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派观察组进驻八一厂
1973年9月，李德生从总政治部机关抽调了三名干部，又向李先念副总理管的国务院借了三名干部，张沛（人民日报社）为观察组组长，还有张广友、于重英。李德生说：“你们这个组到八一厂，不是去处理任何问题的，而是为总政治部解决八一厂的问题提供第一手材料，因此叫观察组比较合适。”9月15日，观察组进驻八一厂，找各方面代表70多人个别谈话，或者召开座谈会，查阅各种资料，调看八一厂过去拍的故事片，逐渐形成比较客观的看法。观察组认为，文化大革命7年来，八一厂的问题确实积累太多，全厂包括战士在内1100多人，竟有111人在清队中受到审查。大批干部被打成走资派、现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漏网右派、特务、叛徒、地富坏分子、“三名三高”、黑线人物……，有的被揪打、关押；有的被遣送回乡监督劳动；有的调出厂改行；有的劳改；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其中44人被定为敌我矛盾，240多人受到复员退伍处理。加上被专政、被下放的人，占到全厂总人数的一半。
观察组先后向李德生反映了有关八一厂几个关键问题。
关于八一厂“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八一厂“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是原厂长陈播，现在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陈播1937年参加革命，一直从事部队文化工作，担任过文工团团长、战斗剧社社长，导演过话剧《刘胡兰》，在八一厂主管纪录片和军事教育片，为军事电影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什么是反革命呢？专案组拿来唯一的根据是1967年江青讲话稿上有一句“陈播是反革命”，1973年1月，江青说“陈播可坏了……”但是江青没有举出任何事实，而八一厂几年来掌握的揭发材料，也没有举出一个具体事实，能够证明陈播是“反革命”。
李德生听了汇报，说没有事实不要急着定性，不定性就不要急于批判。至于冯毅夫、严寄洲、王冰、张加毅，文化大革命开始就靠边了，他们与林彪集团没有关系，现在是抓紧审查，做出结论，落实政策，该解放就解放。他们的问题不属于批林整风中应该批判的范围。至于“文艺黑线专政”，根据观察组调看八一厂过去拍摄的电影，不能说没有缺点，但也不能说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李德生认为八一厂的文艺骨干都是从小参加军队文工团的，不可能是“文艺黑线代表人物”。
关于“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八一厂的领导干部几乎都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成员，谁也不敢给他们摘帽。彭勃到八一厂后，调看了干部档案，也浏览了揭发材料，认为“反革命集团”不能成立，他克服阻力解放了个别人，但总体上还是受到阻挠，一直拖而不决。李德生笑着说：“全党、全军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想不到八一厂会遇到那么多困难。先解决八一厂班子问题，让新班子去落实干部政策，就比较顺当了。”
李德生否定八一厂的“八一六黑会”
关于“八一六黑会”，这是八一厂的老大难案子。1971年底，彭勃就请张明法（总政治部某处长）调查过，罗浪（曾任军乐团团长、1961年任八一厂军事教育制片室主任，1975年任顾问）也调查过，都认为“八一六黑会”是一个假案。但它是造反派制造“反革命集团”的主要依据，如果是假案，说明制造假案的人在搞迫害。所以，几个当年的造反派头头拿江青讲话作为挡箭牌，硬是把这个假案拖了7年。
八一厂对“八一六黑会”有两种看法。各有各的理由。有人当时爬到树上，亲眼看见他们在室内开会。也有人反驳，说没有这个“黑会”，当时他们几个人并不在一起。观察组调查，惟一证人所提供的是在一棵树上看见开黑会。为弄清事实真相，观察组和有关人员到开“黑会”的宿舍楼外实地考察。窗外确实有一棵小杨树，且并未移动。这棵小杨树很细，树干很滑，经不住一个成年人的重量，又是夜间，人不可能爬上去。即便爬上去，小杨树斜对着窗户，因为角度的问题，根本不可能看见房内有什么人，更不可能看见里面搞什么活动。
“八一六”黑会是一个天大的谎言，这个谎言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揭发者是八一厂木工张某某，年轻时曾跟当还乡团的父亲到附近村庄敲诈勒索，解放后其父被公安部门逮捕法办，其两个哥哥和叔父也因作恶多端被枪毙。这位“工人阶级”长期隐瞒家史，混入八一厂。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唯恐败露，最先起来造反，又因揭发有功，以造反派头头的身份被结合进八一厂革委会。
这位揭发者张某某也有自己的说法。他在回答观察组质询时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号召大家揭发。我看那个房子里有人走动，刘江（八一厂演员）站在门口，我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开什么会。我文化不高，揭发材料不是我写的。”张某某拧开自行车后座，从钢管里取出一张纸说：“这是造反派郝某某写的，让我抄的。”原来，所谓有人看到陈冯严王张开“反革命杀人黑会”，是造反派根据想象，制造出来的假案，完全是莫须有。既然“反革命杀人黑会”不能成立，加在陈冯严王张头上的主要罪名也就不能成立。李德生多次听取观察组的汇报，他说：“你们在八一厂工作了两星期，现在情况基本清楚了，这个把八一厂一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反革命杀人黑会’是没有的。”
观察组找到江青1967年的讲话纪录，发现其中除了政治帽子，没有谈一件事实，“反革命”只是江青的逻辑，显然不能作定案的根据。李德生几次听汇报，心中有了数，顶顶再看。他肯定和支持彭勃等人恢复八一厂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的一些措施和做法。
