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晓阳 | 大哥洗头吗——并不久远的回忆

1997年，我时隔10年第一次回国，在北京住了4个月。强烈的感受是，社会上最有活力的阶层，是从事民营经济的群体，无论企业家还是做小买卖的，都生气勃勃。

到处是小商小贩，生活变得方便多了，要想吃个便饭，出家门10步之外就有烤鸭店、粤菜、东北菜、小笼包子铺、吃面条的、喝粥的。正缓步踌躇之际，忽然过来个人，低声问：“要发票吗？”搞得我大惑不解。后来才知道是卖假发票的，供您需要时充数报销。有许多街道，一溜儿过去全是发廊和洗脚店，每个店门口都坐着一个年轻姑娘，我从没见过这景象，不免好奇地朝里张望，窄小的店内都挤着一群姑娘，都对你笑。门口的姑娘则喊：“大哥，洗头吗？”“大哥，洗脚吗？”这可把我给弄毛了——难道我的头发这么脏吗？难道北京的风俗变了，现在时兴大白天儿的到店里去洗脚？

（网络图片，与本文无关）

到了王府井，看到一家我熟悉的国营理发馆，叫美白。我一想，干脆把我这一头长发剃掉算了！走上高台阶，进了门，里面昏昏暗暗、冷冷清清，装修很落伍，一个顾客也没有，与个体户发廊的兴旺景象大不相同。我带着与生俱来的对国营商业的无条件信任，一屁股坐在理发椅上。“怎么理？”“推平头。”“全剃了吗？”“全剃。多少钱？”“十五。”十五元是最低价。理发师一共就两位，一男一女，都是中年人。给我理发的是男师傅。女理发师闲着没事干，听到我们俩的对话，羡慕地对男理发师说：“十五，就推个平头，你这活儿不错啊！……”我猜，他们的收入一定也和效绩挂上了钩，没有顾客，收入也上不去。

这个“美白”，1966年夏天破四旧时，我有一天晚上路过，只见高台阶上挤满了人，都堵在门口，向里看热闹。我是小孩，钻来钻去，也到了门前，里面顾客只有一个女人，留着一头烫发，长得挺漂亮，可面色惨白，神情严肃。几个红卫兵和理发师站在她旁边指指点点，不知在说什么。群众议论纷纷：“野鸡头！野鸡头！”“红卫兵给抓进来的。”“肯定得剃了，现在禁止烫发。”“剃秃子！”女顾客拿起一张报纸假装看，挡住了脸。我看了一会就离开了，不知道后来的结局。

我以前从未在美白理过发，因为它属于比较高级的理发店，价格贵。到我在这里15块钱推一个平头时，它已经没落了，成了当时国营服务业的一个缩影。

当然，即便我剃了平头，走过街边发廊时，仍会被问“大哥洗头吗？”“大哥洗脚吗？”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洗头洗脚，是大有深意的一件事，并不像这个词表面的意思那么简单。发廊虽陋，它的内部却有山有水有河流。孔子曰：何陋之有？

这个庞大的民营经济从业者群体，十年前在我出国时还没有形成。

八十年代初，我们胡同里出现了第一个个体户，叫小黄。当时旅客乘火车，如果有大件行李要托运，是个大麻烦，必须提前到北京站“行李托运处”去办理繁杂的手续，排大长队。小黄可能跟北京站有点儿关系，办起了一个行李托运的代办点，在一切都是国营一手包办的体制中，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事情，但确实能分流那唯一一个行李托运处的巨大压力。他又打通了“街道”上的关系，允许他使用（或租赁）我们胡同在地震期间盖的一间小房。于是，一个个体户诞生了。

生意出奇地好。因为需求太大了。人们在这里不用排大队，手续也简便，小黄还帮助客人打箱子、捆草绳、搬运……有求必应。他不是我们胡同的老住户，我不认识，我妈妈爱说话，出来进去老碰到，跟他挺熟。据说，他是刑满释放人员，刚从监狱或劳教场所放出来，好像是刑事方面的轻罪。这样的人，以前是社会最底层，到处受歧视，很难找到出路。

有一天中午我出门，看见他坐在小房子外，带着3个小伙子吃饭，都光着大膀子，饭菜放在一只大木箱上，有两个炒菜、粉肠、馒头，一人一瓶啤酒。旁边堆放着乱七八糟的行李和杂物。那景象很扎眼，从未见过却又似曾相识，十足的人间烟火气，给我印象颇深。

我发现，街道上的大妈们对他格外热络，甚至有点儿巴结。这是反常的，在过去不可想象，因为那一辈的北京大妈比现在的还厉害，负有部分专政职能，本应是对小黄这类人实行监督和管制的。

为什么大妈们转变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待业青年，即中学毕业生普遍失业。“大妈”一般都出自普通家庭，社会资源稀少，找不到给子女安排工作的门路，非常焦虑，家庭生活很困难。小黄扎下营寨后，居然能解决就业难题，那几个给他打工、一起吃粉肠喝啤酒的小伙子，就是大妈们的儿子。另外，他有钱。小黄的身份因此而陡然改变，从“反派”成了正角。大妈们的阶级觉悟，是根据自身利益可有可无的。上头对她们实施专政的行为予以激励时，她们的觉悟就高；现在专政对象能给她们带来实惠，觉悟就不要了。

