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之谜
冷明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但对我家来说不过是一场噩梦的延续。父亲戴上反革命帽子有五六个年头了，辗转于什么清河劳改大队，天堂河劳改农场，茶店劳改农场，新都暖气机械厂，偶尔回趟家。母亲和奶奶没工作，我们子妹五个上学，大跃进时期院子里的公共食堂不欢而散，紧接着就是臭名昭著的三年大饥馑，棒子面窝头，白菜粥，每月缺十天的粮食，半饥半饱总算熬过去了，我们戴着反革命“狗崽子”、“黑五类”贱民的身份走进了文革。红卫兵横冲直闯，肆意冲击地、富、反、坏、右家庭，打骂是家常便饭，打死人也没关系，抄完家，再把一家人轰到乡下。批斗、抄家像驱不散的阴云，一家人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年轻学生把当红卫兵，抄家、打人甚至杀人当成了革命，当成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正念初二，非但参加不了革命，作为一班之长还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认罪，痛哭流涕地表示要与反革命家庭划清界线。文革中离奇荒诞的事情层出不穷，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与自己的父母划清了界限，恨不能把他们推入地狱，我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罗列了家庭的十大罪状，写出了《看一个反革命家庭的真相》，洋洋洒洒十几张大字报，贴在大院墙上。
1968年8月13日，17岁的我到内蒙古锡盟草原插队，第二年9月，父母一家四口突然被强制遣返回穷山恶水莽荒未尽的四川酉阳农村。冥冥中早就等待着这个结果，早预料到自己的家有崩溃的一天，我从草原赶回北京整整走了十天，没有见到父母，冬天，寒风刺骨，心灰意冷，我穿着棉衣返回草原，险些冻死。大姐结婚不久，二姐在一家建筑公司当工人，奶奶年事已高，三人留在北京幸免于难，我插队在外入不敷出，父亲在公安人员的押送下回到老家，亲戚们唯恐避之不及，没有房子，没有粮食，没有收入，父亲要经常接受批斗。在北京，没工资，交不起学费，买不起衣服，忍饥挨饿挖苦讽刺，母亲忍辱负重，干零工，和泥搬砖，加工卫生纸，借钱借粮卖血，绝地逢生，仿佛天无绝人之路，在人迹罕至的四川大山，叫天天不应，一家人陷入了绝境。
十四五岁的兄妹俩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必须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接受全村人批斗：你个反革命，你交待有没有电台、手枪！你回不了北京，这辈子也休想回北京！弟弟上山砍柴，滚下万丈悬崖，幸亏被一棵树挡住，一条胳膊骨折，保住了小命；体弱多病的小妹病入膏肓；母亲的泪流干了，无数次的争吵埋怨，眼前是连绵不断高耸入云的群山，身处四面透风的牛棚，耻辱和劳累，一年缺半年粮的农民，两个可怜的孩子，她绝望地举起了农药瓶……
三年后为了活命，我把母亲弟弟妹妹陆续接到了草原。草原上危机四伏，一场荒火69名知青命丧黄泉，夜晚耕地拖拉机压扁过兵团战士的头，年轻貌美的女战士迷路冻掉了手脚，有人掉进冰窟一样的水井，有人打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就在我插队的驰名中外水草丰美的乌珠穆沁草原，几十条年青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那里。牧区人烟稀少环境恶劣交通闭塞，冬天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滴水成冰，我一个瘦弱的北京人，穿的最不好，走的路最多，无论狂风暴雪，还是烈日炎炎，作为赤脚医生，为了挣微薄的一点工分，整天骑马在牧民们中间走呀走，数次迷路遇险，奇迹般地化险为夷。牧区吃商品粮，蒙古族牧民纯朴善良，日子虽然穷，总算有了粮食吃。
家庭出身不好注定前途无望，上大学、招工、参军没份儿，把母亲接来等于公开了我的身世，没有女人肯嫁给我，后来知青几乎走光了，我是全大队最穷的人，衣衫褴褛，瘦骨伶仃，脚上一双毡疙瘩从冬到春，裂开了嘴，脸上冻得青一块紫一块，家徒四壁，经常住在蒙古包，身上满是虱子，除了不放马，我是真正的牧人。我的恋爱史与电影《牧马人》如出一辙，媳妇是农村姑娘，巧的是连名字都一模一样。弟弟情况更糟，多亏了我媳妇跑回农村老家，把一位远房亲戚介绍过来，才免去了我们弟兄二人光棍之苦。
