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到坚定的委身 /赵刚(88级物理系)

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魅力四射,令我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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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到坚定的委身

/赵刚(88级物理系)

前不久,中国福音会的赵天恩博士到我就读的神学院开设“中国当代教会史”的课程。课上讨论到“六·四事件”对当代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影响。当时赵博士的观点是,这件事使中国知识分子非常震惊,从而也对政府所倡导的主流思想,甚至包括传统的中国儒家文化,都开始进行彻底的反思。因为,一个号称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何以竟把枪口对准人民?一个倡导仁爱的儒家文化,何以竟能产生、容忍这样的政权?

但是,有几位同学却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政府的镇压并不太令人意外。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因为我觉得,一方面,从父母辈的经验来看(经历过若干次运动以后),政府最后的镇压几乎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帝王对反对者的处理也多以血腥收场。

当时赵博士的回应是,不错,从历史事实来看的确如此。但就知识分子自觉、有意识的反思而言,则可以说是从“六·四”以后才开始的。

过后,我仔细回想自己那段时期的心路历程,发现不无道理。

 

愤世嫉俗与玩世不恭

我1988年进入北大,所以1989年的事情多少也经历了一些,之后不免与同学朋友私下讨论,再加上对社会腐败阴暗面的观察,如果说有所反思,倒也并不为过。固然,对历史事实,我们有无可奈何的冷漠;但对事情是否非如此不可,多数人多少还是有些怀疑。当时有人也许因为与外界接触,所以产生了一些另外的盼望,但就我个人来说,这种冷漠和失望所酿造的,并不是斗士式的冲动。因为我们当时对所谓的学生领袖、民主人士等也相当失望,认为他们不过是愤世嫉俗而已,其整体素质并不足以担当大任。

后来我接触到法国的存在主义,如萨特、加缪等人的思想,虽然并不深入,但对其关于存在本身的荒谬性等看法有很大的共鸣。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的思想可以说非常灰暗,觉得人与人相异无几,换个人在政府的位置上,说不定还更残忍、更血腥。顺着这种思想走到后来,我开始对佛教产生了一些兴趣。但是感谢主,祂只是借着这些世俗的学问把我的眼界打开,却保守我并没有完全被它们掳去。

愤世嫉俗比较容易,因为看出别人的错误并非难事;但要看到和承认自己也是应当被愤和被嫉者,就相当困难了。我现在也不能完全清楚说出自己是如何从“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走到“我原来也不是什么好人”这一步的。总的来说,我感觉并不是某一件事或者某个特别的经历使然。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上帝借着一系列、一点一滴的小事,包括各种阅读,让我逐渐发现,原来我内心也有许多肮脏的东西。

当然,这不是说我已经认识到《圣经》所讲“人人都是罪人”的观念。因为一方面,许多我认为不对的事情,比如自私、欺骗等,固然也是《圣经》所反对的;但另一方面,许多我当时认为对的事,比如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行为,其实并不为《圣经》所赞同。同时,虽然有人可能因着上帝的普遍恩典而认识到自己的罪疚,但若没有经历上帝的特殊恩典,也只会从愤世嫉俗滑向玩世不恭。这就好像自卑和自傲一样,两种态度常常只是一体的两面,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我那时的心态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玩世不恭。

爱心的感召

感谢上帝,祂没有任凭我在玩世不恭的方向继续滑落,而是把我带到了美国,让我可以认识主耶稣的福音,这在国内当时还不容易接触到。

到美国不久,很快就有校园里的福音团契联系上我。不过最开始向我传福音的,是李常受召会的信徒。那时我对《圣经》、教会均毫无概念,所以也无从谈起分辨他们与一般正统教会的区别。因为他们对慕道友特别热心,所以他们邀请我参加活动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地、带着审慎观望的态度参加了一些。结果他们的聚会方式未能让我产生兴趣。太情绪化的形式、对《圣经》的幼稚颂读、几近功利性的见证分享,都让我觉得毫无意义。但另一方面,因着我在国内开始涉猎宗教问题,所以与他们多少保留着若即若离的联系,想“看看基督教是怎么回事”。

