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难之际,书生何以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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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1945年7月1日,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大腹便便的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员,从重庆飞抵延安,与共产党商谈国共团结。

 

瓦窑堡边区政府低矮的窑洞里,毛特意安排一个晚上和傅斯年单独交谈。谈话中,毛泽东称赞傅斯年在“五四”时期的贡献。

 

傅斯年笑着回答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刘邦、项羽。”毛报以微笑,并未正面回答。

 

临行前,毛亲笔手书晚唐诗人章碣的《焚书坑》赠送傅斯年,书为条幅,笔走龙蛇,写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毛用自谦来回应傅斯年,也借此豪迈地表达了自己要继续完成五四运动先驱们的未竟之事。

 
1.没落名门之后,意气风发,振臂高呼
 
傅斯年出身山东聊城名门望族,七世祖傅以渐为清朝开国第一位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衔,但到祖父一代家道衰微,不复往日辉煌。
 
傅斯年幼时,父亲就英年早逝,家境困窘,靠朋友接济度日。
 
十二岁那年,他被祖父的学生带到天津读书,二十岁考入北京大学。
 
因旧有的国学功底及对学术研究的偏好,傅斯年选择了当时北京大学文科中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古文经学。
 
他崇信章太炎学说,并得到国学大师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人厚爱,他们欣赏傅斯年,盼望有朝一日他能继承太炎学派衣钵。
傅斯年也不负厚望,对章氏极其景仰,读章氏诸书特别勤勉用功。
 

▲章太炎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朴学大师
 
北京大学校园里,傅斯年常身着大袍褂,手拿一把葵扇,一派儒雅气,被同学们戏称为“孔子之后第一人”。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特别是胡适回国担任北大哲学系教授后,学风改易,学生思想言行亦随之变化,傅斯年的转变尤为突出。
 
他大量接触西方书籍,并最终冲出“章氏的樊笼”,走向文学革命阵营。
 
1918年的冬天,傅斯年和罗家伦等一批青年学生创办了《新潮》杂志,畅销于进步青年,颇受思想界青睐,成为《新青年》后又一本有影响力的刊物。
 
尤其是傅斯年发出争做“夜猫”和寻找“超人”的呼喊,促成了他在“五四”时期的声名。
 
▲ 《新潮》杂志
 
傅斯年在回复鲁迅的信中说:“有人说我们是夜猫,其实当夜猫也是很好的;晚上别的叫声都沉静了,乐得有它叫叫,解解寂寞,况且夜猫可以叫醒了公鸡,公鸡可以叫明了天,天明就好了。”
 
他大声疾呼,“疯子和狂人”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我们须得提着灯笼沿街寻“超人”。
 
1919年5月1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顿时舆论哗然,北大学生群情激奋。
 
5月4日下午,三千余名学生举着标语,齐集天安门。学生们一番热烈演讲后,游行大幕拉开。
 
傅斯年担任游行示威总指挥,扛着大旗,冲在最前面。喧嚣愤怒的声浪中,被激情与愤恨充斥着的莘莘学子,如决堤的海水一样,变得不可收拾,总指挥傅斯年完全无法控制局面,学生们火烧了赵家楼的“曹宅”。
 
对傅斯年而言,“五四”游行示威总指挥,显然要比创办《新潮》杂志,更辉煌显赫。
 
但傅斯年的彷徨也由此开始。
 
游行示威的第二天,他就退出了方兴未艾的五四运动,表面原因是与一个学生争执打架,怄气发誓今后不再过问学生运动,其实,尽管傅斯年个性极强,但偶发的小事还不致闹成如此僵局。
 

▲ 五四运动,学生们高举条幅走在街头
 
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傅斯年内心并不赞同学生们的激烈形式,这种群体性暴力并不是他想要的方式,他为学生们的鲁莽行为痛惜,却又无能为力,只好独自遗憾地离开。
 
1919年冬,傅斯年通过考试,以官费留学生身份赴英伦读书。
 
出国前,他写文梳理思想,既眷恋那段冲冲杀杀的日子,但又流露出心中的忧虑,认为发泄太早太猛,或于将来无益有损。
 
他主张厚蓄实力,切实求学,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并表示自己要以教书匠终其一生。
 
