞同的微笑。到最后，法国人别无它法，只得用英语讲出他们的反对意见：“有法国人参加，这个会为什么用英语？”
美国人对如此奇特的反对很觉惊奇，但仍然微笑，默认这个会议是该用两种语言进行的。于是，在会议重新召开之前，得找一个合适的译员。随后，每个句子都用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重复，使讨论花了两倍的时间，甚至还不止两倍，因为所有的法国人都懂一些英语，他们不时打断译员的话来给他纠错，对每一个宇都争议不休。
一位著名的美国女演员站起来发言，使会议达到了高潮。就因为她，更多的摄影记者和摄像师涌进了大厅，用照相机的咔嚓声伴随她发出的每一个音节。女演员谈到了受难的儿童，共产党专政的残暴，人权的保障，当前对文明社会传统价值的威胁，个人不可剥夺的自由，还谈到卡特总统，说他对柬埔寨事件表示深深的忧虑。她结束发言时，已是热泪盈眶。
一位长着小红胡子的法国年轻医生，跳出来吼道：“我们到这儿来是救死扶伤，不是来向卡特总统致敬！别把这儿变成美国宣传的马戏场啦！我们不是来反共！我们是来这儿救命！”
他马上得到另外几个法国人的响应。译员害怕了，不敢把他们的话翻译出来。于是乐台上的二十个美国人满脸笑容，好意地看着他们，一再点头表示赞同。其中一位甚至把拳头举向空中，他知道欧洲人在众人同乐时，是喜欢挥举拳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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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他们乘公共汽车横越泰国去柬埔寨边境，晚上在一个小村子里歇息，租了几间吊脚楼的房子。周期性的洪水迫使村民们住在楼上，把他们的猪关在楼下。弗兰茨和另外四个教授佐一间房子，远远传来猪的呼唱，近处却有著名数学家的鼾声。
早上，他们又爬回汽车。在离边境约一英里的地方，所有的车辆都禁止行驶，过边境只能通过一条重兵把守的狭窄要道。车停了，法国小分队从车上涌下来，再一次发现美国人又占了他们的上风，组成了游行的先头部队。关键时刻到了。译员又给叫了来，接着是长久的争吵。最后大家同意了以下的方案：游行队伍由一个美国人，一个法国人以及一名柬埔寨译员领先，接下来是医生，再后面是余下来的人群。那位美国女演员压阵。
道路狭窄，而且沿途有布雷区，加上有路障——环绕着铁丝网的两个水泥地堡。道路更窄了——只能成单行穿过。
弗兰茨前面约十五英尺处，是一位著名的德国诗人兼流行歌手，已为和平写了九百三十首反战歌曲。他带来一根长杆子，挑一面白旗，衬托出自己全黑的胡子，把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长长的游行队伍此起彼伏，摄影记者和摄像师抢拍镜头，哗哗地摆弄着他们的设备，飞快地冲到队伍前面，停一停，又缓缓向后退着，不时单腿跪下，然后又挺起身子跑到前面更远的地方。他们不时唤着某位著名人士的名字，那人便不知不觉地转向他们的方向，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按下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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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声音传来了。人们放慢步子朝后看。
落在最后的美国女演员，再也忍受不了这种黯然失色的压阵者地位，决定发起进攻。她全速向队伍前面跑去，就象一位参加五千米长跑比赛的运动员，开始为了节省体力一直落在其他人后面，现在突然奋力向前，开始把对手一个接一个地甩下。
男人们为难地笑笑，让了步，不想挫伤这位著名长跑运动员取胜的决心，但女人们发出叫喊：“回到队伍里去！这不是明星的队伍！”
大无畏的女演员仍然一往无前，五名摄影记者和两名摄像师尾随其后。
突然，一位法国语言学女教授抓住了她的手腕，（以极难听的英语）说：“这是一支医生的队伍，来给那些垂危的柬埔寨人治病，不是为电影明星捧场的惊险表演！”女演员的手被语言学教授的手紧紧锁住，无法挣脱。“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她（用纯正的英语）说，“我参加过一百次这样的游行了，没有明星，你们哪里也去不了！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道义的职责！”“放屁！”语言学教授（用地道的法语）说。