后来,为了练习英文口语,我通过学校的国际学生友谊伙伴计划接触到了罗阿姨,她来自正统信仰的教会。她发现我对基督教信仰持开放的态度,相当惊讶。对我来说,罗阿姨所讲关乎信仰的事情似乎显得较具意义。她虽然同样肯定《圣经》的重要性,鼓励我有空读一读,但并没有要我拿着一句经文像和尚念经似的念来念去。这样我就离开召会,来到了罗阿姨所在的尔湾迦南基督教会。那时我到美国其实才一个月左右。

不久,罗阿姨就离开去了宣教工场。她把我介绍给了教会的传道人陈叔叔和陈阿姨,他们负责刚刚成立的学友团契,也就是教会的学生事工。这是一对很可爱、单纯爱主的传道人。他们的服事没有什么高言大智,只是凭着单纯、诚实无伪的爱心,这种看不出任何功利性的爱心立刻让我产生了很大兴趣。

多次参加活动以后,我逐渐从道理上知道,这种爱心应该是基督徒真实生命的流露,但对这种生命本身仍然将信将疑。对一个从愤世嫉俗走到玩世不恭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不过另一方面,当时教会的带领人徐华医生,因为曾是纽约大学的医学教授,所以在思想层面上对基督教信仰下过很深的功夫,使得福音在理智层面一直对我保持着吸引力。就福音本身来说,徐华医生的讲解很清楚,也很符合《圣经》。所以当他说人人都是罪人时,我心里举双手同意。不过当他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者,能够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时,我却感到不能很快地相信接受,所以我在救恩的门外徘徊了一段时间。

半推半就的祷告

我决志的过程有很大的偶然成分。当年,大约是感恩节的时候,教会离开城市到一处退休营地举办了一个福音营,徐华医生是主要讲员。他的讲道很清楚,也很有说服力。只是我比较属于那种“不到黄河不掉泪”的死硬派,所以在讲员呼召的时候没有举手。陪我们一起上山的陈叔叔陈阿姨很着急。他们觉得我既然已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了,为何老不举手接受耶稣基督?他们苦口婆心劝了半天,还是没有用。

当时福音营还请了另外一位讲员来讲科学与信仰的专题。她演讲时,举了一些天文物理方面的例子来说明上帝的创造。话说回来,我原本就是学物理的,而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要相信宇宙有一位创造者很容易。因为研究到最后,宇宙设计的可能性要比演化的可能性合理得多,这也是我与其他一些学物理的同学有类似的感受。这类人如果不信,或者是因为被更深刻的哲学前提所束缚,或者是出于对创造的上帝与耶稣基督如何联起来的疑问。因为我是学物理的,所以这位讲员讲的一些事情,在我看来细节可以讲得更清楚一些。当时陈叔叔陈阿姨拉着我和这位讲员私下谈了很久,他们听到我的谈论后非常兴奋,认为我实在应该决志了,于是一定要请那位讲员带领我做决志祷告。我虽然心里不是很甘愿,但碍于面子,就半推半就地做了一个祷告。当时我安慰自己说,虽然我还不太相信耶稣真的可以把我从罪中拯救出来,但是看看这些基督徒的人都还不错,好歹可以试一试。于是,我就这样决志了。

虽然对我来说,决志好像并没有什么太特别,但在陈叔叔陈阿姨看来,这却是很重要的一步,所以他们积极地鼓励我受洗。他们给我打过很多次电话,特别是陈阿姨,几乎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电话交流有时一次就是一两个小时,指望能够说服我明白受洗的重要性。但当时一方面我自恃学问比她高,与她辩来辩去,看她穷于应付的样子觉得蛮好玩的,另一方面我也想试试看,基督徒的忍耐和爱心究竟是不是真的。感谢上帝,祂一方面保守了祂仆人的忠心,另一方面或许看我在罪中堕落的时间够久了,在一次与陈阿姨的电话交流中,上帝突然让我看见,我这种半戏弄的心态是何等可耻,同时我的心中很清楚地响起一个声音:“你若真的要在这世上追求真诚的爱心,眼前的若不是,还有什么是呢?”我被自己的这种羞耻感所震撼,也被这个声音责问得哑口无言。沉默了半晌以后,我突然打断陈阿姨的话说:“我愿意受洗了!”于是,我就这样成为了一个基督徒。

