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CH（德語：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是出生于奥匈帝国的英國知名经济学家、政治哲學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哈耶克的学术生涯主要任教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以及德国弗赖堡大学，他被廣泛視為奧地利經濟學派最重要的成員之一，但与芝加哥经济学派关系密切。他所提出的價格信號在協助經濟裡的個體協調經濟活動上的角色一理論，被認為是經濟學的重大突破。哈耶克在1974年和他理論的對手贡纳尔·默达尔一同獲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揚他們在货币政策和商業週期上的開創性研究，以及他們對於經濟、社會和制度互動影響的敏銳分析。」
哈耶克也是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對於法学、系統思維、思想史、认知科学領域也有相當重要的貢獻。他坚持古典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反对社会主义、极权主义、凱恩斯主義和集體主義，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累计销售量超过200万册（截止2010年）。1947年，他主持创建了朝圣山学社。1984年，哈耶克获颁英国的名誉勋位，以表彰其对经济学研究的贡献。1991年，美國總統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頒給哈耶克美國總統自由勛章，以表揚他「終身的高瞻遠矚」。
芝加哥大学
哈耶克在1950年離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前往芝加哥大學任教。由於哈耶克的名氣，他在芝加哥大學的第一堂有關哲學的講課吸引了大量聽課學生，包括了恩里科·費米等科學家。他在這段時間的研究包括了哲學、經濟學、政治哲學、思想史等領域，他在這段時間進行的經濟學研究至今仍未被發表。當時哈耶克的經濟學理論被認為太激進了，也因此芝加哥的經濟系所一直拒絕讓哈耶克成為他們的一份子。[38]虽然哈耶克並不是後來形成的芝加哥經濟學派成員之一，但他對芝加哥學派的眾多理論比如貨幣流動的速率產生關鍵性的影響，与该学派的诸多人物来往甚密，主要包括亚伦·戴雷科特、米尔顿·弗里德曼等。
在編輯了一本有關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私信的書後，哈耶克開始撰寫一本有關自由秩序的書，這本書後來成為《自由秩序原理》，並且在1959年5月完稿，於1960年2月出版。在書中哈耶克論述的主題在於要如何「減少社會上人與人之間彼此施加的強迫」。不過此書並沒有吸引如同16年前《通往奴役之路》一般的廣泛注意[42]。1962年，哈耶克离开芝加哥大学。
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對當時英國學術界普遍將法西斯主義視為是因應資本主義而產生的反動運動的這種看法相當質疑，在二次世界大戰方酣期間，他於1944年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一書，成為他最知名的著作之一。這本書的名稱靈感是來自於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著作裡所寫的「通往奴役的道路」一詞[34]。這本書一出版便成為為當時最熱門的暢銷書，由於戰期的紙張限制配給，該書在書店上架很快就被一掃而空，導致一書難求，哈耶克將之稱為「得不到的書」。芝加哥大学緊接著在同年於美國出版此書，結果比在英國還要更受歡迎[35][36]，成為當時的公眾話題之一，讀者文摘還在1945年4月出版了一本精簡的版本，提供給學術界以外的大眾閱讀。
經濟學家瓦特·布拉克稱《通往奴役之路》是一本「對中央計畫的宣戰書」，儘管此書仍對於完全的自由市場和自由放任持有保留態度[37]。哈耶克在書中主張社會主義一定会有一個中央的經濟計畫，而這種計畫經濟最終將會導致極權主義，因為被賦予了強大經濟控制權力的政府也必然會擁有控制個人社會生活的權力。哈耶克主張在一個自由社會下，政府可以扮演適當的協調角色，進行一定限度的政策干預，例如工時限制、以及替市場建立公開的資訊平台。然而，當政府的中央計劃開始延伸到一些人們無法有一致看法的領域，例如「要生產多少麵包」或「要生產什麼風格的服飾」時，衝突便不可避免。隨著政府計劃的越來越多，經濟也越來越混亂，最後結果便會導致獨裁和極權政府（奴役）的產生。
瓦特·布拉克認為哈耶克為了讓此書吸引當時最多的讀者認同，他在書中做出了許多的讓步，放棄了許多他對自由市場的支持，也因此與他的整體哲學產生了許多矛盾的地方[37]。儘管如此，此書仍然被廣泛認為是對計畫經濟的經典批判，同時也是發揚個人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的名著。
论思想国有—海耶克教授著《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Hayek）之第十一章
2015-03-21 13:16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85434.html?
