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疯长的小兽
© 老鬼／文
乡村来的小土孩儿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我出生在河北省阜平县麻棚村一间农民的土坯屋里。这是太行山中的一个宁静小村，《晋察冀日报》社领导居住地。四周群山怀抱，树木丛生，一条布满石头的小河从村西缓缓流过。
生我之前，母亲决心把孩子打掉，为此曾去边区医院。不料边区医院拒绝了她，说要有单位组织的证明才行。母亲大老远白跑一趟，很是沮丧。后来她因病住院，再次想把孩子打掉。觉得自己都三十三岁了，已不年轻，身体又有病。和她同住一间病房的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得知后，劝她千万不要这样做，鼓励她把孩子生下，为革命壮大力量。于是母亲改变了主意。当时罗瑞卿是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野战军政委。
生我的时候，果然难产，把母亲疼得死去活来，还流了许多血，非常危险。多年后，我长大成人，母亲还数次心有余悸地对我讲要不是看在郝治平的面子上，绝不会生我。懂事后，我知道郝治平是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的夫人，非常自豪，对她及罗瑞卿本能地有一种亲切感。
可能刚刚满月，父母就把我送到了河北省深泽县的老家。当时父母都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身边已有小胖姐了，又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无暇照料我。
四岁以前，我在河北农村度过。我对老家故城村的记忆空空荡荡的，只感觉那是个很大很乱的院子。大门在东南角朝东，没有门板，用树枝编的栅栏挡着。南边是低矮的土坯房，有牲口棚、草料房、铡刀。西南角是厕所，破旧的土坯墙半人高，露天的，下面连着猪圈，人在上面拉，猪在下面吃。院子西侧有个碾子棚和西厢房。三间北房最高，由青砖和土坯混合盖成，门不大，门前有一高高的台阶。窗户都很小，屋内昏暗。爷爷奶奶睡在北房的西屋，二叔二婶和三个孩子睡在东屋。中间的房门口左右各有一个炉灶，用来冬天烧炕做饭。夏天则在东厢房做饭，南边堆着烧火做饭用的一大堆秫秸。记得二叔屋里的墙上挂着一支很旧的步枪。他当过民兵队长。
听说姑姑领着我和自己的孩子睡在西厢房，但我已经没有一点儿印象了。
我还能模模糊糊记得一九五一年，母亲来接我上北京的情景。母亲的日记里对这一天也有记载。
已是暮色降临，一辆马车从破烂的栅栏门，拐进院子。车上装着小山一样高的秫秸，一个女干部坐在上面。她穿一身蓝色列宁服，戴着蓝帽子，神采奕奕。她微笑着，很大方地跟家人打着招呼，声音洪亮，一口洋话，说话举止表情一看就跟老百姓不同。
这戴帽子的女干部就是我母亲。我对她非常生疏，又敬又畏。
姑姑兴奋地说：“小波，你妈来了，这是你妈，快叫妈！”
我害怕又害羞，躲在姑姑身后。
是农村的姑姑把我从满月带到四岁，我一直管姑姑叫“娘”，怎么又来一个妈呢？姑姑待我比亲生儿子还好，从不打我骂我，我的要求也尽量满足，从不让我碰钉子。当我流鼻涕时，她会用自己的手指给我揩去；当我的衣服上沾有污垢时，她会伸出舌头舔舔，吐点儿口水，再用双手给我搓掉。她的丈夫是八路军军医，后在战斗中失踪。此后，她拉扯着一个儿子一直守寡。
与姑姑分别的情景我早已忘记了。母亲可能是连哄带骗，才把我带到了北京。
当时父母住在骑河楼的马圈胡同十二号。那是三姨白杨买的宅院，大大小小共五个院子，由我们家和舅舅家合住。
长大了听母亲说，我到北京后整天坐在大门口哭泣，一声一声呼唤着老家的“娘”，如同离开了母狗的小狗崽子，长时间地哀号。这让父母很扫兴。说真的，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父亲和母亲，尽管在乡下人眼里他们都是北京的大干部。我也一点儿不喜欢这个四合院，虽然它大大小小共有五个院子、二十多间房。
我想念农村的家，想念把我带大的姑姑。
我望着大门口对面的那堵灰墙，幻想着它是一个火车头，能把我拉回农村去。这堵墙顶部用灰瓦砌成了一长条四朵花瓣型，在小孩子的眼里煞是神秘。
父母整天上班，把我交给一个做饭的小脚老太太照顾。我很快就感觉到了巨大的失落。哥哥姐姐住校，平时父母对小胖姐最好，只有她回家后能跟母亲住在一起。她有点儿病，母亲最关心备至，外出也常常带着她。而我却与老太太住在饭厅，父母出门很少带我。我的天地就是：厨房、饭厅以及那养着一群鸡的、光秃秃、脏兮兮的东院。
在这陌生的深宅大院里，只有吃饭时，我才能见到父母。吃完饭，他们就回到自己屋子里，忙他们的事去了。平时我根本见不着他们，他们也不主动答理我。我特别惧怕父亲，从不敢自己到他的屋里去。
在农村老家的姑姑那里，我是备受宠爱的小太阳，可在马圈胡同十二号，父母对我比姑姑差远了，那热度不及姑姑的十分之一！
我做梦也想往着河北深泽县的农村。我思念那炉灶旁的大风箱，呼哧呼哧，像老猫打呼噜；思念那高大空荡的北房，屋顶棚有一个燕子窝，黑色的燕子常常在屋里飞来飞去；思念那捆捆的秫秆，它们散发出的烟味儿，是世界上最芳香的气味，因为就要吃饭了！我还思念北房门前的那口灰色水缸，里面养着一条从滹沱河里抓的青鱼，有半尺来长，或许是哪个女神仙变的。
我尤其深深思念我那丑陋而贫穷的姑姑，她爱我爱到能饿着自己，也要让我吃饱。我管姑姑叫“娘”已成习惯，管父母叫“爸爸妈妈”特别别扭，几乎叫不出口。潜意识里，我视他们为把我从疼爱我的姑姑怀里抢走的陌生人。每次叫“爸爸妈妈”时，我都故意把声音发得模糊不清，致使父母以为我是大舌头。其实我舌头很正常，就是一喊“爸爸妈妈”时，舌头故意不动，嗡嗡的，故意让人听不清楚。
父亲把我从农村接到城里，对我却并不热情，记忆中，他从未单独带我到公园玩或陪我下饭馆吃点儿好吃的。跟他上街，永远不要奢望会得到一块糖的零嘴吃，也从不记得他给我买过任何玩具。他对我说打就打。
几十年后，我看见了母亲的一篇日记原文，里面说姑姑把我惯得不像样子，整天在院子里疯跑乱闹，她让父亲狠狠地打了我几次，要把我的野性扳过来。
本来就不亲，再加上父亲痛打我，更让我一见了父亲就像老鼠见了猫，不寒而栗，对这个家也就没有一点儿好感。
到北京很长时间后，一有什么委屈，我还经常坐在大门口处，望着南方的天空啜泣发呆。我知道老家的姑姑就在南方。当被父母冰冷训斥后，我就不自觉地跑到大门口哭叫着，呼喊着自己老家的“娘”——我亲爱的姑姑。
“娘，娘啊……”直喊得嗓子嘶哑。我知道世界上只有姑姑最疼爱我，不会骂我打我，能为我割下她自己的肉，而父母却不会。在北京的这个深宅大院里，我身单力薄，像一只被囚在铁笼里的小狗，无限渴望那自由自在的、宁静温馨的、有着农村泥土芬香的冀中农村生活。
我对父母冷冰冰的，怎么也堆不出笑脸，这肯定也让父母失望了，更加对我不满。
我和父母待在一起拘束又拘束，没话说，还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平时一见了他们我就惶恐不安，只有跟做饭的老太太在一起时，我才觉得自在舒服。
父母除了待我不热情外，并不虐待我。夏天有西瓜吃，冬天有棉衣穿。他们和孩子同桌吃饭，我完全能吃饱，母亲高兴了，还会夹菜给我。她常常催我洗脸洗手，甚至还会亲自给我洗澡，想改掉我在农村养成的不讲卫生的毛病。母亲并曾给我买过木刀、风筝、木制机关枪、吸铁石、打砸炮的小手枪……偶尔她还带我上街，能吃上一点儿好吃的。尽管如此，我依旧和父母有着深深的隔膜。
不记得父母有抱我、亲我、抚摩我一下的时候。尤其是父亲，对我的冷淡能很清楚地感到。他平日根本不理我，更别说帮我抓蜻蜓和蚂蚱了。来了客人，很少把我叫去跟客人见面，却常常让小胖作陪。我曾得到过姑姑和奶奶的无微不至的温暖关怀，对父母偏爱小胖、冷遇我的做法，又愤怒、又委屈。
母亲待我比父亲好一点儿，可也远不及姑姑和奶奶对我的疼爱。
父亲老嫌我没礼貌，见了大人什么话也不说，四礼不懂，不喊他“爸爸”。
那是因为对不爱我的人，我喊不出来。
可以说，父亲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常常说打就打。他认为我对他的生硬无礼，是农村的姑姑给惯的，就得打。我嗓子哭哑了，眼睛哭肿了，上气不接下气，他下手也决不轻一点儿。
父亲在家里的地位至高无上。全家人都怕父亲，可能是他的官儿最大吧。父亲说一不二，发起脾气来，恐怖之极。只要他的身影一出现，我就不敢随心所欲地玩儿。平常我爱去东院，这地方父亲一般不来。孤独中，我喜欢追逐东院那几只鸡，并曾把一只母鸡抱在怀里与它亲嘴，被父母当成笑料。
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扛着木棒，学着八路军的样子，在院子里转圈儿齐步走，嘴里大声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儿。当绕第二圈时，冷不防发现父亲躺在躺椅上正默默盯着我，我好像被蛇咬了一口，戛然而止，赶紧溜掉。
父亲像养小狗一样地养着我，却很少费心思照料。记得有时他高兴了，爱在吃饭时逗我：“傻蛋是谁？”
我不假思索地说：“是我。”
父亲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又问：“浑蛋是谁？”
我说：“是我。”
他笑不拢嘴，十分快活，又瞪圆眼睛高声问：“王八蛋是谁？”
我大声说：“是我。”
惹得全家人哄堂大笑。
父亲高兴的时候也一脸慈祥状。我其实很愿意让父亲高兴，讨他喜欢。但等我知道“傻蛋”、“浑蛋”、“王八蛋”都不是好词儿后，父亲再询问，我就不再承认了。这辈子我和父亲最轻松最融治的几次交流也随之结束。
父亲心情好时，爱哼哼一些当时流行的歌，如：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国兵呀，全世界人民拍手笑，帝国主义者害了怕呀……
父亲明显喜欢女孩儿，他对小胖和他前妻的女儿最好，跟大姐有说不完的话。
不久，父母就把我送到了新华社托儿所（那时，父亲在国务院新闻总署工作），一星期回家一次。我对这个托儿所感觉很好。阿姨们都非常友好热情，从不打人，比家里温馨多了。几十年后我发现了父母保留的一份托儿所的报告表，是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日填写的。
马清波 男 出生年月 1947年8月22日 现在年龄 5.9
健康情况：
身长 5月份 115cm 体重 5月份 43磅
预防接种：5月18日打三联针
疾病 感冒过一次
全面发展情况（体、智、德、美四育的培养和发展）
在计算方面能认识1至12的字码，能区别钟上的长针和短针，能口头上比较10以内相邻数的多少。学会了10以内的加减法，但速度慢。在音乐方面，对新歌接受较慢。但能大胆地站起来独唱，发音比前稍清楚些。在一般作业里，创造力较强，例如泥工、高粱秆工、图画。能做出大炮、飞机、军舰，偏重于武器方面的东西。在认识环境方面，看过的野兽，从图片上还能认识。能按外形叫出他们的名字——猴、狮、虎、黑白熊、小兔，能分出绸子、缎子、呢子、布等衣料。在国语方面，阿姨讲的故事能大胆地完整地讲述出来，看画报时，能用简单的语言说出自己所理解的东西。
在脱穿衣服方面，整理床铺很快，但不细心。学会了独立的剪指甲、洗脸、洗手。洗脚时，需要阿姨帮忙。能正确地使用餐巾。上床后讲话，阿姨提醒几次后才能睡下，但有时不睡午睡。
不注意衣服和手的清洁，大便后要阿姨提醒才去洗手。和同班小朋友爱争夺玩具。但对班小朋友知道谦让，小班孩子跌倒后，能跑过
去扶起来，别人讲话时，爱插嘴。
所长 刘惠
保教干事 赵有贤
保育员 张淑兰
大约五岁左右，我得了一场大病。
半夜里，我醒来，肚子疼。小床四边围着栏杆，自己无法下地，在床上拉了一片黄稀屎。阿姨连夜把我送回了家。母亲忙把我带到人民医院挂急诊，做了手术。说是我肠子上长了一个脓包。其实就是盲肠炎。
我出院后在家养伤，不久肚子又痛，母亲认为是虫子，没有当回事。我吃什么吐什么，呕吐物有一股怪臭味儿，疼得在地上打滚儿。老保姆一趟趟跑到母亲的屋里，说我的病很重，催她带我去医院看看。母亲却说没事儿，是虫子闹的，给了我几片打虫子的药吃。几天后，我不吃不喝，已经昏昏沉沉。直到要不行了，母亲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派哥哥带我到白塔寺人民医院挂急诊，医生马上抢救。
我又动了第二次手术。鼻子上被抹了一股药，很苦很凉，不久就昏过去。等醒来时，我已经在一个有十来人的大病房里，光线昏暗。我腰部缠着厚厚的绷带，动一动很疼。我感到口渴，希望能喝到水，却不敢叫喊，嘴里发出一点儿声音，肚子上的伤口都能感觉到一阵疼。
这次是肠粘连。医生说再晚一天，生命就难保了。我的肠子因上下断绝，已被臭气给胀得很薄，随时有破裂的危险。医生把我的一截儿烂肠子给割了下来，用羊肠线缝好。住院期间，那位文静温和的医生老问我：“放没放屁？”当我说放屁了，医生就露出了欣慰的表情。有一次，他检查我嗓子时，我正好有一口痰，咽进了肚子里。他和蔼地说：“有痰要吐出来，不要咽。”连父母都没有这么教过我。
这是我六岁时发生的事情。才两年时间，我的肚子上就有了两道伤疤。我想，要是按这样的比例，到长大后，我的肚子将要被割得像斑马一样到处是道道儿，最后不能再做手术时，我就要死了。一想到死，我悲哀之极。我自小就特别怕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得这病。但妈妈老问我吃什么了？她认为一定是我自己吃了脏东西引起的。我不忍心让她这个判断错误，就挖空心思地琢磨自己吃了什么。最后想起了邻居门口地上的玉米核儿，就对母亲说可能是自己吃了邻居小孩扔了的玉米棒子。
妈妈笑着说：“你真没出息，捡人家吃剩下的玉米核儿。”
事实上，肠粘连是因为上次动手术引起的，跟吃什么毫无关系。但是，我为了要讨好妈妈，就默认了她的指责。
妈妈若有所思地感叹：“我刚得了一笔稿费，为你动手术全花光了。小波，以后千万不要乱吃捡来的东西了！”
我知道是妈妈救了我的命，但见了她的面，还不好意思叫她妈妈。
第二次手术后，发生了一件事。
那时候，刀口总有个口子痊愈不了。我整天闷在屋里养伤，没人和我玩儿，闲得无聊，就独自一人在东房里点着一根蜡烛，放在窗台上。一不小心蜡烛倒了，将窗户上的大白纸点着了，那纸烧得很快，一下子就烧到了窗户上。我吓坏了，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可不敢告诉母亲，就偷偷溜到厨房，跟老保姆待在一起，寸步不离，心情紧张地等着最后的结果。
这是一个受到冷遇孩子的胆小。我把窗户纸烧着了，引起大火，却一声不吭地躲到厨房，心里紧张到极点，但害怕挨打，不敢告诉大人，只好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
