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 [Soft Power]
“软实力之父” 约瑟夫·奈经典巨著
《软实力》是约瑟夫·奈软实力的集大成之作，堪称经典。新版又约请约瑟夫·奈撰写了中文出版序，内容的可读性更高。
约瑟夫·奈是“软实力”概念的较早提出者。软实力是近年来风靡全球的流行关键词，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使人们从关心领土、军备、武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地域扩张、军事打击等有形的“硬实力”，转向关注文化、价值观、影响力、道德准则、文化感召力等无形的“软实力”。
近年来，约瑟夫·奈对中国“软实力”的增长较为关注，他在这本书序言中坦承，“就中国而言，作者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软实力也得到了迅速提升。但他也认为，中国若达到美国的软实力水平，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约瑟夫·奈是“软实力”概念的较早提出者。软实力是近年来风靡全球的流行关键词，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使人们从关心领土、军备、武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地域扩张、军事打击等有形的“硬实力”，转向关注文化、价值观、影响力、道德准则、文化感召力等无形的“软实力”。
近年来，约瑟夫·奈对中国“软实力”的增长较为关注，他在这本书序言中坦承，“就中国而言，作者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软实力也得到了迅速提升。但他也认为，中国若达到美国的软实力水平，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内容简介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约瑟夫·奈在90年代初提出“软实力”理论之后，“软实力”这个词便风靡世界政坛。
在《软实力》这本书中，作者深入阐述了软力量的要素和重要影响力，批判了军事、武力、暴力等硬实力在建构世界新格局中的作用，主张只有通过文明、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软力量的桥梁，才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不断取得成功。作者认为正是软实力有助于解决国与国之间多边合作的全球重大问题。
在谈到亚洲软实力时，奈认为，亚洲国家的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对其他国家来说形成了强大的软实力，但从近代来看，亚洲国家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其软实力也大大削弱。但亚洲的软实力正在急剧上升，作者预计到2025年亚洲的软实力就可以达到历史的较好水平。
作者简介
约瑟夫·奈，“软实力之父”，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名誉教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他较早提出“软实力”概念而闻名，后来又加以发展，提出“巧实力”。目前“巧实力”成为了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的主轴。
约瑟夫·奈生于1937年，195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事务学学士学位，1960年获英国牛津大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64年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77年，约瑟夫·奈开始步入政坛，之后两年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1993年至1994年间，他担任克林顿政府全国情报委员会主席，1994年至1996年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有多部经典作品问世，包括《软实力》、《巧实力》和《权力大未来》等。
精彩书评
约瑟夫·奈教授的《软实力》是一本及时而精彩的书，这本书是任何关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成功之道的必读作品。
——马德琳·K·奥尔布赖特 美国前国务卿
软实力是通过非强制性手段来影响他人的能力。约瑟夫·奈的《软实力》一书揭示了软实力的本质，它是由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所形成的吸引力。作者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出发，结合众多的数据和实例，对软实力的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历史经验表明，软实力既可以使公理的一方如虎添翼，也可以帮强权的一方为虎作伥。我希望读者们从本书中能够了解软实力的本质和作用，并探索我国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发展软实力的道路。
——成思危 全国人大前副委员长
来自美国政治学界的高级学者深刻解读国际政治与外交政策的重要谏言。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地缘战略家、美国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大棋局》作者
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一词改变了我们分析全球事务的方式。在这本重要的书中，他解释了在当前信息自由流动和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的世界中，为什么要通过我们在文化和理念上的强烈吸引力、而非仅用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来施加影响的重要性。
——沃尔特·艾萨克森 《时代周刊》总编，《乔布斯传》作者
——马德琳·K·奥尔布赖特 美国前国务卿
软实力是通过非强制性手段来影响他人的能力。约瑟夫·奈的《软实力》一书揭示了软实力的本质，它是由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所形成的吸引力。作者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出发，结合众多的数据和实例，对软实力的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历史经验表明，软实力既可以使公理的一方如虎添翼，也可以帮强权的一方为虎作伥。我希望读者们从本书中能够了解软实力的本质和作用，并探索我国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发展软实力的道路。
——成思危 全国人大前副委员长
来自美国政治学界的高级学者深刻解读国际政治与外交政策的重要谏言。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地缘战略家、美国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大棋局》作者
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一词改变了我们分析全球事务的方式。在这本重要的书中，他解释了在当前信息自由流动和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的世界中，为什么要通过我们在文化和理念上的强烈吸引力、而非仅用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来施加影响的重要性。
——沃尔特·艾萨克森 《时代周刊》总编，《乔布斯传》作者
目录
中文版序
前言
第一章 从硬实力到软实力
何谓实力？
软实力
实力
软实力的来源
软实力的局限性
军事实力的角色变化
恐怖主义和战争私人化
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相互作用
全球信息时代中的实力
前言
第一章 从硬实力到软实力
何谓实力？
软实力
实力
软实力的来源
软实力的局限性
军事实力的角色变化
恐怖主义和战争私人化
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相互作用
全球信息时代中的实力
在线试读
《软实力》第一章 从硬实力到软实力
400 多年前，尼可洛·马基雅维里就曾向意大利的君主们谏言：作为君主，与其受人爱戴，不如让人畏惧。但是在当今世界，最好两者兼得。赢得人心向来重要，在全球化信息时代更是如此。信息即实力，现代信息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传播着各种信息。
