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历史事件”探究之五
原创·思目 jocole
五、“湖西肃托”始末（上）
1939年8月，正当中共山东（苏鲁皖边）分局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如火如荼地展开斗争时，湖西地区突然掀起了“肃托”的狂风恶浪！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被关押的党员、干部约三百人被无辜杀害！由于其时缺乏有效的通讯手段，起初边区分局一直蒙在鼓里，之后接到一一五师师部转发苏鲁豫支队发来的紧急电报才知晓。随即郭洪涛、罗荣桓等分局领导匆忙赶到后，杀人等错误行为才得以制止。由于历史的局限以及其他种种主客观原因，此事件一直没有得到妥善公正的解决。直到四十四年后，在郭影秋等老干部的不懈努力下，中共中央对历史上形成的冤假错案全面进行调查清理时，方得到最终的彻底解决。
关于“肃托”不光是今天的人们大都不明就里，即便那个时代的绝大部分（中共）党员也没几个人能完全明白，所肃的这个“托”究竟指的是谁或到底是什么组织？
实际这个“托”指的是托洛斯基，此人是俄共与国际共运史上最重要的革命人物之一，后因前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和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与斯大林等成为死敌。严格说来，肃托原本是苏共（斯大林）内部对所谓托洛茨基一派的清洗，其时仅有少数在俄的中国留学生曾参与过。唯一能同中国革命扯得上关系的，就是托洛斯基曾于1927年，针对斯大林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失误提出过尖锐批判！之后陈独秀因对共产国际不满、倾向托洛茨基的主张被清除出党后，曾于1931年5月成立过所谓的托派“中央”，但由于人数少且并无统一的组织，随着陈独秀的被捕入狱更是日渐式微。
可世事难料，王明与康生等甫一从苏联来到延安，就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在党内开展“肃托”运动。由于王明是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来的——共产国际在1937年10月10日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经常审查干部和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坚决清除党和红军中一切可疑的和不可靠的分子，特别应清除暗藏的托派分子、陈独秀分子和罗章龙分子，这是一项迫切的任务。在这方面党做得还远远不够。”（注1）作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中共中央当然要遵从。
1938年1月，康生在《解放》周刊上，发表《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文中不但将所谓的“托洛斯基分子”与汉奸相提并论，而且指责陈独秀等是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其后中共中央于1938年2月，下达了《关于扩大铲除托匪汉奸运动的决定》，自此在党内开展肃托运动。由此可见，这个“肃托”运动显然是由各级党组织负责进行的，一一五师第一支部队是于是年5月才进入到山东的。
那么，“湖西肃托”源于何时？又是如何演变成大规模杀戮的？
鉴于当时的中共湖西根据地并非是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较为特殊的历史现象，为了方便阅读和理解，有必要对湖西的相关历史做一番简要介绍。
湖西区是抗战初期中共开创的一块儿抗日根据地，由于其大部分地域都在山东的南阳、独山、昭阳及微山四湖以西，故被称之为湖西根据地——方圆四百多公里，面积达一万多平方公里。由于地处苏鲁豫皖四省结合部，濒临战略要地徐州，既是南北通衢之区，又是四塞八抵之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更处于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不仅可直接威胁着侵华日军占据的徐州、济宁、菏泽、商丘等重镇的安全，而且还可挟制津浦、陇海两条铁路交通命脉的咽喉，同时又是华中、冀鲁豫、山东根据地与大后方延安来往交通的必经之地，因而成为敌我顽三方反复激烈争夺的地区。
