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历史事件”探究之四
原创 思目 jocole
四、分局的扩大与调整（上）
1939年5月12日，罗荣桓等匆匆赶到无盐村，同陆房突围而出的陈光及一一五师师部等会合。15日，一一五师师部在无盐村村边搭起了台子，台子正上方挂着的横幅写着：“庆祝陆房战斗的伟大胜利”，台下整整齐齐地坐着师直机关和警卫部队。会上，师部宣传队合唱了突围后，赖可可编写的“陆房战斗歌”，然后陈光与罗荣桓讲话。
代师长陈光针对有同志说的“被敌人包围，苦战了一天，最后虽然逃脱了，充其量只能说幸免于难，哪里说得上胜利呢？”，讲了五点胜利的理由（大意）：第一，……，我们这一批人是火种，保住了就有未来；第二，敌人费尽心机，……，以为必定一举将我军歼灭，……，日寇自报死伤八百多人（当然不只此数）伤亡数倍于我，……。第三，部队得到了锻炼，……，是一次难得的实战演习。第四，长了我们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第五，老百姓亲眼看到八路军英勇奋战，大量杀伤敌人，必将进一步提高，抗战必胜的信心。
师政委罗荣桓在讲话中指出（大意）：这场恶战本可避免，敌情事前已经掌握，本应及早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都因动作迟缓，才陷人重围，差一点断送了我军的命脉。随后话锋一转，罗政委又指出：这是一场消耗战，从大量杀伤了敌人，这一点上说，还是胜仗，大可不必垂头丧气又说，我们是播种者，火种在，就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罗荣桓（前排左一）井冈山时期与毛泽东等合影。（图片取自网络）
但陈光的说法，并未得到师部某些干部的认可！根据笔者考证，对陈光的诟病和指责主要是这样几条：
首先是陈光的指挥等问题。战斗时陈光并未在师部，而是去了六八六团，而且中间发生危急都是由王秉章等人处置的，因此有人认为这是脱离自己的指挥岗位。当晚突围时，陈光亲自带骑兵连在前边探路，但却与大部队脱节——致使师部等被分成两路，之后一路与陈光等会合，另一路自行突围到指定地点。
二是部队损失较重。据时任一一五师司令部作战科参谋侯向之战后统计：“陆房战斗后，我统计了我军伤亡情况。一共牺牲了336人”（注1）如前文所述，这个数字应该只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至少未包括田家滨旅的损失——田旅突围后自行离去。其中牺牲最多的，是六八六团第二营所部——共二百多人。该营原为红三军团的第十一团，牺牲的人员中约一半为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
三是武器辎重等损失较大。不仅损失了部分枪支，而且还有师属炮兵连的四门炮（山炮及步兵炮），以及一百多辆马车及二百余匹驮（战）马和被服等。由于八路军的绝大部分武器弹药及辎重给养等，都是靠历次作战缴获积累起来的，此次一下损失如此之多，难免上上下下都会有怨言。此外，由于弹药消耗很多——从山西所带的弹药消耗大半，致使部队后来难以进行较大规模的作战。
这些刺耳的话语及牢骚，使代师长陈光心情十分郁闷，随即便带了一个连的警卫部队，到湖西区视察由六八五团改编的苏鲁支队去了。
5月20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及六八六团开始向东转移，21日夜穿过津浦铁路后，于28日进入泗水以东的马家峪一带，进行休整。得知陆房战斗的情况后，黎玉和张经武立即从山纵抽调了一千多名战士，于6月初补充给了第六八六团。如此一来，六八六团不仅补齐了第一、二营的缺员，还重新组建了第三营。
6月1日，驻鲁侵华日军在敌酋植田大将指挥下，开始第二期“肃正作战”。按照原来的计划，此次扫荡主要是针对刚刚入鲁的于学忠所部，但陆房战斗震惊了驻鲁日军上层。因此，决定对沂蒙山区实施拉大网合围——集中了第五、第一一四、第三十二师团及混成旅团的两万多兵力组成机动部队，从临沂、费县、平邑、新泰、莱芜、博山、临朐、安丘、诸城等地分为十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沂蒙山腹地进行分区反复扫荡的所谓铁壁合围。
幸好八路军山纵第三支队的杨国夫及霍士廉提前缴获了欲对沂水北部进行扫荡的文件，徐州及青岛的情报点也及时送来了有关日军扫荡的情报，中共山东分局立即下发了反扫荡的紧急通知：要求后方机关等分散隐蔽，军政人员立刻下到各部队，协助地方党组织坚壁清野开展游击战。主力部队跳出包围圈外，避免与日军大部队正面作战，重点打击敌军辎重部队及后方交通补给线。
