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的教育和出版事业
江户时代虽然是大和平的时代，但士在人口中占的比例高达5-10%。起初武士中识字的人不多，但到十八世纪末一般武士都能识字，不识字被认为是一件可耻的事。
官府对于教育事业是积极支持的，因为政令的下达、下情的上传和大义名分的维系，都离不开文字和教育。在武士和平民中普及教育，是统治的需要。第五代将军纲吉尤为重视文化教育事业，造就了元禄文化。第八代将军吉宗亦是如此。1724年一群商人获准在当时的商业中心大阪建怀德堂；怀德堂别称大阪学问所，为当时日本政治经济学的中心，一度与昌平坂学问所比肩。1728年荷田春满曾向吉宗请求在京都开设学堂，振兴国学，获得批准。
江户时代的教育分三个层次。最低的是面向下层武士和平民子弟的寺子屋和乡学，内容以识字算数为主，教师包括僧侣、神官和浪人。乡学既有官办，也有民办。中间层次的是官学，幕府直辖的有十数所，诸藩先后办有藩学，主要面向武士阶层，有的也接受平民子弟，教学内容刻板，以朱子学为主。最高层次为私塾，经常有着最大的自由、开拓的精神和新鲜的思想，有的塾师是领先时代的思想家。像荻生徂徕的蘐园塾、佐久间的象山书院、吉田松荫的松下村塾等名重一时，影响深远，远非官学所可比拟。
按建校时间统计各类学校数目
年份 寺子屋 乡学 藩学 私塾
1750以前 47 11 40 19
1751-88 47 11 40 38
1789-1829 1286 42 78 207
1830-67 8675 48 56 796
总计 10202 118 225 1076
1823-8年间，德国人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1796-1866）在长崎荷兰商馆当差。幕府允许他在长崎郊外传授西医，前后授徒56人。
到十九世纪初，日本的国民教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到幕末，约莫40%的男孩和10%的女孩多少都受过一些学校教育。
证明江户时代教育普及成就的，还有近年发掘的大量的村方文书。这些记录村务的文档说明，江户时代乡村文化普及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乡村组织和治理也已经复杂到须要加以笔记的程度。
江户时代文化普及的成就，到明治年间，才充分显露出来。1968年学者色川 大吉在东京都西多摩郡五日市町（今秋留野市）的深泽家仓库中发现一批明治年间的文文件，记录当年的自由民权运动中村民们关注和讨论国家事务的过程，包括五日市学艺讲谈会盟约和议事规则，最重要的还包括一部完整的私拟宪法、洋洋204条。五日市当年离江户城有一两天的路程，今天仍是一个偏远的山村。当年的讲谈会成员、文档主人、村用挂深泽 权八曾熟读苏格拉底、康德和约翰·密尔的著作。推动明治维新的不光是权贵和知识精英，也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民众；就是在知识精英当中，也有一些是浪人，处于社会的边缘，不受官阶的约束。江户时代的文化普及为明治维新奠定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否则明治维新不可能那么成功。
活字印刷术在丰臣 秀吉（1537-98）时期从朝鲜引进，但是雕版印刷特别适合汉字和假名夹杂的日文、兼有图文并茂的优势，在江户时代仍相当流行。出版事业重在民间，官方有时干预、尤其在所谓的“改革”（实为整顿）时期，严禁基督教内容和议论时政。起先以京都为中心，1750年代以后江户成为另一中心。到1671年，出版的书籍种类累计达到3874，21年后达到7204。
低廉的价格促进了图书的流通。到化政年间（1804-30），江户共有800多家图书出租商，他们的足迹踏遍城郊、甚至涉及一些边缘的乡村。图书的出版和流通，有力促进了江户时代的文化下行。
书籍和教育是知识、思想和信息传递的重要途径。在江户时代，教育和出版事业都得到大的发展；在十八世纪末之后，进步尤其巨大。而这一时期幕府将军的权威下降，幕藩体制衰落，幕府的社会控制力下降，社会自由度上升，社会条件比较适合文化普及。
江户时代的信息网络
关原之战一结束，德川家康就着手将他原来辖区的交通通讯网络扩大到全国，主要为了军事。1624年建成东海道，连接江户和京都，设有驿站。到1772年陆续建成五街道，为国家干道，幕府直接管制，设有53个关所，尤以江户为重，而不许诸藩自行设卡。关所的用意是防止道上有人图谋不轨，确保江户幕府的安全。试图带武器进入江户、按照参觐交代制度应该呆在江户作为人质的大名眷属试图离开江户，是关所检查事项的重点。一般武士、平民通过关所须要幕府颁发的通行证。
五街道上有驿站248个，光是东海道上就有53个。除五街道外，其它要道上沿途也设驿站。驿站给养概由当地负责，构成一项当地难以承受的负担。幕府从1659年始设道中奉行，全面负责交通网络。
道路的使用实行收费制度。执行幕府公务的免费。大名和随从前往江户参觐，规格以内的部分付平价，超出的部分和私人旅行一样付全价。
江户和大阪之间五百公里路程，刚开始需要六天。逐渐在江户和京都出现私邮，跟官邮竞争，提供快件服务，将江户和大阪之间的邮程缩短到五天、四天、三天半。到十九世纪初，江户和京都之间的快邮可以在两天内到达。此外，私邮也将邮件和货运网络拓展到都市附近的郊野地带。