带着这样的思想,傅斯年离开了祖国,离开了让他声威大震的思想革命舞台。
 
2.刻苦仗义,有勇有谋,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
 
傅斯年到达英后,先入伦敦大学研究院,主修实验心理学。
 
三年后,转入德国柏林大学继续深造。
 
当时的柏林大学是中国留学生最集中的地方,陈寅恪、俞大维、何思源、赵元任、金岳霖、徐志摩、周炳林等一批才俊都在同一时期留学于此。
 
这些人中当数傅斯年与陈寅恪学习最刻苦,他俩被留学生戏称为“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在德国,傅斯年生活拮据,经常上顿不接下顿,他写给罗家伦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这样的困境:“五月中旬连吃四日干面包,实在不免于夜间流涕。”
 
欧洲留学生涯对傅斯年影响深远,科学实证主义思想得到强化,并渗透到他的学术研究中来,特别是德国强势的民族国家意识,成为傅斯年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价值取向。
 
1926年隆冬,傅斯年踏上归国客轮,整整七年的留学生涯,傅斯年虽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却未取得任何文凭。
 
好在那个时代,并不唯文凭论,凭借真才实学,他被聘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蔡元培创办中央研究院后,傅斯年长期担任史语所所长。
 
二十多年的所长生涯,傅斯年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他坚持史学就是史料学,重视考古材料,鼎力支持“田野考古”,摆脱故纸堆束缚,将语言学等观点方法用到历史研究中去。
 
他参与并指导发掘安阳殷墟,整理大量档案,调查全国方言,取得了一个个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胡适眼中,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
 
▲ 傅斯年与胡适
 
他既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又有最大胆最大刀阔斧的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又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的领袖人物。
 
担任史语所所长时,傅斯年立下不少规矩,比如:专职研究员不能在外校兼课,专职研究员必须在所里办公,新来的年轻人三年内不允许发表文章,等等。
 
为了让教授们安心研究,他有句名言:“政治你们不要管,我来管,你们只要专心读书就好。”
 
傅斯年知道,培养一个专业史学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优秀的史学家既难得,又宝贵,好刀就得用在刀刃上。因此,他总是打破人情、地域观念,不讲背景,唯才是举,即使是蒋介石介绍的人,如有问题,他照样随时开除。
 
他如守财奴守黄金般守住人才,以侍候一群有学问的人在身边放开手脚工作为己任。
 
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从不求人的傅斯年,为了身处危难的梁思成、梁思永兄弟,给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信救助,留下一段佳话。
 
▲ 梁思成与林徽因
 
抗日战争期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一行,跋山涉水搬迁到四川偏僻的乡村李庄,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和次子梁思永均困守小山村,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
 
梁思成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是民间学术团体,没正式编制,没经费来源。
 
他的妻子兼工作助手林徽因身患严重肺结核,常年缠绵病榻,缺医少药。闻名遐迩的“太太客厅”的女主人,要协助丈夫编写巨著《中国建筑史》,又要照料两个孩子,处境艰难可想而知。
 
考古学家梁思永也身患肺病,虽度过危险期,但虚弱不堪。身为所长的傅斯年忧心如焚,为替国家保护人才,他破例提笔给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信,专门谈及梁氏兄弟的身体生活状况,谈他们的家世和学问人品,担心倘无外边帮助,梁氏兄弟将要出事,请求政府拨款资助。
 
▲ 梁思成与梁思永
 
信是这样写的:“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此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
 
傅斯年的求助信起了作用,时隔不久,他收到了朱家骅寄来的专款,梁氏兄弟得以渡过难关。
 
3.民族危亡之时,大义凛然;刚毅坚卓,士大夫气节传承
 
傅斯年平生最钦佩的人是屈原和文天祥。
 
他认为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文人”,因他有士大夫气节。
 
民族存亡时刻,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是知识分子最起码的气节。
 
傅斯年视民族气节如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民族国家意识最为强烈的一个。
 
抗日战争时期,傅斯年再次走出书斋,四处奔走,为抗日疾呼呐喊。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者集会,谴责日军侵华罪行,傅斯年即席讲演,首倡“书生何以报国”的话题。
 
当时,日本为寻找侵华借口,杜撰“满蒙”历史。
 
傅斯年遂邀史学界同仁,挑灯夜战,撰写《东北史纲》,驳斥日本人指鹿为马的妄言胡说。
 
当时,国民党高层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就连胡适也不主张对日宣战,但傅斯年却慷慨陈词:“寻求与日本的和平只是我们一厢情愿,除非我们答应日本的所有要求,才能得到‘和平’——那就只能是亡国灭种。”
 