不巧的是，当山东分局、山纵司令部在特务团掩护下，连夜东渡沂水河转移到沂水二区的梭峪村——大概是认为已跳出合围圈，有些大意，第二天到附近村庄筹粮时被跟随日军扫荡的伪军发现。起初以为是顽固派秦启荣部，围过来后才明白原来是日伪军，分局机关及山纵司令部在警卫部队掩护下，立即向常庄方向撤退。这股日伪军紧追不舍，幸亏隐蔽在附近的特务团从侧面杀过来，掩护领导机关后撤到常庄左近。由于这股日伪军一直紧咬不放，特务团在常庄周边的山上，整整阻击了一个白天。
天黑后，牟中珩的第五十一军军部及部分部队，也撤到了常庄附近。于是，分局书记郭洪涛亲自过去与牟中珩军长见面，告诉他军情紧急——如果被日军攻上山头，对两军都极为不利，建议第五十一军派部队进行增援。牟中珩随即派了两个连投入战斗，东北军的装备远好于山东纵队，打退了日军的进攻后，两军连夜进行转移。八路军方面先是转移到了沂水东部，然后又乘隙转移到蒙阴的南部。
就在反扫荡斗争的关键时刻，中共北方局派来山东工作的朱瑞、徐向前一行二百多人，经过二十七天的艰苦跋涉于29日赶到代庄与郭洪涛、张经武、黎玉等会合。对于朱瑞、徐向前的到来，郭、张、黎三人十分高兴但在态度上有些微妙：“黎玉说说：‘这会好了，山东可以大发展了！’郭洪涛预感到，朱瑞一来，他的分局书记一职可能易人，……。他岔开黎玉的话题，问徐向前：‘徐司令以前来过沂蒙山区吗？’”（注2）但朱瑞急着开展工作，就直接了当地询问有关山东的工作情况。
对于朱瑞如此急切的询问，三人有些措手不及——此时，郭、张、黎三人满脑子考虑的是如何迅速打破日军扫荡，只好直接从尚未结束的反扫荡说起。第二天，先是由郭洪涛报告了山东根据地创建经过及反扫荡等，张经武着重介绍了山东的军事问题，黎玉则主要讲了山东纵队的政治工作。此时，侵华日军的扫荡还未结束，徐向前与朱瑞一边与郭、张、黎三人一起指挥反扫荡作战，一边抓紧时间组建第一纵队司令部。
那么，朱瑞和徐向前的到来意味着什么？这第一纵队又是怎么回事？这一切，都要从中中央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说起。
六届六中全会之所以开了如此长的时间，主要是与王明回国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推行错误的右倾机会路线有关——先是在193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上，以共产国际路线代表的名义提出“抗战高于一切”的口号，批评之前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之后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从“十二月会议”提出的“五个统一”，发展为“七个统一”。王明的这些错误主张虽然遭到毛泽东等抵制，但他回到武汉后却以中央自居，频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外发表自己的言论。
直至是年８月初，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这种情况才开始有所改观——在9月14日至27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但王明的错误主张及凌驾于组织之上的问题，在党内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来解决这些问题。
在长达近四十天的会议期间，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以及《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国共两党同志书》等文件。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由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结束了王明对华中地区的错误领导。著名的“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就是这次会议通过的。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代表们的合影。前排（右起）：刘少奇、陈云、王明、凯丰、项英；后排（右起）：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张国焘、洛甫、彭德怀、康生。（图片取自网络）