到十八世纪参觐交代制度已经习惯成自然，住在江户的诸藩武士及其眷属乐不思蜀，一般也不会擅自离开，安全的考虑不如原先紧要。路上行人逐渐多了起来，各类旅游册子开始在社会上流行。参拜名剎古寺、游览风景名胜，是旅行常见的理由。不少人定期到伊势神宫参拜，1650、1705、1771和1830年参拜者尤甚，行人难以胜数，关所形同虚设。
伴随着人的流动，是信息的流通和思想的交流。普通人能够离开他们日常生活的土地，见识其它地方的风土人情。知识精英可以游历四方，访友问学。旅行的功用难以估量。长州藩士吉田松阴（1830-59）1850年到平户访学，读到会泽《新论》、斋藤 竹堂《鸦片始末》和渡边 华山《慎机论》等著作。途中参观长崎荷兰商馆，拜会熊本藩士宫部 鼎藏。佐久间劝他出国；1854年他想搭乘美舰去国，为佩里所拒。吉田后来成为尊王攘夷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其松下村塾培养了包括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杉山松助等在内的众多维新志士。高杉 晋作（1839-67）也是长州藩士。1861年游学东北，与佐久间、横井小楠有交。1862年夏，接受藩命和五代友厚一起，随幕府使节从长崎到上海；作《游清五録》，对中国遭遇，感同身受，主张接受“外国日新之学”。其深知开国贸易之必要，藉攘夷的旗号，只是为了倒幕。1863年组建骑兵队。1866年促成萨摩长州同盟。
江户时代交通网络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方便了信息的传递。跨地域的信息传递使广泛的思想交流和有规模的社会运动成为可能，不同地方的维新志士可以相互联络，研究策略，协同行动。离开了信息的交流，尊王攘夷就不过是一种思想，而不可能发展成为有威力的社会运动。
长崎是江户时代重要的信息来源。长崎外贸主要是对华贸易，荷兰商船贩卖的主要是来自中国的货物。幕府保留荷兰贸易，主要目的不是贸易本身，而是保留一条通往外界的信息渠道。进入十八世纪之后，长崎贸易业务量已无足轻重，日本从中国引进的丝绸和蔗糖生产技术减少了对进口的依赖，往来的中国、荷兰商船数量很有限。长崎贸易仅从贸易的角度，实际上可有可无。但是幕府重视长崎贸易的信息和情报价值。这些商船给日本带来各种中西书籍，不少是应幕府之请带来的，其中汉译西书更给日本学者提供了了解西方的便捷途径。这些进口书籍让日本即使在锁国时期，也能不断从外国文明中汲取营养，发展学术，并且影响社会。
幕府要求每年入港贸易的中国和荷兰商船分别提交唐风说书和兰风说书，风说书成为国外情报的主要来源。幕末实行开国政策，固然跟思想学术的进步有关，但来自长崎有关清朝鸦片战争的情报却是直接的推动。1840年8月，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震惊之余，以水野忠邦为首的幕阁一方面开始加强海防，另一方面及时调整政策、尽量避免冲突。1842年7月，荷兰商船带来清朝必败的消息。次月，幕府指定两位老中担任海防挂；中止1825年颁布的《异国船驱逐令》，恢复1806年颁布的《薪水给予令》，开始给外来船只提供燃料和淡水。
1845年的兰风说书中包括《中英南京条约》全文，1846年报告了《中法黄埔条约》，从1848年起开始报告西方列强在华海军的详细情况，内容也益加丰富，涉及荷兰内政及其与中国和西印度的关系、巴拿马运河计划、美墨战争、加州淘金潮和席卷欧洲的革命。
日本一直以中国为师，而中国在跟西方的武装冲突中落败。鸦片战争的爆发导致日本朝野上下民族危机感骤然加深，更刺激日本知识分子着力探讨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东亚乃至世界大局。1843年斋藤 竹堂（1815-52）根据兰、唐风说书作《鸦片始末》。箕作 省吾1844年作《新制舆地全图》，1845年又作《坤舆图识》，都是地理著作。魏源《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后，1844年印行50份，三年后增订本印行了60份，1852年再次增订后发行了100份。《海国图志》包含日本兰学不及的关于美国的内容，在黑船来航之后尤受重视。
1856年8月21日，美国派到日本的首任总领事Townsend Harris抵达下田，要求跟日本通商。幕府内部意见分歧，观察方认为通商可以互利，但评定所和勘定方海防官员激烈反对。到1857年3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日本，勘定方海防官员开始转变立场，同意通商。老中首座堀田 正睦决意趁此机会积极开国。1858年7月29日，《美日修好通商条约》得以签订，标志着日本第一次跟西方国家建交。照此模式，日本跟荷、俄、英、法诸国分别于8月18日、19日、26日、10月9日签订条约。这些条约统称《安政条约》。日本的国门就此打开。
所以来自长崎的外国情报、尤其是有关两次鸦片战争的情报，在江户幕府开启国门的决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