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无论地上的骨灰葬在何处

小万工 维罗阳光 

我一直很想写一位已经逝世的校长，因为他所创建的燕京大学，我虽然无缘就读，却对我影响至深。

 

我第一次知道燕京大学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北大校园里看到一个男生穿着某社团的文化衫，背后印着“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九个字。

 

当时我正陷在大学生常见的，关于人生意义的迷惘当中，却因为这几个字得了许多的亮光。

 

后来我才知道这九个字是燕京大学的校训，而北大之所以被称为燕园，就是因为北大的核心区域，未名湖与博雅塔，乃至周边美轮美奂的近代建筑，都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旧址。

 

这所大学的首任校长，就是司徒雷登。

 

▲任校长期间，与燕京学生在一起

 

 

一个备受压抑的外交家

 

 

虽然对于燕京大学我有些陌生，但是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却颇为熟悉。

 

他曾经被大V@过，甚至被收录进中学课本，成为新中国耳熟能详的负能量网红，那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别了，司徒雷登》。

 

可惜文章虽然叫做司徒雷登，但描述其人的却只有这么短短几行字：

 

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抗日时期蹲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中国也爱美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成为驻华大使。

 

除了一系列的标签之外，这段话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装着爱中国”这句断语，活脱脱刻画出一个伪君子政治家的形象。

 

但是大学期间，我因为偶然得来的那句校训而生出许多好奇心，读了他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写就的《在华五十年》，就疑惑了：这样的爱，真的可以假装吗？

 

▲1946年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期间

 

 

一个生于中国的美国人

 

 

试想一下，如果我生在和平年代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于985著名高校获得博士学位，临近毕业却没有参加校园里任何如火如荼的校园招聘。而是跟父母说：我准备去炮火纷飞的巴基斯坦教中文，因为我深爱着那里缺衣少食水深火热中的人民。

 

父母肯定不会为我的这种跨越国界的“爱”感动，会觉得我是不是失恋了，发烧了，一时冲动了，被敌对势力迷惑了。

 

他们会用尽各种方式来阻止我，比如给我看某某日报，说你难道没见到前段时间在巴基斯坦街头，被恐怖分子击毙的那两个年轻人么？

 

但是时年28岁的司徒雷登，在美国博士毕业之后，携新婚妻子一起做出类似决定，告别美国投身二战中的中国的时候，他的父母却是额手相庆。

 

因为司徒雷登的父母，早在自己年轻时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告别舒适安逸的美国，于1860年代来到刚刚经历过太平天国战乱，满目疮痍的中国杭州。 

 

期间司徒雷登的父亲约翰在杭州天水堂牧会，母亲玛丽在杭州创办了中国的第二所女子中学，免除学费，提供食宿和衣物，要求不许缠足，不许包办婚姻，改变了中国女性的教育格局。

 

这对敬虔的夫妇在杭州生下了四个孩子——他们的长子司徒雷登作为一个美国人，因此出生在中国。

 

▲司徒雷登（后立者）全家福

 

清华校长梅贻琦曾说：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但是司徒雷登的父母，并没有生在中国，却终身服务于中国，最后共同葬在了异国他乡的西子湖畔。

 

不仅如此，更愿意将自己的孩子也一并搭上，献给这个战乱中的国度——这种不计回报又无缘无故的爱，如何能够假装？

 

 

一个谦卑的高材生

 

 

事实上司徒雷登的自传中，他坦诚自己对于来中国，起初是非常抵触的。

 

这种抵触源于他十一岁操着一口流利的杭州方言回到美国上学时，体会到的东西方巨大的文化落差。他很努力地适应这种落差，并最终与自己的母国取得认同。

 

所以尽管在大二时就感受到回到中国的强烈呼召，他仍然不愿意“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却被当地老百姓戏弄；要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也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过着一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这种细致入微的描述必然出自他幼年时对于自己父亲的观察。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儿子，他深深地明白传教从来都不是一种浪漫的生活方式。而是如圣经中所描述基督的样子“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服侍人。”——这是一种完全牺牲的，舍己的生活。

 

可是最终，司徒雷登在长久的挣扎和彻夜祷告之后，仍然和新婚妻子一起奉差遣，来到了这个古老而陌生的国度，从此在中国服侍了四十五年，以一生来回应呼召。

 

▲年轻时的司徒雷登夫妇

 

这种在人看来愚拙的，不计代价的，义无反顾的逆向行驶，如何能够假装？

 

 

一个伟大的校长

 

 

1904年司徒雷登夫妇回到中国后，1907年协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1908年迁居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1919年，司徒雷登受聘成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

 

听起来这履历青云直上颇为风光，但其实当时的燕大，所有的财产仅仅是：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而最要命的是没有钱。

 

梅贻琦执掌清华期间至少经费是充裕的，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则是一文不名。

 

所以在司徒雷登的自传中，他将自己比作乞丐，在中国政要和美国富人之间周旋筹款，而后骑着毛驴走遍北平为燕大寻找新校址。

 

可是仅仅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司徒雷登便把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建成了如今未名湖畔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燕园。

 

这所中国近代最为知名的大学，不仅有大楼，更有大师。

 