当战火蔓延到平津外围时,有人发起建立北平文化城运动,想把北平变成“中立区”,以避战祸。
 
傅斯年带头反对,他认为此举有损国民人格。
 
当他读完胡适《保卫华北的重要》一文后,大动肝火,丝毫不顾及老师颜面,认为胡适附和政府的妥协政策,充当“应声虫”,他宣称要退出《独立评论》,与胡适割袍断交,后由丁文江调停才作罢。
 
民族社稷大事上,傅斯年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哪怕是师长。后来连胡适也感慨说,傅斯年是他最好的诤友和保护人。
 

▲ 日军在长城上炫耀拍照
 
抗日战争期间,傅斯年反复强调,在日本人步步紧逼下,中国除坚决抵抗别无出路:
 
“对倭只有一条路,即一切都无顾忌,人人当求必死。若是后边有退路,尚有可以商量之处,若是前面不止一条路,也还有选择之余地,今则后面是大海,两边有高墙,前面纵是猛虎,也只有拼上去。”
 
中国要死里求生,生路是在死里求出来的。傅斯年断言大规模的抵抗可使国民受到严格训练,可借机消除中国的腐败。
 
小抵抗有小结果,大抵抗有大结果,不抵抗没有结果。
 
打个落花流水,中国人才有翻身之日。
 
他给自己儿子取名傅仁轨,就是来自唐朝的刘仁轨,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将领。
 
日本天皇下诏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陪都重庆,傅斯年闻讯大喜,携酒一瓶至街上猛喝起来,又以手杖高举帽子狂舞,高呼国家出头了,直至精疲力竭才回家。
 
第二天上午九点半前往国民参政会开会,他仍难以抑制喜悦之情,他在给夫人的家书中写道:“大家到秘书处庆祝……皆哈哈大笑,我现在方知旧戏中二人见面哈哈大笑之有由也!抱着、跳着、Kiss着,要想安静一下,谈如何游行,几乎办不到!”
 
4.侵略如火,不动如山:一个铁骨铮铮自由独立的人
 
傅斯年其貌不扬,是个肥头肥脑的大块头,一头蓬松的乱发,一副罗克式大眼镜,常穿着那时最流行的大翻领ABC衬衫,不打领带,外面罩上一套哔叽西装。
 
那副容貌,就是不修边幅的典型,但也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风度。
 
▲左为傅斯年
 
他似乎永远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句话,便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汗珠。
 
傅斯年的脾气和他的块头成正比,脾气来了,绝对是一门宽口径的重型火炮,他是民国知识分子中唯一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说话的人。
 
傅斯年大胆放言:“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只有我可以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
 
但他骂得最凶的却是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和姐夫孔祥熙。
 
“傅大炮”的名头也由此而来。
 
加入国民参政会后,傅斯年更是毫无顾忌地抨击政府失职不当和官员贪污腐败,十足的天不怕地不管的自由知识分子本色。
 
他写信给蒋介石以反对孔祥熙,从才能、信望、用人、友邦观感等方面,条分缕析地论证孔祥熙不足以担任行政院长,他的信被胡适称为“打孔家店妙文”。
 
孔祥熙是民国政坛上著名的“不倒翁”,他的“优点”是以领袖之意志为意志,一切唯蒋命是从,深得蒋介石欢心。蒋介石先委托亲信向傅斯年说情,但傅斯年不为所动。
 
最后,蒋介石亲自出马,请傅斯年吃饭。席间,他问:“你信任我吗?”傅回答:“我绝对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斯年一听就按捺不住地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傅斯年多次炮轰孔祥熙,屡败屡战。
 
1945年,他抓住“黄金公债案”,要办贪污首先从最大的“老虎”开刀。铁证如山,八年“反孔”,一击而中,孔祥熙狼狈倒台。
 
继任者宋子文也栽倒在傅斯年手上。宋子文上台后,打着抗日救国的幌子,利用拥有的官僚企业进口许可证,大肆非法进口倒卖,最后酿成1947年以上海为中心的“黄金风潮”。
 
傅斯年再次炮轰宋子文,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雄文,他尖锐地指出:“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上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都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垮台。‘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
 