据曾长期在这里工作战斗的革命老前辈郭影秋回忆：1938年7月，山东分局指示：湖西地区的两个党组织——徐西北区委与鲁南工委合并建立湖西特委，将陇海路以南肖宿永一带也归湖西特委领导，辖区包括金乡、鱼台、嘉祥、济宁、邹西、滕西、沛滕边、巨野、菏泽、东明、定陶、曹阳、成武、单县丰县、沛县、肖北、铜北、砀北、郑城、鄄城、考城等苏鲁豫边界的二十多个县，所以也叫苏鲁豫边区，党的组织也称做苏鲁豫特委，所辖地区的武装由特委统一领导，对外统称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
按照中共山东分局指示，特委由五人组成，由于当时处于武装发动阶段，特委书记与部队政委这两个职务都比较重要，省委特别指示：书记与政委之职“非王（文彬）即郭（影秋）”。因而湖西特委开始时的组成是：王文彬任特委书记，郭影秋为特委委员兼任部队政委，另外组织委员白子明，宣传委员孙衷文，军事委员张如。1939年5月，中共苏鲁豫特委扩建为苏鲁豫区党委，又名山东分局第五区党委，亦称湖西区党委，下辖两个地委、三个中心县委和三个直属县委，共计二十二个县单位。湖西各县相继建立了抗日民主县政府，1940年7月湖西专员公署在单县张油坊宣告成立。在方圆近四百公里的广袤土地上，除县城和铁路沿线为敌占区外，其余均为我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
图片取自网上
根据明确的史料记载，湖西肃托最早是从湖西区下属的湖边地委开始的——根据时任湖边地委书记李毅回忆：“1939年8月，我得了恶性疟疾，……，王须仁代理书记。9月初我回到机关，王须仁向我汇报说：‘干校（青训班）有托匪活动，表现是不服从分配，准备去沛县参加新共产党等’。王须仁认为魏定远问题最大，他也是原第二游击司令部的政工人员，我们商定动员青训班毕业学员服从分配，同时将魏定远调到机关审查。”（注1）
过了几天，苏鲁豫（湖西）区党委恰好在鱼台县的谷亭，召开苏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会议。各地县汇报完工作后，王须仁趁机提出托匪问题，说湖边地委在鱼台谷亭西北大田家村举办的干部学校有托匪活动，嫌疑最大的是魏定远。“王须仁提出要进行审讯，白子明同意，认为他当过政治裁判科科长，有经验，决定由他负责审讯。”（注2）其时，王须仁为湖边地委组织部长，按说“肃托”应交由专门的锄奸部门负责，那为什么要交给王须仁呢？
据时任湖边游击司令部军法处长（实际是公安局长）张金波的回忆：“按理说这个案件应该由我来抓，可是，苏鲁豫区党委政府工作部副部长陈筹给我谈：‘区党委领导认为这个案件复杂，你经验不丰富，王须仁办案有经验，这个案件由王须仁来管，你就分管打击汉奸维持社会秩序内部保卫这几项工作。’”（注3）可问题是，白子明是于1938年11月才调任湖西区委书记，他又是如何知晓王须仁“有经验”呢？
对于王须仁的来历，综合相关文章透露出的信息：该人于1930年考入北大，在学生运动中结识中共地下党员，1933年加入共产党。其后被捕入狱，由家人作保并在报上发表退党声明后脱狱。抗日战争爆发后，王须仁以北大流亡学生的身份，参加了山西临汾抗日青年训练班。之后他带领一批青年学生，欲投奔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没想到徐州失守第五战区撤离，在韩复榘所部及第二游击司令部干了一段时间。正当其郁郁不得志之时，恰好在这里遇上在北大读书时的同学李毅——据时任中共单县县委书记的张子敬回忆：“王须仁是从徐州跟随国民党第五战区第二游击司令部第一纵队来的，曾任过政治处的负责人、代理司令，经单县县委书记李毅的介绍，住到我家，我和他同吃同住，……”（注4）
王须仁加入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后表现一般，时任第二总队政委的王文彬总感到此人来历不明，就没有让他下部队去带兵，而是安排他到政治部当军法官。后任的政委郭影秋发现他搞刑讯逼供后，就将其从第二总队调离。湖西特委成立时王须仁担任一段时间秘书长，之后分配他到湖边地委当组织部长。
王须仁将魏定远等认定为“托派分子”依据，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表现是不服从分配，准备去沛县参加新共产党等”！第二天，王须仁汇报魏承认是托派，并供认了一整套的组织与活动。湖西区委听后感到事关重大，因此决定派人把魏押来再审问一次。结果，魏的口供与王的汇报相似，供出的人员最主要是曹广善（也是沛县人）。当晚审讯时，王须仁对曹广善动用了刑罚！第二天曹因刑罚过重死了，但区党委的同志却并未过问。
可叹的是，白子明等区委领导没有仔细分析研究王须仁通过刑讯逼供得来的材料是否可靠，反而大加赞赏其“能干”、“有‘肃托’ 经验”。离开时非但带着王须仁整出的材料——准备回区党委机关据此也展开肃托，还正式指定他为湖边地委“肃托”的负责人，如此王须仁更加有恃无恐、胆大妄为。起初他还不敢大开杀戒，但随着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政委王凤鸣的加入和支持，“湖西肃托”的潘多拉魔盒完全被打开——由于王凤鸣的积极配合，王须仁放胆在湖西地区掀起了“肃托”杀戮的滔天巨浪！