源于司徒雷登打破教会学校的限制，不拘一格囊括周作人、冯友兰、俞平伯、谢冰心、钱穆、顾颉刚、钱玄同、埃德加·斯诺等当时最有名的教授，并成立了至今仍在运转的、享誉世界的哈佛—燕京学社。

 

 

当年燕京大学绝对不逊于当今北大，建校的短短的33年间，注册学生不到一万人，却出产了4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二战时，中国驻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十分之九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

 

据统计，至1937年，燕京大学收到的捐款高达二百五十万美金，但司徒雷登本人却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辞世之时与梅贻琦同样身无长物，两袖清风。

 

这些足以彪炳史册的功绩，却被轻描淡写地记叙为一句：他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

 

1926年，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病逝于燕园，他一生未再续娶，每天清晨都去妻子的墓前静坐祷告。

 

将自己深爱之人亲手葬在自己所建造的学校，这样至死不渝的深情，如何能够假装？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队闯入燕园，逮捕了18名燕大师生，其中就包括司徒雷登。他在山东的集中营被关押了四年，出狱后的第二天，就着手重建燕大，当年的10月10日，燕京大学又开学了。

 

当时全国教会大学林立，除了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还有山东的齐鲁大学与燕京齐名，号称“南齐北燕”——这些都是传教士们在民国创造的教育奇迹。岳南在其巨著《南渡北归》里，讲述了这段可歌可泣的民族思想史。

 

 

身陷囹圄却矢志不渝，心心念念记挂的仍是这所中国人的学校，这样全人投入的爱，如何能够假装？

 

 

一个凄惨的老人

 

 

1949年，司徒雷登在中美关系的僵局之中黯然离开北京，回到美国三个月后即中风，后半生卧床不起。

 

1952年燕京大学被撤消，在香港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在中国大陆，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

 

1962年司徒雷登病逝之时，他葬礼上的音乐，是中国名曲《阳关三叠》。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我读到这里就觉得不胜唏嘘，这个创建燕京大学时被誉为“举世无仇敌”的人，最终却落得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凄凉晚景。

 

司徒雷登临终，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周恩来送给他的明代彩绘花瓶还给中国，二是将自己的骨灰运回中国，安葬在燕园妻子的墓旁。

 

可惜半个世纪之后，燕园变成了北大的燕园，妻子的墓地成为了北大的体育活动场所，而他们相濡以沫居住的临湖轩成为了北大的会客厅。

 

偌大的燕园，却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1946年，在美燕京校友看望司徒雷登

 

后人只能将他的遗骨辗转归葬他的出生地——杭州。

 

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冰心谈论司徒雷登时曾说：

 

“他能够叫出学校里每一个人的名字，不管是学生、敲钟的，还是扫地的。”

 

“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成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人的生、 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你添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来的……”

 

他将自己所有的都给了中国，照顾过成千上万人的生老病死。然而，他的葬礼无人参与，他的名字无人纪念，他的爱被视为假装，他一生的心血——燕京大学被彻底肢解，成为时代的祭品。

 

 

一个忠实的奴仆

 

 

哈佛的校训是真理，斯坦福的校训是自由，普林斯顿的校训是服务。

 

而司徒雷登所拟定的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却最完美地诠释了教育的意义——教育是为了认识真理，真理方能使人自由，这自由不是成为人上人驱使人的自由，而是服务他人的自由——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教育是用生命影响生命，正如梅贻琦一生践行的“行胜于言”一样，司徒雷登也用一生践行了自己所拟定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司徒雷登的晚年很喜欢一首诗：

 

我要如此死去，漫漫时日使命已履，岁暮百灵歌唱，心中已得酬报。

 

这位耄耋老人在他的凄凉晚景中，对中国没有抱怨只有眷恋，常常望向中国的方向。

 

司徒雷登杭州墓园的墓志铭上，只刻着“燕京大学首任校长”——然而这却是对他的最高赞誉。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于杭州半山安贤园

 

如此他就无需这世界的酬报，因为他已经得了那召他来者的奖赏——那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无论地上的骨灰葬在何处，在天国我们终能重逢。

 

 

 

他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他是毛眼中“装着爱中国”的伪君子政治家；是蒋介石眼中不受欢迎的人；是美国人眼中对华政策失败的罪人。

 

也是许多学生眼中“永远的燕大老校长”，是燕大师生的保护者，是被日军关押近4年的不屈者，是闻一多口中，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中国人民的朋友”。

 

归根究底，很少有一个外国人能像司徒雷登那样，对中国产生过如此难以估量的影响，遍及政治、文化、教育诸多领域。在某种意义上，他与中国近代史划上了等号——

 

司徒雷登生于中国也葬于中国，一生做“中国人多于美国人”；作为教育家，他创建燕京大学，使其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作为美国驻华大使，他见证了国民党失败的整个过程；作为中国走向现代的亲历者，他目睹了这个国家所承受的成长的伤痛。

 

多重的身份，让司徒雷登成为理解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几个外国人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司徒雷登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台湾，蒋介石公开表态不欢迎司徒雷登；在内地，毛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也让对他的评价一锤定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