译者的话
国家，在与其中的个人相对的关系上，以或多或少的程度，是权威之一种。绝对的极权国家绝对地把思想国有化。既然如此，可见思想之国有化，是思想之权威化（authoritarianization）。思想权威化，因时代、社会、或地域之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形态。在部落社会，酋长底想法是部众行动底准绳。在东方的君权时代，常有自称或被称为“圣君”者流底念头立为天下法。有冒犯之者，被目为“大逆不道”；士人进身之阶永被斩绝。这，在西方，相当于宗教除革（excommunication）。在西方教权盛行时期，僧侣底经典是支配思想的“大经大法”。到了现代，反民主自由的党权崛起，共产党化思想则强天下从同。这些形态固然各不相同，起因各不一样，说法各有千秋，有的标尚唯心，有的强调唯物，有的自命实现“历史使命”，又有的口称“代表人民”，但是，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思想之权威化。
思想一经权威化，人间就惨祸大作，黑暗就笼罩大地！古往今来，为了所谓“信条战争”，牺牲了多如生灵！又多少睿智之士在权威思想之前遭受迫害！洛杰培根（Roger Bacon）,伽利略（G.Galileo）,不过是其中的显例而已。（请参看Bury: A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1952）时至今日，在稍有实证态度（Positivistic attitude）的人看来，人类在这条旧路上走，何其残酷，何其愚昧，又何其浪费！所以西方自宗教改革以至于知识革进，三四百年来，无日不与权威思想抗争，以至于有了启蒙（Aufklaerung），有了科学。有了科学，人类从此可以平视这个真实世界，不再为那些幻觉（illusions）白白流血，冤枉性命。这本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条大的趋势。史迹斑斑可考，明显到差不多不值一提。然而，现在居然还有人歌颂“中古精神”，拿玄思默想所幻构出来的“道统”强人顶礼膜拜；捡拾被若干西方学人批驳得体无完肤的历史自足主义（historicism），铺陈其玄思心理（speculative psychology，借用Prof. Quine 底字眼）之恍惚产品而不许加遗一词（请参看K.Popper: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0）。收纳信徒弟子，俨如创救。这种狂愚的行径，令人不知何以为词。
吾人须知，将历史人格化，系一pathetic fallacy。这一谬误，系由pathetic muddle所生。这是原始人思想中常有的毛病。思想上这一类底原始毛病，正被现代哲学解析家、及语义学家批析之不遗余力（请参看H. Feigl: Readings in Philosophical Analysis, Appleton-Century-Crofts, INC, 1949; M. Black: Philosophical Analysi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0; H. Reichenbach: The Rise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A. Pap: Elements of Analytic Philosophy, the Macmillan Co., 1949; Feigl and Brodbeck: Reading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4; Richard von Mises: Positiv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如果我们对于哲学上这些新近的成就之对于玄学的洗刷茫然无知，而只说一声“这是哲学之堕落”，殊不足以抵偿学知之固陋。