终于，妈妈喊叫着从北房里冲出。她端着一脸盆水，朝已蹿到房檐的火苗使劲泼去，接着老保姆也提着一桶水赶来。幸亏发现得早，火被及时扑灭，只把窗户烧了一大片黑。
母亲瞪着我，气愤得脸都白了：“怎么回事？”
我嗫嚅道：“点了一根蜡烛，倒了，把窗户纸给烧着了。”
母亲吼道：“那着了火，为什么不跟大人讲？”
我吓得说不出话来。
“你这小兔崽子，真可气！自己弄着了火不说，还跑一边躲起来！”说着，顺手抄起一把鸡毛掸子，使劲儿抽我，把我抽倒在地上。我大哭起来，哀求着……但母亲怒气冲冲，继续抽，直到老保姆闻讯跑过来，挡住母亲。
“如果火烧着了电线，整个屋子都要烧着了，你知道不知道？”
我噤若寒蝉，一言不发。
母亲用鸡毛掸子把我打得很疼。印象中，这是母亲第一次打我，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委屈地哭着，惊讶母亲会这么狠毒。我出院后不久，肚子上的刀口还很疼，她竟然如此大打出手，不留情面。我是一个六岁的小孩，又是一个病号啊！
母亲的火发泄完了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依旧伤心地哭，晚饭也没有吃。在老家，即使真着了大火，姑姑也绝对不会这么对待我。可在母亲这里只不过烧了窗户纸，把窗框熏黑了，就遭此毒打，我伤心痛恨之极。
晚上，我紧挨老保姆睡着，依旧哽咽不止。老奶奶抚摩着我的头，轻轻地安慰着，她像姑姑一样用手指一下一下地把我的鼻涕给抹掉，哄我人睡。
手术伤口终于痊愈，我又回到了托儿所。一股天真温暖的气息融化了我在家中的胆怯、拘谨、不安。我感觉阿姨们个个都美丽又文雅，即使我犯了多大的错误也不会挨打。
记得在托儿所经常玩儿一个拔河的游戏，边玩边唱：
我们要求一个人呀，我们要求一个人呀，
你们要求什么人呀，你们要求什么人呀，
我们要求××啊，我们要求××啊，
什么人来通大其（同他去）呀，什么人来通大其呀，
××来通大其啊，××来通大其啊。
……
排成两排横排的小孩儿们一边唱，一边手拉手地前走后走。被叫到名的小孩儿要上前去和对方拔河。赢了，对方就加入我们的队伍。挑选自己这方最强的和对方最弱的拔河，眼见自己这队人越来越多，常把我们激动得又蹦又跳。当时，我一点不知道“通大其”是什么意思，也跟着其他小孩儿一起唱，直到写这本书时，经向人请教才知道“通大其”是“同他去”，自己听错了。
我们还经常唱一首歌：
小鸽子真美丽，
红嘴巴儿白肚皮，
飞到东来，
飞到西，
快快飞到北京去。
到了北京，
见到毛主席，
请你向他敬个礼，
告诉他
我们都想念毛主席。
……
新华社托儿所留给我的印象是甜蜜、温馨、柔爱、美好。我虽然来自农村，受姑姑熏陶很深，有点儿土气，在那里却没受到任何歧视，对它也没有任何不愉快的记忆。
可回到家里，我的处境却跟保姆相似，晚上跟老太太睡在一张大床上，白天也跟在老太太屁股后面转。我和保姆相处的时间远远超过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母亲总待在她的屋里，极少花时间与我相处说话。父亲就更是完全不理睬我。
孤寂之中，我有时只好躲到南院的犄角旮旯里，对着蜗牛轻轻地唱着从托儿所里学会的歌：蜗牛蜗牛，先出犄角后出头。你爹你妈，给你买的烧羊肉，你不吃，给我吃，我不吃，给狗吃……
我犯了错误，最怕听母亲说：“你要再调皮就给我滚蛋，这个家不要你了！”本来就处在这个家的最边缘，再给赶出去，扔到大街上无家可归，我怎么活呀？
母亲时不时让我“滚蛋”，潜意识里流露着对我的不满。估计是我有几个毛病让母亲不喜欢：
一、生我时，大出血，她差点儿死掉。
二、我偏爱姑姑，对她冷淡疏远，很少叫她妈妈，从不主动进她的屋。
三、母亲喜欢干净、讲卫生，我却邋里邋退，不讲卫生。
四、我不会来事儿，嘴巴不甜。
五、我淘气好动，喜欢打仗，经常弄坏家里的东西。
六、连动了两次手术，我让她花了不少钱。
……
真的，母亲的四个孩子就我接连动了两次手术，把她折腾得最厉害。
我还依稀记得一九五四年离开托儿所的情景。
那天是母亲接的我。新华社托儿所的年轻阿姨给我送到大门口，微笑着对我说：“欢迎你以后再来托儿所玩。”
阿姨的相貌在记忆里早已荡然无存，但她所传递的温暖气息却终生难忘。现在当年的小阿姨早已都变成了老妇，有的可能去世。她们永远不会知道她们所照料的一个五岁病弱小孩儿，一个永远忘了她们容貌的孤僻男子，漂泊到美国之后，在书写一本书的时候，曾有多少次地怀念过她们。童年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些。
现在，我要上小学了。
华北小学生活
华北小学是中组部筹建的干部子弟小学，学生全部住宿，当时归华北局管。学校地处北京新街口崇元观，校舍很不错，国民党陆军大学一度曾迁此校址，九一八事变后，还曾被东北大学占用过。
学校大门面向正南，西式白色水泥筑造。进去迎面是一巨大的圆形水泥花池，盛开着一大团鲜花，左右各种着一排厚厚的小柏树。再往前是一排办公室，正中有门洞穿过。出门洞往前为一条路，中间穿过一栋栋东西走向的教室，从南到北有四五栋。
宿舍区在学校西部，礼堂在东北部。一条环型水泥路包围着教室区，水泥路旁长着一棵棵高大垂柳，柳条随风飘荡。
大操场在学校最北侧。南侧主席台后墙上还残存着蓝色的青天白日徽，依稀可辨。我们经常在这儿踢足球，享受奔跑撒欢的乐趣。西北角是饭厅，大师傅做的西红柿炒鸡蛋、韭菜烧对虾喷香可口，至今难以忘怀。
我对华北小学班主任剧老师至今也还清楚记得。她短头发，有两颗大金牙，酷爱抽烟，脸色黝黑，皮肤粗糙，嘴唇枯干。她看同学时，表情淡漠，不苟言笑，那一双眼睛像是豹子的眼睛，冰冷无情，在课堂上对不守纪律的同学，敢用教鞭戳。
我们住的宿舍有二十来人，一人一张白色小床，床四周有栏杆。一位年轻阿姨陪着我们住。阿姨个子不高，胖乎乎的，黑红的圆脸长得很甜，眼睛乌黑，嘴角老挂着微笑。她梳着两条小辫子，爱带着我们一起打秋千，打得很高很高。这阿姨晚上经常关了灯洗脸，我很有些奇怪，后来有同学神秘兮兮地对我说那是洗屁股。
我喜欢她又怕她，平日不敢多和她说一句话。
我还模糊记得班里几个同学的姓名：
一个叫齐凤书，是个瘸子，走路一拐一拐的，受尽了本班和外班男生的欺负，不知小孩儿为什么那么恨瘸子；一个叫周小周，圆头圆脑，像个娃娃，皮肤白白嫩嫩，煞是可爱，就是整天耷拉着长长的鼻涕，他跟人打架的一绝就是往你身上甩鼻涕；还有个叫方征，是演员方晓天的孩子，瘦小白皙，跟我关系不错，我和他为表示友谊，曾经掏出小鸡鸡对碰过——这象征着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还有一位上嘴唇豁裂的同学叫李春生，家住西便门铁道部宿舍。就因为嘴巴上缺一块儿，没人跟他好，视他为怪物。小孩儿对身体有缺陷的人似乎有某种本能的排斥。李春生能和我玩儿到一块儿。他曾用一块厚木板做了一支驳壳枪，跟真的一般大小，再染成黑色，送给我。
小学一年级是学校的最底层，二三年级的男孩子最喜欢欺负我们来开心取乐，显示自己的强大。那时我刚动完手术，身体赢弱，嘴巴笨，力气小，成为现成的袭击靶子。我的小人书会被高年级的无缘无故地抢走；我正玩儿爬绳，高年级的来了，吼一声就给我轰走；我在沙坑里费好大力气做的地堡、壕沟、公路，高年级的过来一脚就给踩瘪了；我走在路上，会被高年级的用猴皮筋射来的纸弹打中后脑勺。
两次开刀，把我这个七岁小孩儿仅有的一点点勇气全开没了。又是从托儿所直接进的小学，从没在胡同里待过，不会吵嘴，不会骂人，不会掐架，不会耍赖，不会吹牛……像一只毫无自卫能力的小兔子，自然就成了高年级孩子宣泄多余精力的对象。
打人对一些男孩子来说似乎有无穷的乐趣，跟吃香肠一样享受，特舒服。
我清楚记得，刚上小学不久，我就在厕所里被人打躺下。可能是课间上厕所的人多，这高年级的嫌我挤了他，一拳把我打倒在厕所地上的一摊尿里。那时脚底没根儿，一打就倒。我坐在这大片尿水里哭泣着，却没人理我。最后快上课了，我害怕迟到，只好自己站起来，一步一步走回教室，棉衣上沾着湿湿的尿迹。
华北小学校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充满着暴力的动物园，我身边的同学尽是些小狼。表面上，学校里到处是美人蕉、百合花、月季、夹竹桃……各种鲜花芳香秀丽、蝶飞翩翩，一派和平景象。但对我来说，这里却是一个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世界。
你要想在同学中有威信，就必须打人厉害。小孩子根本不认你功课品行好坏，就认你能不能打架。
无缘无故朝弱小同学砸一拳，打了就跑，看他那兴奋劲儿就好像吃了一块糖、捡了一个弹球。能抽人一个耳光就更甜蜜了，唯如此才显示出自己超人的威猛，令众多小孩儿恐惧臣服。所以，耳光的响声要比蝈蝈叫有趣得多、过瘾得多。
还记得一个下雪天，孩子们都非常高兴。在我们幼小生命中，很少看见下雪，一下了雪便觉得那么新鲜、那么激动。有的做着雪人，有的打着雪仗，有的在踩硬的雪上滑。我也为这罕见的洁白大雪喜悦，不由自主地像撒欢儿的小马一样跑起来，越过了一群群同学，继续朝前跑。这时，一个高年级的小男孩儿突然跟着追过来，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拳打脚踢。我如同青蛙见了蛇，吓蒙了，一点儿也不敢还手。最后他看见一群女生走来，又狠狠抽我一耳光。多少年过去了，我都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招他了？是我这么跑，超越了他，冒犯了他的尊严？是我这么快跑，抢了他的眼，触发他的好强心？或是我这么狂跑，招引了女孩子的注意，惹他嫉妒了？
我跪倒在路边的雪地里啜泣着，希望来来往往的那些人中，会有人来给我一点儿安慰和帮助。但过往的孩子们一拨又一拨，说说笑笑，没一个人管我。
童年的白雪，给我带来的记忆就是这次被人打倒在雪地里的画面：让熙来攘往的同学们观看，为一群女孩子不屑一顾。
好像也是这个冬天。我戴着棉帽子，暧暖和和地去教室上课。几个高年级的同学走过来，其中一个二话不说，一巴掌就将我帽子削到地上，然后当足球一样地踢起来。帽子在空中飞舞，你一脚，我一脚，又踩又踏，还兴高采烈地叫唤着。我追到这儿，帽子踢到那儿，故意不让我拿着。
当我长大后，谁要是用脚踢我的东西，我就忍不住怒火满腔。
我还记得不知是谁把绿色的鼻涕甩在我身上，因为是冬天穿着棉袄，我也不知道，直到有同学告诉我，脱下衣服，我才看见自己后肩上挂着这一缕液体。
弱小同学身上的衣服常常是厉害孩子擤鼻涕后用来擦手的手绢。
我曾被四五个孩子压在最底下，几乎室息；胳膊被拧脱臼过；头被其他小孩儿多次开瓢儿，伤疤累累……挨了打还不敢告诉老师，我完全被这些野小孩儿镇住了。
李春生比我还惨，常被人揪头发、吐唾沫、抽耳光，抢走从家里带的吃的。
华北小学让我知道了小孩子中间没道理可讲，拳头就是道理。谁拳头硬，谁就是大王，走哪儿都前呼后拥。孩子的世界和动物世界一样，只认个头儿和力气、牙齿和爪子。
因为我们都住校，下课后班主任老师一回家，小孩子们就纵情淘气撒野，打架吵嘴层出不穷。年轻的阿姨不厉害，根本管不了。
托儿所里出来的孩子被阿姨宠得弱不禁风，太柔和、太文雅，远不如胡同里的孩子剽悍、凶猛、抗击打。我永远忘不了这一段总挨打的经历。常常有人毫无理由地给我一下，打得突然，结束得也突然，经常是还没看清是谁，打人者已逃之夭夭。对打人者来说，这是小狼在玩弄自己的猎物、练捕食本领，而对我来说，却是羞耻和疼痛。
我被打得心惊胆战，操场玩游戏时，若有高年级的走来，马上就失去玩儿的兴致，即使他比我更单薄弱小，我也发怵。
刚入校时，妈妈给我带了一堆水果。当时的香蕉、苹果、橘子都比肉还贵。我把这些吃的放在床下的柜子里，结果一个没吃就不翼而飞了。但我不敢告诉阿姨，也不敢告诉老师。我胆小如鼠，谁都怕，尤其是剧老师，眼睛太凶，见了她连话都不敢说。每逢路过老师办公室时，我的心都吓得怦怦乱跳。
我还记得妈妈曾给我买了一双翻毛皮鞋。这在一九五五年时，算是很高级的鞋。可我不好意思穿，觉得太与众不同，就放在床底下。结果一只鞋的舌头被人剪掉，可能是用来做弹弓夹石头的皮子了。母亲以为是我自己剪的，批评我穿衣服挑挑拣拣，不艰苦朴素。我竭力向她解释不是我剪的，她却不相信，认为没有人会干这种事，除了我。
母亲对学校里的弱肉强食、小孩子潜意识里的嫉妒心完全没体会。
李春生嘴唇上的豁口，二年级时就做手术缝了，留下一个大疤，可依旧饱受欺凌，每跟同学有了矛盾就被骂做“三瓣嘴”、“丑八怪”、“兔子精”。我俩同病相怜，都不喜欢这个冷冰冰的班级。星期日下午回到学校后，我俩经常一同钻到校门口的柏树墙里放声痛哭。
班里最厉害的是一个蹲班生，个子高大，身强力壮，满脸疙瘩，叫邓东进，父亲在解放战争中牺牲，是中共早期领导邓中夏的亲戚。邓东进虽系烈士子弟却特爱欺负人，常无缘无故地打同学。他扭过我胳膊，把我扭得像麻花一样，逼我叫他爸爸，我只好乖乖地叫，比真爸爸还叫得响。最绝的是他会慢慢地走到我面前，微笑着朝我脸上吐唾沫。而我只敢用手擦去，却不敢同样啐他一口。
与这些小狼们相比，不大关心我的父母就太仁慈善良了。从星期一就盼着快点到星期六下午，家里来人接我。到了星期六中午吃完饭后，是个最快乐的时刻！谁的家长来到，广播里就喊谁的名字。每当我听到喇叭里叫到了我的名字，心里甜蜜极了，马上就往校门口跑。哥哥常来接我，偶尔母亲也来，印象中父亲从没有来学校接过我。
但星期日下午该回学校了，又是一个最悲哀、最凄凉的时刻。千不想、万不想离开家，回到那个总被强壮小孩儿欺负、充满暴力的动物园。所以，每到星期日下午我就变得格外老实安静，格外听话，对母亲格外热情、格外巴结，期望着她让我在家里多待一会儿。
可我还是常常连晚饭都没吃，就被家里送回了学校。刚一进学校，想到又将沉浸在冰冷的，没有尊严的，要向厉害小孩儿谄笑的环境里，我就痛苦万分。我不愿意回宿舍，觉得校门口是离家最近的地方，就经常躲在校门口的柏树里啜泣。
生活上父亲从不管我。母亲也是事业型的女性，非贤妻良母，终日埋头写书，也不大过问孩子的事。我没有合适的棉衣、棉鞋，脚常常被冻肿。我讨厌洗脚，因为洗完后，湿脚特容易冻。这习惯沿袭至今。
冬天被冻得瑟瑟发抖时，下课后，我最喜欢和同学们玩儿挤墙角的游戏，一个人在最里面，其他人往他身上顶、撞……当我被挤在最里面的时候好暖和。
但这样的环境对一个弱不禁风的病号，也是一种锤炼。我一天天长大，也一天天健康、一天天强壮。
大约二年级左右，农村的姑姑给我捎来的花棉袄，我已经不喜欢穿了，嫌它土气。我也不再那么想念姑姑，不再那么想念农村老家，我开始有意识地想去掉自己身上的农村痕迹——很可能就是穿了那种农村捎来的土布衣服，才让我在同学中屡屡挨打。
八岁的小孩儿对周围世界还懵懵懂懂、稀里糊涂，可好像已经有了性的观念，老爱苦苦思索男人和女人怎么干那事，因为同学骂人时，老说那个脏字。我看见蚕蛾子交配时，屁股对屁股，就以为人也是这样。自己对胖阿姨有好感，就曾幻想过自己的屁股有根管子跟阿姨连着……有的孩子不怀好意地用手指头做出圈儿和棍儿向我比画，渐渐被我琢磨明白，也照葫芦画瓢，向别人比画。