由于这次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相持阶段的任务，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以及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这次会议使全党统一于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导之下，在党的历史上是极为重要和关键的，正如毛泽东在七大所强调的那样：“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会议结束，立刻在全党传达落实。山东分局的调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
有关派遣朱瑞及徐向前去山东主持工作，以及之后山东分局（5月扩为苏鲁皖分局）领导之间因工作产生的矛盾，大部分文章及专著都出现根本性错误：如不少文章著者都想当然地认为，中央是要徐向前去主持山东分局的工作；其次就是将之后朱瑞同罗荣桓等人的分歧简单化、甚至庸俗化！那么，山东分局领导之间的矛盾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是出于个人恩怨吗？他们之间的分歧究竟何在？后来又是如何解决的？要想搞清楚这些问题，只能循着历史的轨迹结合时空，进行认真地研究与探讨。
1939年3月19日，毛泽东在就目前战略部署等问题发给彭德怀的电文中指出：“发展则应着重鲁、苏、豫、皖、鄂五省，目前请特别注意鲁省，该省我们已有基础。”（注3）随后于24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朱瑞致电中央书记处并报毛泽东：“十九日电奉悉。关于山东问题及苏、皖、豫（新黄河以北）问题，我们意见：（一）陈、罗虽已去山东，但陈在军事上，罗在政治上均困难形成中心。（二）山东（缺）一个骨干，我们拟派徐向前同志去。一年来，徐在各方面均有进步，但须配以坚强的政治委员，才能坚持大的局面。（三）拟以朱瑞同志去山东任政治委员。朱各方面均很坚强，可形成中心领导。……”（注4）
不难看出，中共北方局打算对山东方面重新布局，打算形成以朱瑞为中心的新的山东分局。那么，为什么朱德、彭德怀、杨尚昆、朱瑞会在此时给中央提出这样的建议呢？这当然不会是无缘无故——根据文献史料记载，中央认为山东形势发展很快，但问题复杂，领导尚弱，因此指示北方局派人加强山东的领导力量。从常理推测，加强领导并不等于走马换将，而且郭洪涛才于上年5月被任命分局书记，中央不太可能马上就有“换将”的考虑。这里面的微妙，恐怕与北方局的人事变动有很大关系。
根据史料文献等记载，原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已于1938年11月，调到新成立的中原局任书记，“11月9日，中央决定：‘……，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为北方局常委，以杨尚昆为北方局书记。’这样，北方局就同八路军总部汇合在一起了。”（注5）根据朱瑞1944年所写的自述，那封电文实际是由彭德怀、杨尚昆发出的。朱瑞与杨尚昆都曾在苏联留过学，大约有三年左右时间的交集，其后又在上海临时中央一起工作过。朱瑞与彭德怀虽未在一起共过事，但在批判贺龙时有过配合。杨尚昆与彭德怀曾在红三军团搭档，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所以向中央提议朱瑞去山东，恐怕主要是杨尚昆的意思。
北方局的这个要形成以朱瑞为中心的电报，大概有些突兀，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既未给予肯定亦未予以否定。于是，朱德、彭德怀、杨尚昆4月13日再次致电中央书记处：“（二）朱瑞同志准于四月二十日前后动身与向前同志会合去山东。书记处对山东工作有指示请电告。（三）徐、朱以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名义统一指挥张、黎、陈、罗，肖华及雪枫部。”（注6）华北局之所以急于要朱瑞出发，主要是因山东3月30日发生了“太河惨案”，中央对山东分局提出批评：“山东方面过去退让太多，……。如上述情况不加以改变，山东创造根据地与坚持抗战是要受挫折的。”（注7）
根据北方局5月4日发给山东分局的电报，其时中央书记处尚未明确要以朱瑞为山东分局的“中心”：“（二）扩大山东分局为苏鲁皖分局，以郭洪涛、朱瑞、徐向前、罗荣桓、陈光、黎玉、张经武、彭雪枫为委员，（郭）洪涛为书记。”“（三）组织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新黄河以北山东境内及肖华区各正规部队及各游击部队。以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委。6月前徐朱可到达鲁境与张、郭、黎会合。”（注8）