前言/序言
中文版序
实力是一种通过影响他人，进而得偿所愿的能力，它可以依靠强迫、收买或吸引等各种手段来体现。1990 年，我在一本关于美国未来实力的书中第一次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我曾尝试对相关实力进行比较评估，结果发现，传统的经济手段和军事资源已经不足以解释当下的种种现象了。它们虽有助于理解强迫和收买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却无法解释吸引和说服的威力所在。于是，我提出了“软实力”这个概念。它或许听起来是个新术语，但就其所指的行为而言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人类每天都在日常交往中运用软实力，极少有人会使用强迫、收买等手段来达到目的。尽管最早我是在一本有关美国实力的书中给软实力下了定义，但正如本书中提到的，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美国才具备软实力。无论大国、小国、组织、个人，都可以运用软实力。中国古代文化中虽然从未提及软实力，但中国人其实早已深谙此道。
过去20 年间，软实力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已遍布各大报纸版面，被中国、印度尼西亚、欧洲各国的领导人频繁提及。然而，这个概念在广受重用的同时，有时也难免遭误用，被当成了有别于军事实力的任何一种力量。此外，由于软实力一直被看作原始强权政治的替代品，因此经常受到一批具有道德感的学者及决策者的追捧。但软实力毕竟只是个描述性概念，并非规范性概念。和其他任何一种力量一样，它既可以用于正义目的，也可以用来作恶。希特勒、本·拉登等人在其手下眼里都是拥有非凡软实力的人，可这些软实力没起什么好作用。扭曲人的心灵比摧残人的身体更可怕。
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人对“软实力”这个概念向来不乏兴趣。从20 世纪90 年代初至今，中国已经出版了上百篇有关软实力的文章和学术论文。这个术语还进入了中国的官方语言系统。2007 年10 月15 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提到“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必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个巧妙的战略。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像中国那样迅速发展时，周边国家往往会出于防范而产生恐惧心理，进而彼此结成联盟作为对抗。但如果这个国家能在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同时提高软实力，展现吸引力，那么它外在表现的威胁性就会减小，引起周边国家结盟的可能性也会降低。
中国有魅力无穷的传统文化，而且如今正逐步打入全球流行文化圈。过去10 年间，到中国留学的海外学生数量增至以往的3 倍，外国游客数量也大幅上升。中国在世界各地创建了数百个传授语言和文化的孔子学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增加了英语广播节目。中国加强了在“对外宣传”领域的投资，其中新华社还仿照半岛电视台打造了一个24 小时的新闻频道。
中国外交也做出了相应调整。20 年前，中国对多边协议多有防范，并且与众多邻国存在矛盾。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派出3 000 多人的队伍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核不扩散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外交作用（包括召集有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除此之外，中国还与周边国家解决了领土争议，加入了包括东亚峰会在内的各种地区性组织。
中国的软实力增长很有潜力，不少观察家甚至曾因此发出过警示。但中国的软实力上升对其他国家而言到底是福是祸，还得看中国用何种方式来运用这种力量。假如中国借此恐吓威胁邻国，那么这种策略将必然引起摩擦；但如果中国决定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种新兴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角色，那么其硬实力和软实力合二为一将为世界做出积极贡献。
所幸，中国的软实力上升于己、于世界都有益处。软实力竞争不必是场零和博弈，无须拼出个你赢我输。假如中美两国各自觉得对方日益有魅力，那么双方发生破坏性冲突的概率就会降低。假如中国的软实力上升能降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那这就不失为实现中美正和关系的一种办法。21 世纪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并存，但合作的益处显然会超越竞争的作用。希望中美都能各自在对方的国家发展出软实力，那将使我们的世界更加和平、繁荣与和谐。
约瑟夫·奈 2012 年12 月
前言
2003 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听众席上，乔治·凯里的一番话飘进我的耳朵。这位前坎特伯雷大主教正在向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科林·鲍威尔发问：为什么美国似乎只看重硬实力，而非软实力？这个问题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早在10 年或更早以前，我就提出了“软实力”这个术语。鲍威尔回答得很恰当：美国凭借硬实力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接下来该依靠什么呢？美国曾经要求过统治欧洲的哪个国家吗？没有。美国接下来靠的就是软实力，它出现在马歇尔计划中……我们在日本也是这么做的”。同年晚些时候，我在华盛顿一次由军方参与举办的会议上做了一个有关软实力的发言。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也是会议发言人之一。有媒体认为，当时“这位军方大佬颇为认同”地听取了我的观点。可后来，当有听众就软实力请拉姆斯菲尔德发表见解时，他却回答说：“我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这正是部分问题所在。有些领导人不理解，“9·11 ”恐怖袭击事件后软实力在世界重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重要作用。前白宫发言人纽特·金里奇在谈及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时曾说，“真正的关键不在于杀死了多少个敌人，而是培育了多少个伙伴。可如此重要的判断标准，他们偏偏不明白。”拉姆斯菲尔德认同的“规则”之一是“软弱招欺”。 他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作为国防部前助理部长，我绝不否认保持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就连奥萨马·本·拉登都知道，人人都喜欢健壮的马。但是，实力有多种外在表现形式，软实力并不意味着软弱，而是众多实力中的一种。将软实力排斥于国家政策之外是个天大的错误。
何谓软实力？它是一种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这种吸引力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当一个国家的政策被外界视为合理时，其软实力也会相应增强。美国长期以来不乏软实力。比如，“二战”期间，时任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了颇具冲击力的“欧洲四大自由”；冷战期间，有多少年轻人在“铁幕”之后通过自由欧洲电台聆听美国的音乐和新闻节目；2001 年塔利班政权垮台后，刚刚摆脱束缚的阿富汗人曾向美国索取《权利法案》；如今，伊朗年轻人正躲在家中偷偷观看美国录像和卫星电视节目。这些例子都是美国软实力的体现。当你有足够的魅力使人仰慕你的理念，并且追随你之所想时，就无须再动用大棒来驱使他们。诱惑往往比强迫更有效。诸如民主、人权、个人机遇等价值观念都具有很强的诱惑作用。美国四星上将韦斯利·克拉克曾说，软实力“赋予我们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生硬的传统政治力量对比所产生的效果”。但是，如果我们行事傲慢，破坏了传递深层价值观念的真实信息，那么吸引力就会转变成排斥力。
