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推荐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组长
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后，江青去找林彪，说全军文革小组这个机构很重要，没有组长不行，必须找一个有声望的、能压得住的老帅来担任。她提议徐向前接替，并说已经得到毛主席的同意。江青还建议，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因为江青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林彪只能同意，但他不能肯定这就是毛泽东的意思。于是他直接请示，毛泽东答复“可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集军委常委以及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会，同时邀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会上林彪宣布：“经毛主席批准，重新组成新的全军文革小组，以徐向前为组长，余立金和王宏坤（海军副政治委员）为副组长，负责全军的文化大革命工作。”林彪还宣布关锋为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样，江青和中央文革终于在军队中有了一个耳目。
1月6日，杨成武传达毛泽东指示，由徐向前担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徐向前有点吃惊，万万没想到这副担子要他来挑。他沉默一会儿说：“我多年有病，身体不好，对干部情况不了解，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干不了。”杨成武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徐向前更加莫名其妙：“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毛主席吧。”徐向前回家后，与夫人黄杰反复琢磨，为什么江青忽然提议？不知出于什么用心。徐向前平时与她毫无来往，只是在延安柳树店和枣园时，见面打打招呼而已。毛泽东找徐向前谈工作，江青极少在场，她那时只是照顾毛泽东生活。后来徐向前当面向毛泽东表示自己确实干不了，请主席另选贤能。毛泽东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徐向前只好硬着头皮干了不到三个月，焦头烂额，每天抽两包烟都不够，比过去打仗还疲劳。
1月8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宣布关锋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管《解放军报》。1月10日，关锋召集唐平铸、胡痴等人，写出《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最早明确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这一长句很快被简化为“揪军内一小撮”。这并不是独创。1966年4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问题）就大了。”
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后，正赶上“一月风暴”，局面混乱不堪，以上海造反派领头掀起的“夺权”浪潮，波及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并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军队院校的造反组织纷纷夺权，两派群众开始武斗，解放军报社“小将”掌权，总部机关的战斗组织出现，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相继受到猛烈冲击，领导干部被揪斗的事件越来越多。全军文革被造反派包围，有的组员被揪走挨斗，不知下落。上访群众一批又一批，少则几人、几十人，多则数百人、上千人，有时一天达200余批。各单位的告急电话不断。徐向前家有两部电话，又增加两部，还是不够用的。五个工作人员日夜轮流值班，忙得不可开交。徐向前除了开会，还要接见造反派，不论白天晚上，一纠缠就是好几个小时，害得他头痛经常发作，火气也大，说话难免“出格”。周恩来对他说：“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八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以后徐向前就采取这个对策。
贴廖汉生大字报的事件不再提起
1月10日，江青派人给徐向前送来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通知和改组后的名单。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张涛、和谷岩等。
1月11日，江青派人给徐向前送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关于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通知。当晚，化名肖力的李讷（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在解放军报社造反，成立以她为首、并自任顾问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并经她口述、两个记者执笔并润色，写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 1月13日一大早，署名“革命造反突击队”肖力、方抚时、孙浩刚、李志高、宋玉芬、武将、杨秉文、刘福山的大字报赫然贴在解放军报社办公楼一楼正中，面向大门。
唐平铸等人到北京军区贴大字报，打倒了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一事，当时在《解放军报》几乎尽人皆知。但很快他们被李讷等8人的大字报打倒，所以文化大革命后全面清查时，没有人再提贴廖汉生大字报这件事。而那位在“月黑风高夜”受命先去北京军区侦察，贴完大字报又潜伏在北京军区的重要人物，摇身成了《解放军报》“整党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当年亲手写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军中“笔杆子”也成了解放军报社整党工作的第一把手。历史就是这样的吊诡。
杨勇分配与会名额时无意“泄密”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他当着贺龙、廖汉生的面，对杨勇说：“你会搞阳谋，不会搞阴谋。”杨勇百思不得其解，他在回家的路上问警卫员孙启增：“毛主席这话是什么意思？”孙启增说：“我也搞不清楚，您跟罗瑞卿、贺龙都是工作关系。”杨勇感到在劫难逃，1965年12月揪出罗瑞卿，1966年6月揪出梁必业（总政治部副主任），他们的主要罪状中都有一条大比武。大比武主要在北京军区的地盘上，如果它是罪过，那么跑得了谁也跑不了北京军区司令员。果然廖汉生被抓一个多星期后，杨勇的厄运来了。
1月19日下午，京西宾馆召开中央军委碰头会。江青责令萧华当晚到北京工人体育场10万人大会上作检查。徐向前说：显然他们事先有预谋，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因为军委从未讨论过批判萧华的问题，我们又不知道江青、叶群代表谁的旨意。事关重大，所以我在散会时宣布，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一条纪律。
徐向前只说“不许外传”，却并没有阻止江青命令萧华去10万人批斗大会上检讨。当晚9点，杨勇回到北京军区机关，让军区党委秘书林国栋通知在机关大院的副参谋长、副主任以上的首长开会。杨勇和萧华都是“红小鬼”出身，彼此没有个人恩怨。战争年代杨勇任团长，萧华任政委，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杨勇常说：“萧华有才气，他的《长征组歌》写得多好。”但是当晚的10万人批斗大会给北京军区分配了参会名额，杨勇召集会议分配。当时机关非常混乱，会址没敢放在三楼常委会议室，而是改在四楼郑维山办公室。郑维山当晚在城里的家中，没有与会。
杨勇在会上先传达把廖汉生立即送到北京工人体育场，说那里正在批斗罗瑞卿，让廖汉生陪斗。接着杨勇传达了江青、叶群讲的萧华的“问题”，并要求司令部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分别落实与会人数。政治部副主任张正光去军区六一小学，那里住着石家庄步兵学校的几百名造反派。政治部副主任姜林东去战友文工团，但是姜林东不愿意去战友文工团，因为战友文工团造反派曾贴大字报污辱他是“姜大麻子”，他要求与张正光调换，并当场写了传达提纲，请杨勇过目，杨勇说“可以”。
战友文工团各战斗队立即行动，并联络总政、海政、空政文工团的造反派，加上总政治部机关部分干部。兵分两路，一路沿长安街贴“打倒萧华”的大标语，另一路乘两辆卡车去萧华家，准备把萧华“护送”到北京工人体育场10万人批斗大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