令湖西区领导意想不到的是，其后不但李毅等湖边地委的领导们受到株连，就连湖西区的委员们也难以幸免——除了书记白子明之外，王文彬、马霄鹏、张如等后来均被打成“托派分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内在的逻辑非常之简单，既然托派在党内有组织，那当然要查找其上级领导。而这些所谓的“托派分子”所能指认的除了他们的上级领导还能有谁！？于是乎他们也就纷纷“落网”！其后又进一步殃及到区内的部队——第四大队大队长梁兴初、参谋长颜立荣、政治处主任罗荣生等遭到逮捕，而湖西抗日武装的创始人、原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的总队长李贞乾和政委郭影秋等也在劫难逃。
实事求是地说，“湖西肃托”严重错误的发生绝非偶然，其时山东党内不少领导干部在此事上也比较“左”——据其时在山东分局做锄奸保卫工作的高明宇回忆：“1938年底到山东分局社会部时，已经镇压了几个托匪，有的还是指导员。当时刑讯逼供很厉害，我是学生出身，做记录时，看见打人就很害怕，记不下去了，有人说我立场有问题。”（注5）而“湖西肃托”亲历者张子敬回忆：他曾“不止一次的听到工委负责人白子明、孙衷文、马霄鹏诸同志议论酝酿。他们在我家的间小茅草屋里，用小册子的种种观点、内容、精神和方法，来套所属县的某某同志认定某某是‘托派’，其中就点了魏定远、金乡XXX的名字，及单县某人有‘托派’嫌疑等问题。”（注6）
由于缺乏通讯手段消息闭塞，加上鬼子扫荡交通被封锁，山东（苏鲁皖边区）分局对“湖西肃托”大开杀戒的情况一无所知。但因王宏鸣和王须仁擅自逮捕第四大队梁兴初等人，终于惊动了苏鲁支队的领导！其时苏鲁支队主力已转移到苏皖和豫皖边界。支队长彭明治听说湖西出了大事，连大队长梁兴初都成了托匪，立刻拉上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就往回赶。一路上马不停蹄，迅疾从陇海路南赶到路北单砀边与四大队会合后，急速来到湖西。
彭明治见到王凤鸣后，明确表示反对如此“肃托”，要求立刻释放梁兴初等四大队的干部。没想到王凤鸣背后有湖西区委书记白子明支持有恃无恐，而王须仁更是放肆——直接当面将郭影秋给绑了！由于不能干涉地方党委工作，自己无法挽回这越来越险恶的局面，心中十分焦虑，便策马飞奔回指挥所电告师部求援。
彭明治（图片取自网络）
罗荣桓接到彭明治发来的电报后刚要同代师长陈光等商量对策，又接到冀鲁豫支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崔田民发来有关“湖西肃托”的急电，罗荣桓及陈光等立刻感到事态严重！为了防止事态的扩大，罗荣桓向分局转发这两封紧急电报的同时，电告时任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的朱涤新（原师保卫部长），立刻以最快速度赶到湖西，当面向王凤鸣传达师部下达的等候上级前来处理的指示！
据时任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的回忆，接到一一五师转发的电报后，“我感到‘湖西肃托’的错误非常严重，必须立即纠正。那时，我和张经武同志正准备率领山东代表团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山东军政委员会和分局决定，我们绕道湖西，去解决错误‘肃托’问题。由于‘湖西肃托’牵连到115师所属部队，我电请罗荣桓同志一道去处理，得到了他的同意。我和张经武同志及山东代表团一行先到115师驻地费县。10月26日，罗荣桓同志赶到大炉与我们会合。”（注7）
从大炉至湖西单县第四大队的临时驻地，仅空中直线距离差不多就有一百五十公里之遥，中间大都是日伪军控制的地域，除了穿越封锁线还要越过津浦铁路及微山湖。为了保证郭洪涛、张经武及山东代表团的安全，罗荣桓同志决定从六八六团抽调一个主力营作为警卫部队，为防止意外还把师政治部保卫部的干部也带上了。临出发再次严肃电告王凤鸣，所有被押人员一律不得处决，待分局领导到达湖西后再做处理。
白子明及二王等得知山东分局及一一五师等有关领导即将来湖西的确切消息后，禁不住感到十分恐慌！虽然未敢再继续杀人，但却加大了审讯力度，企图抢在郭洪涛、罗荣桓等上级领导到来之前逼出更多的口供，以利于推卸所犯下的罪责。
依据史料记载推断，郭洪涛及罗荣桓一行是于27日晚上出发，昼伏夜行，于28日夜在微山湖东岸与第四大队过湖前来迎接部队会合。第二天上午，罗荣桓与郭洪涛等在邻近第四大队驻地的一个小村子驻下后，随即派朱涤新去通知王凤鸣和白子明二人前来汇报。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计划安排，郭洪涛与罗荣桓分别找白子明和王凤鸣，进行单独谈话。
图片取自山民《谁之罪？记凋零在1939的抗日女战士“苗姑娘”》一文