美国也许是自罗马帝国以来最强大的国家组织，但也正如罗马帝国一样，美国既非不可征服，也非无懈可击。罗马没有屈服于崛起的外部帝国，却倒在蛮族一波接一波的猛烈攻势之下。用现代高科技武装的恐怖分子可谓新一代蛮族。随着世界反恐斗争的步步深入，一个日趋明朗的现实是：有诸多因素处于美国的掌控之外。美国不可能为追捕每一个疑似“基地”头目，孤军深入恐怖分子在全球各个偏远角落的藏匿之地。美国也不能肆意发动战争，那样只会落得失道寡助。
2003 年春美国出兵伊拉克，只花了4 周时间就用令人目眩的强悍军事实力赶走了一个独裁者。可是，这场军事行动并没有增强美国对恐怖主义的免疫力；反之，从软实力的角度来看，它让美国元气大伤——削弱了吸引同伴的能力。皮尤研究中心在一项关于战争后果的民意测验中发现，美国的受欢迎度较战争前一年出现大幅度下滑。西班牙、意大利曾为美国提供战争支持，但即便在这两个国家，美国照样声望大跌。在摩洛哥、土耳其，直至东南亚的伊斯兰国家，美国的地位急转直下。而在追踪恐怖分子、黑钱、危险武器的长期斗争中，美国却离不开这些国家的帮助。难怪《金融时报》评价：“正如靠硬实力赢得战争一样，美国要想赢得和平，就得以同样高超的手段展现软实力。”
我在1990 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化》（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书中，首次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以反驳当时一度流行的美国衰败论。我认为，美国不仅是军事和经济上首屈一指的强国，而且在第三维度，即软实力上，也无人能与之匹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欣喜地发现，这一概念进入了公共话语圈，美国国务卿、英国外交大臣，以及各国政界要人、专栏主笔、专业学者都在采用它。但同时我也发现，有些人曲解、误用了“软实力”这个概念，他们将其与可口可乐、好莱坞、牛仔服、金钱等事物的影响力相提并论，完全将其弱化了。尤其让人气馁的是，某些政策制定者不但对软实力视而不见，而且还肆意挥霍它，导致国家为此付出代价。
2001 年，我在撰写《美国实力的悖论：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一书时，再次提到软实力。我在书中告诫人们要警惕美国必胜论，它与1990 年我曾经警告过的衰败论正好相反，却同为谬误。虽然我在该书中用十几页的篇幅来论述软实力，但那只不过是在广泛论述多边主义和外交政策时所涉及的一小部分内容而已。我的一些朋友以及评论家曾谏言，如果想让人们正确理解软实力，并将其运用到外交政策上，就需要更加充分地挖掘并发展这个概念。这也正是本书的写作宗旨。
本书回顾了伊拉克战争前、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纠结复杂的国际关系。1991 年海湾战争期间，老布什组建起一个广泛的联盟；但2003 年他的儿子小布什决定出兵伊拉克时，联合国尚未通过第二个决议，美国只获得了少数几个国家的支持。小布什的做法虽然避开了其内阁成员的眼中钉——盟国和制度的束缚，但是却引发了对出兵伊拉克的合法性的质疑。人们普遍忧虑，美国将来会如何运用自身的优势力量。美国在全球的吸引力急剧下降，导致其难以在占领和重建伊拉克问题上得到外部支持。赢得和平比赢得战争要困难得多，而软实力正是赢得和平的关键。出兵伊拉克虽然在硬实力上打了大胜仗，却使国家的软实力为之付出了代价。
读过我之前作品的读者也许会问，除了讨论伊拉克战争，本书新意何在？我的回答是：很多。虽然本书中有些章节，特别是在第一章论述基本概念时，与之前的作品有重复之处，但本书中我对软实力的定义做了更加细致的加工，增加了实例，采用了新的调查数据和历史研究结论，并以一种我在之前作品中从未采用过的方式，对软实力的深层含义和局限性做了深度挖掘。在第一章中，我还分析了国际政治中的实力变化，探讨为何软实力较过去相比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二章，我从文化、国内价值观，以及政治、外交政策的实质和风格等方面追溯了美国软实力到底从何而来。软实力并非美国人独享，因此本书第三章中涉及了其他国家以及个人所拥有的软实力。第四章探讨了如何在公共外交实践中运用软实力。最后一章总结了伊拉克战争后软实力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义。
新技术带来了全球化负面效应以及战争的私人化，它们正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形成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也正是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所在，有时候被笼统地称为反恐战争。正如冷战一样，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不可能一夜之间被扫除干净，强硬的军事实力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可是，美国政府在硬实力上的投入比在软实力上的投入要高出400 倍。与冷战类似，反恐战争也不是光靠军事实力就能取胜的。因此，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必须了解并学会使用软实力，这一点非常重要。巧实力既非硬实力，也非软实力。它是二者的巧妙结合。
约瑟夫·奈 新罕布什尔州 桑威奇 2004 年1 月
实力是一种通过影响他人，进而得偿所愿的能力，它可以依靠强迫、收买或吸引等各种手段来体现。1990 年，我在一本关于美国未来实力的书中第一次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我曾尝试对相关实力进行比较评估，结果发现，传统的经济手段和军事资源已经不足以解释当下的种种现象了。它们虽有助于理解强迫和收买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却无法解释吸引和说服的威力所在。于是，我提出了“软实力”这个概念。它或许听起来是个新术语，但就其所指的行为而言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人类每天都在日常交往中运用软实力，极少有人会使用强迫、收买等手段来达到目的。尽管最早我是在一本有关美国实力的书中给软实力下了定义，但正如本书中提到的，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美国才具备软实力。无论大国、小国、组织、个人，都可以运用软实力。中国古代文化中虽然从未提及软实力，但中国人其实早已深谙此道。
过去20 年间，软实力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已遍布各大报纸版面，被中国、印度尼西亚、欧洲各国的领导人频繁提及。然而，这个概念在广受重用的同时，有时也难免遭误用，被当成了有别于军事实力的任何一种力量。此外，由于软实力一直被看作原始强权政治的替代品，因此经常受到一批具有道德感的学者及决策者的追捧。但软实力毕竟只是个描述性概念，并非规范性概念。和其他任何一种力量一样，它既可以用于正义目的，也可以用来作恶。希特勒、本·拉登等人在其手下眼里都是拥有非凡软实力的人，可这些软实力没起什么好作用。扭曲人的心灵比摧残人的身体更可怕。
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人对“软实力”这个概念向来不乏兴趣。从20 世纪90 年代初至今，中国已经出版了上百篇有关软实力的文章和学术论文。这个术语还进入了中国的官方语言系统。2007 年10 月15 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提到“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必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个巧妙的战略。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像中国那样迅速发展时，周边国家往往会出于防范而产生恐惧心理，进而彼此结成联盟作为对抗。但如果这个国家能在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同时提高软实力，展现吸引力，那么它外在表现的威胁性就会减小，引起周边国家结盟的可能性也会降低。
中国有魅力无穷的传统文化，而且如今正逐步打入全球流行文化圈。过去10 年间，到中国留学的海外学生数量增至以往的3 倍，外国游客数量也大幅上升。中国在世界各地创建了数百个传授语言和文化的孔子学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增加了英语广播节目。中国加强了在“对外宣传”领域的投资，其中新华社还仿照半岛电视台打造了一个24 小时的新闻频道。
中国外交也做出了相应调整。20 年前，中国对多边协议多有防范，并且与众多邻国存在矛盾。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派出3 000 多人的队伍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核不扩散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外交作用（包括召集有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除此之外，中国还与周边国家解决了领土争议，加入了包括东亚峰会在内的各种地区性组织。