坚定的委身

或许有人会说,我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情感的一时冲动,并不一定是因理智的明白而导致意志的委身。的确,我在理智上对信仰更清楚、全面的整理,其实应该发生在一年半以后,在唐崇荣牧师所举办的归正学院的课程中。这不是说,当时迦南教会的信仰生活一点也不能满足我的理智需要。事实上我受洗后不久,就参与了一些网络辩道的事工,并因此在徐医生和其他弟兄姐妹的帮助下,开始阅读一些神学、护教类的书籍。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归正学院的课程对我当时的帮助,更像今天一些教会的“基要真理”或“新信造就”课程。这些课程通常会比较全面地教导基督教福音的真理框架,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因为对所信的对象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所以感觉上就更踏实了一些。

神学家巴刻曾说,有时人们思想走在经验之前,有时经验又发生在思想之前。所以我理智上达到自觉满意的地步,以至于可以条理分明地说出来,并不等于我之前的经验都是假的。就说我受洗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吧。虽然陈阿姨说服我答应受洗了,但我事后猜她自己都没把握我真的会去受洗。因为当我从浸礼池上来,她递给我一条毛巾擦脸时,忍不住感慨了一句:“神真的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原因是受洗安排在那天下午,但上午我就和几位朋友开车出去玩了。要按我以前吊儿郎当的作风,玩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受洗赶得上就参加,赶不上就等下一次吧!但那天大概吃午饭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有股很强烈的感动,觉得答应别人的事情就应该做到。所以吃完饭就死催活催地要朋友往回赶,连朋友都觉得有点奇怪,说不像我平时的为人。

更奇妙的是受洗后的感受。用与我一同受洗的一位弟兄的话说,他当时真的觉得天开了,一眼望出去的天空、云彩、树木、花草,好像突然都活过来了一样,在向他诉说天父的慈爱。我当时倒没有觉得那么神奇,但的确感觉那天下午的风景特别好。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晴天,受洗的地方又在山顶,一眼望出去的风景的确美不胜收。我猜即便是一位还没有完全丧失美感的无神论者,在那个时候也会赞叹。但那个地方之前我也去过,也早就觉得风景不错,所以那天下午的感觉好像还是有些特别。当然,中国人有时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所以有可能我的感受也还是一种普遍的心理作用,但也有可能像后来的基督教哲学家普兰丁格说的,上帝在创造我的时候所赋予我的认知官能,在那个时候至少从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恢复。

这一点的佐证是我回到家以后发生的事情。因为教会里都鼓励读《圣经》,所以我在之前慕道的时候就开始按照弟兄姐妹的建议,一天读几章《圣经》,然后尝试有点默想和祷告。但说实话,之前读经基本上没什么感觉,所以也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样子。那天下午受洗后回家,就想把《圣经》拿出来读读。按照进度应该是读《罗马书》,所以就翻到这一卷读了起来。但这一读就放不下来了,与之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觉得句句都是针对我在讲。也许我天生好辩,所以之前福音书中的叙事不太能吸引我,而《罗马书》的说理正对胃口。无论如何,我很清楚地记得,我几乎一口气就把《罗马书》读完了,而且还没有读完的时候就在床边跪了下来,一面读一面敬拜上帝,几乎泪流满面。不管世俗的心理学家会怎么说,我知道自己当时经历的是什么——我回家了!

尾声

所以,虽然总的来说,我倾向于认为我信主是一个长期、逐渐的过程,但就以上具体的细节来说,我相信有圣灵所做不平凡的工作。如果读者能够从我信主的过程中看到,在这一系列事件的变化和进展背后,实在是上帝的手在引导,这就是我的心愿。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给祂,因为唯有祂才能使人真正地归信。

(本文2003年首发于《恩福》杂志;2021年经作者修订补充)

作者简介

赵刚,出生于四川。1992年北京大学物理学学士;1995年物理学硕士;2001年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物理学博士。 1995年12月加州尔湾迦南教会受洗。2002 年蒙召全职服事。2005年费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宗教学硕士。2008年回国服事。2018年中华福音神学院神学硕士。现居四川,主要教神学。最喜爱经文:“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提摩太后书》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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