表面上看，杨、彭提出的这个建议挺好，用第一纵队来统辖山东境内的第一一五师及山东纵队。但后来的发展及史实证明，这不过是一记看似高明的失着。第一纵队的设置，显然考虑的是方便朱瑞及徐向前的指挥，但这却使一一五师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八路军（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编制是集团军，下辖一一五、一二零及一二九等三个师，这三个师分别是由过去的红一、红二和红四方面军改编而成。现在凭空冒出个编制外的第一纵队算是怎么回事？第一纵队与集总是平级，还是一一五师被降级？
当初黎玉要求中央派主力部队入鲁的初衷，是想由一支八路军主力部队作为骨干，将山东的武装统一起来——因山东纵队虽然发展迅速有数万人之众，但成分复杂、良莠不齐，其中有不少原国名党军的散兵游勇以及争取过来的地方武装，很多部队党的领导薄弱或者没有党的领导，大部分队伍都未经历过严酷的战争考验，有些队伍甚至敌人一来就插枪解散回家去了。而中央派遣一一五师进入山东的打算，是想由这支有光荣传统主力部队，通过深度融合来带领和提升山东纵队，最终达到将这两支部队融合为一体。
而北方局设立的这个第一纵队，却在实际上使这两支部队成为互不隶属关系，只能互补而难以融合。这种因人设事的措施，必然会在实际工作中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徐向前和朱瑞只能分别向这两支部队下达指令。而对于之后因此产生的矛盾，有文章不问青红皂白，硬说是因徐向前是四方面军的，指挥不动一一五师而造成的。这些人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朱瑞不仅来自红一方面军而且还曾是红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更何况北方局与集总在前述电文中说的分明：山东要形成的“中心”是朱瑞而非徐向前！
那么，朱瑞真的如彭、杨电文中所言，“各方面均很坚强，可形成中心领导”？
这可先简要参阅一下，朱瑞参加革命的主要经历：1925年底，朱瑞从“广东大学”考取留俄资格后奔赴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及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1928年加入苏共，后转为中共党员。1929年回国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进入苏区后，先是在红军总司令部当了半个月的科长，尔后去红军学校担任教员。是年夏，转任红十五军政委、年底升任红五军团政委等职。
根据其个人回忆，担任红五军团政委二十个月之后，因与军团长董振堂发生冲突及工作上的某些原因，坚决要求调动工作——经上级批准后，与原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对调。这段经历说明，面临困难与矛盾时，朱瑞采取的态度是回避。之后朱瑞一直在红一军团，长征结束、三个方面军会合后，调至红二方面军任政治部主任。半年后离开部队，调入北方局任军事部长。从其经历不难看出，朱瑞既缺乏基层工作经验亦无开辟和领导根据地建设的经历，而且也没有经受过大的艰苦斗争考验。
那么，朱瑞政治上到底如何呢？果如电文中所云要强于罗荣桓吗？这恐怕未必。俗话说“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简要比较一下二人的相关履历：朱瑞在学识上要强于罗，在俄罗斯留学四年有余。罗荣桓仅于1927年4月到武汉大学理学院就读，之后不久便离校参加革命。自秋收起义始，参加“三湾改编”及井冈山斗争、开辟和建立闽赣中央苏区以及一至五次反围剿斗争，中间历经磨难及艰苦斗争的考验。升任一一五师政委后，与代师长陈光率三四三旅在山西作战，连续取得午城井沟、汾离公路等战斗胜利。所以，简单地说朱瑞政治上比罗荣桓强，很难得到史实的推敲与支撑。
注释：
注1：见《陆房战斗有关问题—泰安党史办编辑》，第22页。
注2：见王文仲著《游击三千里：抗战中的徐向前》，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一版，第262页。
注3：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99页。
注4：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99、100页。
注5：见《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88页。
注6：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01页。
注7：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00、101页。