所谓“历史文化”一词，如果有意义，系指由主、客、内、外、自然、与人交互作用而在时空中形成的一组可经验的复合事实。这些因素缺一不可。“历史文化”主义者却单独把ethos凸提出来视作历史文化之“基本（fundamental）”（此名称系借自Hempel，并从其用法。）这种想法，多少系出自“体系癖”。任何体系，如构造周密，常给人一种融贯感（sense of coherency）。而确然感（sense of certainty）又常伴随融贯感以俱来。于是，不善造体系者，面对似善造体系者，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实，自诸非欧几何学、公设学（Axiomatics），设备技术（postulational techniques）,以及系统学（Systematics）出现以后，所谓“体系”也者，已不复能作迷魂之阵。任何系统底内部建构是否严密是一回事，是否能与此实际世界相应是另一回事。且自纯形式的考虑着眼，吾人可自任一因素出发而抽绎成一个系统。这种抽绎工作,可委诸Von Neumann设计完备之电脑，固无待乎“哲学大家”从事也。这个世界底事象如此繁复，吾人从社群实际生活底任何一角，几乎都可以发现任一事件中诸可识别的因素之相互交织；虽然，在大量历史现象中，某一因素之出现特别显著，或较具支配力，或较引起知识者注意。因此，单取其中任何一二被认作重要的因素组成用语言系统所表示的“体系”，为事实非困难。马克斯以“生产工具”、“生产关系”这类因素作为说明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似乎头头是道。殊不知所谓“生产工具”，已暗含人智运用等等非经济的因素。至于“生产关系”一词，隐含的意指更属复杂，包举的非经济因素更多。如果弗洛依德(S. Freud)以“性欲”为基本因素来解释历史发展，黄色遍纸，其动人之处，将远过唯物史观。世之构造“唯心史观”如黑格尔及其各形各色的徒从者，在思路型构上，与马克斯实系一丘之貉。当然，在内容上较可忍受。亚当斯密（Adam Smith）说：“体系之建构，普遍系起源于那些熟悉一艺而对于其他毫无所知者之苦心构作。那些人借着他们所熟知的现象来说明他们甚以为奇的现象。因此，在别的作家看来不过是几个聪明的比喻的东西，他们则当做是一切事物变化之大关键。”建构“体系”之弊，于兹可见。（但是，这并不是说，知识的建立不要“系统”。）
罗素说：“在一方面，有些人对于书本比对于事务要熟悉些。这种人往往过分高估哲学家底影响力。当其政党标榜受苏革拉底学说之鼓舞时，他们就以为这个政党底行动是由于什么什么学说使然。……直到最近，著作家们几乎过分夸大前人在思想上的影响。这是一个古老的错误。”唯心的历史自足主义者正是犯的这种错误。唯物主义者说：“存在决定意识。”唯心主义者翻过来说：“意识决定存在。”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似乎互为死敌。可是，从科学的哲学之眼光看来，二者不过是同一型模的思想之不同的翻面而已。二者之争霸，虽属无谓，却给世界带来不少实际的灾害。
民主和极权底分野之一，是看有无与政治关联的“禁制”。极权统治之下，这类禁制是很多的。例如在苏俄，“首领”、“主义”、“政府”、“共党”、“国家”被神圣化，一碰都不能碰。碰了就闯大祸。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权威底象征。民主自由的社会是没有这一套的。然而，在大家为民主自由困苦挣扎的现今，却有人捧出编造的“历史文化论”和所谓“道统”及过去被神圣化的人，并制造空气，企图以之为碰都碰不得的权威思想。这样做法，或有实际的利益，或可满足狂执之情绪。但是，何必标榜什么“民主”？向喀尔文学习好了。
极权政治是整个浸沉于权威主义的空气之中的政治。所以，意理的思想上的权威,在极权政治之下,一定与政治权威互相表里。斯达林之流，不独要“作之君”，而且还要“作之师”。思想权威化之具体建构，便是思想国营国有。实行“计划教育”便是思想国营。思想国营国有，与产业国营国有，正好一里一表，一心一物，控制得千万人动弹不得。这样看来，思想上的权威主义，碰到极权统治，无论倡之者自愿或是不自愿，无可避免地成为极权统治之一环。我们不要拿“理性的机智”这样的虚话自误误人。
论思想国有
思想之国有化，在每一方面，都是与工业之国有化齐头并进的。这件事很值得我们注意。
——克尔（E. H. Carr）