中国的软实力增长很有潜力，不少观察家甚至曾因此发出过警示。但中国的软实力上升对其他国家而言到底是福是祸，还得看中国用何种方式来运用这种力量。假如中国借此恐吓威胁邻国，那么这种策略将必然引起摩擦；但如果中国决定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种新兴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角色，那么其硬实力和软实力合二为一将为世界做出积极贡献。
所幸，中国的软实力上升于己、于世界都有益处。软实力竞争不必是场零和博弈，无须拼出个你赢我输。假如中美两国各自觉得对方日益有魅力，那么双方发生破坏性冲突的概率就会降低。假如中国的软实力上升能降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那这就不失为实现中美正和关系的一种办法。21 世纪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并存，但合作的益处显然会超越竞争的作用。希望中美都能各自在对方的国家发展出软实力，那将使我们的世界更加和平、繁荣与和谐。
约瑟夫·奈 2012 年12 月
前言
2003 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听众席上，乔治·凯里的一番话飘进我的耳朵。这位前坎特伯雷大主教正在向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科林·鲍威尔发问：为什么美国似乎只看重硬实力，而非软实力？这个问题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早在10 年或更早以前，我就提出了“软实力”这个术语。鲍威尔回答得很恰当：美国凭借硬实力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接下来该依靠什么呢？美国曾经要求过统治欧洲的哪个国家吗？没有。美国接下来靠的就是软实力，它出现在马歇尔计划中……我们在日本也是这么做的”。同年晚些时候，我在华盛顿一次由军方参与举办的会议上做了一个有关软实力的发言。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也是会议发言人之一。有媒体认为，当时“这位军方大佬颇为认同”地听取了我的观点。可后来，当有听众就软实力请拉姆斯菲尔德发表见解时，他却回答说：“我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这正是部分问题所在。有些领导人不理解，“9·11 ”恐怖袭击事件后软实力在世界重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重要作用。前白宫发言人纽特·金里奇在谈及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时曾说，“真正的关键不在于杀死了多少个敌人，而是培育了多少个伙伴。可如此重要的判断标准，他们偏偏不明白。”拉姆斯菲尔德认同的“规则”之一是“软弱招欺”。 他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作为国防部前助理部长，我绝不否认保持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就连奥萨马·本·拉登都知道，人人都喜欢健壮的马。但是，实力有多种外在表现形式，软实力并不意味着软弱，而是众多实力中的一种。将软实力排斥于国家政策之外是个天大的错误。
何谓软实力？它是一种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这种吸引力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当一个国家的政策被外界视为合理时，其软实力也会相应增强。美国长期以来不乏软实力。比如，“二战”期间，时任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了颇具冲击力的“欧洲四大自由”；冷战期间，有多少年轻人在“铁幕”之后通过自由欧洲电台聆听美国的音乐和新闻节目；2001 年塔利班政权垮台后，刚刚摆脱束缚的阿富汗人曾向美国索取《权利法案》；如今，伊朗年轻人正躲在家中偷偷观看美国录像和卫星电视节目。这些例子都是美国软实力的体现。当你有足够的魅力使人仰慕你的理念，并且追随你之所想时，就无须再动用大棒来驱使他们。诱惑往往比强迫更有效。诸如民主、人权、个人机遇等价值观念都具有很强的诱惑作用。美国四星上将韦斯利·克拉克曾说，软实力“赋予我们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生硬的传统政治力量对比所产生的效果”。但是，如果我们行事傲慢，破坏了传递深层价值观念的真实信息，那么吸引力就会转变成排斥力。
美国也许是自罗马帝国以来最强大的国家组织，但也正如罗马帝国一样，美国既非不可征服，也非无懈可击。罗马没有屈服于崛起的外部帝国，却倒在蛮族一波接一波的猛烈攻势之下。用现代高科技武装的恐怖分子可谓新一代蛮族。随着世界反恐斗争的步步深入，一个日趋明朗的现实是：有诸多因素处于美国的掌控之外。美国不可能为追捕每一个疑似“基地”头目，孤军深入恐怖分子在全球各个偏远角落的藏匿之地。美国也不能肆意发动战争，那样只会落得失道寡助。
2003 年春美国出兵伊拉克，只花了4 周时间就用令人目眩的强悍军事实力赶走了一个独裁者。可是，这场军事行动并没有增强美国对恐怖主义的免疫力；反之，从软实力的角度来看，它让美国元气大伤——削弱了吸引同伴的能力。皮尤研究中心在一项关于战争后果的民意测验中发现，美国的受欢迎度较战争前一年出现大幅度下滑。西班牙、意大利曾为美国提供战争支持，但即便在这两个国家，美国照样声望大跌。在摩洛哥、土耳其，直至东南亚的伊斯兰国家，美国的地位急转直下。而在追踪恐怖分子、黑钱、危险武器的长期斗争中，美国却离不开这些国家的帮助。难怪《金融时报》评价：“正如靠硬实力赢得战争一样，美国要想赢得和平，就得以同样高超的手段展现软实力。”
我在1990 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化》（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书中，首次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以反驳当时一度流行的美国衰败论。我认为，美国不仅是军事和经济上首屈一指的强国，而且在第三维度，即软实力上，也无人能与之匹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欣喜地发现，这一概念进入了公共话语圈，美国国务卿、英国外交大臣，以及各国政界要人、专栏主笔、专业学者都在采用它。但同时我也发现，有些人曲解、误用了“软实力”这个概念，他们将其与可口可乐、好莱坞、牛仔服、金钱等事物的影响力相提并论，完全将其弱化了。尤其让人气馁的是，某些政策制定者不但对软实力视而不见，而且还肆意挥霍它，导致国家为此付出代价。
2001 年，我在撰写《美国实力的悖论：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一书时，再次提到软实力。我在书中告诫人们要警惕美国必胜论，它与1990 年我曾经警告过的衰败论正好相反，却同为谬误。虽然我在该书中用十几页的篇幅来论述软实力，但那只不过是在广泛论述多边主义和外交政策时所涉及的一小部分内容而已。我的一些朋友以及评论家曾谏言，如果想让人们正确理解软实力，并将其运用到外交政策上，就需要更加充分地挖掘并发展这个概念。这也正是本书的写作宗旨。
本书回顾了伊拉克战争前、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纠结复杂的国际关系。1991 年海湾战争期间，老布什组建起一个广泛的联盟；但2003 年他的儿子小布什决定出兵伊拉克时，联合国尚未通过第二个决议，美国只获得了少数几个国家的支持。小布什的做法虽然避开了其内阁成员的眼中钉——盟国和制度的束缚，但是却引发了对出兵伊拉克的合法性的质疑。人们普遍忧虑，美国将来会如何运用自身的优势力量。美国在全球的吸引力急剧下降，导致其难以在占领和重建伊拉克问题上得到外部支持。赢得和平比赢得战争要困难得多，而软实力正是赢得和平的关键。出兵伊拉克虽然在硬实力上打了大胜仗，却使国家的软实力为之付出了代价。
读过我之前作品的读者也许会问，除了讨论伊拉克战争，本书新意何在？我的回答是：很多。虽然本书中有些章节，特别是在第一章论述基本概念时，与之前的作品有重复之处，但本书中我对软实力的定义做了更加细致的加工，增加了实例，采用了新的调查数据和历史研究结论，并以一种我在之前作品中从未采用过的方式，对软实力的深层含义和局限性做了深度挖掘。在第一章中，我还分析了国际政治中的实力变化，探讨为何软实力较过去相比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二章，我从文化、国内价值观，以及政治、外交政策的实质和风格等方面追溯了美国软实力到底从何而来。软实力并非美国人独享，因此本书第三章中涉及了其他国家以及个人所拥有的软实力。第四章探讨了如何在公共外交实践中运用软实力。最后一章总结了伊拉克战争后软实力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义。