凭我小学二年级的语文水平，我已经读完了《平原烈火》。记忆中这是我所读过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因为写的是我河北家乡发生的事，读起来就无比亲切。周铁汉那高大形象，深深地嵌刻进我的灵魂。我觉得八路军是世界上最勇敢、最英勇、最正直的人。
晴天呀，蓝天，
明明朗朗的天，
你说这是什么队伍上前线？
诸位呀，老乡，先来听我言，
这就是那为国为民的八路军，
这就是那为国为民的八路军。
……
这首冀中流行的歌曲，我很小就会唱了，常常很自豪地哼哼。但我对八路军的热爱，却不能招来父亲的一点儿表扬。父亲是个地方干部，没当过兵，我感到他远远没有我对八路军那么热爱，也不欣赏我那么崇拜当兵的。
当我模仿八路军战士，端着木棍在宿舍附近一二一地自己喊着正步走时，有同学讥笑我“土八路的干活，破鞋子破帽子破机枪，破手巾破腰带破军装”。我却因为被骂做“土八路”而无比自豪。我常常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当上八路军，身体强壮无比，打得过全校所有同学。
我学习不好，却天生喜欢运动，喜欢上体育课。随着个子长高了一点儿，我的身体也健壮了一点儿，在这一群小狼中，不再是最弱者。二年级以后，处境开始好转，挨打的事日益见少。
我最爱玩儿骑马打仗，一到沙坑里就玩儿。我背一个人，对方也同样，我们背上的孩子互相厮打，看谁能把对方从背上拉下来，或者让背人的人倒下。双脚踩在软软的沙子里，再背一个人，很容易摔倒，但也非常锻炼腿力。我从来都是马，背着别人。反正自己姓马，我也心甘情愿当马。
当我背上的人用脚夹着我的腰，踢打着、吼叫着的时候，我就热血沸腾，真像野马一样向对方冲去，几对驮人小孩儿互相冲闯，绞成一团，黄沙翻腾，爬起跌倒，激动地嘶喊，全身沾满沙子……常常三四对、五六对地在沙坑里鏖战。我驮的人越来越多地打败其他对手，这大大增强了我的自信。久经沙场，我的腿不再那么软弱没根儿，一推就倒。这种游戏很锻炼耐力和平衡力，为我日后的摔跤奠定了身体基础。不久，班上的同学都喜欢骑着我跟别人打仗，可见我这匹马多么不错。
那时有一部苏联电影叫《山中防哨》，里面有一匹很好的马叫奥里克，我以在沙坑里当“奥里克”为荣。
骑马打仗时，连邓东进这匹壮马，都能被我身上的骑手打败。
屡屡被打，激起我强烈的反弹，最信奉孩子中流行的口号：“锻炼身体，保卫自己！锻炼肌肉，不被挨揍！”
到了三年级，不但没人敢欺负我，我已能欺负别人了，我尝到了实力的甜头。不过还没忘了自己当初所受到的欺负，深深同情弱者。我很少打那个瘸子齐凤书，尽管他有时确实犯浑，也轻易不欺负低年级的或穿着土气的小孩儿。除了一个叫柳乃林的女生。
柳乃林是电影《哥哥和妹妹》的女主角，长得很漂亮。长长的睫毛，晶莹的眼睛，婀娜的鼻梁，洁白的皮肤……我对她有一种最朦胧的好感，表面上却对她最凶恶，老爱打她，还曾把她鼻子打流了血。我心里喜欢她，却偏用这种方式来表示。
我觉得欺负她很舒服。因为只有欺负她时，才能和她来往，才有机会和她说话，才能碰着她芳香的身体，才能正视她美丽的容貌。当时男女界限分明，同学们非常封建，以为跟女生好就是罪大恶极，就是臭流氓。谁要多跟女的说一句话、对女的好一点儿，大家都会鄙视、冷嘲热讽他。所以男生欺负女生的很多，又不流氓，又能跟女生接触。我对柳乃林的好感，也只能用欺负她来表示。
有一次我把她鼻子打破了。她啜泣着，用纸擦着鼻子。我却什么话也不说，强作冷酷状。其实，我内心非常可怜她，感到她擦鼻血的纸都像水晶一样，那么莹洁、高贵。在我的心目中，什么是纯洁？就是从她的鼻子里流出的血。可我外表上一定要表现出对女生冷若冰霜之气概。平时她见了我，脸都吓白了，可她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心里的真实思想。
这时，再也没有人敢削下我的帽子当球踢、再也没有人能一拳把我打倒在厕所的尿水里了。
可怕的许老师
一九五七年，华北小学解散，原因不详，我们集体转到了育才小学，全部住校。
育才小学在先农坛体育场旁边，为先农坛的主体部分，是皇帝祈祷丰收的地方，里面有不少高大的古建筑。我们的礼堂就是一个气魄雄伟的大殿，美中不足的是光线太暗；图书馆也是一个宽敞古雅的庙堂，坐落在高高的平台上，三面都有白色的大理石台阶。
学校里到处都是苍松翠柏，蓊蓊郁郁，恍若仙境。那柏树比犀牛腰还粗，树纹苍裂，棵棵都饱经风霜，有上千年的岁数，带着神秘的沉默。
学校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有一个小动物园：鹅圈里养着一对鹅，敢追着我们啄；猴房里有一个猴子，爱舔人吐的唾沫；兔场最大，有上百只兔子，中间立着个木柱，上面是鸽子窝；另外还有一个铁笼房，栖息着各式各样的漂亮小鸟。
这是一个诞生于延安的干部子弟小学，原名延安保小，革命老人徐特立曾是我们的第一任校长。有一本《二千里行军》的书就是讲育才小学在解放战争年代的经历。学生中有很多革命烈士子弟，如彭湃的儿子彭士碌；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方志敏的儿子方荣柏、方荣竹；项英的儿子项阿毛、女儿项苏云；谢子长的儿子谢绍明；张浩的儿子林汉雄；刘伯坚的儿子刘虎生；续范亭的儿女续磊、续大田；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等等。中央领导刘少奇之子刘允斌；刘伯承之子刘太行；林伯渠之子林用三；李维汉之子李铁映；谢觉哉之子谢飘飘；伍云甫之子伍绍祖；肖劲光之子肖永定；邓小平的女儿邓林等也都算是育才的校友。
我的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也都毕业于此。学校面积大约是华北小学的五六倍，北京市数得上的。校园内还有大块大块的荒地，野草丛生。
四年级住在∏型的南楼。每人一张单人床，一个柜子，有工友专门打扫卫生。吃饭时，十人一张桌子。白色桌子是长条型，一边坐五人。吃完馒头也不许自己去桌子顶头拿，要同学一个一个地传。南楼西北侧是一大片荒地，里面有很大的正方祭坛和汉白玉石头门，夏天我们常到这儿抓蚂蚱、逮蛐蛐儿或追着玩儿。
记得刚开始，我在四年级五班，为新建班，同学全是从华北小学转来的。班主任是位新毕业的女大学生，名字忘记了，南方人，梳着长辫子，五官精致，长得很秀气。同学们一点儿也不怕她，上课公开说话、玩东西、互相打斗，闹得乱乱哄哄。无论她怎么喊、怎么瞪眼、怎么甩教鞭也没人理，把她气得哗哗流泪。邓东进个子比老师还高，说话慢条斯理，常常问一些古怪问题，把年轻的女老师问得张口结舌。
“老师，那个苍蝇为什么趴在另一个苍蝇身上？它们在干吗呢？”
“老师，蜻蜓腿断了，为什么不流血？”
“老师，母猫、母狼、母狮子都有胡子，为什么女人却不长胡子？”
……
我也纵情淘起来。可能是过去老受厉害小孩儿欺压，内心积蓄着压力，现在换了一个环境，年轻女老师又镇不住，淘气本性开始爆发。
我天生不爱学习。上课时，我不注意听讲，注意力总是放在窗外的小鸟、扑在玻璃窗上的蛾子、误飞进教室里的小虫上，或是偷偷地画小人。我的新课本才一个月就揉成卷卷，空白地方画着丑了吧唧的坦克、军舰、机关枪、孙悟空、瞪着眼的革命烈士……课桌上也被我用小刀刻得伤痕累累，有长矛、大刀、钢叉、五角星……
下课就跑到校园中的荒地里捉蚂蚱，经常违反纪律爬墙爬树上房顶，衣服总是脏兮兮的……由于我的淘气突出，竟然有一个同桌女同学流露出对我的爱慕之意。她是一个很文静漂亮的女孩，常常呆呆地注视着我。可我看不顺眼她，待她十分粗暴，只要她写字时胳膊肘碰到我的桌子，就使劲用胳膊肘撞她，把她越界的胳膊顶回去；有一次还揪住她头发，狠打过她的脸。但无论我怎么打，她望我的眼神依旧那么温情脉脉，从未告过我的状。
我不爱说话，人多的时候害羞，蔫不出溜，但背地里常干坏事。我曾用木棍砍图书馆平台下面花池子里的花，把花想象成敌人的脑袋，劈杀了一大片；曾夜晚爬窗户钻进食堂里偷馒头，结果被告发，生活老师突然从窗户外面用手电照到我身上，逮个正着；还曾爬到大树上很高的地方臭显，又让人给汇报了，漂亮的女老师赶忙到场让我下来。我当着其他小孩儿的面不好意思乖乖就范，就要求老师和其他同学走开，我才下来。老师不干，在下面不断威胁着，说要找校长。我当然害怕校长，但又不想服软，就硬着头皮僵持着。小学生也欺生，也欺软怕硬，尤其是这么漂亮的女老师，看着她为我担惊受怕，非常着急的样子，我觉得很快活。被她喝斥几下也不难受，倒觉得满舒服。我磨蹭着时间，想等她走后再偷偷爬下来。谁料到路过一个男老师见状怒气冲冲，瞪着我大吼。我顾不得脸面，只好灰溜溜地下来了。
小男孩儿也犯坏，潜意识里有一种调戏一下漂亮女老师的朦胧愿望。
这一学期很快混过，我的功课一塌糊涂，全都是三分。女老师把我的表现汇报给父母，父母觉得我这么淘气，是因为这班坏小孩儿太多，就给校长写了一封信，要求给我换个好班。
学校很重视父母的意见。那时母亲的《青春之歌》已在全国轰动。第二学期就把我调到了四年级二班，这是公认的优秀班集体，在整个宣武区都有名。班主任许老师特厉害，丈夫是我们的副校长，本人的腰跟酒桶一样粗，胳膊非常有劲儿，眼一瞪，凶光四射，令人不寒而栗。二班的孩子们都被她训得跟小绵羊一样听话。
我一走进二班，许老师瞪着我当众警告：“马清波，你到二班后，一定要遵守纪律。我们二班可是全校先进班集体，谁要破坏二班的荣誉，我们二班同学绝不答应！同学们，你们说是不是？”
“是！”全班小孩儿憋足了劲儿齐声大吼，个个瞪着圆圆的眼珠盯着我。后来才知道，许老师事先通知了全班同学，当我第一次走进教室时，对我态度要严厉。
好一个下马威！我最怕被众人看，这一招立时把我吓屁了，不敢再闹。
二班上课时，每个同学双手都要背在后面，双肩水平；坐着时挺胸，不许塌着腰；不许撬凳子，不许东张西望；举手时，一只胳膊肘要搭放在桌上，小臂与桌面成九十度角，五指并拢，另一个手仍要背在后面。全班四十多个同学都是一个姿势、一个表情，坐得有棱有角、方方正正。许老师真不简单，愣把四十多个十一岁的小孩儿训练得像国家仪仗队士兵般整齐挺直，难怪全校闻名。
坐在教室后面观摩教学的外校老师络绎不绝，有时甚至会有一大群。每次许老师会事先打招呼，让我们有所准备，好好表现。见这么多人参观我们上课，还有照相的，同学们都格外来情绪，更坐得直直的，胸脯挺得鼓鼓的，发言时个个声音洪亮；起立坐下都腾腾有力，可以和军人媲美。
这是许老师的心血，课堂形象漂亮整齐，充满活力和纪律，光荣的育才学校的一个橱窗。但上这样的课非常累，肌肉老得收缩，后腰总要绷着。有时许老师为显示她对同学们的关心，在上课当中，会让我们趴在桌上休息一会儿。但趴的姿势也都一模一样：两臂交叉，头放在两臂中，身体不许歪斜。
许老师是个胖妇女，下巴嘟噜着一团肉，肚子老大个儿，好像怀了孕。她的眼睛是个放大了的逗号，一个大圆加一个向上翘的钩儿，比小学的剧老师厉害得多。当她发怒时，那目光就像一把看不见的飞刀，能刺入你的皮肤，让你感觉到疼痛。
许老师用掐、用拧、用揪、用踢、用教鞭抽，在二班建立了她的绝对权威。但她对别的老师和家长却客气得要命，见面满脸微笑、温文尔雅、点头哈腰，使人们很难想象她对本班孩子会那么凶恶。一句话：二班的先进是许老师用暴力吓出来的。
她不止一次地用教鞭往同学身上捅，还常常咬牙切齿地用手指头截，你低头，她就戳脑门儿，你抬头她就戳腮帮子；或拧你一下，或在你身上抓一把，但都是碰一下，马上缩回去，闪电般迅速，不让人看清楚。
她最拿手的一招儿是把违反纪律的同学拉出教室，在拉的过程中，她趁机掐、拧。我就多次尝过被她掐、拧。即使我不反抗，愿意乖乖走出教室，她也非要抓住我，狠掐两下，拽到外面不可。她甚至还敢揪同学的头发，但就像抓灼红的煤球一样，抓一下马上松手，动作极快，让你感觉到疼，却看不见是她抓的。
全班这四十多个小孩儿，除了几个班干部，都尝过她悍妇风味的肢体教育和凶恶统治。她看见谁上课没用心听讲、打瞌睡，也不马上喝斥，而是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漫不经心地走到这孩子跟前，如同老虎悄然接近它的猎物，然后突然用教鞭狠敲桌子，吓他一跳。看见谁在桌子下面玩东西，她也不批评，而是继续讲课，边讲边接近目标，直到到了跟前，再突然扑过去，当场擒获……上晚自习时，她爱躲在教室外面，透过一角窗户，侧着头，只用一个眼珠儿往教室里窥视，发现谁不守纪律，再蹑手蹑脚地打开门，溜进教室，竭力不让同学发觉。这似乎也是一种捕猎的嗜好，她总爱踏着脚尖，无声无息地突然出现，再冷不防大吼一声，能把小孩儿吓得魂飞魄散。
她是个大胖子，却来无踪去无影，特有威慑力。在小孩子的眼中，她就像一个幽灵，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地里钻出来，走路跟毒蛇一样没声儿，恐怖之极。
有一次上晚自习时，确信许老师不在，我的前桌同学李自卫回头和我说话。我们正叽咕时，许老师踏着脚尖溜了进来。我发现危险临头，脸上的笑容突然像冰一样地冻住。李自卫赶紧回头，速度极快，闪电一样。但许老师的速度却比闪电还快，震耳的咆哮声“轰”地在我们头上爆炸。
许老师除了自己凶恶之外，还很会利用班集体的力量来震慑学生，打击摧毁学生的自尊心。
班里有个女同学叫桑桂兰。其父亲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当时在学校当老师，母亲没有工作。一天，负责女生的生活老师找许老师告状，说我们班有些女生擅自到其他班的宿舍看小人书。许老师就调查是谁起的头。有人说是桑桂兰，许老师就在全班大会上说：“桑桂兰，你给我站起来，你为什么破坏纪律，带头到其他班宿舍去？”
桑桂兰说：“不是我起的头。”
许老师瞪圆了眼睛：“什么，你还敢抵赖？”
桑桂兰急了，噙着泪花说：“不是我，就不是我啊！”
许老师冷笑道：“哼，你别拿出家庭妇女那一套，你把眼泪擦了。”
桑桂兰说：“我没有哭。”
许老师说：“哼哼，你小眼儿一抹搭，我就知道你要干什么。这儿可不是你撒泼的地儿。二班的同学们，我们答应她破坏我们班集体的荣誉吗？”
同学们齐声喊：“不答应！”
许老师说：“桑桂兰，你带头破坏纪律，让人家告了我们班的状，败坏了我们班的荣誉，必须向全班同学道歉！去，挨个儿向同学们鞠躬道歉！”
桑桂兰低着头，默不作声。
许老师向同学们大吼：“同学们，她应该不应该道歉？”
全班小孩儿们无动于衷地大喊：“应该！”
桑桂兰满脸泪水，无可奈何地开始在教室里，沿着课桌顺序，一个一个地向每个同学鞠躬道歉：“对不起，我破坏了二班先进班集体的荣誉，我向你道歉！”全班共有四十多个同学，桑桂兰就真的鞠了四十多个躬，说了四十多遍道歉的话。
许老师的这一狠招儿彻底震慑住了全班小孩儿。桑桂兰见了许老师更是如同老鼠见了猫，全身发抖，几十年后，一提许老师还心有余悸。
周末回家，肖继民带回来了一些点心。徐老师发现，当着大家的面瞪起了眼说：“我宣布过不许带吃的，肖继民你怎么还带？”
肖继民满脸惶恐，张口结舌。
许老师喝道：“分了，让全班同学都尝尝。”
于是，肖继民带的十来块桃酥就给掰成了四十多小块，每人尝了一口。
