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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的婚姻與事業
聽我母親說，60-70年代的中國人的婚姻，都是謹慎而正式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奔著結婚去找對象，有的是父母看中，有的是工作夥伴，有的是朋友介紹，相處雖然含蓄，結婚更是簡單：一張床，一間房，一張桌子，到照相館照個合影相，親朋好友再喝個酒，就算結婚了，少有今天的奢華和排場，以及看似高貴的教堂婚禮。
但女人選擇對象還是有方向性，門當戶對，有功利性，甚至有人講究階級性，但總體來說，結婚還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少有離婚的現象。
自我懂事開始，我就發現，60-70年代結婚的夫妻家庭，雖然收入拮据，生活簡樸，但普遍厚道而實在。那時的夫妻也許恪守傳統道德，以及傳統社會文化的延續，婚前生子現象還是比較少，婚後很多人家倒是一個接著一個。足見當時的人們的觀念以及面子，還是很保守的。
那時，國家沒有搞計劃生育，很多人還是傳統的多子多福的觀念，可能那時撫養孩子的成本低廉，也是一個考慮的。但我發現很多知識分子夫妻家庭，普遍生養1-2個孩子，並用盡全部心思，培養和教育自己的孩子。他們並沒有像工人階級家庭，或是一般幹部家庭生育很多孩子，一個拉扯一個，像是加一雙筷子這麼簡單，只是把孩子養大的觀念。
我不說別人，就說我身邊的故事。
70年代初，我家居住的職工宿舍的隔壁，就有一對知識分子夫妻，都是文革前畢業的高材生（要在今天他們算是典型的中產階層），他們生育了一對女兒。據說第二個想生個兒子，沒想還是個女兒。兩個孩子先後在上海外婆家長大，據說都是基於生活條件及教育環境的考慮，畢竟在上海，孩子可以讀最好的小學。相信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會打著這樣的小算盤，所謂“趨利避害”的精明，應該是普遍中國人在無奈環境下的一種處事之道。
這對夫妻平日飲食生活極為單調，只吃自己喜歡的食物，也不喜歡與外界搞關係，套近乎，似乎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但他們很喜歡收聽夜裡短波的國外電台，比如當年短波中有名的美國之音英語教學節目（這在當時還是很要小心的，因為原則上國家是不允許收聽的）。
這對知識分子夫妻，完全沒有我的父母熱衷於人際關係，以及講究吃喝，和同事拉拉扯扯搞關係。我記得，我的父母每週六和禮拜天都要做些好菜，一來改善家庭伙食，二來有點時間，搞幾個好菜，請些領導和同事來家裡喝幾杯酒，聯絡聯絡感情。很多時候，父母也會請這對知識分子夫妻的男人來坐陪。
看來，吃飯喝兩杯，是中國人最熱衷的打交道的方式，酒桌上什麼事情都可以輕鬆搞定。事實也是如此。只是今天的吃喝內容，比過去不知要豐富多少。當然，現在的年輕人，比我們的年代，多了一些網上絡找朋友，玩虛擬的社交。他們不想見人，卻都想成為主角。
也許是中國大部分知識分子讀了書，有了涵養，講斯文，愛面子，有事都藏在肚子裡，在我的記憶中，這對夫妻幾乎沒有吵過架，倒是我的父母因為家庭的雞毛蒜皮的小事，比如開支問題，差不多1-2個月，就要爆發一次激烈的口角，搞到這對知識分子經常出來勸架才平息下來。哪個年代，夫妻喜歡吵架，甚至打架，幾乎是沒有什麼學歷的幹部和工人家庭的生活例牌。
所以我認為，知識改變修養。沒有讀過東西方的書，或只是單純地讀了一點中國的書，行為方式就很中國，包括企業管理的方式，當然也是很中國。
我的母親情商很高（EQ），工作上游刃有餘，我們這些子女都得到母親的很好的照顧。但我感覺，70年代的知識分子，是比較清高、固執而倔強的，也許他們讀了太多的書，看問題有自己的客觀評價（也許IQ比較高），我感覺，像我父母這樣一些地方幹部，是不容易真正進入知識分子的心扉的，你可能不知他們的所思所想，要領導好他們應該是不容易的。
說到哪個年代的婚姻，在我記憶中，當官的當然是找漂亮的有小資情緒的女人（如同電視劇《亮劍》裡的粗人團長李雲龍找個大學生田宇）；知識分子則是找知識分子，因為有共同語言；工人找工人，大家都簡簡單單；的確很少有工人階級找知識分子做老婆的，因為沒有共同語言。
民間說“魚找魚，蝦找蝦，烏龜配王八”，是很有道理的。
在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管理，“外行領導內行”成為基本規矩，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這種極左方式，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開始打破。至於這種方式好不好，相信當年的國家政治和經濟的表現，是最有發言權的。聽說當年的國民人均GDP不到300美元，而今天超過了10000美元。到底怎麼算這個賬，也是見仁見智。
相信毛澤東本人永遠不會想到，在他死後2-3年，中國發展的路線，就由“階級鬥爭為綱”，全面轉向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路徑。一些運氣好的IQ及EQ還算高的知識分子，走了狗屎運，遇到了好政策，紛紛走上領導崗位，真是他們的幸運。
（未完待續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