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厂几乎一半人卷进各类案件
文化大革命期间，八一厂成了江青的“自留地”，她频繁接见八一厂人员，并时不时就来八一厂转一圈。江青指责八一厂是“文艺黑线专政”，“坏人掌权”，“水浅王八多”。在她的淫威下，八一厂成了重灾区，群众造反，领导干部全部被打倒或靠边站。1967年9月，江青支持造反派夺了八一厂的大权。军委办事组派连队指导员、文化教员等部队基层干部到八一厂，担任各片室党支部书记。他们不懂业务，不熟悉干部，不了解八一厂的历史，又受极左思潮影响，不能认真掌握政策。
1968年4月24日，经军委办事组批准，八一厂成立有造反派参加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肃平、赵振恒（原中央警卫团文化教员），委员陈寿平、洪洁、姜福昌、陈瑶、吴治堂。7个成员中，有6个是年轻的非专业干部。
这个有造反派参加的八一厂革委会为显示“革命”的彻底性，甚至把全厂宿舍也来了个大调整，口号是“干部下楼，工人上楼”。一些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被从楼房赶出来，搬进工人住的平房。八一厂政治委员张景华家里孩子多，只好架起三层床。工人们搬进楼房后，也没有更多感激，反而因烧煤炉子、种菜、养鸡都不方便了，也很不满意。
5月23日，八一厂革委会向军委办事组报告，从1966年5月到1968年5月，八一厂揪出各种有问题的人共80人，其中反革命分子16人，叛徒4人，特务 4人，历史反革命分子17人，地富反坏右分子31人，阶级异己分子5人，文化汉奸1人……。以后事实证明全部是冤假错案。
在文化大革命中，八一厂几乎一半人被卷进各种案件。从1969年8月到1970年初，八一厂革委会按照江青处理“不是我们的人”的指示，除继续批判“三名三高”的反动学术权威外，或转业，或复员，或送劳改农场当农工，处理了王晓棠夫妇，张良夫妇等编、导、演业务骨干200余人。
1968年9月16日，军委办事组发文，宣布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电影制片局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仍列入部队编制。江青说：“我给你们把总政治部这几个字去掉了。”11月12日，军委办事组批准，八一厂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为：组长赵振恒，副组长张肃平，组员姜福昌、吴治堂、陈瑶、张建平、任权。
李德生调来南京革委会主任彭勃
1969年底，为整顿八一厂，李德生（总政治部主任）征得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同意，调彭勃（60军政治部主任、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担任八一厂革委会主任。彭勃是三八式，临汾旅战将，外号小诸葛，许世友点名让他担任南京市革委会主任，有处理两派、解放干部、落实政策的经验。南京军区不放彭勃，另外推荐5个人选。李德生还是觉得彭勃合适，他亲自打电话给许世友，请求他给予支持。许世友对李德生还是有请必应，同意了。他专门在家中请彭勃喝茅台，为他壮行。这是许世友第一次在家中请人喝茅台，完全是破格的礼遇。许世友说：“叫去就去吧，越快越好，革命军人不能拖泥带水的。”彭勃将茅台一饮而尽，说：“司令员，从内心里讲，我是不愿意去的。组织上既然定了，我只能服从。我不仅要去，而且去了要争取干好，决不给司令员丢面子，不给我们60军丢面子。”
1969年12月22日，彭勃来到八一厂。
1970年4月，总政治部临时党委批准，八一厂党的核心小组由5人组成：组长彭勃，副组长郭轩，组员王牧、杨智基、成金贵。
彭勃到八一厂时厂区仍旧糊满了大字报。赵振恒向他介绍：“八一厂被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专了政，被陈播这个老牌反党分子专了政，炮制了许多毒害人民、毒害革命的大毒草，《抓壮丁》《英雄虎胆》《柳堡的故事》《霓红灯下的哨兵》《回民支队》《野火春风斗古城》……不是歪曲人民解放军的英雄形象，就是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八一厂有三条黑线，一条是资产阶级文艺黑线，许多导演、演员都做了文艺黑线的俘虏，王苹、严寄洲、王晓棠、张良等是典型的代表人物；一条是陈冯严王张反党集团，陈播是他们的代表人物，这个反党集团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煽阴风、点鬼火，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
八一厂革委会讨论给陈播戴上“反革命特务”的帽子，彭勃提出要慎重，等中央有了明文规定再做结论也不晚。厂里开批判大会，打倒陈冯严王张，彭勃不举手。他的理由是“在组织上没有做结论前”，他举手不合适。我以后得知，厂革委会中有人提出要判我20年刑，争来争去，定成4年。报告送到总政治部保卫部。彭勃打电话说明情况，请求机关暂时压下来。
江青本来对李德生跳过她把彭勃调来主管八一厂大为不满，对李德生支持彭勃整顿八一厂更是火冒三丈，终于借有人揭发电影《红灯记》，来了一个彻底大爆发。
江青拉上军委领导人夜袭八一厂