班上有个小个子叫王春雷，是唯一敢和许老师公开顶撞的同学。我非常敬佩他的胆量。这孩子身体瘦小，个子很矮，打架成绩远没有我好，却敢大声跟许老师辩论。
王春雷的家庭背景不详，估计不是什么大干部，否则许老师不敢那么治他。我们班长是姬鹏飞的孩子，中队委是凌云的孩子，许老师对他们都客客气气的。
记得有一次，为一点儿小事，许老师训斥王春雷，王春雷不服，在全班同学面前和她争辩。许老师气得脸刷白，两手张牙舞爪地挥舞，还时不时地“碰”王春雷一下。可王春雷死倔，许老师的嗓门高八度，他也高八度，许老师拍桌子，他也拍桌子。当着全班同学面，许老师被气得全身哆嗦，不只一次地揪王春雷头发，但动作很快，抓一下就松开，眼睛慢的，几乎发觉不了。
王春雷激怒地吼道：“你为什么揪我头发？”
许老师说：“我没有揪！”
王春雷说：“你就是揪了！揪了！”
许老师冷笑着面向全班同学问：“同学们，我揪他头发了吗？”
全班同学像小和尚念经一样大声喊：“没有！”
许老师扬扬得意地看着王春雷说：“哼，全班同学给我作证。我没揪！”
王春雷仍倔犟地说：“你就是揪了！揪了！”
许老师下巴上的肥肉哆嗦起来：“你给我滚出教室去！”她嗖地把王春雷抓住，往教室外面拖。王春雷就是不肯走，死死抓住课桌，拼命挣扎……许老师老鹰抓小鸡般地揪着王春雷的小胳膊，连拧带扯，将王春雷连着课桌一起拽到教室门口。王春雷又死死抓住门框，不肯乖乖出去。
在撕扯中，许老师又揪住王春雷的头发使劲儿拽了两下，但迅即松开。
王春雷又大声质问：“好，你又揪我头发了，你为什么揪我头发？”
“我没揪！”许老师睁着凶恶的眼睛说。
“你揪了！”
“我就是没揪！同学们，我揪他头发了吗？”许老师扭头再次问全班同学。
全班同学明明看见许老师揪王春雷的头发，却齐声大喊：“没有！”
在许老师的淫威下，孩子们从小就学会了睁眼说瞎话。
当许老师整王春雷时，我很兴奋。许老师过去的眼睛总爱盯着我，现在她把注意力放到王春雷身上，我顿时感到轻松许多。看着小小的王春雷反抗许老师真是一种享受。内心里对王春雷充满同情和感激，他把许老师的火力从我身上吸引了过去。
“你就是揪了！”王春雷还是大声喊着，小细脖子上青筋暴起。
许老师用力地抓着王春雷胳膊，吼道：“你胡说！同学们，他说得对吗？”
“不对！”孩子们齐声大吼。
许老师特会利用集体的力量，为她助威、造势、壮胆。
“你不遵守纪律就得给我出去！”许老师冷笑道，把王春雷扣住门框的手指头一一掰掉，生生给他抡出教室。老师的胖胳膊能顶王春雷的胳膊四个粗。
我当时心想，王春雷真了不起，他不怵许老师，敢和许老师对抗，好勇敢！将来被敌人抓住肯定不会投降，肯定能当革命烈士。他是我们四年级二班的最大无畏的英雄！像周铁汉一样坚强，我真服了他。对我们来说，许老师比日本鬼子还可怕。
现在已过去四十多年了，还记得王春雷的样子：细细的眉毛，有点斜长的狐狸眼、小喇叭鼻、薄嘴唇、皮肤略黑，爱穿一件古铜色夹克。因为个子小，他总坐在第一排。
许老师对我们二班的同学来说，等同于杀人的大片刀，谁见了都战战兢兢的，但许老师若和蔼起来时，那张脸也会变得特别慈祥，她全身的每一个毛孔也都会洋溢着温情，好像孙悟空整个变了一个人，让不了解她的人很难想象这是一只全育才头号的母老虎。
我刚到四年级二班不久，班里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前桌的座位是张兰香。星期一上学后，座位依旧空着。她家住在中央高级党校。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空着，两个月后，座位还空着。同学们传说张兰香生病了，日子一久，大家渐渐把她遗忘。第二学期还空着，但有一天，从几个班干部的口中传出一个惊人消息：张兰香被坏蛋杀死了。
我和她几乎没说过话，也不感觉伤心，只知道死是很可怕的事儿。
最后，当法院开公判大会的前夕，一天下午，许老师含着泪向全班同学讲了事情的真相：张兰香回家后，星期日上午到楼顶上玩儿，被一个叫林一峰的工人看见，就把她骗到了楼顶的小屋里，企图强奸她，张兰香勇敢与坏蛋搏斗，最后被掐昏，这坏蛋用张兰香的红领巾把她勒死了。
我们全被许老师流泪震惊了——这么凶猛如鸷的女人也能掉泪！
许老师讲完后，有女生最先哭起来，接着就是一大片女生痛哭。男生也开始哭，但仍有些男生哭不出来，可急坏了，都赶快张开嘴，捂着眼睛，装出哭的样子，哇哇干号。幸亏哭也能传染，到最后全班同学几乎个个都真的号啕大哭起来，捶胸顿足。我也如此，看见许老师哭，不敢不哭，随大溜地装了一会儿，但慢慢地在一片哭声中，开始伤心难过，眼泪扑簌簌地流。
全班同学就这么以许老师为榜样，集体大哭了十几分钟。最后，涕泪交流的许老师被几个女同学搀扶着，跌跌撞撞地离开教室，去参加公判大会。枪毙林一峰的公判大会在北京天桥剧场举行。许老师上台发了言。她的照片还放在天桥场附近的一个宣传橱窗里。就在这个橱窗里，我看见了死去的张兰香的照片：她闭着眼睛，嘴角凝着一缕血，颈上套着那条松开了的红领巾。
我们虽然很小，但心里都明白强奸是什么意思。张兰香并不漂亮，脑袋像个小南瓜，短头发，圆圆的脸，圆圆的鼻子，在班里毫不起眼儿。平日她最喜欢唱的歌是：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无边稻田，好像那起伏的海面。……
她就像这首歌一样清纯。
张兰香也曾被许老师严厉批评过，给训得哭肿了眼睛，原因是吃枣馒头时，她只把枣吃掉，将馒头偷偷地埋到沙坑里。
张兰香是我身边第一个倒下去的人。
小学生的朦胧
四年级，我十一岁时，看了《白蛇传》的京戏和小人书，深受感动。舞台上，那善良美丽的白蛇，强烈地迷住了我。她穿着洁白的纱裙，花容玉貌，丰满温柔，婷婷玉立，那么光彩夺目。离开戏院后，我脑子里还久久地盘旋着这个故事，非常希望它是真的，幻想着将来有朝一日去南方，找到那个雷峰塔，或许白蛇真的还被压在那儿，我一定要将白蛇姑娘救出来，娶她为妻。虽然我也觉得与一条有腰粗的光溜溜、湿乎乎的大蛇同躺在一张床上，相当恐怖。
现在，我对班上的女生开始注意了，哪个顺眼、哪个不顺眼，都有了自己的看法。对漂亮的女生，喜欢接近。
柳乃林到了育才小学后，仍不断地挨男生打。其实很多男生都对她怀有好感，又不敢公开表示，就故意欺负她，以此为掩护，跟她接近，好像欺负这个美丽的小公主，特别舒服享受。邓东进黑不溜秋，一脸疙瘩，却总爱跟柳乃林搭讪，有时还借她的东西故意不还，笑嘻嘻地跟她耍贫嘴；或无缘无故地挑她毛病，指挥她干这干那。可如果别的男生也这样对待柳乃林，他上去就打，一副除暴安良的架势。他留过好几级，个头儿全年级最高，没人打得过他。不过柳乃林并不喜欢他，但只要稍稍对他流露出了一点儿冷淡，他说翻脸就翻脸，把柳乃林吓得心惊肉跳。
我也经常打柳乃林，就因为她长得漂亮，演过电影，以打她为荣为乐，暗暗地满足自己的好色心。对邓东进没话找话地跟柳乃林靠近乎，说打就打，我也嫉妒，也想英雄救美，但自己才十一二岁，实力不够，还不敢跟邓东进较量。
柳乃林三天两头被打，老是眼泪汪汪的。女生们对她的态度相当冷漠。可能就因为她演过电影，长得秀气，备受男孩儿注意，当她被欺负时，女生们居然幸灾乐祸，谁也不同情她。上过《大众电影》封面的小明星在我们班里居然人人欺凌，成了受气包。孤独的柳乃林在极度痛苦和屈辱中曾一个人蹲在地上，捡起绿色的虫子（吊死鬼儿）往嘴里塞，有些精神失常了。后来，柳乃林的父母知道了这些情况，异常气愤，马上就给她转了学。
演过电影，光彩照人的漂亮小姑娘，在我们小学的处境就这样惨。
自从换到四年级二班后，我发现全班最漂亮的女生是霍小华，她个子很高，皮肤白皙，眼睛发蓝，鼻梁方正优美，整个形象可和动画片里的白雪公主媲美。在黄种人中，她那样白皙的皮肤极少见，很像一个混血的白种小姑娘，气质也高贵，人见人爱。但她是中队长，许老师的掌上明珠，开全校大会时，总让她代表我们班发言。宣武区或北京市有何重大少年儿童活动，也常让她参加。她个子高大，凛然不可侵犯，没人敢欺负她，我更是绝不敢用对付柳乃林的办法对付她。
那时同学们非常封建，男女生界限分明。上体育课，男生和男生玩，女生和女生玩。下课吃饭、回宿舍、上教室，男生和男生一块走，女生和女生一块走。男女生之间有一道无形的界限，约束着少男少女的一举一动。谁要和女生多来往一下，就会被同学们瞧不起。在这样的气氛下，只有吵架，才能和女生合法接触。所以，男女生经常发生纠纷。
我刚到二班不久，就碰上了一段罗曼蒂克的遭遇——也不知道怎么，我就和栗山岩好了起来。栗山岩皮肤微黑，在女生里算是高个儿，梳着两个小辫子，眼睫毛格外长，使她的眼睛黑黑的，十分迷人。她的鼻子很像电影《红孩子》里的那个小姑娘，鼻孔不是圆的，而有一点点方，很中看。当时电影《红孩子》主题歌《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风靡一时。
我坐在栗山岩前面，上课时她老踩我椅子。当老师讲话让她激动了，就使劲儿在我椅子上跺，震得我不舒服。有一次，她又这样兴奋地跺，我就用手掌打她的脚，想她会把脚缩回去，谁知她脚非但没缩回去，还继续跺。我又打，但手刚碰到她的脚时，她的手一下子从课桌下把我的手抓住，紧紧地握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女同学抓住手紧握，还是在课堂上，我不敢动弹，生怕被四周同学发现，表面上装成没事样子，望着老师。
我们课桌左右两侧都有块木板，像厕所茅坑旁有两块隔板一样，所以两侧的同学都看不见别人的课桌下面。她用力握着我的手，直到手心都出汗了，才放我走。我惊奇于她的大胆，也陶醉在和一个小女生偷偷握过手的感觉中，更何况我还对她的方块鼻子特有好感。
下课了，男生和男生一起玩儿，女生和女生一起玩儿。她在女生堆中快活地跳着猴皮筋，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眼也不望我。我这天却格外高兴，兴奋之极，觉得天空特别光明、空气特别香甜、四年级二班特别可爱、手心异常地舒服。
从这以后，栗山岩只要想和我握手了，就使劲儿地踏我的椅子，等我把手伸到课桌下，掰她脚时，她就抓住我的手，紧紧握着。即使上许老师的课时，她也敢这么干……她真勇敢。许老师那犀利的眼睛能发现一双双躲在课桌后面玩东西的手，却始终没发现我和栗山岩在课桌下面的秘密。
栗山岩有时用膝盖紧紧夹住我的手，腾出双手在桌上写字；有时一只手握，有时两只手握。几乎每隔几天，我们就要这样偷偷地握一下手，品尝与异性接触的味道。这是四年级第二学期发生的经历。我才十一岁就体验到了少男少女第一次肢体接触的快乐，感到了童年的甜蜜、人生的甜蜜、育才小学的甜蜜。下课后，我常常高兴得像小狗一样飞跑，无缘无故地纵情怪叫，倾泻着自己的幸福与欢乐。
哈哈，我这辈子握过女生的手了！而且是像电影《红孩子》里那样的一个漂亮小姑娘的手！但我们的友谊就局限在课堂上，下了课，彼此见面不说话，即使在校园里单独碰见，四周一个人没有，也不说话，只会意地微笑一下。
“爱情”这两个字我已经知道，可从没想过要对她说“我爱你”、“我喜欢你”之类的话，觉得这些话特流氓。在孩子心目中，流氓是最坏的人，如那个杀张兰香的凶手，比土匪强盗还坏。
我们班有个叫杨典模的男生，长得很漂亮，就因为给班里一个女生写了一个小纸条，上面说“我爱你”，而声名狼藉。全班同学都认为他操行败坏，品质恶劣，没人跟他一起玩儿。他孤孤零零、形单影只，一直到毕业离校都抬不起头。
大跃进时期，学校最荒僻的西北角盖起了一座座小高炉，大炼钢铁。老师号召我们给高炉喂饱肚子，让我们四处寻找破铁丝、铁锅、炉钩……课后，同学们经常单独行动。我特别希望能在没人的地方碰见栗山岩，跟她一起捡废铁该多好，可却从来没有碰见过。除四害打苍蝇时，我们人手一个苍蝇拍，在学校各个角落打苍蝇、挖苍蝇蛹，再把打死的苍蝇或挖的蛹放在纸筒筒里，交给班干部，看谁消灭得多。我依旧暗暗希望能在没人的地方碰见栗山岩，跟她一起打苍蝇会多快乐，可还是没有碰见。
除四害的某天晚上，我终于和栗山岩分在了一组，我高兴极了。好像夜里九点多钟，我们在学校大门北侧的一片松柏林中认认真真地点着蒿子、树叶，并放上六六六药粉，不时往里面加着干树枝……连续三天三夜整个校园里都弥漫着一缕缕灰白色的浓烟和刺鼻的药味儿，忘了是熏蚊子还是熏麻雀。单独和她在一起的感觉，真甜美、真幸福啊！那一棵棵古老的柏树散发着人生的神秘与温馨。但我们什么话也没说，好像冥冥之中，隐藏着许老师那双凶悍的眼睛。完成点燃任务后，我默默地与她分开，惘然若失地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由于大炼钢铁，电力不足，学校开始停电，晚上教室里常常突然一片漆黑。这时班里就像炸了窝，乱哄哄的。黑暗对我们小学生来说，太奇妙了。从来不知道没电灯是怎么回事，乍一停电，我们都高兴得要命。许老师那锐利的眼睛失灵喽！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说话、下座位串了。
有时，我和栗山岩就在黑暗中把手伸到桌子底下互相握着；若身旁的同学跟她说话，她还若无其事地和他们聊着，但谁也不知道她握着我手。
青春的活力在肌肤下澎湃，男女生之间那道森严的界限压抑着我们。在这种气氛下，我和栗山岩却有一条秘密通道，能偷偷地握一下手，品尝禁果。
她喜欢穿着一件紫红色的衣服，袖口系着扣子。我老远望见这块红，就能浮出一缕温暖，就要热血沸腾。
种树时，有她在，我就备觉有力气，干多少活儿也不累；如没有她的身影，我就像遇到阴天下雨，无精打采，心情沉重。但我们也常吵架。因为她是小队长，一道杠，老爱管我，显示她是一个高我一等的小干部。我却不甘心乖乖地受她指挥，就跟她顶嘴，拒不服从。就像欺负柳乃林一样，跟她这个小队长吵嘴让我很愉悦。因为脸对脸地跟她说话，能闻到她衣服上的清香。男生对女生好，就会被同学奚落，跟女生吵嘴却不会。
我们的秘密交往好像只维持了一个学期。到了五年级，她再也不踩我的椅子了。一定是我屡屡被许老师训斥，连少先队也人不了，令她失望了。再加上我以土八路为荣，爱穿破衣服，喜欢不讲卫生，脏得要命，她肯定也无法容忍。
那一段时间，我比较忧郁，也有些困惑，不知她是怎么回事，但也说不上多痛苦。毕竟岁数还小。我曾把保尔·柯察金的一段语录背得滚瓜烂熟：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可以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常常故意在女生面前高声地背，暗自希望自己能被栗山岩刮目相看，因同学中能背这段话的寥寥无几。也曾用小刀子当着一帮人的面，扎破自己的手，让血汩汩地冒出，把包括她在内的女生吓得捂住眼睛。自以为这是男子汉的壮举，能引起她的好感，但我的希望落空了，栗山岩此后对我再也没有了任何兴趣，直到小学毕业，我们的手再也没有握过。
这件事，除了我俩，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知道。
小孩子之间的感情不是很深，说好就好，说不好就不好，好像也都无所谓。栗山岩不跟我好后，我郁闷了一段，也就过去了。我还继续淘气，继续当着后进生。
记得，为了这个栗山岩，我还被许老师狠狠地整了一次。