注8：见《八路军山东纵队文件选》，第416页。
四、分局的扩大与调整（下）
此时的八路军山东纵队虽然已初具规模，但整个队伍成分复杂，良莠不齐，不少部队党的领导还相当薄弱。而部队的不稳固，必然会对根据地的建设产生影响，所以尽管提前有所准备，但日军的这次大规模扫荡还是给部队及根据地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中共山东分局在6月15日给北方局和中央书记处的电文中说：“此次敌人……向鲁南山区扫荡，半月来各方损失颇大。”“我们建议八路军主力部队一部速向鲁南山区一带，以保障我有力根据地之创造、政权之建立。”（注1）
此图为1940年日军大扫荡之前山东八路军根据地态势图，毋庸置疑，1939年时根据地的规模要小于此图标出的范围。（图片取自山东抗日战争纪念馆网站）
6月21日，毛伟人和王稼祥电告北方局：“在敌人扫荡后，鲁南局面混乱。省府秦部及东北军损失很大。我应趁此机会将一一五师及六八六团、萧华一部开赴鲁南，以巩固鲁南根据地，并应大放县长、区长及在可能条件下放专员，以争取政权。”“我应以一一五师开赴山东增援危局之理由，经重庆办事处向蒋呈报。”（注2）
23日，北方局电告朱瑞、徐向前、郭洪涛、黎玉及罗荣桓、陈光等：“（一）此次第扫荡鲁南，于、沈两部损失与溃散，行政官吏多逃跑。（二）努力迅速开展鲁南工作，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一一五师之六八六团并附其他适当部队迅速乘机转入鲁南，放手大大开展工作。逃跑之专员、县长、区乡长，放手委任。但最好是本地有威望同志充任以及经过群众大会选举等方式。（三）尽量收集散兵散枪武装自己。（四）帮助可靠的同情者，彻底瓦解秦启荣等破坏抗战之腐败顽固势力。”（注3）
6月25日，路过一一五师师部驻地时，朱瑞专门在干部会上做了有关目前形势及任务的报告。明确指出：“苏鲁皖边区是华北和华中的枢纽，是华北的第二个支点，与太行山区同样重要。在这一地区内地方党划分为八个区党委，部队组织称第一纵队，并组织总的军政委员会。基本发展方向是向南。一一五师要发展鲁西、鲁西南、皖北；山东纵队主要巩固山东，相机配合一一五师向南发展。”（注4）
7月14日，山东日军已进行一个半月的第二期肃正作战，因后勤补给频频遭到抗日游击队的破坏难以为继，以及其第一一四师团奉调回国复员等原因，不得不草草结束。此次扫荡，八路军山东纵队各部经受了大战的考验，虽然有所损失，但不仅积累了作战经验，而且还有进一步发展。进入7月，利用日军收缩、撤退之机，山纵各部立刻展开反击，收复失地。同时，根据国民党地方政权因日军“扫荡”纷纷逃离垮台之际，积极建立新的抗日民主政权。从7月至10月，先后建立了临淄县、莱芜县、博山县、临朐县、新泰县、沂水县抗日民主政府，以及莱南行署等政权机构。
国民党方面则损失惨重！按照战区司令部的部署，各部化整为零——以团为单位，按照避实击虚、避免决战的策略，在各自划定的活动地区与日军展开游击战。由于这一作战部署限制较多，战区所属部队又各自为战，初期虽多有斩获，但随即蒙受了重大损失——在日军进攻中心地区蒙阴一带活动的第一一四师师部及第六八○团，在师长方淑洪率领下在日军包围圈里转来转去。24日在沂水焦家上庄附近，遭到多路敌人围攻。突围中，六八○团与师部失联，方淑洪只好冒着大雨，率师部及直属部队向东南转移。25日，转移到冯家场附近一条峡谷时，不幸与大股日军迎头相遇！与日军苦战3个小时后，部队伤亡过半，师长方淑洪战死。据战后统计，东北军所部共伤亡五千多人。
令人诧异的是，此次扫荡损失最大的却是沈鸿烈为首的山东省政府方面——由于对日军的扫荡缺乏充分的准备，当日军飞机轰炸其所在地东里店后，沈鸿烈所部随即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沈鸿烈只好下令省政府机关人员分散、隐蔽，以躲避日军的攻击。沈鸿烈率一部分人在其教导团护卫，频繁游移于蒙阴、沂水北部山地，遭遇日军后被冲散。新四师师长吴化文得知后，速派一个营前往支援，很快即被被打垮。相较于东北军杀伤日军数千人，沈鸿烈所领导的山东省政府及部队，在这次反“扫荡”中几无作为可言。
此次反“扫荡”过程中，八路军山东纵队出于团结于学忠部、沈鸿烈部联合抗战的考虑，曾指引带领及掩护他们突围，帮助收容他们的失散人员，充分表现出团结友军抗战的真诚。于学忠部与八路军合作较好，尤其是牟中珩的第五十一军，在上文所述从常庄突围时，牟中珩主动派人与山东分局研究突围路线——决定第五十一军向西转移，山东纵队向北转移。将山东纵队装备较差，牟中珩派一个排带两挺轻机枪，掩护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机关转移。但此后随着形势的变化，于学忠部也开始与八路军产生“摩擦”。
