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召开的北京军区常委会议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从1966年9月开始军以上机关以“大民主”的方式开展文化大革命，师以下部队进行正面教育。北京军区被列为首批开展运动的单位，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杨勇、廖汉生把文化大革命当成一般意义上的文化领域运动，根据军委指示，将运动限制在战友文工团、部分院校和军区总医院等重点单位，机关和部队主要是学习、教育。
笔者曾在北京军区档案馆看到北京军区1966年大事记，简而又简，8月8日、8月9日空白，8月10日记了一个手榴弹试制的情况。8月11日到24日仍是空白。8月22日，北京军区党委向机关行政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传达中央全会和军委的决定，随后开会研究如何贯彻。当天战友文工团作为开展运动的主要单位，首先贴出大字报。8月25日，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机关也贴出大字报。北京军区常委会第91次会议决定，各军级以上单位的机关从9月开始文化大革命。再接下来是军区党委报告，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39个，并对师以下部队保持绝对稳定提出了措施。
这时北京军区的班子是这样的，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廖汉生，副司令员郑维山、韩伟、谭希林、罗元发、滕海清、吴先恩、傅崇碧、萧文玖（兼参谋长），副政治委员张南生、王紫峰、陈先瑞、黄振棠。8月27日上午，北京军区常委继续讨论执行中央和军委决定的相关部署。当天下午，姜林东（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传达总政治部对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几条指示。北京军区紧急召开常委会，讨论机关严格据此开展运动的有关问题，直到晚上9点才结束。以前北京军区常委会议每个月也就一两次，进入1966年8月以后骤然增加，到8月27日晚已经开了8次。持续数天从早到晚的会议，加上紧张的会议内容，常委们都疲惫不堪，副司令员韩伟甚至晕倒在会议室里。
8月28日，北京军区机关的大字报继续增多，批判开始指名道姓。8月29日，在新落成的北京军区大礼堂里，杨勇主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话，军区首长全体出席。北京军区部分机关干部造反，向党委提出两条要求：一是批斗索立波（北京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二是撤销张南生、滕海清、张正光（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军区文革小组成员的职务。“如不答应，就要采取行动！”北京军区党委将这个“最后通牒”顶了回去。
8月31日，北京军区常委到机关看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出现一些似是而非、无中生有的内容，甚至出现了人身攻击。同日，中央军委决定：“为保证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大军区和驻大中城市的省军区、野战军的军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暂缓进行。”当日13点10分，全军文革小组向北京军区转达代总长杨成武的通知。9月1日，北京军区常委第93次会议讨论，表示坚决拥护，确定凡没有开始运动的单位暂不开始，已经开始运动的军区司政后、炮兵机关立即停下来。北京军区机关动员大会宣布：“北京军区所属各军、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的文化大革命暂缓进行，不再张贴大字报，不搞大辩论、大批判。已经张贴的大字报由各单位自行摘下保存，所有人员全力以赴投入国庆活动的准备工作。向群众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各单位最迟于9月5日转入正常工作，以后什么时间再搞，听候军委通知。”会后杨勇、廖汉生、郑维山分别通知京外单位，除步兵学校、军区宣传部、文化部、战友报社、战友文工团的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外，一律将运动停下来。
树欲静而风不止。9月2日，廖汉生接到总参谋部电话通知，“总参对王尚荣采取停职反省的措施，今后不要再与其联系。”王尚荣是红二方面军贺龙的部下，他被打倒不久，就开始追查他的后台贺龙，廖汉生明白自己也危在旦夕。
9月3日，军区党委集体听取军区文革小组的情况汇报。有少数人不肯将运动停下来，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索立波，还要求将李健（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隔离反省。
9月17日，吴德（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等人来到北京军区，请求北京军区紧急支援大批干部。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被扣上“独立王国”后被改组，而以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也很快倒台，罪名是向学校派工作组，犯了“镇压群众运动”的“路线错误”。北京新市委陷入瘫痪，各级领导几乎都成了被打倒、批斗的走资派。吴德拿来一张长长的单子，其中市委各部门的部长、处长及工作人员110人，市人委90人，城区和近郊区的区委正副书记、主要部门负责人170人，10个国营农场的书记、场长20人。总计1800人，最低也要保证300人。9月下旬，经总政治部批准，北京军区转业到北京市360名连以上干部，其中师职19名，团职91名，营连职250名。年底又选调312名团营连职干部转业到北京市公安局。
中央文革添加“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总政治部经毛泽东、林彪同意，向全军发过一个电报指示，内容有三条：1、派往军事院校的工作组也要撤销；2、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委领导下进行；3、在必要的时候，上级还可以派人到军事院校去。
1966年10月1日，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 “红色造反纵队”某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的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目前党史只提林彪下令全军文革小组发“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但是，按常理推断，毛泽东和林彪都在现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意，林彪怎么可能下达“紧急指示”呢？
全军文革小组按林彪指示草拟“紧急指示”时，尽可能地在具体做法上作了一些保留，基本点是要“坚持党委领导”。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看后，认为这个草稿有很多地方不行。他们逐字逐句修改，并且加进了“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刘志坚在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钓鱼台提出异议：“取消党委领导，这在我军是史无前例的。”但被张春桥驳回。由此看来，紧急指示“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是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杰作”，它规定了更大范围内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当然这也不能算江青等人的“功劳”，“十六条”明确指出“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否定了党的领导。