那可能是五年级的时候，一天上课时，许老师瞪大眼睛，在全班同学面前怒冲冲地说：“我们班有个别同学，流里流气，跟女生说话嘻皮笑脸的，不知羞耻！”接着就直勾勾地瞪着我。我预感不好，开始紧张起来。
“马清波，你站起来！”
我心里咯噔一声，一股冷流涌上后背。
“你跟大家说，你干什么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
“到前面来！”
我犹豫了一下，脑子变成了一片空白，似乎是要被拉出去枪毙。哎呀，如果变成一个小蚊子该多好啊，只留一个空壳壳在这儿。
“到前面来！”许老师严厉地命令我。
我最怕让全班同学盯着，最怕站在全班同学面前去示众，但我明白不能违抗许老师的命令，她的胳膊比我小腿还粗，不去就会被她揪到前面去。
我昏沉沉地向黑板走去。平常下课时，站在这地方没什么，此时这地方却像烧红的铁板一样烫脚。全班同学的四十多双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把我看得魂飞魄散，似乎四十多把尖刀在扎着我的肉。
“你向全班同学检查你的错误，并向栗山岩同学公开道歉。”许老师抱着双臂，瞪着三角眼对我说。
模糊记得这件事的起因是，我值日扫地时，栗山岩嫌我没扫干净，让我重新扫。我不干，就和她吵，反正我也不是少先队员，她这小队长管不着我。当时在场的还有几个同学，栗山岩看我不听她的，非常气愤。她可能认为我曾是她的手中物，应该对她俯首贴耳，而现在却竞敢顶撞她。
记得她那天穿着一件海魂衫，胸部已像馒头一样凸起。她说东，我说西，故意跟她抬杠，把她气得手舞足蹈、哇哇大叫。我却特高兴，因为有机会跟她说话了。我们的争吵引起了中队长霍小华的注意，她很替栗山岩打抱不平，就马上报告了许老师。
于是，许老师让我走到教室前面，面对全班同学，检查自己的“流里流气”。
我事先一点儿准备也没有，如晴天霹雳，完全傻了，不知说什么好，结巴了半天才从麻木了的脑袋里硬挤出了几句话：“我有时爱欺负女生……我打扫卫生马马虎虎……栗山岩批评我，我不听，还和她狡辩……我向栗山岩道歉。”
许老师瞪着她那逗点眼珠儿，满脸凶气地说：“哼，你要再流里流气，别怪我不客气了！哼，这还了得！”她又面向全班，吼道：“谁再跟女生臭贫，就给我站到大家面前贫贫来！”
我觉得自己脸上让刀划了一个大口子，这比许老师掐我胳膊、拧我肉还可怕！
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被揪到全班同学面前示众，还是因为“流里流气”！当时我十二岁。
所幸下课后，同学们待我都还可以，不像对杨典模那么冷淡。栗山岩见了我还笑眯眯的，似乎什么事没发生。可能我只是跟女生吵架，没写纸条。但这件事真给我吓破了胆儿，一见许老师就心慌。我想许老师要让我吃屎，我也不敢不吃，她那逗点眼珠凶过动物园里的狮子老虎。别的招儿不用，单让你在全班面前一站就受不了，更别说她揪住你时，那手指头像剪钢丝的钳子。
这以后，我再也不敢跟女生臭贫，连吵架也不敢了。虽然示众可能也就几分钟，四十多年了，还记忆犹新。倒真得感谢许老师，从那以后，我这一辈子再也没有干过对女的“流里流气”的事。
后来我发现了一班有一个短发小女孩儿非常清秀，又暗暗喜欢上了她。但唯恐被人发现，把这个秘密更加严密地包藏在心里。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她比栗山岩娇嫩、洁白，是个小个子，圆圆的脸，额上有齐齐的刘海儿，鼻子像小猫的鼻子一样。杏眼不大不小，恰到好处。她衣着朴素，总是一身旧旧的蓝褂子。我很想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又不敢直接问，做贼心虚，担心暴露。通过偷听本班女生聊天，我模模糊糊猜到她的名字有两个可能，一个叫什么“明珠”，一个叫什么“元旦”。但始终不能确定。
小小年纪就已经因为“流里流气”而挨了斗，太恐怖了。平时我只敢斜眼窥伺这小姑娘一眼，再赶紧避开，生怕被人察觉，结果这个明珠般的小女孩儿，我却从没有近距离地、正面地好好看过她一眼。每天只有到食堂吃饭时，才有机会远远地看见她，只要看见她一眼，尽管那么远、那么模糊，都能使我欣慰和快活。我常常幻想，如果能跟她说句话，正面看上她一眼就好了！那我是多么幸福！比活捉一只大绿蚂蚱都快活！
小学毕业后，我再也没听说过她的消息。但她给我皎洁的月亮一般的印象却始终难忘。我感觉她很有气质，清秀、端庄，因为老穿着旧衣服，与她的形象反差极强。自栗山岩以后，我对育才小学女生里最有好感的就是这个不知名的小姑娘。
上五年级时，我们男生宿舍搬到了大礼堂的院子，而女生则搬到了西北角的院子，相距更远，下课回宿舍也不是走同一条路了。有一次，老师让男生们离开教室，只留下女生。这种事过去从来没发生过，老师对女生讲什么呢？我很好奇。有的男同学意味深长地笑着，似乎知道点什么。对女生身体的构造及异性方面的知识，我有着强烈的好奇。女生老是可以有病不上体育课、不参加劳动，她们是得了什么病？为什么却又还可以到教室温习功课？
小时候看见蛾子屁股对屁股，之后就能下子儿，人是不是也这样呢？我在托儿所时，最初以为男人屁股和女人屁股之间连上一根管子，就能生小孩。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从没见过男女间有这样的管子连着，我又开始琢磨其他的可能，却百思不得其解。男生骂人时，总骂女人的那个地方，可我却对那地方一无所知。就老想知道，女生那地方是什么样子？人真是从胳肢窝下面生出来的吗？小孩儿脑袋那么大，女人身上有那么大的窟窿吗？我对功课毫无兴趣，对这方面的知识却特别想知道。
父亲的书柜里有很多很多书，他不在家时，我常常去翻看。有一次，我无意中发现了一本人体生理卫生方面的书，如获至宝，马上拿到自己屋里偷偷看了起来。书很旧，纸都黄了，上面还有图，虽然很难看，丑了吧唧，却还是看懂了那一根根管子所代表的意义，对男女生殖器官的构造终于有了一大致的概念，觉得它一点也不像自己想象的那般美丽、富有诗意。比柳乃林、栗山岩，还有那个不知名的月亮般的小女生差远了。
开始懂事
随着看的电影、小说越来越多，我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审美观。
我喜欢长裤子，最讨厌裤腿露着脚腕，所以我的裤子总要长得能盖住鞋，拖住地。这源于我看的抗美援朝的电影，朝鲜人民军都爱穿又肥又长的裤子，我觉得很威武好看。
我爱穿破衣服，越破越好。这也是受了当时电影的影响。电影里的革命英雄都穿得特别破。《钢铁战士》中的主人公在敌人牢房里，受尽折磨，他的衣服撕成一条一条……苏联电影《坚守要塞》里数百名红军战士全部牺牲，最后只剩下一个。他的军服褴褛，满脸污黑，蓬头散发，头缠脏纱布……这太美了！此后，我形成条件反射，一见破衣服就联想到英雄、联想到坚强、联想到革命烈士，就美慕得不行，感觉战士身上那撕裂的、染有硝烟的军服才最漂亮、最圣洁、最革命！
记得母亲让我穿新衣服时，我一点儿也不高兴，非常别扭，觉得新衣服难看、俗气，带着亮光儿，像个小市民，极不爱穿。我穿上新衣服就总是故意往墙上蹭，非得蹭上许多土，不发光了，才放心地穿。
母亲给我买的翻毛皮鞋我不喜欢穿，觉得资产阶级。所以，母亲一直怀疑鞋舌头是我自己剪掉的，其实确实不是我剪的。
我们班同学绝大多数是干部子弟，都穿得很朴素，基本上都是旧衣服，如姬军、赖小危等，一点儿也不像一个部长儿子。反倒只有出身小干部、小职员的才穿得漂漂亮亮、新新的。记得班上有一个本校老师的女孩，总爱穿花里胡哨的衣服，我一见就嘲笑她：恶心，小资产阶级！
中队主席霍小华穿一件很鲜艳的花裙子，我也讥讽道：臭美！小资产阶级！
有一次，我被迫穿上一件新的蓝上衣，感到全身都不自在，好像那上面有屎有尿，脸上直发烧。那时恰恰刚下了一场大雨，下课后，我就赶忙跑到图书馆西侧一片小树林中去。雨后的洼地还有片片积水，我蹚到一块脚脖深的水中，扑腾趴到水里，纵情打滚儿，一会儿匍匐前进，一会儿跳跃奔跑，溅起一人高的浪花。有时还要躺在水里，脸朝天，用双手剪敌人的铁丝网……就这样，我的新上衣全湿透了，还沾了些泥巴，那难看的亮光也没了，我才觉得舒服，像一个打完仗的战士样子。电影《保尔·柯察金》里的保尔就破衣烂衫、脏了吧唧的，多美！多帅！多酷！
因为电影里的战斗英雄脸上都沾着硝烟，很脏，我也模仿着英雄，不洗脸，让自己脸上有黑道道。渐渐地，我的邋遢、不讲卫生就全年级出了名。如果比衣服脏、比不讲卫生的话，估计我能在五年级二班拿第一。当时，管我们生活的田老师经常把我叫到他小屋里罚站，就因为我不洗脚、不讲卫生。但他怎么也改正不了我这个毛病。
田老师哪里知道我的嗜好：我从心眼儿里喜欢脏，以脏为美、以脏为荣、以脏为革命。在我的思想深处认为洗得干干净净就不是无产阶级了、就难看了。电影里的资产阶级分子才穿得干干净净、油头粉面的，而工农兵都穿得破破烂烂、脏兮兮的。
我的审美观就是：脸脏脏的，穿破衣烂衫，身体健壮，打架超人。
我喜欢光头，因为一九五九年的解放军战士都剃光头。当时全班男同学中没一个留长头发的，都是齐刷刷的学生头。在我心目中，小分头意味着流气，意味着北京的小市民。记得有一次杨典模不知怎么回事，竟剃了一个小分头，还抹了点油，亮亮的十分扎眼，结果轰动全班乃至全年级。所有人都像看猴儿一样地看着他、哄他、要笑他。他终于难以忍受，赶紧改剃了光头，青得发绿。
因为出身干部子弟，孩子们对父母的级别本能地注意，对平民子弟，潜意识里就有点瞧不起。
还记得一个高年级同学，不知道叫什么，总穿着双褐色皮鞋，即使是旧的，在一九五九年，全校一千多同学中能穿上皮鞋的也寥寥无几。他还敢穿着皮鞋往水里踩，毫不在乎。最叫我敬畏的是他能背出一百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字。国务院各部部长、副部长的名单，他了如指掌，像是中央组织部长。本校同学中谁父亲是什么职务他也能滔滔不绝地给你讲一大串儿。聊天时，他还能说出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及众多指挥员姓名、籍贯、职务以及打过什么仗、授了什么军衔、夫人叫什么、孩子在哪个学校上学……我却啥都不知道，根本插不上嘴，一下子就感到人家才像干部子弟，自己却无知透顶，一点也不像干部子弟。
为了像一个干部子弟，我也开始背中央委员名单，并注意搜集部长、副部长名单，只要在报纸上看到一个人是什么官儿，就抄在小本子上背，记了满满一本儿。很快，我就背熟了一大串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名字，上将的名字也能记住二十多个……特自豪。好像知道了吕正操是铁道兵司令、赵尔陆是一机部部长、王平、肖克、郭天民、杨成武、李志民是上将……自己就不是小市民了。可惜五十七位上将的名字总是搜集不全，我一直耿耿于怀，我很希望能把所有上将的名字都叫出来，以为这才更像干部子弟。
妈妈曾很好奇地看我往小本子上抄大官儿的名字，好多人她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尽管我们不怎么公开议论同学的父亲，但内心深处都知道班里同学谁的爸爸官儿大、谁的爸爸官儿小。比较而言，父亲官儿大的同学就更有威信一些。我们班长姬军是外交部副部长、老红军姬鹏飞的儿子。姬军瘦高个儿，爱踢足球，很守纪律，功课好，谦和有礼，从没和同学闹过别扭。他穿得很干净，但也就是蓝布裤子，古铜色的旧条绒夹克，每星期六都乘公共汽车回家。
水电部副部长李锐的儿子范苗长得像个大娃娃。他大手、大脚、大脑袋，说话口齿不清，总爱摇头晃脑，曾动手术将六个手指、脚趾割去一个。他虽然功课不大好，却憨头憨脑的，非常可爱。同学们隐隐约约知道他父亲跟彭德怀一起犯了错误，被降了级，对他充满了同情。
建材部部长赖际发的小孩儿赖小危和我打过架，以后就关系疏远了。主要是他很壮，我也不弱，谁也不服谁。直到毕业前夕，我们也不大来往。但事实上，他很朴素，穿的衣服比平民小孩儿还旧，从不搞什么特殊，周末也从没见家里用小车来接过他。
何孟雄烈士的侄女何小珍也跟我同班。何小珍的父亲何健础是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何孟雄系中共创始人之一，一九二一年的最早党员，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是何小珍父亲的堂弟。何孟雄曾三次上书中共中央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后遭到错误处分，一九三一年被捕不久牺牲于上海龙华。何小珍大眼睛大鼻子，乐观爽朗，咋咋呼呼，从没向我们提过她叔叔。直到陶承的《我的一家》出版后轰动一时，才有人透露她叔叔是陶承的儿子欧阳立安的入党介绍人。何小珍常常嘲笑我的一些行为举动，但没有恶意。
凌土儿的父亲是凌云，公安部副部长，为人善良随和，很少跟同学争吵，也爱踢足球，是姬军的好朋友，我们班的中队旗手，两道杠。
方辛辛的父亲方复生当时任天津市政府外事处处长，是一位资格很老的干部。一九二五年加入共青团，经萧楚女介绍，考入广州黄埔军校四期。一九二六年转为中共党员。毕业后在叶挺部任连长、参谋等职，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后又赴苏联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军事。难怪方辛辛长得有点像俄罗斯人，眼睛发蓝，翘翘鼻子，我能感觉出她对我很友好，但我待她很冷淡。当时，我哪里知道她父亲的资格这么老，还以为她父亲的官儿不大呢。
还有，周正华的父亲韦明是周总理的秘书，跟我同住在复兴门外的国务院宿舍。我父母与她父亲的关系很好。
我对小官儿的孩子，确实有一种轻视。如一位本校老师的女儿，很是天真泼辣，我却看不起她，把她的泼辣视为俗气、爱穿新衣服视为臭美。还有一个男生叫张柯，是新转来的，喜欢唱京戏。我感到他父亲官儿不很大，戏称他为“张科长”，老善意地挖苦他。
我的父亲是九级干部，在同学中不属最高，也不是最低。但自己心中还是暗暗嫌父亲官儿小，一九三〇年入党的，怎么才混个九级？当有同学问我父亲多少级时，我曾说过八级。因为照实说了，我总觉得不如一个中将、上将硬气。在育才这种干部子弟的环境下，潜移默化中我已经懂得虚荣了，以父亲官儿小为耻。但由于说瞎话很累，必须总得记住，不能前后矛盾，让人戳穿了就更丢脸，所以大多数时候，我都老实承认父亲是九级。
我曾特地问过哥哥，爸爸的级别合军队上的几级，够不够得上将军？哥哥告诉我，爸爸的级别大校是绝对够了，少将也差不多够。因为八、九、十级都属于军级干部，军队就有九级的少将，我知道后特别高兴。
有的同学总爱往高了说自己父亲的官儿，明明是个科长却说成处长；明明是处长却说是局长；明明是局长却说是部长。我对这类吹自己老爸官儿大的家伙恨之入骨，虽然自己也偶尔吹过。
