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会议毛泽东秘书亲自分发文件
1964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十六条”，全国城乡普遍开展“四清”运动。1965年8月17日，毛泽东批示：“……全军从排长以上，除年老、重病者外一律分期，在两年内（可分四期，每期半年，全军搞完）都到地方参加社教工作……请用电话告诉林彪同志。”8月18日，罗瑞卿（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向北京军区党委传达，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决定，全军干部分四批参加地方“四清”运动。北京军区党委研究后，由廖汉生、张南生（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滕海清（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带队，全区首批抽出16002名排以上干部参加“四清”工作。
9月初，北京军区首批“四清”干部集训。廖汉生请李雪峰（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兼中共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治委员）给参加“四清”的团以上干部作报告。9月底，“四清”干部统一编成工作队，陆续进驻河北、山西、北京的工作点。廖汉生率北京军区800多名“四清”干部到邯郸地区，他正准备下到户村公社户村大队时，被通知回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10月10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个惊人的问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10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要准备造反。”廖汉生和绝大多数与会者一样，摸不着头脑。
10月22日，廖汉生带队下到户村大队。12月7日临近中午，他接到中央办公厅紧急通知，要他第二天去上海参加中央会议。廖汉生立即乘汽车赶到邯郸，15点上火车，22点到达北京，12月8日清早到西郊机场乘专机飞往上海。据廖汉生自己说，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如此紧急的会议。
杨勇也接到去上海开会的紧急通知，他带着秘书匆匆赶到西郊机场。西郊机场一大一小两架专机，顶着小雪起飞了。廖汉生问朱德：“这么紧急的会议，是什么事情？”朱德摇摇头。廖汉生非常惊讶，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做法，难道是讨论和部署准备打仗？中午12点，专机迎着小雨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与会者刚到锦江饭店，总政某副主任夫人就召集随行秘书们开会，明确要他们不要过问会议上的事。平时忙得四脚朝天的秘书们第一次如此轻闲。
毛泽东机要秘书亲自给廖汉生送来会议文件。以往中央开会，会议文件都是中央办公厅分发，可见这次会议非同一般。廖汉生看到揭露罗瑞卿的通报，更加震惊不已。
杨勇没有揭发罗瑞卿一个字
1966年3月，根据中央决定，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大军区，公安部负责人参加，面对面揭批罗瑞卿。3月12日下午，罗瑞卿在会上检讨一个半小时，仍过不了关。反党的调子越来越高，3月18上午，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毛泽东决定会议还要扩大，第二批与会者三天后陆续报到，加上原来的42人，共95人。因为有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与会者发言都很谨慎，照稿宣读。
杨勇在会上一言不发。他怎么也看不出罗瑞卿反党，反而觉得罗瑞卿处处忠心耿耿，他不能昧着良心无中生有。1959年批判彭德怀，杨勇既没有提过激口号，也没有加以评论，当然这件事是记着账的。杨勇在被抓前就想到了，曾让警卫员孙启增把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发言稿烧掉，但他还是没有逃掉厄运，被打成“彭黄漏网分子”，列为彭德怀专案的分案。
北京军区和中共华北局、北京市息息相关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政治、文化中心。1955年2月11日，国务院、国防部发出《关于全国军区重新划分的若干决定》，华北军区改为北京军区（兼京津卫戍司令部），其战略地位在全国各大军区中首屈一指。1958年10月，志愿军司令员杨勇率志愿军从朝鲜回国，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1959年10月，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被任命为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一年后改任第二政治委员。
北京军区主官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还要经常参加中央、中央军委及有关部门的重要会议、外事活动等。廖汉生到任的第二天就接到通知，要他以国防部副部长的身份到首都机场，参加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这种事情是他在南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北京军区在北京市的地盘上，方方面面都需要北京市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杨勇、廖汉生根本没有想到，与北京市的良好关系竟然成了“罪状”。他们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认为北京市“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更不理解毛泽东说的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不愿在那里住，愿到上海来。叶剑英（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对吴德（吉林省委第一书记）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对胡志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主席）说：“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这时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已经倒了，作为北京军区主官的杨勇、廖汉生怎么可能跑掉呢？
周恩来让廖汉生妻子白林揭发杨尚昆
廖汉生是贺龙看着长大的，他的第一任妻子是贺龙二姐的女儿，由贺龙亲自做媒的“娃娃亲”。廖汉生到延安后，因误传妻子去世，他娶了第二任妻子白林。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通知，免去白林五哥杨尚昆的中办主任职务，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此时杨尚昆还保留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所以廖汉生以为只是正常的干部下放，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1966年4月14日晚，在中共华北局书记处会议上，廖汉生第一次听到李雪峰传达杨尚昆的问题。5月4日，北京军区党委全会传达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杨勇讲明会议议程后，就与廖汉生赶往中南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式。毛泽东缺席，刘少奇主持讨论彭真、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罗瑞卿、杨尚昆的错误问题。首先批判彭真主持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康生用两个上午介绍彭真反党、反毛泽东的情况；张春桥介绍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的情况。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撤销彭真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刘少奇、李富春、董必武、贺龙、陈毅、叶剑英、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等纷纷在大会上检讨。
5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罗陆杨。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杨尚昆的批判主要是他偷录毛主席谈话，搞“反革命特务活动”。5月2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廖汉生回到家中。虽然妻子白林还没有入睡，但他遵守组织纪律，没有透露会议情况。白林在教育部机关党委办公室工作，很快看到了中央文件，不久被调离。20天后贺龙家传话，转达周恩来的意见。事隔一天，王尚荣（总参作战部部长）专门到廖汉生家转达贺龙的意见，要白林接受组织审查。廖汉生将这一情况分别向贺龙、叶剑英、李雪峰、杨勇、郑维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汇报。白林根据领导意见和中央文件精神，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由贺龙转交。表示拥护中央决定，但是，她实在交代不出杨尚昆有什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