我们把父亲一人留在了四川大山，二姐为了能享受两年一次的探亲假看望父亲，坚决不搞对象，直至文革快要结束。
家父单纯耿直，胆小怕事，他为什么成了反革命，是我心中最大的谜，劫后余生，几十年的耻辱不堪回首，大家不愿再揭开老爷子的伤疤，2011年8月18日88岁的老父亲与世长辞，临终的前一年他道出了坎坷一生的来龙去脉。
我爷爷冷聘渔清末民初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加入段祺瑞北洋部队。段祺瑞任政府总理时，爷爷在陆军部供职，官拜少将军衔。爷爷在战争中不幸殒命，从此家道中落。家父冷德骖幼小失去了父亲，万贯家财让四川老家的叔叔连拐带骗折腾得一干二净，很快沦为贫民。抗战期间，一家人住进了不要房租专门救济同乡的四川会馆。
北京南城的四川会馆古色古香几进几出，是座气派雄伟颇为讲究的大院。当年院里住着位叫闵步瀛的四川老乡。闵家是大户人家，兄妹两个同在北大上学，住后院三间大瓦房。闵步瀛是共产党，我父亲会日语，跟院里的日本人熟，时不时给闵帮忙。闵的妹妹有个十分要好的女同学，两人朝夕相处，发誓终身不嫁，厮守一生，没想到频繁往来的女闺蜜看上了高大魁梧的闵大哥，一来二去擦出了爱情火花。小妹听闻怒火中烧，当时就吵翻了，大骂你是共产党！会馆里住满了日本人，人命关天！父亲不顾一家人安危，把闵大哥藏在自己家里渡过了险情。
日本投降后，父亲成为闵步瀛手下的情报员。
闵步瀛得知父亲的姐夫四川荣县县长黄希廉是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立荣的同学，他派父亲带着地下党要员李锡仁打入第3军军部。结果可想而知，国民党土崩瓦解，军长罗立荣成了阶下囚。
年近九旬的母亲回忆说，那年春节在四川会馆戏楼底下，一家人揭不开锅，你爸爸不说去哪，一走半年了无音讯，我们以为死了，大年三十闵步瀛突然闯了进来，低声说德骖没死，快回来了，扔下一个金戒指，让母亲当了过年。
战争年代经过生死考验，父亲深得闵步瀛信任，北平一解放被他招至麾下，成为市公安局反间谍战线一员。父亲无私忘我不负众望，多次侦破大案重案，被视为闵的嫡系，不想却遭同事嫉恨。就在他自我感觉良好，屡立大功，以为就要飞黄腾达的时候，被戴上手铐啷当入狱。
审来审去，同事检举揭发的贪污、通敌等罪子虚乌有，虽然闵局长力保无罪释放，但其他领导提出，因历史、家庭问题，让父亲回家自谋职业。
父亲在四川会馆建立的小工厂自给有余，不久公私合营，厂子被迫取消。父亲分配到有几个残疾人的宣武福利厂，厂子连年亏损，眼看就要倒闭。父亲凭着一股热情，领着大伙干了起来。他大搞技术革新，很快扭亏为盈，生产有了起色，再后来突然挣了大钱，厂子名声大振，这可不得了，上级领导赶快派来一位厂长。
女厂长是宣武公安分局局长的夫人，很快，厂里的钱没了，生产不行了，亏损了，福利厂被女厂长搞垮了，父亲与她吵了一架，父亲说她就是一个破鞋，结果当天被抓进宣武分局，开除公职，警察来街道宣布戴上反革命帽子，送进劳改大队。父亲被劳改，早与公安二字撇清了干系，文革初，北京市委的黑干将、公安局长冯基平闵步瀛之流一一被打倒，关进了他们亲手建造起来的监狱，造反派想起了我父亲，将他捉了去，夜以继日逼他交待闵步瀛是叛徒、反革命。
家父实话实说，把与老闵的关系，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说的一清二楚，一句话，拒不承认他是叛徒。父亲是在怎样的绝望之中啊！蹲劳改他没怕过，无论酷热难挡还是寒冷刺骨，挖河，割草，种地，饥饿，死亡，什么没见过；家里八口人没钱花没吃没喝，上有老下有小，随时有饿死的可能，他没怕过；日本人他没怕过，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救出过不少共产党；戒备森严的国民党军队他没怕过，深入虎穴，战功卓著；他骗过国民党，骗过日本人，让他骗共产党，让他出卖崇拜的老上司办不到！
1979年父亲平反回京，关系落在劳改局，算是退休工人，后来进一步落实政策，时为北京市安全局局长的闵步瀛证明了我父亲地下工作者的这段经历，逐改为安全局的离休干部。
父亲被平反，终于掀掉了身上沉重的枷锁，对于我们生死攸关，文革过后，困难接踵而来，一家人挤在北京的老屋里，姐姐结婚没房，妹妹没地方住，弟弟一家更是没住处、没工作、没特长、没户口的黑户。改革开放虽然乾坤反转，由于欠债太多，父亲还要四处打工。否极泰来喜从天降，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出乎一家人意料。