老师常常教育我们：育才学校是诞生于延安的干部子弟学校，你们和一般人不一样，你们都是革命的后代，与革命有天然的血缘，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让我们小小年纪就充满使命感，要充当中国革命的栋梁。
许老师对高干孩子和平民孩子绝对不一样，比如，她从来就没有碰过姬军一下，因为报纸上经常出现姬鹏飞的名字。开家长会时更明显。对领导或领导秘书，她点头哈腰、毕恭毕敬；但对普通家长，就不那么鸡啄米一样地点头。她老喜欢挖苦嘲讽桑桂兰像个家庭妇女，暗示桑桂兰的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她受了她母亲的影响。其实桑桂兰的父亲是个参加革命很早的老同志，可能职务不高；她母亲是为了支持她父亲搞革命才失掉了工作的。
那时候，很多高干的孩子根本看不出什么特殊来，穿得破破烂烂。比我大几届的育才校友戍大燕，是他们班上穿得最差的孩子。春游时，天气已经很热，他还光着膀子穿件棉袄，连件衬衣也没有。他的一双布鞋，前面露脚趾头，后面露脚后跟，跟乞丐一样。老师批评他：“你怎么搞的，这么邋遢，你的家长是怎么当的，一点儿不负责任，星期六你让他来找我。”星期六接孩子的时候，戍大燕领着一个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黑棉袄，活脱脱的一个老农民来见老师。这人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对老师说：“我是戍子和，大燕的爸爸，孩子卫生不好，我有责任。”老师愣住了，他知道戍子和是薄一波的助手，财政部第一副部长呀！竟然俭朴得像个老农民。
我潜意识里常常幻想父亲是一个将军，那多威风！很为他只混了一个北京师范大学的头头难为情。母亲写的《青春之歌》里有个小资产阶级主人公林道静让我感到羞耻，母亲的妹妹白杨是个著名的电影演员也让我感到不光彩，因为电影明星等同于资产阶级。谁要在我面前提林道静或白杨，我就气得要命，立刻翻脸。我私下觉得文艺界资产阶级味儿浓，跟她们沾上关系，不如跟红军、八路军沾上关系光荣。
我多么羡慕那些出身于革命军人的小孩儿啊！有一次，母亲带我上街，可能是在阜成门外，碰见了一个育才的同学。我感到特不好意思，赶忙与母亲拉开距离，因为觉得母亲穿着太洋气，跟上海资本家的阔太太一样。她还把头发弄个大疙瘩系在脑后，像个羊尾巴，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大街上，极少见。
父亲原来在国务院二办工作，顶头上司是张际春。可不知为何，却又被调到了北师大当代理书记、副校长，以后是副书记，名次越来越靠后，我真替他憋气。
我和父亲之间虽然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我还是希望他的官儿能再大一点。
父亲从不带我出去串门，似乎是怕我这没礼貌的农村土孩儿丢他的人。父亲能和姐姐小胖长时间地又说又笑、亲亲热热，又上街、又陪客人、又看电影，任凭小胖撒娇，跟他争吵，却很少跟我说过话。记得一个星期天，我爬上一棵海棠树，被洋剌子蛰了，疼得像火烧一样，又哭又喊。父亲在屋里全无反应，结果还是姐姐和老太太跑过来，帮我上了药。父亲对哥哥也很冷淡，哥哥回到家就干活，穿得又破，以至于被邻居认为是父亲的勤务员。
此时，我已不是农村来的小土孩儿了。在育才学校的干部子弟圈子中，我懂得了等级，知道了自己的父母属于司局级干部，父亲坐的车是别克，有时，不知怎的，也能坐上吉姆。当我坐上父亲的吉姆车时，心里非常兴奋，特希望能碰见同学，显一显。
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我看见父亲的请柬是鲜红色的，烫着金，比过去的请柬高级，就以为父亲升官儿了，回学校马上向同学询问，是否副部级的官儿才能拿鲜红色的请柬。答案是肯定的。我心里特别高兴。我很想把这请柬给偷了拿给同学们看看，美一美，无奈父亲保管得很严格，无法下手。
父亲平时很注意不让我有什么特殊化的观念。他认识的大官儿很多，却从不跟我提一下。比如聂荣臻、吕正操、林铁、肖新槐、周彪、周小舟、旷伏兆、罗玉川、刘秉彦等都曾是他晋察冀的老领导。哥哥透露给我，姐姐上华北军区文工团是爸爸给聂荣臻写了信，这让我特激动。啊，爸爸还有这等面子！他自己却从来不说。
每逢过年过节，回学校后听姬军、赖小危等人议论起他们陪父亲一起参加欢庆活动时，我发现父亲却没有参加，又让我痛心父亲官儿还不够大，感觉特沮丧。
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我的个子长高了，胳膊变粗了，走路越发沉稳有力。姑姑从老家捎来的土布衣服我再也不穿了，嫌它太寒酸、太土气。我对待保姆的态度也横了起来。虽然父母一再教育我要尊重保姆、尊重劳动人民，我还是很恶毒地把那个照顾我的老太太给骂走了。原因忘了，反正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我和她争辩起来，她把我说得没了词儿，我却不服气，觉得她不过是一个做饭的，连一个大将的名字都不知道，连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名字都说不上来，就气急败坏地骂：“去你的，滚蛋，你滚蛋！”
自从我们家搬到国务院宿舍后，就住在四楼。父母感到老太太岁数大了，又是一双小脚，天天买菜上下楼不方便，已有辞退之意。所以我这次骂老保姆没有挨父母的说。老奶奶伤心之极，默默流泪，当天晚上就向母亲告辞走了。
我自以为是堂堂的干部子弟，对底层人产生了居高临下的心理。
三十多年过去，这位老奶奶肯定早已不在人世，但她给我洗脸、喂饭、擦屁股、扇扇子、擦鼻涕……我都还依稀记得。尤其那次着火母亲打我，她跑过来拉住了母亲，把我从鸡毛掸子下解救了出来，晚上还轻轻抚摩着我的伤痕，哄我睡觉。
哎呀，我却仗着自己会背一大串中央首长名单，仗着父亲能到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就瞧不起了老奶奶，生生地把她骂走了。
写到这儿，我不得不忏悔两句：这位默默无闻的老奶奶呀，您的姓名，我已经永远不可能知道——只有父母可能会记得，但他们也都已经谢世。如果有天堂的话，我愿意到天堂上找到您，向您深鞠躬、深低头，抚摩着您的老手，当面赔礼道歉。我干了坏事，对不起您。
记得五年级的一个暑假，发生了一件事，我差点送命。
那天，我一个人到西便门外的运河里游泳（在复兴门国务院宿舍的东南方向）。
这条河大约有五十米宽，中间有一长长的人工小岛，最深处能没了我的头顶。河边水浅的地方，聚集着不少光屁股的小孩子，互相打着水仗，扑腾着，但都不敢往深处游。岸边台阶上坐着许多小女孩观看。
我很不甘心是这群缩在岸边嬉闹的小毛孩中的一个，很想在异性面前表现表现，所以一下水就往小岛游去。
我那时能游几十米，反正只要漂在水上就淹不死。快到河中间时，身边人已很少。游着游着，我突生一念，想试试这地方水有多深，就直立水中，水刚刚没了我头顶。待我用力蹬住水底，想再漂起来时，不知何故却漂不起来了，慌忙中喝了口水，又直杵杵地沉下去。我玩儿命地蹬一下，又露出鼻子，赶紧吸了一口气又沉了下去。我拼命踩水，希望能把身体横在水上，可身体却像一个鱼漂老竖着，无法横起来。脑袋露一下沉下去，又露一下，又沉下去，连着喝了几口水。我害怕极了，双脚双手乱蹬乱划，这样一浮一沉地持续了几十秒种。耳朵里还能隐隐约约听到四周孩子们的嬉笑声……一个念头在脑子里闪了一下：我要淹死了！
这时一个比我大的孩子若无其事地游到我身边。绝望中，我低声地向他喊道：“救救我，救救我！”我不好意思大声喊，生怕让岸边众多的孩子们听见。但这小子一点儿反应没有，继续游着，渐渐离我而去。他可能没听见，也可能以为我是装的。
嘿呀，碰了一个钉子，我等于白喊了这句求救的话！
现在这块水面上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周围孩子们在炎热的太阳下，高兴地扎着猛子，大声打闹说笑，谁也没发现我正在默默和死神搏斗。
此地距离岸边可能有二十来米。幸亏水只刚好没了我的头顶，踏着脚尖还能够着河底儿，使劲蹬一下就能露出鼻子吸口气，不致马上完蛋。我两臂拼命舞动、两脚拼命乱蹬，再也不喊救命，闷头独自挣扎。被碰了钉子后，淹死也不求救了！我觉得喊救命就是怕死，怕死就要被其他小孩讥笑，不但不管你，还鄙视你，我不能丢这个脸。
只要趴在水上，我就可以游，现在的关键是我的身体横不起来。我扬着头，努力使身体向前倾斜，又喝了一两口水，还是浮不起来，眼看真就要淹死了。但我求生的念头太强烈了，不甘心在众目睽睽之下踹腿儿，我拼着最后的力气垂死挣扎，奇迹却突然发生了——无意中，我身体就斜了起来，趴着漂上了水面。
有救了！太好了！我死不了了！我激动万分，赶忙用狗刨儿游到了岸边，气喘吁吁地坐到岸上。过了很长时间，心脏还怦怦地剧烈跳动，耳朵还轰隆隆响。这生死的搏斗，只有自己知道。如果那地方再深一点，肯定淹死。
河边光屁股的小孩儿兴奋地嘶喊着，白花花的肉在阳光下闪着光。四周一帮一帮的中小学生穿着游泳裤，来来去去，却没一个人注意到我，包括许多女孩。那是七月的下午两三点钟，我呆呆地坐在岸边，无论太阳怎么晒，天气怎么酷热，也驱散不了死神的寒冷威慑，我再也没勇气下水了。
望着绿波荡漾的水面，我无限留恋人生，庆幸自己终于从死亡的边缘上活着回来。我也不明白自己当着那些不认识的小丫头臭显有什么用？旱鸭子就旱鸭子了。
我整整坐了一下午，惊魂未定。
回家后，也没敢告诉父母这次濒临死亡的遭遇，不好意思说。
到二〇一〇年为止，这是我一辈子唯一的一次喊救命，还不被人理睬。
小学阶段，我因为淘气与死神擦肩而过就这么一次。可能是上帝惩罚我骂走了一位养育过我的善良老人。
我永远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身世以及她后来的结局，甚至也永远不知道她的长相，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永远有她模糊的影子。当我离开农村，来到北京的深宅大院时，这位小脚老太太给了我母亲般的关爱。最后，我却骂走了她。
英雄梦
童年是伴随着热情又美丽的歌声度过的。每逢哼起当时的歌，我就想起了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那正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岁月，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对小孩子来说，每个运动都非常好玩儿。比如大炼钢铁、除四害都令我们好奇神往，非常有意思。
那个年代好听的歌曲特别多。《红领巾之歌》是其中一首，在我们北京的小学生中特别流行：我们的旗帜火一样红，星星和火把指明前程，共产党，毛主席指引着我们，召唤我们走向幸福的人生。我们手牵着手，我们肩并着肩，我们向前，我们向前，我们向前……
还有一首《金色的童年》，调子舒缓悠扬，非常优美：穿上美丽的衣裳，系上鲜艳的领巾，我们来到了花园，快乐的跳舞歌唱。谁给我金色的童年，谁抚育我们成长，少先队员都知道是毛主席和共产党。……
这些歌声经常回荡在苍松古柏林立的育才校园之中。在其沐浴下，我们对歌词里的话深信不疑，把毛主席看成党的化身、中国人民的救星、千年不遇的神明。
当时广州有一个叫向秀丽的女工人，为抢救国家财产奋勇救火牺牲，报纸广播大张旗鼓地宣传，她的事迹被印成了小册子，人手一册；四川农村的少先队员刘文学也成了全国少年儿童的榜样，一段时间，我们成天挺着脖子唱歌颂刘文学的歌子。他小小年纪敢与老地主斗争的勇敢精神，引诱着我也总想抓个坏蛋，然后全国出名。
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外面凛寒刺骨，我们下了晚自习后，回到宿舍洗漱铺床，准备睡觉。因为刚看完一本苏联小学生抓特务的书，我也跃跃欲试，想抓一个特务，以改变自己的处境——若能抓到一个特务，我肯定会受到学校的表扬，肯定就能入队。多棒啊，脖子戴上红领巾，父母和同学们也都会刮目相看，自己不再是落后分子，栗山岩可能会跟自己重归于好……但哪里最可能有特务呢？我觉得是学校的西北角，被称为鹿圈的地方。这片荒地很偏僻，人迹罕至，便于特务接头。所以我老爱到这块没人去的角落巡视，希望能碰上一个坏人，然后被我抓住。
一天下午，我发现这儿的一间无人居住的小屋地上有一个烟头，墙上还有一个新画的箭头，我马上怀疑是特务留下来的暗号——或许今天晚上，特务就会来这里秘密接头？
《铁木儿和他的伙伴们》里的小孩儿就是在荒地里发现了一个犯罪集团的。下了晚自习后，我鼓起勇气，冒着严寒和黑暗，又到了那片荒地附近转悠，躲在一棵大柏树后，认真地监视着那间神秘小屋。但毫无结果，根本没人来。隆冬夜晚，干冷干冷，最后冻得我受不了，就跑回了宿舍。一进门我就按捺不住，得意扬扬地向同学们炫耀：“我刚才去了鹿圈，一个人去的。”颇为自豪。
很多同学白天都不敢到那儿。大炼钢铁时，这地方曾盖起过好几座小高炉，以后废弃了，断壁残垣，荒草丛生，里面还有坟地，发现过死人骨头。
还是宿舍里暖和，我脱了衣服，钻进被窝，听着同学们的聊天，等待着熄灯睡觉。这时候，许老师突然来到宿舍巡视。有一个跟我吵过架的班干部把我去鹿圈的事偷偷汇报了。因学校有纪律，下晚自习后必须回宿舍，不许乱窜。许老师大怒，猛地掀开我被子，让我穿上衣服，站在宿舍中央。当着众同学面质问：“你刚才干嘛去了？”
我立正站着，不知是害怕还是冷，全身打着哆嗦，结结巴巴地说：“去，去鹿圈了。”
“你为什么破坏纪律，到那儿去？”
“白天，我发现那儿的一间小屋墙上画着一个箭头，地上还有新烟头，怀疑可能是特务留下的。下晚自习后，就到那个地方去了，想看看有没有特务。”
许老师非但没有表扬我的革命警惕性，反对我吼道：“好，你再给我去一趟。”
我低着头，听着外面的北风凄叫，没有动作。
“走啊！你去啊！你现在就去！”她用力推着我，像猫玩儿老鼠。
外面虽然寒冷，却比许老师的狰狞面孔好受。我犹豫片刻，一咬牙，硬着头皮走向门口。当时我披着棉袄，只穿着衬裤，正要出门时，许老师又一把揪住我，顺势狠拧一下：“你到哪儿去！”她眼睛瞪得跟猫头鹰眼一样圆，冷酷无情。
我站住了。
“哼，你再不守纪律，就把你揪到同学面前，公开做检查！”
许老师的这番话，比外面的寒风还凛寒刺骨。我已被示过一次众了，给吓破了胆。正不知所措时，许老师低声说：“哼，睡觉去吧。下次，绝不原谅！”
许老师的主意多变，一会儿一个样。
小学时，对我影响最大的几部电影是《钢铁战士》《董存瑞》《从小培养勇敢精神》、《保尔·柯察金》。那时打仗的电影占一多半，看完了，我就特别神往打仗。
我有一个毛病：非常容易被感染。每逢看完一个电影后，我都完全相信它是真的，长时间没心情说话，沉浸在电影里面。