新技术带来了全球化负面效应以及战争的私人化，它们正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形成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也正是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所在，有时候被笼统地称为反恐战争。正如冷战一样，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不可能一夜之间被扫除干净，强硬的军事实力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可是，美国政府在硬实力上的投入比在软实力上的投入要高出400 倍。与冷战类似，反恐战争也不是光靠军事实力就能取胜的。因此，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必须了解并学会使用软实力，这一点非常重要。巧实力既非硬实力，也非软实力。它是二者的巧妙结合。
约瑟夫·奈 新罕布什尔州 桑威奇 2004 年1 月
精彩书摘
第一章从硬实力到软实力
400多年前，尼可洛·马基雅维里就曾向意大利的君主们谏言：作为君主，与其受人爱戴，不如让人畏惧。但是在当今世界，最好两者兼得。赢得人心向来重要，在全球化信息时代更是如此。信息即实力，现代信息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传播着各种信息。但政治领导人几乎从未思考过，实力的性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更确切地说，在运用实力的过程中，该如何将软性因素纳入战略决策中。
何谓实力？
实力如天气，人人依赖它、谈论它，却极少有人真正了解它。农民和气象学家设法预报天气，政治领导人和分析家们则试图描绘并预测实力关系的变化。实力亦如爱情，易于感受却难以定义或丈量，然而其真实性并不会因此受损。实力在字典中的定义是：做事的能力。从这个最普通的层面来看，实力就是得偿所愿的能力。字典上还解释道，实力是影响他人行为，并促成事件发生的能力。具体而言，实力即是对他人的行为施加影响，并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影响他人行为的方法有多种：可以威胁强迫，也可以施以利益诱惑，或者通过吸引和拉拢使对方与自己目标一致。
有些人将实力狭隘地理解为命令和威压。当你迫使别人做他们本不打算做的事情时，情况的确如此。比如，你说：跳！他们照办了。这看似一种单纯的实力测试，并不如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不妨假设一下，是不是听从命令的人（就像我的孙女们一样）本来就喜欢蹦来跳去？若要以他人的行为变化来衡量实力，必须事先摸清对方的喜好。要不然我们就会像打鸣的公鸡一样对自己的实力做出错误的判断，沾沾自喜地以为清晨的太阳是被自己叫起来的。另外，实力有可能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消失。课间操场上，校园小霸王发号施令让其他孩子言听计从，可一旦休息时间结束回到管理严格的教室，小霸王立刻没了底气。残暴的独裁者能够监禁或处死持不同政见者，但如果对方志在殉道，那么独裁者的实力亦无从谈起。因此，实力取决于双方关系所依托的大环境。
人们很难预知，他人在没得到指令的情况下会如何行事。而且，有时我们即便不发号施令也能影响他人的行为，进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你相信我的目标是正当合理的，我就有可能说服你为我办事，而不必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因此，即使不对他人施加有形的实力影响，也可以达到预期效果。例如，一些忠实的天主教徒之所以遵循教皇有关死刑的训诫，并非因为他们害怕被逐出教会，而是出于尊重教皇的道德权威。伊斯兰激进分子之所以支持本·拉登的所作所为，并非是因为被收买或者受到威胁，而是因为他们笃信拉登的作为是正当的。
政治实干家和普通百姓常常发现，上述这些有关行为和动机的问题太过复杂，于是转而寻求另一种解释。他们将实力简单地定义为：所拥有的能够影响结果的能力或资源。因此，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拥有相对较多人口、广袤的领土、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经济实力、军事力量，且社会稳定，那么这个国家就称得上是有实力的。这种定义的优势在于，它使实力显得更具体、可衡量、可预测，但这种定义也存在问题。当人们将实力与资源画上等号时，有时会遭遇这样的悖论：天生强悍未必处处如意。
实力资源不像金钱那般具有可替代性。赢得一场游戏的胜利资本，到了另一场游戏中也许会失去用武之地。打扑克时的一手好牌，到了玩桥牌时就毫无用处。就算打扑克时抓到一手好牌，如果牌技不佳照样会输。拥有实力资源不能保证处处如愿以偿。若论实力，美国远超越南，但最终却输掉了越南战争。2001年，美国堪称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即便如此也没能防止“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
就达到目标而言，将资源转化为真正的实力需要精巧的策略和高超的领导艺术。然而，现实中决策失误时有发生，领导者常常误判形势——1941年的德国和日本、1990年的萨达姆·侯赛因就是这类例子。因此，游戏开始之初就得判断：好牌在谁手里。与之同样重要的是，一定要明白这是个什么样的游戏。在特定环境中，哪些资源可为实力提供最强劲的基础？比如，石油资源随工业时代的来临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样，铀在核时代将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以前，国家间的实力资源相对比较容易评估。国际政治中，测试“大国实力”的一种传统方式是“战争力量”。但几个世纪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战争力量的来源时常发生变化。在18世纪的欧洲，人口是至关重要的实力资源，因为它是税收和征兵的保障。1815年拿破仑战争末期，普鲁士在维也纳会议上向反法同盟的胜利伙伴们展示了一份详尽的割地重建计划。其中，土地和人口是其抗衡法国的实力资源。在前民族主义时期，对普鲁士而言，移交地区的居民不会说德语根本不会构成任何问题。然而，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以至于1870年它从法国夺取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最后居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根。民族主义大潮的来袭使环境发生了变化，那些移交省份非但算不上财产，反而成了普鲁士的包袱。简而言之，要对实力资源做出判断，必须先了解大环境。判断好牌在谁手里之前，先得弄明白这是一场什么游戏，牌的价值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当今信息时代，实力资源的分配在不同议题上差异巨大。我们只知道，美国是当今“单极”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但这种说法的背后，事实远非看起来那么简单。世界政治犹如一盘三维棋局，要想赢得这盘棋就得同时在水平和垂直空间里落子。这盘三维棋局中，上层棋盘是传统的国家间军事较量，美国凭借其全球军事影响力的确称得上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因此，用“单极”、“霸权”这样的传统术语来描述美国并不为过。三维棋局里的中层棋盘是经济力量的角逐，这里的实力分配呈多极态势。在贸易、反垄断以及金融监管问题上，如果没有欧盟、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同意，美国就无法达到预期目的。如此看来，美国根本称不上有什么霸权。下层棋盘是各种跨国议题，比如恐怖主义、国际犯罪、气候变化、疾病传播等。在这个棋盘上，各种力量广泛而无序地分布在国家和非国家主体之间。在此，无论左派、右派的宣传家们怎么聒噪，什么单极世界、美利坚帝国的说法都成了无稽之谈。上述一揽子问题，如今正闯入世界大战略之中。但许多政治领导人仍然埋头于上层棋盘中的军事资产和传统的军事对策。他们将必要条件错当成充分条件。作为玩家，他们只将目光局限于这个三维棋局中的一个棋盘，长此以往，必输无疑。而且，要想在最下方的跨国议题棋盘上占据优势，往往需要动用软实力资产。
软实力