关于同白子明的谈话，郭洪涛在其回忆录里有一段较为生动的记载。红军时期郭洪涛曾亲身经历过“陕北肃反”，所以很清楚这其中的要害所在，故仅用了几句话就迫使白子明不得不低头老实就范——“我问他：‘你们抓人杀人有什么证据？’他说：‘有口供。’我又问‘你们在审讯时是否用刑？’他承认用刑。我对他说：‘问题就在这里。……假如找一个人拷打他，将你供出是托匪，你承认不承认？！’他理亏词穷很惊慌，脸色也变了，承认‘肃托’是错了。”（注8）
经过与二人单独谈话后，郭洪涛与罗荣桓都认定“湖西肃托事件”是错误的，严厉批评和斥责白子明和王凤鸣等后，下令释放了所有被捕的同志，并分别与被释放的地方和军队的主要干部谈话，进行安慰和勉励。
通过以上对“湖西肃托”过程的简要回顾，可以基本得出确切结论：开始阶段，完全是湖西地区党委自行开展的；之后为了获取部队的援助，才涉及到苏支第四大队（一一五师所部）。客观地说，“湖西肃托”大开杀戒与第四大队的支持有莫大关系——根据郭影秋等亲历者回忆，在王凤鸣指挥下，第四大队不但参与了后面的逮捕行动，而且杀人也主要是由该部的保卫科负责执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四大队参与“湖西肃托”的根本原因主要在王凤鸣身上，如果换作其他领导如彭明治或吴文玉至少不会参与屠杀。
“湖西肃托”的杀戮被制止后，因郭洪涛及张经武等急于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善后工作只能留给罗荣桓处理。其时罗荣桓只是山东分局的八名委员之一，郭洪涛离开山东时的分局书记由朱瑞代理，当时的形势又不允许他在湖西长时间停留，所以只能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暂时做保守处置。
罗荣桓采取的措施，首先是调整了湖西区党委领导班子：暂时保留白子明的书记一职，任命郭影秋和郝中士为常委、孔真与刘剑为委员。以此稳定住湖西地区的局面后，罗荣桓将第四大队调往鲁南的抱犊崮一带，改为东进支队第二大队。另命彭明治等率苏鲁豫支队回到湖西，原支队政委吴法宪降为政治部主任，支队政委由朱涤新接任。罗荣桓决定将王凤鸣、王须仁以及耿荆山、孟子明、吴云汉、刘鸿居和陈筹等，一并带回一一五师师部进行审查。离开时指定吴法宪，负责处理剩下的善后工作及遗留问题。
罗荣桓的这一系列措施，虽然暂时平息了“湖西肃托”造成的恶劣影响，但由于权力所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遗留问题。出于顾忌和某种考虑，没有将负有重大责任的白子明调离，还保留其书记一职，只是将二王以及李毅等带回师部审查。这样处置显然是权宜之计，至于如何纠正“湖西肃托”的错误，只能留待分局主要领导决定。回程时因反日军扫荡（湖西），罗荣桓指挥部队打了几仗，11月底才回到师部住地。
“湖西肃托”虽然得到了制止，但已造成不可弥补的惨重损失——三百多党群干部被打死或处决！被逮捕的六百多人虽被释放，但身体与心理造成的创伤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恢复，更不消说中共在湖西广大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国民党反动派乘机造谣挑拨离间，说什么“老八路杀新八路”、“外地人杀本地人”、“知识分子杀工农干部”等等，不少当地老百姓一度对共产党、八路军一度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日伪军则趁机加紧对抗日根据地“扫荡”，使一些地区或伪化或为国民党顽固派抢占，湖西根据地则被大大缩小。
据其时跟随去湖西的一一五师保卫人员高致祥回忆，罗荣桓返回后，向山东分局汇报了处理湖西事件的大致经过并提出五条建议：
（一）由山东分局派得力的干部到湖西去，协同湖西区党委起做好湖西事件的善后工作。
（二）被杀害的干部和群众律追认为烈士，其家属也定为烈属，并予以抚恤，以后树立烈士纪念碑。
（三）释放出来的干部律予以信任并分配工作，有困难的予以救济。
（四）恢复健全党的组织政府组织和群众团体工作，党组织健全后并与根据地群众召开会议，当众承认错误，恢复地区的抗日工作。
（五）免除王须仁等人的一切职务，进行严格的审查。（注9）
那么，其时的山东分局，最终是如何为“湖西肃托”定性并处理的？
注释：
注1、2：见《李毅同志谈湖西“肃托”事件》一文。
注3：见《张金波同志“湖西肃托”历险记（上篇）》一文。
注4、6：见《张子敬同志回忆湖西肃托事件”的起因及扩大化根源》一文。
注5：见高明宇《我所知道的湖西、泰山区“肃托”错案》一文。
注7：见《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61页。
注8：见《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62页。
注9：见《高致祥同志谈罗荣桓处理湖西“肃托事件”》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