在傅斯年的连番炮轰下,宋子文终于黯然下台,成就了傅斯年一生当中的又一个“神话”。
 
傅斯年参政而不从政,他一生都没加入国民党,始终同国民党保持着一种疏而不离、亲而不密的关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改善国民政府的公共形象,要求傅斯年出任国府委员,但傅斯年坚辞不就。
 
他不仅自己不入政府,还劝说胡适也不要加入。
 
他怕一旦加入政府便失去自由独立,他信奉“与其入党,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他甚至认为蒋介石让胡适加入国民党政府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5.面对不义之事,金刚怒目;尊重个人、注重人性、提倡正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傅斯年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他要替性格温顺的胡适扫清障碍。
 
他坚决辞退日伪时期北大的教职员工,要求教授必须在“礼义廉耻”四字下给学生做榜样。
 
1945年11月间,傅斯年乘飞机赴北平任职,训导长陈雪屏到机场迎接,刚下飞机,傅斯年就劈头盖脸地质问:“你和伪北大先生们有无交往?”
 
陈雪屏回答说:“有,只是在一些必要的场合。”
 
傅斯年立即怒吼:“汉贼势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弄得陈雪屏万分尴尬。
 
代理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傅斯年一再表示:凡做了伪北大的教员的,复原的北大一律不聘。
 
否则下一代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将成国家的罪人。他要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并强调这个话就是打死他也要说的。他还拍案大骂容庚是“文化汉奸”,一时成为学界热点新闻。
 
对前来说情的人,傅斯年更是火冒三丈地说:如果这些人受不到谴责,那就太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他们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吗?
 
一句话把说情的人封得死死的。
 
他的老师周作人也被他开除。傅斯年一点也不怕得罪人,他知道恨他的人一定很多,但他从不作乡愿。
 
▲周作人
 
他自称是北京大学的“功狗”。
 
当胡适自美返国后,他立刻辞职,毫不恋栈,也不接受蒋介石慰留,依旧回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1948年12月,国内情势日益紧张,南京危在旦夕,老友陈布雷突然自戕。
 
这年除夕夜,傅斯年和胡适是在南京过的,这里已失去了往日过年的喧闹,零星的鞭炮声衬托得气氛分外凄凉,给凌乱的心绪平添了几分哀婉,他俩借酒消愁,对酒当哭,含泪吟诵陶渊明的《拟古》诗:“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
 
蒋介石赴台后,决定由傅斯年执掌台湾大学。
 
▲傅斯年与蒋介石
 
在傅斯年带领下,他将“敦品、励学、爱国、爱人”立为台湾大学校训,尊重个人、注重人性、提倡正义。
 
很快,台湾大学脱颖而出,成为以自由学术精神为原则的一所现代化大学,中国又一方学术重镇。
 
1950年12月19日,一个寒风瑟瑟的冬夜,傅斯年和夫人俞大彩在书房中生炭火取暖,傅斯年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赶写文章,夫人坐在对面缝补旧衣,傅斯年急于拿到这笔稿费做一条过冬棉裤。
 
他搁下笔对夫人说:“稿费到手后,你赶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次日,傅斯年穿着一身单薄的西装,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答复有关台湾大学的问题。他在台上高声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对有才能有智力的穷学生,绝对要扶植他们!”
 
讲完后走下台来,倒地猝逝,年仅五十四岁。
 
▲到台湾后的傅斯年
 
傅斯年去世后,蒋介石亲自参加公祭,并题写了挽词“国失师表”。傅斯年的骨灰安葬在台大校园中,墓前立无字碑。园中树立一座纪念钟,镌刻傅斯年提出的“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校训。
后来此处被称为“傅园”,此钟也被称为“傅钟”。
 
“傅钟”特别的二十一响钟声,源自傅斯年的一句话:“一个人在一天二十四小时,要留下三小时作为沉思。”
 
傅斯年去世十多年后,在海峡对岸,他的山东老家,傅家祖坟因为他而被一群身着绿军装、戴红袖章的青年人刨了个底朝天,并曝尸骨于荒野。这个善于沉思的人,就算每天给他二十四小时来沉思,大概都想不到这些吧。
 

摧伐一个桀骜不驯、刚直不阿的人的精神,刨祖坟显得多么怪诞又多么彻底,几千年前的流毒轻而易举地穿过漫漫时光,潜藏在看不见摸不着的基因里,仅凭一个阴冷的天气,便出来作祟。也罢,投石唾骂,总胜于淡漠遗忘,是非功过,原不是谁都可以说了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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