1997年我回来时，宽敞笔直的胡同已面目全非，胡同两边的墙外，都盖起了小房子，中间只留出一条狭窄的通道。这些房子都是“街道”上盖了对外出租的。小黄租下了其中的好几间。经过十几年的奋斗，他有了两房太太，都住在这里，都生了孩子。托运的生意早就不做了，后来做的是什么，我不了解。一个邻居跟我说，他估计小黄有个两三百万存款。

没有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不知道在那种经济中生活有多苦。农村就不说了，牛马不如。即使是在北京这个大城市、首善之都，商品之匮乏、生活之不便，也是三天三夜说不完。洗澡要排大队、理发要排大队、买西红柿要排大队、在餐馆吃饭不但必须拼桌也还要排队……毛老人家很清楚这些情况，他说过“头发卡子少了，肥皂也没有”。连这种基本生活用品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我印象极深的一件事是，刚上大学时，在一份内刊形式的资料中读到，一个西德人访问北京上海等地，得知城市居民住房稀缺，一家几代人挤住在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里的情况相当普遍，他感到很不理解。他说：要是在西德，那房地产开发商们会高兴坏了，他们会马上建起一幢又一幢公寓楼投放到市场上，住房困难的问题将迎刃而解。西德人的话我们现在一听就明白，因为这已是我们眼中看到的现实。但在八十年代初，却是我闻所未闻的说法，感觉特别新奇。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中国根本就没有“市场”，我从生下来就不知市场经济为何物。

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困难重重。“傻子瓜子”因为雇人给他炒瓜子，就能抓起来判刑，是邓公几次说了话才最终得到承认。那时的观念是私人雇工就是剥削，所以犯法（也不知犯的哪条法），要判罪（罪名另立，如投机倒把）。后来，慢慢地，开了条缝儿，允许雇工了，但又规定不得超过6人，雇6人以上仍算剥削。为什么是6人而不是5人或8人呢？据说是理论家们查阅典籍找到了一个根据：恩格斯雇的是6个工人。理论家们真辛苦啊，他们老板交给的差事实在是难！就像老人家生前常爱说的：“曹营的事不好办哪！”

（“傻子瓜子”创办人年广九。2023.1去世，享年84）

就这么挤呀挤呀，“千里之堤，溃于一穴”，只要挤出一条缝，巨大的能量就堵不住了。我们需要数量充足的头发卡子和肥皂。我们需要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澡堂子。我们需要5块或15块钱推个平头，也需要一两千块钱又剪又烫来个时尚发型，如果有人要去洗头洗脚，那就让他去吧，市场经济就是这样：有买的就有卖的。我们不仅要吃生西红柿，还要吃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炖牛腩、要做番茄酱、喝奶油番茄汤，而且不用排大队……这种种需求，靠定计划是猜不出来的，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够满足。到了今天，谁不让我们过好日子，谁再想用“计划”给我们画饼充饥描绘美好蓝图口惠而实不至，一定会失败。

我个人的感觉是：〇几年的中国比八几年不仅经济繁荣得多得多，各方面的管制也松了许多。我写的小说稿里有一些性描写，我带着八十年代的脑筋以为很难出版，结果回到北京在书摊上一看，那些封面花里胡哨的出版物，根本就是情色文学，没有人管。我还在网上读过一部写男同的小说，那里面除了一次接一次的性爱不写别的。报纸杂志多如牛毛，说什么的都有。我去上海的一家咖啡馆，看到报架上放着海峡那边的《联合报》《时报》等好几种大报，吓我一跳，以为反攻大陆了。人人眼睛贼亮，都憋着要发大财，因为他们看到了机会。正是在那些年，污蔑丑化天下一把手和村干部的“荤段子”风行神州大地，哪个饭局上若是不说上它几段，酒就喝不痛快，气氛就起不来。那些段子，要多恶毒有多恶毒，要多好笑有多好笑，要多黄有多黄。

二〇〇几年以后，我住在朝阳区。我们小区的旁边有一个村子，村子里很热闹，村民都盖了房、盖了楼，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村中大路两边都是小饭馆、小商店和小型超市，人员杂乱，红红火火。村口外的十字路口上，都是摆摊做小买卖的，有卖针头线脑的、卖服装的、卖烤红薯的、卖煎饼的。小区大门距村口挺远，行人来往，安静而有人气。

2017年初冬的一天，我开车出门，忽然感觉怪怪的，有哪里不对。人呢？怎么没人了？路上静悄悄的，不见人影。往村口方向看，一片死寂。人多的时候嫌乱，没有人了倒觉得不适应了。我心想：要说都回老家过年去了，也太早了点吧？

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是本市在驱赶低〇人口，仅仅几个月，据说有300万人被迫离开了北京。我们那个村子，再也没恢复到当初的乱哄哄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样子。附近的几个村子则夷为平地。

在微信群里看到有的人说“本来就应该嘛，外地人太多了，太乱”。我特别生气。你是清净了，可多少人的饭碗却砸了！小商小贩没了，人们的生活也不如以前方便了。这是最简单的事实。还有更重要的关于个人权利方面的问题，写出来文章就发不出来了，不写诸君也都明白。

建立起一个东西很难很难，破坏一个东西那太容易了。这就像，创业者要经历千辛万苦才能开辟出一个局面，败家子一夜之间就能给它败光。

我们一般人，不是经济学家，平常也不会注意那些繁难的统计数字，但仅从个人生活体验和耳闻目睹也会感到，近几年市场经济遭到了阻遏和伤害，至少，是不那么活跃了。这可是动摇根基的一件大事。

“头发卡子少了，肥皂也没有”——这不是一个传说，照动摇根基的办法做下去，用不了多久它就会重现的。不信咱们打个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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