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剑持在手，误伤自己人。
办案需谨慎，莫让风乱尘。
从1943年春到1944年春，桃源发生一起震动苏皖边区的“三青团”案件。
“三青团”是国民党的外围青年组织，有一定的反动性。国民党在一些地方为了和共产党争夺群众，抢占地盘，便大力发展“三青团”组织。认为只要参加“三青团”就是他们的人了。“三青团”分一般群众和骨干分子。其中骨干分子大多是特务，为国民党传递情报。因此，淮沭地区党委指示，对有破坏行为的“三青团”骨干，要予以打击。对于那些没有罪行的普通“三青团员”，只进行教育，争取为抗战服务。
1943年秋，有人汇报，界集区某小学校长王某某是“三青团”员。揭发他开过秘密会议，贴过反动标语，辱骂共产党，反对征粮。于是民主政府派人下去了解，汇报说确有此事。公安部门便接手此案，对王某某进行审问。
初审时，王未承认。后对其严刑逼供，王便承认自己是“三青团”员。为了将功赎罪，他又咬了几个老师。于是被咬的老师，也被逮捕审讯。被咬的那几个老师又咬了别人，连学生也被咬上了。
因为学生年轻，不便拘留，便被开除回家。这些学生更经不起逼问，又供出一些老师。恰在这时，界集有一个年轻的瞎子到县里告状，说：“王某某当过国民党兵，在国民党县党部做过事。”于是王某某的“三青团”更被坐实了。
一个被捕的徐老师交代，自己在“三青团”中是专门负责抓武装斗争的，自己给自己升了级。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又抓了一些人。
到了年底，已经从教育界波及到其他财政系统、商业系统、军队系统和政府内。县领导认为，这也是国民党向来的反共手段，他们会从各方面渗入的。
在县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刑讯逼供下，好几个区的区长都被捕了。连县武装总队中的连长、指导员也被逮捕。有人怀疑，将情况向淮水行署汇报，但边区党委、边区公安局并未提出异议，甚至还鼓励继续搞，继续查。
就在此时，县委办了党政干部训练班。谢县长向县委反映说：“据揭发，训练班里也有三青团。”
于是搜查迅速扩大到党内、政府内。而在此时，行署公安局却又派人到县里帮着搞，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以致汪集区长王伟、史圩乡长史金玉都被咬成“三青团”员。
办案人采取的审查诱供方法主要有四个：
一、车轮战术。办案人员对被审查者接连不断的轮番审讯，不让被审查者有休息时间，吃饭时间，搞疲劳战，或者叫熬老鹰。
二、隔壁听供。就是在审讯时，故意让被怀疑对象在隔壁偷听，最后再审讯被怀疑者，问那个人交代的对不对。让其跟着传音，作伪证。
三、搞串供。有的故意看管不严，让同案犯有机会会面，互道供词，互通情况。让他们串通，你怎么讲，我也怎么讲，以便获得基本一致的口供。
四、假杀、假枪毙。把犯人拉到野地，强迫其跪在地上，向头顶上空开一枪，吓的犯人半死，再问交不交代，不交代再来一枪。于是犯人就胡乱交代了。甚至有的小孩舅舅咬了自己的姐夫。
用这种残酷卑劣的手段，到了年底，全县被抓了一百多个“三青团”团员。有的地方传言：“家家有特务，个个是三青。”闹得人心惶惶。
情况如此严重，引起了上级的警惕。1944年初春，当地驻军九旅旅长兼淮北地委书记韦国清同志着手亲自过问此案，并要求立即停止捕人。派军区参谋长张震和军保卫部部长梁国斌两位同志到县里了解情况，又派得力干部对案件进行调查核实。
他们问那个揭发王某某的瞎子。瞎子说：“王某某是坏人，我见他手里有枪，我还看见他用红布包着枪，埋在地里一个地方。”
调查的人说：“你眼睛瞎了，怎么看见的？”
瞎子一听支吾不出来了，只好承认说假话，于是把瞎子关了起来。
经过广泛调查核实，“三青团”案从一开始就是错了，而一些办案人却以错就错，大搞扩大化。案件查清以后，淮北行署派主任兼行署公安局局长刘瑞龙同志坐镇桃源县，处理此案。最后得出结论，桃源县“三青团”案，确属冤假错案，决定予以彻底平反。
平反结论是由四师政委邓子恢做出的，由刘瑞龙在全县干部会议上宣布。被审查的人全部放掉，档案全部销毁。王伟、史金玉等干部仍官复原职。对此案负有领导责任的县委书记朱某某，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对县长谢某予以撤职处分。行署公安局副局长唐某某被警告处分。
谢县长后来在日伪大扫荡中，带了一个班与日军浴血奋战，壮烈牺牲。人们送了他一副挽联：
桃园案件终遗恨。是其所长，是其所短。
山头滴血酬壮志，以此报国，以此报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