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闻在热炒“供销社”。供销社是政府部门，曾是农村供销流通的唯一渠道，从生产资源到产出成果，都“一条龙”管到底。不过，它也有鞭长莫及之处。
1966年的密云山区
在没有公路交通的偏远地区，供销社也很难满足百姓的需要。
1966年秋天，文革开始后不久，为了“和贫下中农结合”，学校组织我们去密云县劳动。我去了比较偏远的高家岭公社石炮沟村。由于交通不便，我们前一天晚上就去北京站，赶一大早的火车去密云。然后下了火车再搭长途汽车，差不多在早上九点多钟，下了长途汽车，走到潮白河边。 过河之后就一直走山路，一直走到天完全黑了，才到了村里。
记得过河之后，先要翻越高家岭。那山很高，路很窄，对面错身都不容易。公社来接我们的人，见我年纪太小，背了一个大行李，就接过我的行李，让我骑上一头驴。那驴非常不爽，故意走在悬崖边上，甩来甩去的想把我甩下崖去。被公社干部一顿揍，驴才稍微老实一点，又紧挨着山崖里侧走，故意往山上连撞带蹭，我虽然穿着两条厚裤子，腿还是被蹭破了一层皮。有一首当年流行的山西民歌《交城山》，其中唱道“灰毛驴驴上山灰毛驴驴下，一辈子也没坐过那好车马”。我那时体重只有三十公斤，驴子尚且不想驮着我上山，更何谈运输几十、上百斤的供销社货物翻山越岭了。
产品出山难
石炮沟的村民大多没出过山，连公社都很少去，只有几位男社员去过“古北口”，有一天他们专门带我们去爬一座高山，在山顶很自豪地指给我们看：很远处隐约可见的古北口。秋天，山上水果大丰收，却难以外运。核桃、栗子还可以放一段时间。梨、苹果这些时令水果，就让人们每天上山干活时，敞开了吃，每人每天大概都得吃十斤八斤、甚至更多，大家都不太吃饭，还吃得天天拉肚子。
第二年，1967年初夏，我第二次去密云，去的村子好像叫小石城。那里山很陡峭，山顶上有长城和烽火台，称得上“风景这边独好”。
说两句题外的话：村中有位妇女，抗战期间被日军抓走当随军妓女，害了梅毒破了相，儿子养着她却嫌他丢人，不许她出门。有一天我在日头最毒的正午（大家都歇晌不出门）去河边洗杏仁，冷不丁与她面对面，吓得我再不敢单独出去。她面相恐怖，像被高温烧化的塑胶，眼睛粘连，脸中间一片坑洼，分不清鼻口。
归回原题，这次去密云正赶上满山杏子成熟，多得吃不完，掉落下来烂了一地。我很快学会了分辨甜杏仁和苦杏仁：把甜杏仁捡起来，在河水里洗干净，晒晒干。回北京时，我带了整整一大书包的甜杏仁。
有位高中同学（喜欢研究政策的）批评当地的供销社，既不收购农产品，也不供应乡民的需要：水果都烂在地里，北京城却买不到水果。其实没有公路，才是主要障碍：沟里的石子路，勉强能走驴车或小马车，到了“高家岭”山脚，就无路可走了，能运输的物资当然很有限。
他可能看过一部1965年的电影《红色背篓》，讲述北京房山周口店供销社，一改过去等人上门的做法，改用背篓送货上山。不过，供销社的员工中，99.99%的人，是不肯送货上门的，实在太辛苦。
这是按照时间线，做纵向的对比。
欧洲供销合作社
下面来做横向对比。据我查找的一些资料，供销合作社起源自欧洲。在19世纪中叶，欧洲农村连续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饥荒，加上北美大陆输入欧洲大量的廉价农产品，让欧洲农民的日子更雪上加霜。这时，德国山区的一位小村长莱弗森，召集村民成立了“扶贫委员会”，六十多名村民联合组织了“面包合作社”。
起初“合作社”回购小麦，就地加工成面粉之后，再用低价供给贫苦农民。这就是早期的“扶贫合作社”。之后莱弗森又引进了奶牛、山羊等牲畜，组建了畜牧生产合作社；又成立了农村信用社，解除了高利贷问题，也是今天欧洲莱弗森银行（Raiffeisen）的前身。之后，又整合了生产与销售环节，成立了消费合作社。
这样，就用低成本和高效益，扶持了农村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这种合作社的启动资本和运作成本都比较低，却及时帮助了成千上万中低收入的底层民众。到今天在很多欧洲国家，它们仍然在运作，把生产合作、销售合作结合，效率高，收益好。结合国家与民间资本，对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字：欧洲合作社的特点及对我国合作社发展的启示：http://www.chinacoop-cul.com/index/show/29447
中国的供销社
在中国，如果不算当年红色老区的经济合作方式，根据官方资料，中国的供销社始自1950年代初，最早是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原始资产来自农民入股的股金。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把农村的私营商业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合作经济，保障农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两方面的需求。
在长期战争之后，市场供应短缺，除了施行供给制，也要打击囤积抬高粮价的不法商家。因此国家对农产品推出了“统购统销”的政策：既收购农民的出产，也统一供应农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供销社从民间合作组织逐渐变成政府部门，代表政府收购农产品。农民要完成各项计划性生产指标，当时俗称为“交爱国粮”。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代表国家从上到下建立起批发零售网，让供销社成为连接“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的桥梁，一方面收购农副产品供应城市的需要，同时也要提供农民种子、化肥和农业技术，还要满足农民生活日用品、以及资金流通方面的需要。
但是因农民对计划经济缺乏积极主动性，加上基层干部为了完成硬性指标，不顾农民自身的需求，强行收购甚至剥夺农民的基本口粮；也不提供农村生产发展所需的技术和资金，结果农业生产力江河日下。
此外，市场经济的销售人员，服务周到，把“顾客当做上帝”；而在供销社上班的，多是有门路之人，轻看顾客、服务低质。二者真有天壤之别。
可见，中国的供销社与西方的合作供销组织，有本质的区别。中国的供销社，是国家介入并执行政策的官方机构。而西方农民的合作组织，是私营性质，目的是帮助底层农民在经济上保有竞争力，同时减轻全社会对贫苦农民的福利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