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见到张郎郎是五年以前，他总是在华府、北京、香港、东京四处游走，很不容易找到他。疫情开始后更是不知他的去向。上个星期一个朋友通知我，找到张郎郎了，他一个月前回到美国了，约大家聚一下。
张郎郎是公众人物，大名鼎鼎，是从死牢里出来的人，随便在网上就能查出他奇迹般的精彩人生。几年前写过自己认识的张郎郎，下面偷个懒，把他入狱和后面几段略作修改，再抄一遍：
张郎郎入狱是一句话惹的祸。他常常散布领导人的小道消息，说过“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时组织不同意”。江青气急败坏，抓了上百人，要查明是谁说的，最后焦点落在了张郎郎身上。抓捕张郎郎的通缉令贴满京城，害得他跟着女友逃离北京。他们跑到杭州附近的一个小农村，以为可以躲过浩劫，没想到女友一封家信暴露了隐藏地点。张郎郎以“恶毒攻击中央首长”“里通外国”“阴谋叛国”罪锒铛入狱，被投入死刑号。当时的法律规定，有3条造谣攻击中央领导的言论就是死刑，公安局给张郎郎头上扣了一百多条，按张郎郎的说法，“够枪毙几十次了。”
跟张郎郎一起蹲过大狱的狱友中有不少名人，有老海归巫宁坤、人艺话剧演员英若诚、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杨秉荪、《出身论》作者遇罗克等。
他10年的监狱生活令人唏嘘，手铐脚镣，审讯拷打，每天与死亡为伴；狱中恋情，传递情书，相互支持安慰，一直到眼睁睁地看着心上人被拉出去枪毙…他在很多书中都记述了狱中生活。其中最令人胆战心惊、欲哭无泪的经历是与遇罗克的友情，目睹遇罗克被枪毙。张郎郎也在黑名单上，周恩来一个紧急批条“留下活口”四个字，张郎郎就没跪在枪口前…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第二年张郎郎走出牢房，结束了10年的囚禁生活。母亲和哥哥在监狱外面接他，没有眼泪，没有安慰。父亲在家里等候，见到儿子就说了一句话，“郎郎回来了”，没有拥抱，没有鼓励。
出狱两年后，张郎郎就离开了中国，理由很简单：公安部门拒绝销毁他的审讯记录，声称他的案子属于“证据不足”，不是冤假错案，不能判决无罪，不能平反。为了自身安全，趁国门大开，张郎郎远走高飞了。
张郎郎在海外漂流，给了我认识他的机会。他话语不多，说被关了10年，变得不会说正常人话了。有时聊天还显得有些拘谨，总是不断习惯性地用手扶一下眼镜。他经常受到海外民间组织邀请，举办讲座和研讨会，接受采访，后来也变得很健谈了。他出版了不少书，最近几年又不断写文章，详细回忆过去那段精彩悲壮的生活。空闲时间喜欢去旅游，还潜心作画，风格很像毕加索。他的家在美国，中国、香港和日本也有他落脚的地方。很长时间大陆当局对他还是耿耿于怀，总是刁难他，申请签证阻力重重。
张郎郎也喜欢古典音乐，那时常去太阳纵队一个成员家里听唱片。所以后来还喜欢收集黑胶唱片，跟我的嗜好一样。我们一起淘黑胶，一起听黑胶。北京音乐沙龙有一帮“哥们”也玩黑胶，苦于搞不到货。张郎郎曾跟我商量要做点黑胶生意，我同意托他把我大批“多余物资”运回北京。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盘菜就凉了。
去年请他到家里，我们一起听披头士。张郎郎对披头士乐队的四名成员和歌曲如数家珍。不过他承认，他熟悉的曲子大多数是1966年以前的，以后的歌就没有那么熟了，原因就不用说了。他最喜欢的歌之一是《昨天》。我拿起琴给他拉了一遍，还送了他两张披头士唱片，也算是表达我对他的敬意。
请张郎郎到家里是5年以前的事。这次见到他，头发白了不少，步行略微有点蹣跚，但绝不像80岁的老人，记忆还是那么清晰，谈吐还是那么风趣。疫情期间大部分时间在北京，清零结束后还阳了，发了一个星期高烧。这次回来要处理一些事，下个月还要回北京。这几年在北京潜心作画，画了300多幅画，靠拍卖赚了200多万。
张郎郎是共和国的活化石，是“血色浪漫”的典型。他身上有高干子弟的傲慢、自命不凡、玩世不恭，也有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呐喊。从死刑号子出来，心态非常平静，拿起笔杆子，写了《大雅宝旧事》、《宁静的地平线》等不少书和文章，笔锋犀利，文字流畅。《宁静的地平线》已经禁止再出版，因为内容不符合时代潮流。据张郎郎说，现在旧书店里要是能找到这本书，价钱比新书还贵好几倍。
不了解张郎郎的人应该在网上看看他的故事，看看他的视频，都是活生生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