7月15日，第一纵队在上报给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电报中提出：“为便利指挥鲁西全局并联系苏鲁豫支队，一一五师陈、罗及鲁西区委位置应在杨（勇）区（鲁西地区）为宜。电报还建议将冀鲁豫支队划归陈罗指挥。”（注5）不难看出，这封电文的意思是要“一一五师陈、罗”去鲁西，这显然与毛伟人和王稼祥6月21日电中提出的“我应趁此机会将一一五师师部及六八六团、肖华一部开赴鲁南，以巩固鲁南根据地”相抵触。
那么，这封电文到底是谁的意思？尽管前文引述北方局的电文讲的很清楚——是要以朱瑞为“中心领导”，但仍有人固执地认为中央是要徐向前去主持山东分局的工作，可徐向前本人说得分明：“朱瑞是军政委员会书记，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朱瑞是我的领导，党指挥枪。”（注6）由此推测，要“一一五师陈、罗”去鲁西的建议，更大的可能是出于朱瑞的考虑。因缺乏文献史料记载的支撑，中央及北方局如何答复的不得而知，但第一纵队于8月1日致电一一五师：“鲁南为苏鲁皖区中心，……。为开展鲁南根据地工作，……如鲁西、泰西情况许可，六八六团可即过（津浦）路东，活动于新泰、蒙阴、费县、抱犊崮一带，并与苏北直接打通联系。”（注7）
根据明确的史料记载，一一五师师部及六八六团向东转移时，罗荣桓与陈光率领一支精干的小部队留在鲁西，尚未与已进入山东的朱瑞、徐向前会面。此后，依据第一纵队7月5日的电令，陈、罗西渡运河进入梁山一带。7月16日，已结束扫荡的侵华日军第一一四师团师团长沼田德重率领师团部及直属部队3000余人，途经聊城城东徒骇河上的小石桥时突然遭到埋伏在这里的抗日武装的猛然袭击！日寇不仅伤亡200余人，师团长沼田德重本人胸腹部连中数弹，生命垂危，被紧急送往济南日军陆军中心医院抢救。
由于缺乏明确的史料记载，而侵华日军出于保密没有声张，敌酋沼田德重又苟延残喘至8月12日才死亡，到底是那支抗日武装打得这场伏击战一直没有定论。大多数人认为，此战系八路军杨勇部所为，少数人则认为系东北军所为。可以确定的是，东北军进入山东后，其活动范围主要在鲁中至鲁南一带——第五十一军位于沂水、莒县及诸城地区，第五十七军在蒙阴、沂水以北地区。而沈鸿烈所部则在是年2月，全部进入沂源县的东里店周围，其所辖部队主力新四师吴化文部则位于益都南及临朐一带。从沼田德重胸腹部连中数弹推断，显然是遭到轻机枪的狙杀，所以最大可能是训练有素的杨勇部所为。
不幸的是，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在此次反扫荡斗争中牺牲！6月初，第三支队所部到邹平县刘家井一带集结，准备执行山东分局迅速打通清河区与冀鲁边区联系的指令。不巧被准备扫荡的日伪军发现，随即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经过一白天战斗共毙伤日伪军八百多人，当夜第三支队突围而去。7月中旬，部队准备越过胶济铁路去鲁中南整军。22日，当部队到达桓台牛王庄时，由于汉奸告密，遭到了敌人的伏击。在分头突围过程中，马耀南司令不幸中弹，为党、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
8月1日，日军第三十二师团驻汶上的长田大队一部配属少量伪军，在长田敏江少佐率领下向鲁西的梁山地区进行“扫荡”。这股日军虽然勉强只有四百余人（包括伪军），却是大队规模的，配属一个（野尻）炮兵小队——装备两门野炮及一门九二式步兵炮。按照日军的步兵操典，只有大队规模的部队出动才配属炮兵。通常日军一个大队出动的作战兵力大致都在五百人以上，此次长田敏江大队只出动不到四百人，大概是因在之前的陆房作战中伤亡较重尚未得到补充。这股日军虽然兵力不足，却十分狂妄，为其后来遭到八路军的围歼埋下伏笔。8月2日上午，当这股日军扫荡至梁山南麓前集庄附近时，被刚刚抵达此处的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及政委罗荣桓发现，二人当即决定歼灭这部日军！
当日下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特务营三个连在骑兵连及杨勇独立旅一团三营配合下，从日军侧后背突然袭击并当场歼其一部，剩下日军躲进旁边的独山村企图固守待援。此处距离日军的郓城、汶上、东平、寿张等据点，均在五十华里开外，难以在短时间得到救援。当天晚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所部同这股敌军展开激战，战至凌晨敌军溃败——敌酋长田敏江少佐因惧怕被俘剖腹自杀，残敌向汶上逃窜时大部被我骑兵连斩杀或俘虏。此役这股日军几遭全歼——其中仅被俘的日军就达二十四人，只有极少数逃脱。共缴获火炮三门、掷弹筒两个、轻重机枪十五挺、步枪一百五十余支，以及战马50余匹和其他战利品一宗。
图片为此战俘获的部分日军士兵。（图片源自山东省档案馆）