美国女演员听明白了，放声大哭起来。
“请别动！”一位摄像师大叫，在她脚边跪倒。女演员对着他的镜头留下一个长长的回望，泪珠从脸上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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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教授终于放开了美国女演员的手腕。那位有黑胡子和白旗子的德国流行歌手，叫了声女演员的名字。
美国女演员从未听说过他，但她刚经过羞辱，比往常更容易接受同情，朝他跑了过去。歌唱家换上左手擎旗杆，右手搭在她肩上。
他们立即被新的摄影记者和摄像师所包围。一位著名的美国摄影记者为了把他们的脸和旗子一起塞进镜头，颇费了些周折。旗杆太长，他往身后的稻田移了几步，竞踏响了一个地雷。轰然一声爆炸，他的身体撕成了碎片，在空中飞舞，一片血雨洗浴着欧洲的知识分子们。
歌手和演员都吓坏了，动也不敢动，举目望了望那旗子。旗上溅满的鲜血使他们每一个惊恐万分。他们又提心吊胆地向上看了几眼，才开始隐隐地微笑。他们心中充满了一种奇怪的自豪，一种他们从未领略过的自豪：已经有人为他们的旗子奉献了鲜血。他们再一次加入了进军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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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界线就是一条小河。沿河有长长一道约六英尺高的墙，使河看不见了。墙边堆满了保护泰国狙击手的沙包。墙垣只有一个缺口，一座桥从那里横跨小河。越南军队就驻守在桥的那一边，但他们的位置也完全伪装起来了，也看不见。很清楚，只要有人踏上这座桥，看不见的越南人就会开火。
游行者们走近大墙，踮起脚张望。弗兰茨从两个沙包的夹缝中向外看，想看个究竟，但什么也看不到。他被一个摄影记者推开了，那人觉得自己更有权利得到这个位置。
弗兰茨看看后面，七位摄影师栖息在一棵孤零零的大树顶架上，眼盯着对岸，象一群巨形的乌鸦。
这时，走在队伍前面的译员把一个大喇叭筒举到了嘴边，用高棉语向对岸喊起话来：这些人都是医生，他们要求获得允许进入柬埔寨国境，提供医务援助；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意图，纯粹是出于对人类生命的关心。
来自对岸的回答是一片震人心弦的沉默。如此绝对的沉寂使每个人的心都往下沉，只有照相机在继续咔咔响，听起来象一只异国的虫子在唱歌。
弗兰茨有种突如其来的感觉：伟大的进军就要完了。欧洲被寂静的边界包围着，发生伟大进军的空间，现在不过是这颗星球中部的一个小小舞台。曾经急切挤向这个舞台的观众早就离去了，伟大的进军在孤寂中进行，没有了观众。是的，弗兰茨自言自语，尽管世界是冷漠的，但伟大的进军还在继续，变得越来越紧张，越来越轰轰烈烈：昨天反对美国占领越南，今天反对越南攻占柬埔寨；昨天拥护以色列，今天拥护巴勒斯坦；昨天拥护古巴，明天反对古巴——而且总是反对美国；时而反对大屠杀，时而又支持另一场大屠杀；欧洲在前进，且赶上了众多的热闹，一个也没拉下。它的步子越来越快，到最后，伟大的进军成了催促人们迅跑的疾驶飞奔，舞台正在越来越缩小，某一天终将变成一个没有空间度向的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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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员又一次用喇叭简喊话，回答仍然是无边无际无止无尽的冷寂。
弗兰茨环顾四周，河对岸的沉默象一巴掌打在大家的脸上，连打白旗的歌手以及美国女演员都消沉了，不知下一步如何是好。