1973年10月14日，八一厂党的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八一厂领导干部、各科室代表近50人参加。李德生到会讲话说：“八一厂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有三派，一定要消除派性，增强团结，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八一六黑会’是个假案，受这个假案牵连的同志和制造这个假案的有关人员，应当按照党的政策分别处理。”会议期间，李德生几次找相关人士座谈，让不同观点的人充分发表意见，一次次做思想工作。会议开了20多天，大家的认识趋于统一。
根据李德生指示，八一电影制片厂取消了革命委员会。总政治部将这次会议的情况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同时提出任命新的领导班子。总政治部临时党委提出新班子的厂长王心刚，政委彭勃，副厂长王牧、刘沛然、杨智基、邱贤昌、傅亚、张冬凉，副政委郭轩、张逊仁，顾问胡介民、罗浪，并正式上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王心刚没有推辞厂长的职务。他是著名演员，又是十大代表，一向低调、谦虚，群众反映好。王心刚认为要搞好八一厂，就要生产影片，可是现在编剧、导演、演员不是在“牛棚”，就是在家中闭门思过。他提出一个具体建议：要想把故事片搞上去，就要把王晓棠从地方收回部队来，她不但能演戏，还可以放在演员剧团教戏，培养新人。观察组建议考虑王心刚的意见，李德生当即表示可以把王晓棠收回来。1975年3月，经总政治部批准，王晓棠夫妇从怀柔林场回到八一厂，第三次穿上了军装。
江青坚决不同意撤销八一厂革委会
八一厂新班子的任命报告经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传到江青那里。顿时惹恼了“旗手”江青。这位“太上皇”垄断电影，力图控制八一厂。她本来就不满意彭勃和几位老电影人进入八一厂领导班子，现在对李德生大刀阔斧整顿八一厂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李德生在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干部时，针对江青等人横加罪名，多次进行了反驳性说明，被江青视为“对着干”。
但江青毕竟是江青，她没有在具体名单上做文章，而是断然批道：“革委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为什么撤销八一厂革委会？我不同意，我们四个人坚决不同意。”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跟着画圈，附和江青的意见。
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将江青批语送到总政治部。李德生看后，立即感到江青这个批语十分厉害，她不在具体人选上做文章，而是攻击你取消革委会。这顶大帽子可太大了，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那么你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李德生多次亲耳听过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打败日本侵略者，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李德生还常听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你们不信我信。江青的这个批语，实际上是批你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引起毛主席的不满，这是要置人于死地的罪名哪！
李德生和总政治部临时党委看到批件，都感到意外。总政治部直属单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几乎都成立了革委会，李德生到总政治部后，先后恢复了军事博物馆馆长、政治委员，总政文工团团长、政委的领导体制，可能是那些单位小，又不是江青的兴趣所在，她没有做文章，现在磨刀霍霍，拿八一厂开刀了。
李德生让秘书找来《政治工作条例》和《毛泽东选集》，在总政治部临时党委会上宣读了有关章节。与会者研究认为，我们军队历来实行的是党委集体的军政首长分工负责制，八一厂是军队系统的单位，编制内的成员是现役军人，实行厂长、政治委员制，符合军队领导制度的组织原则。八一厂整顿情况和领导班子配备意见，都是经总政治部党委讨论的，没有不妥之处。李德生让办公室再次起草给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报告，说明八一厂新班子的理由。
周恩来、叶剑英表示赞同，多数政治局委员也没有异议，江青无法推翻。接到中央政治局第二次批件后，11月14日，李德生在京西宾馆会议室，向八一厂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全体人员宣布新班子的任命。李德生说：我们八一厂是全国、全军有影响的电影制片厂，一个很大的优势是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老同志多，各方面的骨干多。这次配班子，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同志进领导班子。毛主席在选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时讲过，当选的中央委员，不一定水平比没有当选的人要高，只是当选的人加重了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同样，我们八一厂老同志很多，有经验的同志很多，没有进领导班子的同志，有很优秀的，不比进领导班子的同志差；进领导班子的同志，也不一定比没有进领导班子的同志强，但是我们的责任加重了。
前后两个月，八一厂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李德生哪里想到江青怀恨在心，从此埋下了整他、整总政治部的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