该部敌军被歼灭后，驻鲁日军上层恼羞成怒，随后于8月4日纠集五千余兵力及三十余辆战车，分别从济南、兖州、济宁、郓城、寿张向梁山地区合击。在八路军杨勇部的袭扰与周旋下，日军对梁山一带“扫荡”一直不得要领，进退两难。直至19日，由东平出动的日军根据汉奸告密，在一处河滩上将八路军埋藏在此处的两门炮挖出。据说，日军野尻炮兵小队被缴获的三门火炮中，有一门是以日本天皇的名义下发的，挖到后禁不住欣喜若狂，随即便结束“扫荡”——打道回府了。
进入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任命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但第一纵队与苏鲁皖边分局到底是啥关系中央却没有明确。为了统一领导山东的党政军民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山东分局7月31日给中央和北方局的建议，于8月9日正式批准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由朱瑞、徐向前、郭洪涛、罗荣桓、陈光、黎玉为委员，朱瑞为书记。但就在这天，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所部九个支队，向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驻莱芜北雪野村后方机关发动袭击，造成八路军二十余名干战的伤亡！旋即又集中四千余人，围攻八路军山纵驻淄河流域的三、四支队，长达十余日！
8月23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三、四支队在张经武指挥下，忍无可忍奋起反击！接连攻克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所部驻守的淄川、博山以东的峨庄、太河、朱崖等地，遭到打击后，秦启荣不得不率部狼狈逃窜至张店博山铁路以西、胶济线以南地区。秦启荣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攻击八路军的根据地，当然是出自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的唆使。
那沈鸿烈又为何要公开反共呢？之前沈鸿烈虽然也多次与共产党八路军闹“摩擦”，但至少在明面上还是装模作样，摆出一副共同抗战的姿态。而山东的共产党八路军为了团结抗战，多采取忍让以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如因日军的压迫，沈鸿烈的省政府在聊城以西站不住脚，跑到沂蒙山寻找落脚之处，最终选定了沂鲁山区腹地的东里店一带。这一带本属八路军山纵第四支队的领地，所以山东分局让给了沈鸿烈。
根据文献资料记载，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对中共的态度与政策发生了转变。由于中共在全国各地的快速发展，使蒋介石感受到相当大的压力，认为长此以往，国民党将丧失领导力甚至统治权！于是在此次会上，国民党做出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政策。其时沈鸿烈正带队从聊城向东面的山区转移，由于路途遥远、省府人数众多且要穿过日军封锁区，因此还顾不上与共产党闹“摩擦”。
可由于日军的第二期肃正作战，使刚刚有些眉目的省政府东里店驻地被扫荡一空，沈鸿烈差点儿连小命都不保——据有的文章记叙，沈本人是装扮成牧羊人才逃出重围。日军扫荡结束后，省政府星散剩余的机关人员方陆续归队，而沈鸿烈却没有找到合适的办公地点，在沂源的鲁村、茶峪、广河峪至临朐的西南东峪、寺头及吕匣店子一带徘徊。这时沈鸿烈发现，共产党八路军的根据地很快就得以恢复，并趁机建立起新的抗日政权（政府）。国民党党政府是靠税赋——即盘剥老百姓生存的，没有地盘上哪儿去收税！？沈鸿烈本来骨子里就反共，此时正好借着国民党下达的指令，去抢占共产党八路军的地盘。
此时不仅国民党顽固派，于学忠的东北军也开始与共产党八路军闹“摩擦”——东北军内部分为两派，一部分倾向于同八路军合作，另一部分则相反。于学忠本来是选择走中间路线，用时任一一二师团长万毅的话说就是“既不红，也不蓝”，入鲁后沈鸿烈想拉他一起反共被其拒绝。但此次反“扫荡”作战损失较重，又失去了原来的基地——其所部刚开始在沂（水）、蒙（阴）、莒（县）、临（朐）、日（照）一带集结。因此对八路军占据的根据地难免产生“嫉妒恨”——认为是侵犯了他的利益，因此对其属下那些反共分子的所作所为，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甚至还有些纵容。