人人熟知硬实力。众所周知，军事和经济因素往往能使他人转变立场。硬实力可以依托引诱（“胡萝卜”）或者威胁（“大棒”）等手段来实施运用。但有的时候，即便不动用实实在在的威胁也能达到目的。这种为达目的而采取的迂回方式，有时也被称作“权力的第二张面孔”。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完全有可能因为他国的追随、支持而得偿所愿。那些国家仰慕其价值观，并处处效仿，渴望达到与其不相上下的繁荣和开放程度。因此，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并不是国际政治中促成改变的仅有手段，设置议程并施以诱惑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软实力靠的是拉拢，而不是强迫。
软实力依靠的是一种塑造人们喜好的能力。在人际交往中，人们熟知吸引和诱惑的力量。在人际关系或婚姻关系中，实力并不总属于貌似强大的一方，而是取决于产生吸引力的神秘化学反应。同样，在生意场上，聪明的高管们都知道，管理不仅仅是发号施令，还需要以身作则，吸引并带动下属共同实现目标。一个大型组织很难仅靠命令来运行。与此类似的是，目前不少社区都在努力打造友善并富有吸引力的警察形象，这样才能让社区居民产生协助警方完成共享目标的意愿。
政治领导人早就了解吸引力所能产生的力量。“胡萝卜”和“大棒”不是为达目的的首要选项。独裁者使用强迫命令的手段治国，相比之下民主国家领导人更多依靠诱惑和吸引的双管齐下。软实力是日常民主政治的主要手段。这种引导他人喜好的能力通常与某些无形资产联系在一起，比如富有魅力的人格、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制度，以及那些在他人眼里具有合法性和道德权威的政策等。如果一个领导者恰好代表了某种令人倾慕的价值观，那么他做起事来就要容易得多。
软实力不等于影响力。毕竟，影响力还可以通过威胁或者报偿等“硬”手段来实现。而劝服他人、以理服人的能力虽然构成了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并非其全部。软实力还包括吸引的能力。紧随这种吸引力的，是对方的默许。简言之，在行为术语中，软实力是一种吸引人的力量。从资源的角度来看，软实力来自能产生吸引力的资产。人们可以通过对特定人群进行民意测验，来衡量某一种资产是否称得上软实力资源。如何评价该吸引力是否产生了预期的政策效果，则因事而异。吸引力不能保证改变他人的偏好。在判断实力的时候，以资源衡量和行为结果衡量，这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会存在差距。而这种差距，并非软实力所独有。衡量所有形式的实力时，都会存在类似差距。1940年法国沦陷之前，英国和法国的坦克数量超过德国。但是单凭军事实力上的优势，无法准确预测战争结果。
区别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方法众多，不妨先列举一下能够促成达到目的的多种方法。你可以命令别人改变主意，也可以用军事手段或者经济制裁相要挟；你可以将经济回报作为诱饵，也可以通过设置议程让对方知难而退；或者，你还可以从彼此关系中的吸引、友爱、责任等因素，找出为双方的共同价值和共同目标提供合理性的共同价值依据。如果对方既没有受到明显威胁，也没有参与任何交易，而是在一种可知而不可见的吸引力的作用下，不知不觉走到与你一致的道路上，那么这就是软实力在发挥作用了。软实力依靠一种不同寻常的手段（既非武力，也非金钱）促成合作，它依靠的是共同价值观所产生的吸引力，以及实现这些价值观所需要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亚当·斯密说，人在自由市场中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领着做出决策；在思想的市场上，这只无形的手就是软实力——无须胁迫和交易，一种无形的吸引力自会劝诱人们走到一起。软实力和硬实力密切相关，都是通过影响他人行为，进而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二者的区别在于其行为的性质，以及资源的有形程度。控制力，即改变他人行为的能力，以强迫或利诱作为手段；同化力指的是影响并塑造他人意愿的能力，依赖的是文化和价值的吸引力，或者通过操纵议程令人知难而退的能力。控制力和同化力之间涵盖了多种行为：从强迫到经济诱惑，从设置议程到纯粹吸引。软实力资源与同化力密切相关，控制力资源则通常与强势行为相关联，但上述联系并非无懈可击。比如，一些国家的对外吸引力可能来自其不可战胜的神话，而其运用控制力强行建立起来的机制日后也许会顺理成章地存在。强劲的经济实力除了用来实施制裁和对外支付，还能成为吸引力的来源。总体而言，不同类型的行为与特定资源之间关系密切，足以用来作为分析软实力、硬实力资源的参考。
实力
国际政治中，软实力大部分来自于一个国家或组织的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国内管理和政策所提供的范例，以及其处理外部关系的方式。虽然对政府而言，有时候驾驭和运用软实力有一定难度，但这丝毫不能削弱软实力的重要性。一位法国前外长曾评论说，美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能“激起人的梦想和渴望，这要归功于其散布在全球的影视形象，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大批学生纷纷从其他国家奔赴美国求学深造”。软实力是一种重要现实。伟大的英国现实主义者e·H·卡尔在其1939年的作品中将国际实力分成三类：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影响舆论的力量。否定软实力的重要性，就等于不懂得运用诱惑的威力。
一次，在谈及是否要在国际政治中关注人气和魅力这个话题时，美国政界元老约翰·J·麦克洛伊向肯尼迪总统大发雷霆：“国际舆论？我根本就不信这东西。真正管用的只有实力。”还好，和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肯尼迪很明白，吸引他人和引导舆论的能力也是构成实力的元素之一。他完全了解软实力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有时候同一种实力资源能够影响从强制到吸引等各个层面的行为。一个在经济、军事上走下坡路的国家，损失的不仅是硬实力，同时受损的还有影响国际议程的能力和自身吸引力。在不可战胜论或注定论等神话的驱使下，一些国家会臣服于他国的硬实力。希特勒就曾经试图制造这样的神话。硬实力可以用来缔造帝国和制度，并为小国设置议程——前苏联统治东欧国家就是一个例证。肯尼迪总统的担心不无道理：虽然民调显示美国比苏联更受欢迎，但在航天计划和核武器力量方面，苏联略胜一筹。
软实力并不依赖硬实力而存在。斯大林曾经说：“教皇手下有多少个师？”可事实上梵蒂冈却不乏软实力。苏联一度软实力雄厚，但在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后，其软实力几乎损失殆尽。尽管苏联的经济和军事资源持续增长，但软实力却在下降。事实上，在粗暴政策的作用下，苏联的硬实力暗中削弱了软实力。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苏联在芬兰的影响力却因其软实力而得以加强。同样，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的“睦邻政策”加强了美国的软实力，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因此增强不少。
有些国家的政治影响力远远超出其经济和军事实力，那是因为它们将经济援助、和平调解等具有吸引力的因素纳入了国家利益的定义中。过去20年中，挪威参与了菲律宾、巴尔干、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斯里兰卡和中东等地的和平谈判。挪威称此举源于路德教会传统，但事实上这种和平缔造者的姿态使挪威的价值观得到普遍认同，国家软实力同时得以增强。挪威外交大臣简·彼得森说，“我们摸到了一点儿门道。”这其实说明，挪威依靠谈判桌上的地位，提升了自己在大国视野中的作用和价值。
加拿大联邦自由党前领袖米哈伊尔·伊格纳季耶夫从相似的角度描述了加拿大的地位：“影响力源自三种资产：作为一个好公民的道德权威——这方面我们尚且有一些，军事能力——这方面我们比较欠缺，以及国际援助能力。”对美国来说，“我们有可用之处。他们需要合法性”。由此，加拿大在和强邻讨价还价的同时，也增强了自身的影响力。波兰政府决定向战后的伊拉克派兵不仅是为了巴结美国，也是为了更广泛地树立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形象。2001年塔利班政府垮台后，印度外交部部长飞赴喀布尔向阿富汗临时政府道贺，他的专机满载着有关宝莱坞电影和音乐的音像资料。飞机一落地，这些东西便被一抢而光。正如我即将在第三章中所谈到的，许多国家都拥有软实力资源。