凭借内心的闪光，弗兰茨看到了他们都是如此可笑。但是他不想离开他们，也没有嘲讽的兴致，内心中升起一种感情，象我们对被判罪者的无限怜爱。是的，伟大的进军即将完结，可那是弗兰茨背叛它的理由吗？他自己的生命不也是到了尽头吗？在这些陪伴着勇敢的医生走向边境的一群当中，他要嘲笑谁的表现癖呢？他们这些人除了表演还能做什么呢？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弗兰茨是对的。我不禁想起了那位为赦免政治犯组织请愿的布拉格编辑来。他完全知道他的请愿对那些囚犯毫无帮助，他真正的目标不是解放囚犯，而是为了表现那些无所畏惧者的存在。那样做，也是演戏。但是他没有任何其它的可能，他不是在演戏与行动之间进行选择，是在演戏与完全无行动之间进行选择。在有些情势之中，人们给判决了只能演戏。他们与哑默力量的斗争（河那边的哑默力量，墙里化为哑默窃听器的警察），是一个剧团对军队的进攻。
弗兰茨看着他那位从巴黎大学来的朋友举起了拳头，威胁着对岸的静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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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员用喇叭筒进行第三次喊话。
她再一次得到的沉默回答，使弗兰茨的沮丧突然变成了愤怒。他就在这里，站在泰柬边境界桥仅仅几步远的地方，心中腾起一种要冲上桥去的不可阻挡的欲念。他想仰天痛骂，然后在震天动地的机枪扫射声中死去。
弗兰茨这种突然的欲念使我们想起了一些东西，是的，使我们想起了斯大林的儿子。当他不忍再看到人类生存的两极互相靠近得瞬间可及的程度，当他发现崇高与卑贱、天使与苍蝇、上帝与大粪之间再无任何区别，便一头闯到铁丝电网上触电身亡了。
弗兰茨无法接受的事实是，伟大进军的光荣居然会与进军者的喜剧性虚荣打等号。他不能承认欧洲历史高贵的喧嚣会消失在无际的沉寂里，不承认历史与沉寂之间不再有任何区别。他想把自己的生命放到那座天平上，想证明伟大的进军比大粪要重一些。
但是，人们在这里证明不出任何东西。天平的一个盘子里放着大粪，另一个盘子里是斯大林之子投入的整个身躯，天平还是一动不动。
弗兰茨没有让自己挨枪子，只是垂着头，与其他人一道，成单行，走向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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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需要有人看着我们。根据我们生活所希望承接的不同目光，可以把我们分成四种类型。
第一类人期望着无数双隐名的眼光，换句话说，是期待着公众的目光。德国歌手、美国女演员，甚至那位高个驼背以及大下巴的编缉，就是这种类型。他习惯了他的读者，某一天入侵者禁了他的报纸，没有什么能取代那些隐名的眼光，他便感到空气顿时稀薄了一百倍，感到自己将被窒息。然而某一天，他意识到有人不断跟踪他，窃听他，鬼鬼祟祟地在街上给他拍照，于是，隐名的目光又突然回到了他身上，他又能呼吸了。他开始对着墙里的麦克风作戏剧性的演说，在警察那里找到了失却多时的公众。
那些极其需要被许多熟悉眼睛看着的人，组成了第二类。他们是鸡尾酒会与聚餐中永不疲倦的主人。他们比第一类人快活。第一类人失去公众时就觉得熄灭了生命之光，而这种情况对几乎他们所有人来说是迟早要发生的。然而在第二类人这一方面，他们能够总是与自己需要的目光在一起，克劳迪及其女儿就属于这一类。
再就是第三类人，他们需要经常面对他们所爱的人的眼睛。他们和第一类人同样都置身于危险处境，某一天，他们爱着的人儿闭上双眼，他们的空间将进入黑暗。特丽莎和托马斯就属于第三类。
最后是第四类，这一类人最少。他们是梦想家，生活在想象中某一双远方的眼睛之下。比方说弗兰茨吧，他去柬埔寨边境只是为了萨宾娜，当汽车沿着泰国公路颠簸行进时，他能感到她的眼睛久久地盯着自己。
托马斯的儿子也属于这同一类型。让我们称他为西蒙吧（他将会很高兴有一个圣经里的名字，象他父亲一样）。他期望的是托马斯的眼光。但卷入请愿运动的结果，是被大学赶了出来。总是陪他出门的姑娘，是一位乡村牧师的侄女，他娶了她，成了一名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手、天主教教徒，和一名父亲。他知道托马斯也住在农村时，激动不己：命运使他们的生活对等了！他由此而生出勇气给托马斯写了一封信，不是要求对方回信，只是希望托马斯把目光投向他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