《钢铁战士》使我感到穿褴褛衣服的战士特别坚强，怎么打也不会当叛徒。《董存瑞》让我备受鼓舞，因为年轻的董存瑞也常跟别人吵嘴，闹不团结，小毛病不少。《从小培养勇敢精神》是苏联电影，讲一个革命者的小孩儿，在父亲被沙皇处决后，寻找红军的故事。当一个白匪小孩儿趁他睡觉妄图打死他时，父亲被捕前送给他的一把手枪发挥了威力。这支手枪的意义，给我印象极深，与我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有着最直接的关系。电影开始时，是一群小孩儿在水塘里胡乱打水仗，水花四溅。它让我想起了我和同学们在沙坑里一对对骑马鏖战的情景，同样混乱，同样尘沙四起。
而电影《保尔·柯察金》影响了我终生，我看了足有三四遍，喜欢得要命。我觉得世界上最美的人就是战士，保尔一生就是战士的一生，也没当过多大的官儿。他对我的打架嗜好是一个大大的鼓励。电影头一个镜头就是朱赫来教保尔打拳，一拳就把保尔打了一个跟斗。美丽的冬妮娅就是看到他把恶少维克多打倒在河里后，才对他产生好感的。
北京公演《保尔·柯察金》的时候，正是冬天。我和同学们常常在下课之后，冒着寒风，向宿舍跑去。我们学着保尔骑马冲锋的样子，一手挽着缰绳，一手挥着马刀，一蹿一蹿地狂奔，高唱着电影里的主题歌：仇恨的旋风在头上怒号，黑暗的势力还在喧嚣，我们和敌人做决死的战斗，谁胜谁负等待我们答复。我们的斗争，神圣而正义，前进向前进，工人兄弟，我们的斗争是神圣而正义，前进向前进，工人兄弟。……
这首歌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它使人在唱着时非挺起胸膛不可，多冷也不怕。我乱吼了一番后，缩着的脖子就伸直了，寒风钻进肉里也不觉得冷了，许老师暗暗拧人的可怕魔影，生活老师罚站，不让睡觉的痛苦……全都烟消云散了，还觉得自己浑身是劲儿，很想找个坏蛋杀一番。
我经常一边奔跑着，一边高举右臂，挥舞着无形的军刀，一刀一刀用力地劈着看不见的敌人。但劈空气实在不如劈真正的人有刺激。一次，我看见前面走着几个外班同学，其中最边上的叫徐雁山，头戴棉帽。我举着胳膊吼着：“杀呀！”边吼边砍着冲到他身旁，热血涌上心头，右手做劈刀状，用力挥下去，一下就把他的棉帽劈落地，我心花怒放，继续骑马飞跑。这同学急了，破口大骂，玩儿命追我，但我跑得飞快，他追了一会儿也没追上。印象里，这是我有数的赤裸裸欺负别人的举动。因为，我太想体会保尔杀白匪的味道了，手脚痒痒，实在控制不住自己。
学校离天桥很近。我在星期六下午回家前，常常先去天桥看摔跤。受《董存瑞》电影的影响，我也很想学会摔跤。当初董存瑞参军时，因年龄小不要。他就靠跟一个战士摔跤赢了，才获批准。
天桥跤场的四周围着白布。进去后，跤手互相对骂的时候比真摔的时候要长得多。摔一会儿，一个端大铜盘的人就向观众收钱，一般一次给二分钱。天桥的宝三摔跤闻名，但他并不是场场都摔，经常是他的徒弟们摔。那些跤手们都穿着肥大的黑色灯笼裤，彼此嘲笑辱骂。他们摔得极漂亮，令人眼花缭乱。背挎、揣、人干净利索，能把人摔飞了起来。后来当我练摔跤时，才明白天桥摔跤是表演，有一个是故意让着，才能摔得那么漂亮。他们恶言相对，是为了在观众面前装成是仇人，掩饰彼此早有默契。
我对于他们有一种本能的瞧不起，觉得这些天桥摔跤的地痞味儿太浓，说话庸俗、油里油气，都是一些市井小民。我暗暗立下志向，要把摔跤练好，镇住这些北京痞子，为革命干部子弟争光。
一个天桥，一个电影《董存瑞》，使我对摔跤有了浓厚的兴趣。
可能是受母亲的遗传，我情感丰富，每次看完电影后，不管中国的、外国的、打仗的、不打仗的，都被感动得要命，都要久久地沉浸在里面。从电影院里走出来后，我谁都不答理，特恨自己又回到了这个平平凡凡的世界。我真希望自己永远生活在电影里。如此的容易被感动，使每一部电影都能征服我。
《董存瑞》电影我也看了三四遍，每一次都看得热血沸腾。尤其董存瑞是我们河北人，让我引以为荣。记得我已经五年级了，还在家里满地滚爬，玩炸碉堡的游戏：
用绳子把枕头捆成个炸药包形状，嘴里学着“突突突”的枪声，趴在地上开始向饭桌运动。突然被一颗子弹打中，我装成受伤的样子，咬紧牙关，模仿董存瑞，继续缓慢地向前爬。终于爬到了敌人碉堡——桌子下面……这时，嘴里又学着冲锋号的声音，我把枕头炸药包顶住桌子，用手举着，半蹲在桌子底下，睁大眼睛使劲喊：“为了新中国，冲啊！”接着，嘴里发出“轰”的一声，自己倒在地上。
这样的模仿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每次玩得都完全投入、全神贯注、那么上瘾，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玩儿，自己常被自己的表演感动得热泪汪汪。有一次母亲发现我在地上爬，气得大骂：“你干什么呢？这么大了，还老在地上爬，像话吗？一点儿也不心疼衣服。衣服磨破了，谁给你买？”
我赶紧站起来，不敢说自己正在向董存瑞学习。
《保尔·柯察金》的电影我百看不厌。在拥挤的火车上，保尔把丽达从窗户里抱进来，靠的就是拳头和枪。他把纨绔子弟维克多打到河里的一段最精彩。这场面给了我许多影响和启示。我本来就渴望学会打架，保卫自己，现在更知道了会打架的价值。美丽高贵的冬妮娅就是因为保尔会打架才跟他好的。
保尔·柯察金与朱赫来练拳击的场面也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在美国的时候，每星期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是Tuesday fight（星期二拳斗）。我琢磨打架窍门要比学算术、语文用心得多，很小就偷哥哥的武术书看，还买过《拳击》、《中国式摔跤》等书。保尔生病了，饥寒交迫之中还坚持出工、拼命苦干，曾是我在内蒙兵团劳动时的楷模。
电影、书籍、报纸、广播里的英雄事迹让我目不暇接，个个英雄都巍若泰山，让我敬佩得要命。英雄，英雄，英雄，我的脑子里成天就是这些英雄的影子。
《从小培养勇敢精神》也是一部对自己有终生影响的电影。育才学校没有水塘，无法模仿打水仗，只有当下了大雨后，我才有机会跑到积水里乱蹚，噼哩啪啦地使劲儿踢水、转着圈来回跑。故意溅起大片大片的水花，再现着电影里的画面。嘴里还激动地叫唤，用拳头打着无形的对手。有时还成心趴在水里，让自己的衣服湿透，沾满泥巴汤，觉得这非常了不起。
班里有的女生，娇了吧唧，衣服上沾了一个小泥点儿，有一个小褶皱都*不能忍受，愁眉苦脸的。而我多英勇，敢把干干净净的衣服糊上大片大片的泥巴。
对于一个小孩子，模仿一下自己所喜欢的电影故事，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细节，也舒服开心，仿佛真的走进了那个传奇壮烈的世界里，美妙无比。
看了小说《红军不怕远征难》后，我也学红军吃草根、树皮、小昆虫。当然，这都要让同学们看到，不能埋没了自己的勇敢。只有让他们亲眼目睹，才能证明自己没有吹牛。
母亲的《志愿军英雄传》三大本红皮书，我不知读了多少遍，也玩了不知多少遍黄继光堵枪眼、杨根思抱炸药包、孙占元坚守阵地的游戏。我特爱趴在地上，端着机枪突突突地打，脑子里想象着大片大片的美国鬼子倒在我面前……嘴里突突突地叫着，给自己配着乐，身上的血被自己的声音刺激得直发热。嗓子喊哑，还突突突地叫，吼一个钟头也不觉得腻。
当时还流行一本《方志敏战斗的一生》，我百看不厌。方志敏那段关于艰苦朴素的话，我也背得滚瓜烂熟：为了阶级和民族的解放……我毫不稀罕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栗和菜根！不希罕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猪栏狗巢似的住所！不希罕闲逸，宁愿一天做十六点钟的苦工！不希罕富裕，宁愿困穷……
这话说得真棒！有它作鼓舞，我更爱穿破衣服，鄙弃享乐，以苦为荣。
记得某个星期六放学回家，路过菜市口时，我特地去菜市口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这本书是红色封面，正中有一个金黄色的镰刀斧头图案，作者好像是艾思奇。那个男售货员很吃惊地看着我买这本书。他哪里知道我这十二岁的小毛孩儿是迷上了方志敏，对方志敏宁死不屈，从容献身的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虽然在全班最落后，功课门门三分，连少先队也入不了，却奢望着成为方志敏那样的共产党员。
英雄就是不怕死的人。我却非常怕死。想起了那次游泳快要淹死时的情景，我就惭愧，还喊了救命，多可耻啊！不堪回首。我一定要锻炼自己不怕死。
下课后，我喜欢到学校西北角的荒草丛中逮大蚂蚱，就是晚上去抓特务的那个地方。那地方很荒凉。一天，我在乱草中无意地发现了一个骷髅头。这是我毕生头一次看见死人骨头，充满了恐惧和好奇。它的样子很可怕，白灿灿的，上面沾着不少泥土，正中有两个很大的黑窟窿，鼻梁处也是一个黑洞，牙齿跟野兽一样，长长的，极狰狞。我猛然觉得，我应该把这个骷髅头拿回宿舍，放到床头，向同学们表现一下自己的勇敢。哼，别看我入不了队，但我不怕骷髅头。
我将它拿到洗脸房，用自来水冲得干干净净的，之后就将它带回了宿舍，放到自己枕头旁。还好，它没有一点臭味儿。
我自己心里也感觉别扭，很不喜欢它，有点望而生畏。但要锻炼不怕死，就得锻炼不怕死人。我们的革命烈士死后就会变成这样，我怎能怕它呢？我自己皮肉下面的骨头架子也是这个样子的，有什么可怕的呢？我鼓励着自己，把脸颊贴着它，还给它放进自己的被窝里……
全校同学里，估计没人敢把骷髅头放在床头，与它耳鬓厮磨、同衾共枕。一想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我就好不得意。
它在枕头旁边，陪我一起睡了若干天。哈哈！落后生也不是事事都落后。我的功课虽比不过别人，我虽入不了队，但在和骷髅头睡觉方面，却无人比得过我。这让我非常地沾沾自喜，好像自己干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
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生活老师那里。生活老师姓田，瘦高个儿，三十多岁，有着一对机警的眼睛，身上衣服洗得一尘不染，床铺也叠得整整齐齐的。这老师虽然不拧你、不掐你，但也特厉害。他治人的法子就是晚上罚站，不让你睡觉，没有一个小孩儿能挺住。他把我叫到他宿舍，严肃质问：“你为什么把那个东西带到宿舍？”
我小声回答：“为了练胆儿。”
“胡闹！马上把它给我拿走，从哪儿拿的，放回哪儿去。要是传染上病，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说不定，它还是一个革命烈士呢。”
“你少废话，马上拿走！”
我不敢和田老师顶嘴，害怕他熬鹰一样地熬你，困得站不住了，也不放你回去睡。我只好回宿舍抱起骷髅头，乖乖地送到学校西北角的荒地。唉，骷髅头被我洗得干干净净，一点儿也不影响卫生。很不明白，生活老师为什么这样不喜欢它，弄不好这真是一个革命烈士的遗骨呢！我悒悒不乐地想。
自然，把骷髅头放在床头也消灭不了自己怕死的思想。玩儿打仗游戏时，最希望的是自己不要死，各式各样的敌人都打不过我，千万不能牺牲。否则就没法去沙坑里背着别人，横冲直撞，所向披靡，当全班骑马打仗第一了。
看了电影《上甘岭》后，我还知道了在关键时刻，必须什么水都能喝，泥水也得敢喝。我试着往半碗水里放了一把土，喝了一点点，觉得不过如此，很是自豪地向同学们炫耀。老入不了少先队的学生也就只有用这个来表现自己的价值了。好像是肖继民同学不相信，问我敢不敢喝他的洗脚水，我也硬着头皮端起他的洗脚盆，咕咚咚地喝了好几口。
电影里的英雄都特横眉怒目，我以为很美。照相时，我也都是横眉怒目，见女生横眉怒目，见父母时也横眉怒目，以为自己这个样子最好看、最有魅力、最男子汉。所以后来，我喜欢谁时对谁就总是横眉怒目。我的课本和笔记本上，画满了革命烈士的头像，也全都是金刚怒目的样子，脸上绝没有一丝笑容。因为在我印象中的英雄都特严肃，而一笑就不庄严、不神圣、不好看了。
有的同学见我一穿新衣服就不自在，宁肯往墙上蹭，很不理解，说我傻。他们不知道电影《坚守要塞》里那个穿破烂军服的苏联红军战士是多么光辉灿烂！我就希望自己是那个样子，越脏越好，越破越好，那是光荣，那是战士的痕迹。而且，我听到有人说我傻，心里还甜丝丝的。
这也是我的一个毛病：不喜欢别人夸我聪明。因为我觉得英雄都有点傻，太聪明的人当不了英雄。董存瑞把自己炸了一个粉身碎骨，难道不傻吗？有大傻气，才能当大英雄。刘文学不管那闲事，可能活七八十岁，但他与老地主战斗，只十四岁就死了，也有点儿傻。
我为什么那么想当英雄呢？
已经都五年级了，我还是全班公认的落后生，连少先队也入不了，自尊心实在难受。我以为当了英雄，连党都能入，少先队自然更不在话下了。每逢过队日，自己一人被迫孤零零在校园里徘徊时，心中就愤愤不平，暗想我虽入不了队，但也能在战场上当英雄！早晚有一天，我要让许老师知道，她不让我入队是多么的错误。
一班的那个短发的小女生的影子，还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了英雄，她可能就会注意到我、喜欢我，就会跟我说话了。现在，她可能都不知道二班有我这么一个人。
最后一个入队
我跟同学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貌取人，长得像好人的就信任，就接近；长得像坏蛋的就戒备，就怀有敌意。
一个姓刘的同学，鼻孔有些朝天，很像电影里的日本翻译官，一旦他招惹了自己，我就反唇相讥，骂他是金丝猴儿；另外一个同学，脸上有疙瘩，让人联想到屠夫，吵急了就骂他癞蛤蟆、刽子手。李振学是个尖鼻头，我就断定他心眼儿也奸，一直对他冷冰冰的。
由于自己跟谁不好，马上就在表情上流露出来，一点儿也不会隐藏克制，所以我总是三天两头就跟同学吵嘴，甚至打架。
我嘴巴很笨，吵架能力低下，跟人吵几句就没了词儿；平日还马马虎虎，从不记别人干过的坏事，一跟人吵就无短可揭，缺少致命武器——嘴皮子不行，就用拳头弥补。我跟人吵不过，就爱动手，脑袋上的疤瘌于是就更多了。
我总在沙坑里玩骑马打仗，这很锻炼身体。我喜欢当马，让同学们骑。背着一个人踩着软软的沙子，再跟对手们厮杀，搅成一团，特练腿劲儿。时间久了，我的体力和耐力越来越好。我的打架水平也见长，经常是胜多负少，也不再怵高年级的了。
班里的弱小同学开始向我靠拢，想跟我好，换取保护。李振学就是一例。他个子又矮又瘦，是个朝鲜族人，有一段时间待我特别热情，我到哪儿他到哪儿。我陶醉在自己也有了跟屁虫的自豪感里，对他随意指挥、训斥。记得有一次曾命令他到宿舍外面站着，考验他坚强不坚强、对我忠诚不忠诚。因为他长得有点像特务，我对他总不放心。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他为了表示自己不是孬种，就果真站在寒风中一动不动，结果把他冻得四肢冰冷、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最后是生活老师救了他，还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之后，可能是我的霸道伤了他的心，他又渐渐与我疏远了。