制度体系能增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例如，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凭借缔造国际规则和制度体系推行了自己的价值观。人们认为，这些规则、制度和美英经济体系中的自由、民主特性是一致的：英国主张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美国力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国家实力若在别国眼中显得合理合法，那么这些国家在达到目标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就会相应减少；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他国家自然愿意效仿；如果一个国家能缔造出与其利益和价值观一致的国际规则，那么在别国眼中其行为就更具合法性。当这些国家借助机制和规则鼓励别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时，也就不需要那么多代价高昂的“胡萝卜”和“大棒”了。
400多年前，尼可洛·马基雅维里就曾向意大利的君主们谏言：作为君主，与其受人爱戴，不如让人畏惧。但是在当今世界，最好两者兼得。赢得人心向来重要，在全球化信息时代更是如此。信息即实力，现代信息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传播着各种信息。但政治领导人几乎从未思考过，实力的性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更确切地说，在运用实力的过程中，该如何将软性因素纳入战略决策中。
何谓实力？
实力如天气，人人依赖它、谈论它，却极少有人真正了解它。农民和气象学家设法预报天气，政治领导人和分析家们则试图描绘并预测实力关系的变化。实力亦如爱情，易于感受却难以定义或丈量，然而其真实性并不会因此受损。实力在字典中的定义是：做事的能力。从这个最普通的层面来看，实力就是得偿所愿的能力。字典上还解释道，实力是影响他人行为，并促成事件发生的能力。具体而言，实力即是对他人的行为施加影响，并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影响他人行为的方法有多种：可以威胁强迫，也可以施以利益诱惑，或者通过吸引和拉拢使对方与自己目标一致。
有些人将实力狭隘地理解为命令和威压。当你迫使别人做他们本不打算做的事情时，情况的确如此。比如，你说：跳！他们照办了。这看似一种单纯的实力测试，并不如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不妨假设一下，是不是听从命令的人（就像我的孙女们一样）本来就喜欢蹦来跳去？若要以他人的行为变化来衡量实力，必须事先摸清对方的喜好。要不然我们就会像打鸣的公鸡一样对自己的实力做出错误的判断，沾沾自喜地以为清晨的太阳是被自己叫起来的。另外，实力有可能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消失。课间操场上，校园小霸王发号施令让其他孩子言听计从，可一旦休息时间结束回到管理严格的教室，小霸王立刻没了底气。残暴的独裁者能够监禁或处死持不同政见者，但如果对方志在殉道，那么独裁者的实力亦无从谈起。因此，实力取决于双方关系所依托的大环境。
人们很难预知，他人在没得到指令的情况下会如何行事。而且，有时我们即便不发号施令也能影响他人的行为，进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你相信我的目标是正当合理的，我就有可能说服你为我办事，而不必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因此，即使不对他人施加有形的实力影响，也可以达到预期效果。例如，一些忠实的天主教徒之所以遵循教皇有关死刑的训诫，并非因为他们害怕被逐出教会，而是出于尊重教皇的道德权威。伊斯兰激进分子之所以支持本·拉登的所作所为，并非是因为被收买或者受到威胁，而是因为他们笃信拉登的作为是正当的。
政治实干家和普通百姓常常发现，上述这些有关行为和动机的问题太过复杂，于是转而寻求另一种解释。他们将实力简单地定义为：所拥有的能够影响结果的能力或资源。因此，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拥有相对较多人口、广袤的领土、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经济实力、军事力量，且社会稳定，那么这个国家就称得上是有实力的。这种定义的优势在于，它使实力显得更具体、可衡量、可预测，但这种定义也存在问题。当人们将实力与资源画上等号时，有时会遭遇这样的悖论：天生强悍未必处处如意。
实力资源不像金钱那般具有可替代性。赢得一场游戏的胜利资本，到了另一场游戏中也许会失去用武之地。打扑克时的一手好牌，到了玩桥牌时就毫无用处。就算打扑克时抓到一手好牌，如果牌技不佳照样会输。拥有实力资源不能保证处处如愿以偿。若论实力，美国远超越南，但最终却输掉了越南战争。2001年，美国堪称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即便如此也没能防止“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
就达到目标而言，将资源转化为真正的实力需要精巧的策略和高超的领导艺术。然而，现实中决策失误时有发生，领导者常常误判形势——1941年的德国和日本、1990年的萨达姆·侯赛因就是这类例子。因此，游戏开始之初就得判断：好牌在谁手里。与之同样重要的是，一定要明白这是个什么样的游戏。在特定环境中，哪些资源可为实力提供最强劲的基础？比如，石油资源随工业时代的来临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样，铀在核时代将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以前，国家间的实力资源相对比较容易评估。国际政治中，测试“大国实力”的一种传统方式是“战争力量”。但几个世纪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战争力量的来源时常发生变化。在18世纪的欧洲，人口是至关重要的实力资源，因为它是税收和征兵的保障。1815年拿破仑战争末期，普鲁士在维也纳会议上向反法同盟的胜利伙伴们展示了一份详尽的割地重建计划。其中，土地和人口是其抗衡法国的实力资源。在前民族主义时期，对普鲁士而言，移交地区的居民不会说德语根本不会构成任何问题。然而，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以至于1870年它从法国夺取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最后居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根。民族主义大潮的来袭使环境发生了变化，那些移交省份非但算不上财产，反而成了普鲁士的包袱。简而言之，要对实力资源做出判断，必须先了解大环境。判断好牌在谁手里之前，先得弄明白这是一场什么游戏，牌的价值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当今信息时代，实力资源的分配在不同议题上差异巨大。我们只知道，美国是当今“单极”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但这种说法的背后，事实远非看起来那么简单。世界政治犹如一盘三维棋局，要想赢得这盘棋就得同时在水平和垂直空间里落子。这盘三维棋局中，上层棋盘是传统的国家间军事较量，美国凭借其全球军事影响力的确称得上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因此，用“单极”、“霸权”这样的传统术语来描述美国并不为过。三维棋局里的中层棋盘是经济力量的角逐，这里的实力分配呈多极态势。在贸易、反垄断以及金融监管问题上，如果没有欧盟、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同意，美国就无法达到预期目的。如此看来，美国根本称不上有什么霸权。下层棋盘是各种跨国议题，比如恐怖主义、国际犯罪、气候变化、疾病传播等。在这个棋盘上，各种力量广泛而无序地分布在国家和非国家主体之间。在此，无论左派、右派的宣传家们怎么聒噪，什么单极世界、美利坚帝国的说法都成了无稽之谈。上述一揽子问题，如今正闯入世界大战略之中。但许多政治领导人仍然埋头于上层棋盘中的军事资产和传统的军事对策。他们将必要条件错当成充分条件。作为玩家，他们只将目光局限于这个三维棋局中的一个棋盘，长此以往，必输无疑。而且，要想在最下方的跨国议题棋盘上占据优势，往往需要动用软实力资产。
软实力
人人熟知硬实力。众所周知，军事和经济因素往往能使他人转变立场。硬实力可以依托引诱（“胡萝卜”）或者威胁（“大棒”）等手段来实施运用。但有的时候，即便不动用实实在在的威胁也能达到目的。这种为达目的而采取的迂回方式，有时也被称作“权力的第二张面孔”。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完全有可能因为他国的追随、支持而得偿所愿。那些国家仰慕其价值观，并处处效仿，渴望达到与其不相上下的繁荣和开放程度。因此，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并不是国际政治中促成改变的仅有手段，设置议程并施以诱惑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软实力靠的是拉拢，而不是强迫。