解放初父亲刚刚步入公安，向领导赶紧讲明自己的二哥47年去了台湾，难怪公安局的同事、领导总是疑神疑鬼，怀疑父亲通敌，文革前人们对海外关系讳莫如深，改革开放后却成了可遇而不可求的时髦。台湾二大爷来信辗转找到了我家，他知道老祖母还健在，不断寄来美元，让一家人总算摆脱了贫困。
操劳一生的老祖母，从未流露过半点对亲生儿子的思念，也许她认为，17岁离开她远走高飞的那个儿子早死了，也许她始终记得只要说出有一个儿子在台湾，马上就会招来杀身之祸。1987年的夏天北京酷热难耐，老祖母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不吃不喝，送到医院检查也没有什么器质性病变。几度病危，竟奇迹般地转危为安。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感叹九十高龄的老人能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她享受了儿子寄来的冰箱、彩电、美元、港币，她现在什么都不需要，她要等儿子。
奶奶命运多舛，年轻时守寡，一生颠沛流离。她最疼爱的长孙17岁去草原插队，一走22年。她的二儿子17岁去台湾，一别四十载。老三（我父亲）不是被抓就是挨整，跟着忍饥挨饿担惊受怕。小儿子老实巴交，在公安局工作多年，文革中扫地出门，打发到建筑公司当工人，突然自杀身亡。同父异母的大儿子解放前北大毕业，我父亲被轰回老家，他正在当地中学教书，却不曾给落魄的弟弟一粒米，对自己的亲人恩断义绝。
父亲耄耋之年常常情不自禁地夸赞我的女儿，说像你们的大姑。大姑冷蜀德早在我们这个家庭销声匿迹，2001年二大爷在台湾病逝，父亲作为唯一法定继承人，办理公证手续，公证处一定要故去的所有兄弟姐妹死亡证明，陌生的大姑浮出水面。
冷蜀德与她的丈夫黄希廉毕业于北京大学，抗战时期任荣县女子学校校长，黄希廉时任四川荣县县长，抗战领袖蒋公曾亲授其模范县长光荣称号。《冯玉祥自传之我的抗战生活》一书中这样写道：从这里到荣县，县长叫黄希廉，是我办的西北干部学校的学生，冒尖的很。在这一县里头，他把本地父老得罪不轻。这位县长，真是一位找事干的人，在这一县各乡镇里头都修了汽车路……
据史料记载，四川内江钟鼓楼194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而修建，由当时的内江县长黄希廉募捐募工新建，并作为县府治所。该楼砖石结构，楼顶为四角攒尖顶，楼基为正方形，分6层至顶，层层内收30公分，各层四面均开窗，楼高29.7米。古人云：内江有座钟鼓楼，半截还在云里头。楼内保存了孙中山、蒋介石、张群等名人石碑楹联题刻十余幅。2003年5月，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政府筹资对钟鼓楼进行维修。现为内江二十景之一。
黄希廉解放初被镇压，不久大姑冷蜀德也被暴民折磨致死。
奶奶心中埋藏了多少悲苦，至今让人唏嘘不已。1988年终于盼来了自己的亲儿子。奶奶思维敏捷头脑清楚，娘儿俩每天促膝长谈，什么三眼井啊，东四啊，鼓楼啊，家中的亲朋好友后来的命运啦，说到伤心处，母子俩一块落泪。四十年，那是怎样折磨人的四十年啊。那一年冬天，沉默寡言的老人把几十年前的陈年往事都找了回来。
二大爷要去祭奠早逝的父亲。我依稀记得童年时每年的秋天，老祖母都要拉着我的手，到德胜门外祖父的坟地上扫墓。墓地宽敞讲究，据说当年买了好几亩地。中间是高高大大的坟堆，前面一块硕大的墓碑，左右两大排苍松翠柏像是排列整齐的士兵，树林内外种满了庄稼。解放前的看坟人仍然住在这里，是一家忠厚老实的农民。老祖母拿不出工钱，有时送包点心，有时送瓶酒，人家却客客气气地说没关系，我们会给您看好。六十年代我最后一次跟着老祖母去，许多工人掘开墓，吊起了一口大大的黑漆棺材，几十年过去了，棺材完好如初。老祖母紧紧攥着我的手在一旁垂泪，我脖子上系着红领巾，疑惑地望着奶奶。祖父的棺木迁到另一处公墓，文革中也被铲平种了庄稼。
一天父亲拿着《北京日报》对我说：这个人死了。谁？就是整我的那个人。这位分局局长在某大局当局长已经有几年了，享受死讯上《北京日报》的待遇。我多么想听到一个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故事，然而没有，没有人给我父亲道歉，为我父亲平反他都极不情愿。掐指算来，父亲比这位同龄人多活了近二十年。
人到暮年的父亲娓娓向我讲述着他年青时的传奇，浑浊的眼晴里丝毫没有胜利者的骄傲，却好似在向上天忏悔：冷家出了个出类拔萃名副其实的“反革命”——大姐，在你面前我们都是罪人。
1989年九十多高龄的老祖母无疾而终。1990年我回到了北京。
2016、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