我有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的毛病。我恨上一个人，总是不择手段地对待他。记得有一次，我跟肖继民吵架。他喜欢看书，能绘声绘色地跟同学们复述《烈火金刚》《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等长篇小说。嘴巴比我能说。我吵不过他，就恼羞成怒，与他打了起来，但好像又被人劝住。他离开宿舍后，我余怒未消，就抱起他的被子跑到厕所，扔到尿池子里，还在上面踩了几脚。
在本班里，论打架，除了赖小危，我没有对手，所以就非常狂妄。
我和赖小危一直不和。他个子比我高，体重比我重，脑袋比我大，手指头也比我粗。他也喜欢看武侠小说，喜欢琢磨打架窍门儿，从不服我，我也不服他。我明白如果要是能打过他，我就是全班的打架第一了，我非常垂涎这个头衔。他又高又壮，身上老有一股汗味儿，群众关系不像姬军那么好。父亲赖际发虽然是一个部长，资格很老，却不如姬鹏飞出名。许老师不喜欢他，常把他挖苦得灰灰溜溜的。
记得有一次赖小危犯了一点儿小毛病，生怕许老师收拾他，赶忙来到教室主动地打扫教室、擦黑板，干得满头大汗的，希望能将功赎罪。但是许老师一点儿也不原谅他，当众揭露他：“哼，赖小危，我告诉你，你再扫地、再擦黑板也没用，该批评还是要批评！你干好事是假，伪装是真，妄想逃避批评，可你打错了算盘！”
许老师的锐利眼光和刻毒言语，让我为之震动，竟可怜起这个自己的打架对手来。
我们打架的具体原因早已忘记了。可能也是赖小危的嘴巴比我会骂人，把我骂急了。这一架是在南楼食堂门口开战的，打得不分胜负。他把我鼻子抠破了一长道儿，像一个感叹号；我揪着他头发，把他压弯了腰……这样僵持了半天，我们都很悲壮地屹立在食堂台阶上，有近百名同学围观。
我很满足。能和赖小危打平，班里就没人再能打过我了。鼻梁上的这个感叹号成为我打架史上的一个标记，存在了许多年。
我觉得只有会打架才能成为一名好战士。
现在，我不再怕五班的邓东进了。他仗着自己是邓中夏的亲戚、烈士子弟，身高块儿大，把谁也不放在眼里。一次，他欺负我们班的林小平，我上去打抱不平。先互相撞膀子，力度一次比一次大，撞最后一下时，我使尽了全身之力，目光变凶，准备上拳头，可邓东进却没敢开打。或许他已在沙坑里领教了我的威力；或许我跟赖小危打成平手的事实，让他产生了畏惧，知道我的打架水平已经有了显著的提升；或许也是因为我打架擅长揪头发，而他正好是留着长头发，很容易被揪住。总之，他表情温和，若无其事地结束了撞膀子，从此也不再欺凌我们班的弱小同学。
四年级时，全班就只有两个不是少先队员：一个是我，一个是赵石垣。赵石垣外号“赵屎蛋”，跟我一样淘气，缺少自制力。他敢公开唱黄色歌曲，跟头小野猪一样没脑子，会无缘无故地用棍子捅碎窗户玻璃听响儿。但他不像我这么渴望入队，当个非队员无所谓，所以也就没我这么痛苦。
后来，赵石垣转学走了，全班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不是少先队员了。
不知为什么，许老师就是不让我入队。尽管我那么革命，爱模仿英雄，穿得破，不怕脏，对一个个革命先烈都崇敬得五体投地，却老也入不了队。
看了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后，我也开始锻炼自己吞咽文件的能力，以便不让敌人拿到。我先从笔记本上撕下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然后揉成一团，放到嘴里，嚼烂吃掉。这很好学，我吞了许多个纸条。多年后，霍小华说，她曾跟我同桌，目睹过我吞纸条。那时候，同学们对每一个练习本都很珍惜，我却把崭新的练习本撕成条儿吃掉，吃了差不多一个练习本的纸条！
我对革命烈士这么有感情，这么下工夫学习他们，可许老师却还是不让我入队！
暑假前，学校要派一部分同学参加北京市少年宫举办的夏令营，从来就没我的份儿。先农坛体育场有什么大型活动，要选派代表参加，也绝轮不到我。班里提名表扬名单，评比什么先进，更永远不要指望有我。
我的功课太差，成绩都是三分，只有体育是五分；卫生太差，生活老师三天两头向班主任告状我不洗脚，不洗澡，口袋里塞着有臭味儿的萤火虫、死蚂蚱；纪律也太差，许老师一不在，就本性毕露，爬树翻墙，用小刀把课桌划得伤痕累累；和同学团结太差，今天跟这个吵，明天跟那个不说话。
我以敢破坏纪律、偷偷喝凉水为荣。我下课后不做作业，喜欢到野地里疯跑，抓蚂蚱，捅马蜂窝；哪怕是大热天，脱了上衣包住脑袋，跪在沙坑里修暗堡、挖陷阱，也比坐在教室里复习功课有意思，
我的语文、算术课本不到期末，就变成了一团毛卷卷的烂纸。我的字也特别丑，好似癞蛤蟆身上的疙瘩，软绵绵的，没有一点骨头。
但小孩的自尊心都很强，我望着别人戴着红领巾羡慕极了，特别是每当少先队员过队日时，我就得离开教室，自己找地方待着。这是最痛苦的时刻，我感到自己低人一等，受到侮辱，发疯般地想入队，想和大家平起平坐。我差不多每一学期都写一份入队申请书，却总是碰钉子。
同学李自卫最知道我的心理，他每逢和我吵架时，对我最致命的杀伤不是说脏话，而是嘲笑我：“你入不了队，你就是入不了队！你永远入不了队！”
这话比骂我妈、骂我奶奶还刺我的心。每逢此时，我都气得全身哆嗦，马上扑将过去。但他早有防备，骂完后，撒丫子就跑。
越入不了队，我还越想入。因为不是少先队员，要被人瞧不起，跟人吵架时，常被奚落，参加什么活动也轮不到自己。
为了过过当少先队员的瘾，自己在家里偷偷戴过姐姐的红领巾。记得一年暑假，我还戴着姐姐的旧红领巾去景山公园玩。脖子上一戴红领巾，顿觉自己高大了一块，不再是坏学生。见了其他小孩也不再自卑，神气活现，俨然以少年先锋自居，美得不知姓什么。我挺着胸脯，雄赳气昂，满像一回事，可谁也不知道我这个少先队员是假的、伪装的。
只要一开家长会，许老师就向父母告状，说我的坏话。父亲知道后，不管是不管，一管就大打出手。记得有一年放假，我因为期末考试不好，引起父母大发雷霆。
母亲说：“你怎么是罐里的王八越长越抽抽？老马，把他关小屋里，让他反省。”
父亲就把我关到对面单元的厨房里。因为家里住两个单元，这个厨房就成了库房。
听到外面哗啦啦的锁门声，我知道自己丧失了自由。为消磨时间，就在库房里乱翻东西。到了晚上，父亲下班回来。母亲认为我态度不好，就对父亲说：“老马，这孩子越来越野，不听大人的话，给他两下！”
父亲瞪着我吼道：“撅起来！”
我哽咽着，无可奈何地撅起自己的屁股。
父亲抡圆了胳膊，狠狠地打了我屁股一下，我都被打歪了身体。
“撅好了！”
我只好向前深弯着腰，又把屁股挺起来，对向父亲。父亲又狠狠地打了一下。母亲在旁边呵斥：“这么不听话！真气死我了！再狠揍他几下。”
我哀求着，哭喊着，却无济于事。父亲一边打一边吼：“你成天都想什么呢？不好好用功！”母亲气冲冲地说：“你再不努力学习，就把你扔到大街上，送给捡破烂的！”
父亲打完后，要我写检查，反省这学期所犯的各种错误，还要制订下学期的进步计划。我只好噙着泪写，但哭喊一阵儿后，特别困，写了几个字后，我就睡着了。
过了几个钟头，父亲走到我住的屋里，看我就写了这么一点点，气得又打了我脑袋一下。他下手很重，常打得我眼冒金星，耳朵轰轰响，什么也听不见。
有一段时间，奶奶也住在北京。一次父亲打我时，奶奶拦住父亲，用自己的身体护着我。但父亲为了打我，竞把奶奶推倒在地。事后，奶奶伤心地哭了半天，死活要回老家。母亲劝了好长时间，替父亲辩解。但奶奶最终还是回到了老家，几年后病死在了那里。死的时候，父亲因工作繁忙也没回家去看望一下。
还有一次，父母带小胖去看话剧，本来说让我也去，后来临时又决定不让我去了。他们走后，我委屈地哭起来，这时父亲可能落了东西，又返回了家，看见我哭，上来就抽了我一个大耳光。多少年过去了，父亲这次打我，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相信自己长大后迷信武力与父亲爱动手打人，自己童年频频挨打肯定有关。
父亲有一把左轮手枪，瓦蓝瓦蓝的，小时候我曾看见过他用绸子擦，上育才后却再也没见他拿出来过，肯定是藏起来了。但他的子弹却放在一个书柜下面的小木盒里，被我发现，偷了十几发。看了《把一切献给党》后，我对军火很有兴趣。我把这些子弹用水泡在瓶子里，过了一段时间，再拧下弹头，将火药倒出来点着，火药哧哧燃烧发亮，像焰火一样，很好玩儿。自然也带到学校偷偷向几个同学臭显过。
这些子弹，后来都被我玩儿丢了，到文化大革命时，父亲却为此倒了大霉。
我淘气是因为不喜欢学习、不喜欢上课，只喜欢在沙坑里玩骑马打仗，喜欢到野地里抓大蚂蚱，喜欢到天桥看摔跤，仰慕红军、八路军的战斗生活……反正我将来当解放军，学习不好也能当英雄。
六年级时换了班主任，终于结束了许老师对我们班的铁腕统治。
这几年，班里先后有好几个孩子转学，都因为不堪忍受许老师的严酷管教。她就是我们班的毛主席，说一不二、为所欲为，靠女人的拧、掐、揪建立了她的绝对权威。全班同学被她修理得温温顺顺的，见了她就像小蛤蟆见了大蛇，骨头都瘫软了，跑都不敢跑。
全班唯有王春雷敢跟许老师顶撞，被掐被拧的次数最多。他曾为躲避许老师追赶，紧急中躲到男厕所里，可许老师照样冲进男厕所把他揪出来，又扭又撕，咆哮道：“哼，王春雷，你以为跑到男厕所就不敢抓你了吗？！”
我们都害怕之极，徐老师整同学毫无顾忌，男厕所也敢闯！小胳膊斗不过大腿，勇敢无畏的王春雷最后还是低下了头，在全班同学面前一字一字地念了自己的检查。过一段时间，这小孩子转学了，无声无息地在这所学校消失。
总讥笑我入不了队的李自卫后来也转学了。他是烈士子弟、少先队小队长，临走时偷偷对同学说：“我转学就是为了离开许老师，一见她瞪眼，腿肚子就要抽筋，晚上就做噩梦。”其实，许老师对他还算是不错的。
新来的班主任宋老师清秀娴雅，眼睛有棱有角，非常漂亮。她三十多岁，性情温和，宽厚慈祥，身体单薄。同学们再调皮，她也决不会把同学拉出教室，更没扭过、掐过、撕过我们身体。
因为宋老师跟我说话时轻声细语，从不瞪眼，总面带微笑，我很受感动，不忍再淘气，就有了一点点的进步。可时间长了，我又管不住自己了，上课时仍旧玩儿东西，不注意听讲，并欺软怕硬，在背后议论过宋老师。我崇拜英雄，赞美英雄，对平平凡凡、身体病弱的宋老师不大当回事，把她对我苦口婆心的教育和关怀感化说成是“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还讥笑宋老师家就住那么一间小房，里面堆满了瓶瓶罐罐，像一个小市民（小市民这词儿是我从小胖姐姐处学来的），流露出了干部子弟生活阔绰的优越感。夏天，看见宋老师穿一件浅蓝色旗袍，我就对同学说她是“小资产阶级臭美”。受电影影响，我以为只有国民党的官太太才穿旗袍。
宋老师听说这些后一点儿也没整我，照旧关心体贴我，以德报怨。她送给我一个很漂亮的日记本，精装的，让我好好记日记。她还送给过我铅笔盒、尺子等物品，鼓励我进步。比较起许老师来，她美丽的眼睛是那么仁慈、善良，从没闪过一丝丝凶光。被宋老师以德报怨了几次后，我感到再闹就实在是对不起宋老师，猪狗不如了，开始有所收敛，不好意思再淘气了。别看宋老师身体较弱，相貌慈祥，却对我有一种无形的威慑力，我从心里服了她，不忍犯错误、不忍伤她的心。而许老师却完全靠暴力、靠凶恶震慑住了我，压而不服，她一不在我就继续淘气。
因群众关系不好，中队干部一讨论我的入队问题就不同意。入不了队就矮人一等，就是全班的垫底儿、第一落后。每逢跟别人吵架时，只要对方挖苦我连个少先队也入不了，我就卡壳了，无言以对，被最狠毒地杀伤。
我整天梦寐以求的就是入队，挖空心思地想入队。
宋老师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小学临毕业前，她终于说服了中队干部，让我入了队。她明知我不止一次地背后说她穿旗袍是“小资产阶级臭美”，还替我说话。
那天下午在教室里举行了我的入队仪式。课桌全摆放到教室墙根，中间腾出一块空地。全班同学穿得整整齐齐，戴着红领巾排成字队形。出旗，敬礼，敲鼓，唱少先队队歌……土儿是旗手，端着鲜艳的红旗，有两个护旗的，两个鼓手，绕场一圈。接着就是中队主席霍小华宣布接收我的申请，批准我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
我激动地站出来，在咚咚的队鼓声中，美丽的霍小华为我系上红领巾，并向我敬了一个队礼，我也向她敬了一个队礼。之后，我站在鲜红的队旗下宣誓，霍小华念一句，我跟着念一句。我心里很激动，觉得这与八一南昌起义的红军战士入党宣誓的场面很有点像。誓词早已忘记，好像最后一句话是：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
四十多年了，我还记得那天下午教室里被队旗映得格外鲜红，窗户、墙壁、课桌以及身边的同学身上都弥漫着一片红光。
会后，我格外高兴，比连抓了三个特大个儿的蚂蚱还兴奋，比栗山岩第一次与我悄悄握手还甜蜜，对任何同学都客客气气的，满怀感激，包括我的打架对手赖小危。
我入队不容易啊！一般同学都戴三毛多钱一条的布红领巾，我却买了一条一块多钱的绸子红领巾，天天都戴，一天不落。有时在家洗完了后，还要用熨斗熨平。我猜全班没有谁比我更心疼这条红领巾了，因为这是我小学最后一个学期，渴求了三年才得到的，异常地珍惜。夏天无论多热，我也要戴红领巾，上体育课怎么流汗，也舍不得摘。如果脏了，一定是头天晚上就用香皂洗干净，以便不耽误第二天白天戴。我已经比别的同学少戴了四年红领巾，一旦入了队就必须使劲儿戴，把少戴的时间捞回来。
我心里真是万分感激宋老师！她使我由二班的第一落后生跟大家一样戴上了红领巾，否则填毕业生表时，政治面目一栏，我连“少先队员”都填不了。
宋老师才是有教养的、高素质的教师，她说话低声细语，内在和外貌都那么端庄文静，从不发脾气、耍淫威。直到现在还依稀记得她多次把我叫到她那间位于大礼堂西边的小屋里，让我坐在小凳上，谆谆地教导我。
五十年已过，育才小学有两个老师让我最难忘。一个是许老师，一辈子都恨她、不原谅她；一个就是宋老师，一辈子都感激她、怀念她。
我要借此机会，向亲爱的宋贞瑞老师再次表示我永远的感激。小学生入队戴红领巾本来不是个什么大事，但对我来说，却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谢谢宋老师让我圆了这个梦。
对比之下，许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恐怖和憎恶，即使五十年之后她去世了也如此。虐待小孩儿、伤害小孩儿心灵的人是魔鬼，该天诛地灭。
我的淘气记录是：育才小学三年，六个学期，我的操行评定全都是“中”，一个“良”也没得过；还曾被叫到全班面前检查对女生“流里流气”；全六年级二班，最后一个入了队。
本文选自《血与铁》，老鬼／著，新星出版社，2010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