软实力依靠的是一种塑造人们喜好的能力。在人际交往中，人们熟知吸引和诱惑的力量。在人际关系或婚姻关系中，实力并不总属于貌似强大的一方，而是取决于产生吸引力的神秘化学反应。同样，在生意场上，聪明的高管们都知道，管理不仅仅是发号施令，还需要以身作则，吸引并带动下属共同实现目标。一个大型组织很难仅靠命令来运行。与此类似的是，目前不少社区都在努力打造友善并富有吸引力的警察形象，这样才能让社区居民产生协助警方完成共享目标的意愿。
政治领导人早就了解吸引力所能产生的力量。“胡萝卜”和“大棒”不是为达目的的首要选项。独裁者使用强迫命令的手段治国，相比之下民主国家领导人更多依靠诱惑和吸引的双管齐下。软实力是日常民主政治的主要手段。这种引导他人喜好的能力通常与某些无形资产联系在一起，比如富有魅力的人格、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制度，以及那些在他人眼里具有合法性和道德权威的政策等。如果一个领导者恰好代表了某种令人倾慕的价值观，那么他做起事来就要容易得多。
软实力不等于影响力。毕竟，影响力还可以通过威胁或者报偿等“硬”手段来实现。而劝服他人、以理服人的能力虽然构成了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并非其全部。软实力还包括吸引的能力。紧随这种吸引力的，是对方的默许。简言之，在行为术语中，软实力是一种吸引人的力量。从资源的角度来看，软实力来自能产生吸引力的资产。人们可以通过对特定人群进行民意测验，来衡量某一种资产是否称得上软实力资源。如何评价该吸引力是否产生了预期的政策效果，则因事而异。吸引力不能保证改变他人的偏好。在判断实力的时候，以资源衡量和行为结果衡量，这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会存在差距。而这种差距，并非软实力所独有。衡量所有形式的实力时，都会存在类似差距。1940年法国沦陷之前，英国和法国的坦克数量超过德国。但是单凭军事实力上的优势，无法准确预测战争结果。
区别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方法众多，不妨先列举一下能够促成达到目的的多种方法。你可以命令别人改变主意，也可以用军事手段或者经济制裁相要挟；你可以将经济回报作为诱饵，也可以通过设置议程让对方知难而退；或者，你还可以从彼此关系中的吸引、友爱、责任等因素，找出为双方的共同价值和共同目标提供合理性的共同价值依据。如果对方既没有受到明显威胁，也没有参与任何交易，而是在一种可知而不可见的吸引力的作用下，不知不觉走到与你一致的道路上，那么这就是软实力在发挥作用了。软实力依靠一种不同寻常的手段（既非武力，也非金钱）促成合作，它依靠的是共同价值观所产生的吸引力，以及实现这些价值观所需要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亚当·斯密说，人在自由市场中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领着做出决策；在思想的市场上，这只无形的手就是软实力——无须胁迫和交易，一种无形的吸引力自会劝诱人们走到一起。软实力和硬实力密切相关，都是通过影响他人行为，进而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二者的区别在于其行为的性质，以及资源的有形程度。控制力，即改变他人行为的能力，以强迫或利诱作为手段；同化力指的是影响并塑造他人意愿的能力，依赖的是文化和价值的吸引力，或者通过操纵议程令人知难而退的能力。控制力和同化力之间涵盖了多种行为：从强迫到经济诱惑，从设置议程到纯粹吸引。软实力资源与同化力密切相关，控制力资源则通常与强势行为相关联，但上述联系并非无懈可击。比如，一些国家的对外吸引力可能来自其不可战胜的神话，而其运用控制力强行建立起来的机制日后也许会顺理成章地存在。强劲的经济实力除了用来实施制裁和对外支付，还能成为吸引力的来源。总体而言，不同类型的行为与特定资源之间关系密切，足以用来作为分析软实力、硬实力资源的参考。
实力
国际政治中，软实力大部分来自于一个国家或组织的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国内管理和政策所提供的范例，以及其处理外部关系的方式。虽然对政府而言，有时候驾驭和运用软实力有一定难度，但这丝毫不能削弱软实力的重要性。一位法国前外长曾评论说，美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能“激起人的梦想和渴望，这要归功于其散布在全球的影视形象，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大批学生纷纷从其他国家奔赴美国求学深造”。软实力是一种重要现实。伟大的英国现实主义者e·H·卡尔在其1939年的作品中将国际实力分成三类：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影响舆论的力量。否定软实力的重要性，就等于不懂得运用诱惑的威力。
一次，在谈及是否要在国际政治中关注人气和魅力这个话题时，美国政界元老约翰·J·麦克洛伊向肯尼迪总统大发雷霆：“国际舆论？我根本就不信这东西。真正管用的只有实力。”还好，和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肯尼迪很明白，吸引他人和引导舆论的能力也是构成实力的元素之一。他完全了解软实力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有时候同一种实力资源能够影响从强制到吸引等各个层面的行为。一个在经济、军事上走下坡路的国家，损失的不仅是硬实力，同时受损的还有影响国际议程的能力和自身吸引力。在不可战胜论或注定论等神话的驱使下，一些国家会臣服于他国的硬实力。希特勒就曾经试图制造这样的神话。硬实力可以用来缔造帝国和制度，并为小国设置议程——前苏联统治东欧国家就是一个例证。肯尼迪总统的担心不无道理：虽然民调显示美国比苏联更受欢迎，但在航天计划和核武器力量方面，苏联略胜一筹。
软实力并不依赖硬实力而存在。斯大林曾经说：“教皇手下有多少个师？”可事实上梵蒂冈却不乏软实力。苏联一度软实力雄厚，但在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后，其软实力几乎损失殆尽。尽管苏联的经济和军事资源持续增长，但软实力却在下降。事实上，在粗暴政策的作用下，苏联的硬实力暗中削弱了软实力。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苏联在芬兰的影响力却因其软实力而得以加强。同样，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的“睦邻政策”加强了美国的软实力，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因此增强不少。
有些国家的政治影响力远远超出其经济和军事实力，那是因为它们将经济援助、和平调解等具有吸引力的因素纳入了国家利益的定义中。过去20年中，挪威参与了菲律宾、巴尔干、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斯里兰卡和中东等地的和平谈判。挪威称此举源于路德教会传统，但事实上这种和平缔造者的姿态使挪威的价值观得到普遍认同，国家软实力同时得以增强。挪威外交大臣简·彼得森说，“我们摸到了一点儿门道。”这其实说明，挪威依靠谈判桌上的地位，提升了自己在大国视野中的作用和价值。
加拿大联邦自由党前领袖米哈伊尔·伊格纳季耶夫从相似的角度描述了加拿大的地位：“影响力源自三种资产：作为一个好公民的道德权威——这方面我们尚且有一些，军事能力——这方面我们比较欠缺，以及国际援助能力。”对美国来说，“我们有可用之处。他们需要合法性”。由此，加拿大在和强邻讨价还价的同时，也增强了自身的影响力。波兰政府决定向战后的伊拉克派兵不仅是为了巴结美国，也是为了更广泛地树立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形象。2001年塔利班政府垮台后，印度外交部部长飞赴喀布尔向阿富汗临时政府道贺，他的专机满载着有关宝莱坞电影和音乐的音像资料。飞机一落地，这些东西便被一抢而光。正如我即将在第三章中所谈到的，许多国家都拥有软实力资源。
制度体系能增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例如，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凭借缔造国际规则和制度体系推行了自己的价值观。人们认为，这些规则、制度和美英经济体系中的自由、民主特性是一致的：英国主张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美国力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国家实力若在别国眼中显得合理合法，那么这些国家在达到目标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就会相应减少；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他国家自然愿意效仿；如果一个国家能缔造出与其利益和价值观一致的国际规则，那么在别国眼中其行为就更具合法性。当这些国家借助机制和规则鼓励别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时，也就不需要那么多代价高昂的“胡萝卜”和“大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