8月9日，朱瑞、徐向前及郭洪涛就党政军及根据地建设等情况，以及苏鲁皖边区的总任务及各项工作经过深入讨论后，从军事、统战及财政经济三个方面向中共北方局及中央报告。军事方面，主要是朱、徐根据山纵的实际情况进行整训和整编，依照属地顺序划分军区及军分区等。对山东国共方面产生的“摩擦”，提出“我们的统战方针是打击秦，孤立并正确沈进步，继续巩固发展与东北军、张里元之关系，争取在蒙阴县野店的鲁南抗敌协会的李澄之等人，做好统一战线工作，逐渐转化旧政权与人物对我之态度。”（注7）
之所以就财政经济方面专门报告，是因为徐向前发现山东八路军的军需供给很是困难，尚未建立起正常的供给取道。部队的给养主要靠募捐、罚没敌伪财产及战斗缴获，走到那儿吃到那儿——主要是通过村、保长向老百姓摊派。为了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及部队给养问题，分局决定在根据地实行统一财政制度，来保障经济发展及部队的供给。具体采取的是“财产所得累进税”制度，由于这个办法既适合抗战及根据地经济的发展，又适应统一战线的发展，因此得到社会各阶层大多数人的拥护。
8月12日，又就山东的政权、党务及民运等方面的工作情况，向北方局做了专门报告。有关根据地建设方面的主意，主要源自徐向前的意见——徐向前虽然是军事干部，但早在1929年就参与了鄂豫皖的根据地建设，抗战兴起又在冀南的根据地建设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针对山东的抗战形势，徐向前主要提出四种政权建设形式：一是在有条件的地方，实行民主选举，公开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二是在国民党政府台里的地方，抓紧时机建立抗日民主新政权。三是在国民党控制地区，通过舆论等宣传手段，促使其进步话、民主化。四是在敌我双方拉锯地区，建立“两面政权”——实际为我党控制的“秘密政权”。
实事求是地说，朱瑞擅长的是党务建设，对我党上层领导机关的行事方面比较熟悉，缺乏的是根据地建设的实际经验。两人可以说是相得益彰！朱瑞和郭洪涛等采纳了徐向前的有关意见和建议，随后边区分局如火如荼地展开各项工作——徐向前主抓山东纵队的整训及整编及根据地建设，黎玉被指派到山东最富庶的胶东地区主抓根据地的经济和财务建设，朱瑞主抓党建和统一战线工作以及主持分局的全面工作。
8月下旬，罗荣桓与陈光在东平湖内小安山，召开中共鲁西区党委会议，罗荣桓在会上阐述了创建平原游击根据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会议经过商讨后，做出了创建鲁西平原游击根据地的决定。9月1日，陈、罗率部离开鲁西，向鲁南地区的抱犊崮进发——执行之前中央军委与集总部关于发展与巩固鲁南根据地的指示。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所部首先向鲁南进发的，是由彭雄、周贯武、彭嘉庆率领的路东支队，该部从鲁中沂蒙山区的费县北部南进鲁南。8月下旬，一一五师参谋处处长王秉璋、政治部副主任黄励率领师直属大队从马家峪出发，于9月1日进入抱犊崮山区的大炉村（今属苍山县）。由张仁初、刘西元率领的第六八六团，也于1939年9月初进入抱犊崮山区。随后罗荣桓与陈光一行，进抵抱犊崮山区的大炉村一带与师部会合。
罗荣桓（右一）、陈光（左二）在抱犊崮根据地合影（图片取自网络）
9月4日，八路军总部电示一一五师：“（一）敌目前拼命争夺肥城南北山区。该地区甚小，在敌围攻该地区时，除留数股游击队与敌周旋外，我主力应转移到敌之侧翼，如泗水、费县、临沂间地区，……，在敌薄弱方面打击敌人。（二）肖华区粮食困难，敌之封锁严密，应以一部转入鲁西活动。”（注8）肖华接到师部指令后，率队于下旬由冀鲁边转移至鲁西，加强了鲁西我军的力量，进一步巩固了山东与太行区的联系。
正当陈、罗运筹帷幄，准备按照集总9月4日来电的指示，研究如何在泗水、藤县、费县、临沂一带展开部队打击薄弱之敌时，连续接到杨得志与彭明治发来的有关“湖西肃托”的电报。罗荣桓阅后立刻感到事态严重，由于此事件主要涉及地方党委，故一边将两份电文转发边区分局，一边电令王凤鸣严禁继续杀人！
注释：
注1：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版，第105页。
注2：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版，第105、106页。
注3、4、5：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版，第106页。
注6：见黎小弟著《虚怀若谷 大家风范——缅怀革命家朱瑞》一文，第二自然段。
注7：见《八路军山东纵队文件选》，第422页。
注8：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版，第1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