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二十七 古田立规（上）
再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出击赣南。但却因跳出了根据地，红军得不到白区群众的支持，情报不灵，接连受挫，损失很大。
在这种极端危险的处境下，朱毛率领部队以每日45公里的速度强行军，终于在运动中捕捉到了战机。1929年2月9日正逢除夕，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在瑞金以北的大柏地设下伏击战。
大年初一下午，国军刘士毅旅两个团被引诱进入“口袋阵”，红军各部向敌军一齐发起猛攻。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一仗对红四军太关键了！朱德带队冲在前头。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也提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锋。浴血鏖战至第二天下午，红军才大获全胜，歼灭敌两个团大部，俘虏正副团长以下800余人。刘士毅残部向赣州溃退。
此战之后，陈毅在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不久，中共福建省委通过中央建议，红四军可开到闽西长汀、武平、上杭一带发展，因为那里在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下，开辟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群众基础较好；同时，在那一带的国军都源自土匪武装，战斗力不强。毛泽东和朱德立即采纳，指挥红军两战两捷，消灭了闽西的郭凤鸣旅，于3月下旬顺利地占领长汀。
4月1日，朱毛部队与彭德怀部队在瑞金会合，一时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毛泽东听彭德怀汇报了撤出井冈山的经过，不无后悔地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
他们经过研究，决定恢复红五军的番号，趁新军阀混战之际，由彭德怀率领红五军打回井冈山去，恢复湘赣边区政权。红四军则在赣南、闽西实行武装割据，以此建立今后发展的基础。
随后，红四军在赣南的于都、兴国、宁都三县建立起县级革命政权；再回师闽西，消灭了另一支福建军阀陈国辉旅，建立起长汀、永定、龙岩三县的革命政权。这样，形成了地跨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赣闽红色根据地。红四军已改编成了3个纵队，每个纵队虽然暂时只有1个团的兵力，但将来可扩成师以上的兵力。
彭德怀他们果然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回到了井冈山，找回来一部分失散的部队，包括守黄洋界的部队，王佐的特务营，等等。经过改编，将红五军编为两个纵队。然后，他们向外扩大苏区，极其顺利地完成了恢复湘赣老区的任务。
正得“天时”和“地利”的毛泽东，却遇到了“人不和”的麻烦。起因是一位刚从苏联回国的“布尔什维克”——刘安恭，被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由于他过去没有参加打游击和建立农村根据地的经历，却上过苏联高级射击学校，脑子里都是些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制度，结果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大争论。
刘安恭发现了一个现象：红四军已经没有了军委。原来，去年按照中央的指示，不仅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而且成立了以朱德为书记的红四军军委。当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军情复杂多变，部队行军不断，连开会的时间都难找，于是为应付突发事变，红四军决定军委停止办公，将权力集中到前委。同时，朱德的军委书记也就名存实亡了。刘安恭提出要恢复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毛泽东“书记专政”和“家长制”，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等等。
第一纵队司令林彪对这个上面派来的“钦差”很不以为然，他针锋相对地提出：现在红军只是一支四千多人的小部队，又处在频繁作战、游击动荡的环境之中，领导工作的中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林彪说，如果在前敌委员会之下、纵队委员会之上再插入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还是这些事，一层层议，一层层往下传，这实际上是一种只看外表不重结果的形式主义，这些形式主义的要害在于试图成立军委，与党分权。
毛泽东做了让步，辞掉自己兼任的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由刘安恭接任。5月下旬，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以及党务、政务、军务、群众工作的展开，前委工作繁重，难以兼顾军委工作，遂决定红四军军委恢复办公，并由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
但是，刘安恭与林彪的辩论越来越激烈，把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也拉进来一起争论。作为军事主官的朱德，对毛泽东插手部队指挥有点不满意。从军事知识到指挥经验，朱德比毛泽东都丰富得多，因此，朱德觉得部队该干什么应该由他来指挥，前委只应管一些大的行动方向。但是，在毛泽东给红军制定的三大任务中，只有“打仗消灭敌人”这一项是纯军事任务，“打土豪筹款子”既是军事任务也是政治任务，而“做群众工作”一项就是纯政治任务了。因此，按照这些原则，部队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不能单由军事主官说了算，而应该由前委说了算。前委的书记是毛泽东，不开会时就成了他说了算。由于朱德的性格比较恭谦和包容，因此实际上，两人间的这种矛盾还是相当缓和的。
刘安恭认为：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和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林彪也越来越尖锐，表示：关于军委的问题，我已说得十分明确。有一点需要指出，朱德一贯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喜欢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拢部下，形成团伙。这次他支持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脱离前委的羁绊。
刘安恭和林彪的言论令争论升级，并将红四军两位创始人之间本来不严重的矛盾公开化了。第三号人物陈毅对毛泽东和朱德都很尊重，认为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自己强，朱德在军事上是权威，因此在朱、毛两人之间起着粘合及平衡的作用。可作为组织原则，他对来自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还得尽力照办。目前的局面，对于28岁的陈毅来说，已经很难维持平衡了。
为了搞清问题，红四军前委要求朱、毛两人提出书面意见，详细陈述自己的观点。6月14日和15日，毛泽东和朱德分别给前委写了信。
毛泽东的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说明了红四军内部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认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红四军目前存在的关键问题。在信中，他希望党组织批准自己到莫斯科去学习的请求。
朱德则认为，在红四军中，确实出现了党的组织替代群众组织、忽视基层工作的缺点，形成了书记专权的沉闷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而事实上，毛泽东在红四军和根据地的威望显然不是刘安恭可比拟的，他一提出离开红四军，就使大部分人对临时军委与刘安恭的做法很不满意。前委在投票表决中，以36票赞成、5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红四军军委。这样一来，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不复存在，兼任的军政治部主任也由陈毅取代。刘改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
然而，这样并不能够平息争论，加上党内和军内其他各种各样的思想分歧也不少，使得前委领导们不得不下大功夫来解决问题。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会议由陈毅主持，他主张充分发扬民主，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
红四军“七大”不但批评了刘安恭和林彪在这场争论中的错误，而且也批评了朱德和毛泽东。会议不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意见。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指定的毛泽东没能当选前委书记，陈毅却被选上了。会后，毛泽东迫于大家的意见，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