10月5日，毛泽东批准陈伯达、江青定稿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名义下发。中共中央批语：“中央完全同意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同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和军队国庆观礼代表，张春桥宣读经中共中央批发的紧急指示，创造了当天定稿、当天批示、当天宣读的记录。
关押贺龙是毛泽东的亲自决策
1965年12月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后，贺龙也被毛泽东停止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安排到四川攀枝花钢铁厂和官村壩铁路隧道工程视察。北京的“批罗”会议由叶剑英主持，4月8日结束，4月9日贺龙才返回北京。
1966年8月25日，总参作战部部长、副部长以及国防部外事局一些人贴出打倒杨成武的大字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说：“那是贺龙挑起来的。”9月5日，毛泽东对林彪、周恩来、陶铸打招呼，对贺龙要一批二保。9月8日，林彪受毛泽东委托，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主持军委常委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贺龙问题的指示。林彪说：“今天谈谈贺龙同志的问题。在主席那里谈过两次，主席已看了空军的材料，总参的材料。他的材料很多，只选看了一些综合性材料。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级干部中打个招呼，主席已找贺龙同志谈了，要他以后不要这样搞，人家不满意。贺龙同志说，有些是事实，有些不是事实。主席找我、剑英、陶铸同志谈，主席说贺（龙）同主席的关系不好。”“我们元帅中间，除了彭德怀，贺是最不好的一个。”“材料很多了，总参、空军、海军、工程兵、政治学院、国防工办、公安部、卫生部，到处发现他伸手夺权，……他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关系很密切。”“现在主席说要向高级干部打一个招呼。”
9月9日晚，毛泽东让机要秘书徐业夫给贺龙打电话，经过和林彪还有其他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9月10日，贺龙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林彪谈话，还分别拜访了叶剑英等人。他们对贺龙都很冷淡，贺龙便不多说话了，只是礼节性地拜访一遍。
9月14日，毛泽东找贺龙谈话，把吴法宪的揭露信给贺龙看。毛泽东笑着说：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还说“我当你的保皇派”。当晚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报送的9月15日接见红卫兵上天安门城楼的人员名单，其中有贺龙的名字。9月19日，毛泽东对贺龙说：问题解决了，没事了。
11月24日，周恩来同贺龙谈话，鉴于国家体委造反派对贺龙纠缠不清，提议他暂停工作。11月26日，周恩来得知工作人员把贺龙安排在钓鱼台，指示将贺龙转移到新六所。11月29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再次接见军队院校来京师生，主席台上少了贺龙。
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亲切地与贺龙打招呼，叫他到前面坐在他身边。12月30日，江青到清华大学找贺龙儿子贺鹏飞谈话，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啦！”“你妈妈也不是好人！”接着在接见群众的大会上，江青又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贺龙的老部下被揪斗，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被诬为“贺龙的裴多菲俱乐部”。宣传车上街喊出“打倒贺龙”的口号。江青指使人抄了贺龙的家，抢走大量机密文件，围攻的人们挤满庭院。贺龙夫妇已经不能在家里居住了，但他们不管转移到哪里，都有人来揪斗。贺龙愤怒了，要去见他们，薛明和身边工作人员担心他的安全。贺龙笑着说：“难道我不了解群众？！难道群众不了解我？！”薛明说：“那也得请示总理呀！”贺龙说：“那好，听总理的。”他们到中南海周恩来家，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不能见。有什么事我顶着。”周恩来当即要通贺龙家的电话，指示围攻的人撤出去，并留贺龙夫妇住在西华厅，亲自为他们安排了住处。
1967年1月6日，周恩来接到报告，得悉在京院校造反派和清华大学等红卫兵组成“彻底打倒贺龙反党篡军集团联络委员会”，拟在1月7日召开批斗大会，并要把贺龙揪出来示众。周恩来批示：“不要去揪，我去办。”1月9日，周恩来得知红卫兵进驻贺龙家，并要揪斗贺龙后，同住在西花厅的贺龙谈话。周恩来说：你不要回家，我顶着。并当即打电话到贺龙家，要红卫兵们赶快撤出来，有什么事跟他说。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体育学院的红卫兵。
1月11日，毛泽东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谈到外面有很多有关贺龙的大字报，说主席说了，政治局不要公开点贺龙的名，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点他的名，只是要他去登门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当然也不要让红卫兵去揪他了。
吴法宪说：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总参王尚荣、雷英夫反对杨成武；政治学院蔡顺礼反对莫文骅；海军苏振华反对李作鹏；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这几件事都追查到贺龙那里。1967年1月，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总理告诉我，那天，毛主席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总理亲自去落实。周总理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做了安排。
1月19日，周恩来、李富春找贺龙谈话。本来还约了江青，江青没来。她指使人在约定谈话的时间，把宣传车开到中南海西北的外墙，一遍又一遍高喊“打倒贺龙”。就在这刺耳的口号声中，周恩来对贺龙说：“毛主席都和你谈过了嘛，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嘛。”“我也是保你的。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地方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贺龙临走，周恩来问他：“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于是，周恩来要他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
1月20日凌晨，周恩来派杨德中（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秘密护送贺龙和薛明夫妇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之后，造反派多次吵闹要揪斗贺龙。2月18、19日，周恩来两次嘱咐秘书告诉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
1969年8月9日，贺龙在解放军总医院病逝，至死也没有解除监禁。“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把打倒贺龙的罪名推到林彪头上。事情很清楚，如果打倒贺龙是林彪所为，那么1971年林彪死了贺龙就应该恢复名誉，怎么可能拖到1974年才平反？而且还不彻底，直到第三次平反才算是彻底平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