1971年12月27日晚10点多，中央军委正在三座门开会，江青一头闯了进来，进门也不坐下，演戏一般大叫：“老帅们救救我，八一厂竟然有人揭发电影《红灯记》，我求求你们支持我，把这个反革命案件查清楚。”主持会议的叶剑英政治经验丰富，他冷静地叫江青坐下来慢慢说。江青坚持不坐，提出要立刻到八一厂去，根本不管此时已经夜深。李德生说：“今天太晚了，八一厂有的干部住在城里，马上找人来不及，是不是明天上午去？”江青不干：“不行，就是要马上去，就是要奔袭。”她皮帽子不摘，黑披风也不脱，站在那里对峙着。叶剑英当即表示愿意陪同她一起去，“八一厂是总政治部管的单位，军委也要管，我们一起去。”于是叶剑英、李德生又邀上参加会议的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穿过夜深人静的半个北京城，陪着江青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
原来当天下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召见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京剧团、北京京剧团、八一电影制片厂负责人。国务院文化组和电影《红灯记》摄制组负责人提到有人揭发电影《红灯记》。江青对张春桥、姚文元说：记住把这些情况向李德生讲一下。但江青等不及了，散了会就直接冲到三座门。
12月28日凌晨1点多，住在办公室的彭勃正准备上床睡觉，忽然听见厂区汽车的轰鸣声。他朝窗外一看，十几辆小轿车，其中还有好几辆大红旗。那时大红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才有资格坐的。彭勃急匆匆穿上衣服，来到会议室，向在座的叶剑英等军委领导敬礼，叶剑英摆手，向背风的沙发一指：“江青同志在那里。”江青劈头盖脸申斥道： “彭勃，说轻一点，你是宗派主义，说重一点，你是反革命！好家伙，你们敢揭发《红灯记》！《红灯记》是我搞的，你揭发《红灯记》，就是揭发我；揭发我，就揭发毛主席；揭发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你揭发《红灯记》，我揭发你是反革命。”
彭勃惊呆了！八一厂拍摄彩色影片《红灯记》，是他在刘贤权（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1955年少将）那里接受的任务，摄制组的主要成员以八一厂为主，虽然都是国务院文化组指定的，还是规定每个人都要填写登记表，报文化组和江青审批。1970年底，彩色电影《红灯记》基本拍完。江青看了送审样片，表示满意。怎么现在又冒出来有人揭发《红灯记》？江青扣那么大的政治帽子，彭勃不知道江青的真实意思，一声不吭。彭勃来北京前，许世友忠告他不要乱说话。
江青更火了：“你说，是谁揭发电影《红灯记》的？”彭勃说：“我不知道有这个事，我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事。”
江青诬陷八一厂揭发电影《红灯记》
此时，八一厂革委会的人陆续到了。江青转身问反映情况的那个人，是谁揭发的？那个人紧张得浑身冒汗，下意识地脱了棉衣，又冷得打颤。江青一再追问，那个人说：“有人说我是地主。”彭勃明白了，他说：“没有人说他是地主。进《红灯记》摄制组时填表，过去怎么填，现在也怎么填。他过去一直填地主，这次他也是照旧填了。”江青的逻辑又来了！明明是他本人填写的地主，却成了“揭发”他是地主；揭发他是地主，就是揭发电影《红灯记》；揭发电影《红灯记》，就是揭发江青；揭发江青，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也就是这一次，李德生看清了江青如此胡乱上纲的面孔。
在场的人谁也没有说话，江青转移了话题，斥责说：“你们这个房子，又大又冷，是不是想把我冻死？”本来白天这个大会议室就不热，后半夜停了暖气，就更冷了。彭勃马上让人拿来一条毛毯，给江青盖上，她还嫌冷。李德生说：“是不是把暖气再烧热一点？”彭勃说来不及了，建议换到审片用的标准放映室，那里暖和些。江青站起来，竟然要求叶剑英、李先念扶着她下楼。
大家刚刚坐定，江青说：“今天我把叶帅、先念等同志都请来了，本来他们在三座门开军委办公会议，我斗胆请他们把会议停下来，到八一厂来和你们算账。就是要弄清揭发电影《红灯记》的问题。”江青说：“叶帅，你说说。”叶剑英心中有了数，说：“拍摄电影《红灯记》，八一厂做了很多工作，我看拍得不错，成绩来之不易，一定要爱护。”江青又让李先念讲，李先念说：“《红灯记》是个好戏，我作为一个观众，感动得流了泪。电影《红灯记》是你们的，你们要爱护，不能反对。”江青难以收场，宣布：“今后，八一厂归狄福才（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中央警卫团副政委）和李德生两个人领导，明天文化组派人来调查，一定要查个清楚。”
12月30日，江青派国务院文化组的人到八一厂，召开大会号召大家抓破坏电影《红灯记》的反革命。江青坚持诬陷八一厂出了揭发电影《红灯记》的反革命事件，弄得人人自危纷纷表态。
厂区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八一厂有人提出，八一厂有“机会主义路线”，“当前有一股反革命逆流”，“妄图为黑帮、黑线人物翻案”，彭勃“站错了队，走错了路”，要老实交代错误。彭勃在全厂大会上违心检讨，但他并不认账，“学习了”三个多月，吵吵嚷嚷，却始终斗不出一个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