一个政府要使大家为一个单独的社会计划而服务，最有效的办法，便是使每一个人都赞同这个社会计划所要达到的目标。一个极权政府要使极权制度发生有效的作用，如果只诉诸压制手段，强迫每个人为此目标工作，还是不够的。依现代的实例观察，极权政府要使每个人为它底极权制度努力，重要的办法，就是使得一般人把政府所要达到的目标看作是自己底目标。（此画龙点睛之笔也！极权统治者如希特勒之流要利用人众，仅靠高压手段是不够的。彼辈必须能进一步摄取人众之灵魂，以供其利用，一若催眠术师要被催眠者如何动作便如何动作然，一旦人众受宣传麻醉，“觉得”极权政府所要达到之目的正是自己所要达到之目的，则甘心供其驱策，甚至万死而不辞矣！极权统治真正可怕之处，就是这里。——译者）政府为人民规定信仰，同时还得想出办法使一般人以为这种信仰正是自己底信仰。（这是最高的“愚民政策”。——译者）如果人众一致接受了政府希望大家接受的信仰（例如各种各色的“主义”——译者），便可使得各个人自发自愿地照着计划者所规画的路线去作。（所以，实行计划经济，演变所及，必至统治思想、教育，以至于生活之全面。——译者）在极权国家，如果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压迫的感觉，并不若自由国家最大多数人所想象之尖锐，那末，这是由于极权政府在控制人民底思想上得到高度的成功。政府希望人民脑子里怎样想，人民就怎样想。（这么一来，人民对于政府，那有不依从之理？许多人以为在铁幕内的人民之思想不能被控制。这种看法，既无心理学的根据，又无丝毫事实的根据。依事实观察，有独自思想能力的人，在人中少之又少。最大多数人底思想都是依赖传统、权威、风俗、习惯、趋势、或他人的。每一个人对于极权的思想统治机构而言，一定是绝对劣势的少数。所以，一旦极权的思想天罗地网布成，除极少数特出以外，一般人因思想资料之来源悉遭管制，于是他们底思想内容和方向主要地不能不已在极权政府底摆布之中。政治思想尤其如此。政治思想受摆布，政治行动那有不任其支配之理？毒蛇吃兔以前，将毒液注射到兔子里面。兔子受毒以后，抵抗力大为减少。这样看来，“意底牢结”等等东西在极权地区，绝非人众向往的理想，实乃统治方式之一，初级的独裁者控制人底身体；高级的独裁者则控制人底脑筋。——译者）
自然，极权政府要统治思想，必须借着形形色色的宣传。他们底宣传技术，大家已经够熟悉，用不着我们多说。我们在这里所应注意的唯一之点是，无论宣传本身或是宣传所应用的技术，俱非极权制度所特有者。别种国家也有宣传及其技术。尽管如此，在这二者之间，还是有着重大差别的。极权政府所作的宣传皆趋向于一个相同的目标。一切宣传工具都被用来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并且企图使得每一个人在心性方面产生一模一样的品质。这么一来，极权政府宣传所产生的结果，与自由国家各个独立而又互相竞争的宣传机构为了不同目标所作的宣传之结果，不仅在幅度之大小方面不同，而且在影响上也有天壤之别。在一个国家，假若一切消息底来源都置于一个单一的机构之有效的管制下，那末其所产生的结果，不只于是政府劝诱人民做这或做那而已，心理技巧高妙的宣传家还可借他所采取的技巧来塑造一般人底想法。即使是知识最高而且具有独自判断能力的人，如果长期于外界隔离，一切消息来源断绝，也无以完全免于受宣传之影响。（真是言中窃要，切合经验事实。所以，今日最紧急的问题，是如何避免此类人为灾害。玄谈心性，在过去社会已贻误不浅，更何有于今日？——译者）
在极权国家，这类宣传上的优势，使攫取政权者掌握着控制人心之独一无二的权力。这样一来，一般人民所发生的心理反应，主要地为宣传的内容和范围所限制。假若极权统治者能够把整套价值观念灌输给人民，那末宣传手段就能制造所谓“集体主义的道德”。不过，外面必须知道，极权社会中所谓的道德法典，并非告诉外面道德中人道主义的因素，尊重人底生命，同情弱者，尊重个人，等等。极权主义者所谓的道德，在实际上，是破坏一切道德。人底真理感和尊重真理，乃一切道德底基础。（是什么就说什么真理感的表现——海光）极权主义者则尽力颠覆这种基础。从极权主义的宣传之性质看来，极权主义的宣传不能尊重价值，不符合个人所在的社群之道德信念。之所以如此，有许多原因。第一、为着要诱导一般人接受官方所规定的价值判断，宣传者必须说个不同的道理出来；或者，宣传者说他所提出的说法就是与一般人民已采取的价值观念相关联。依这条路线，在建立极权主义时，所以也常常御用复古主义，或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无论是希特勒，还是斯达林，都是如此。——译者）第二、极权主义者强调手段与目的不同。但是二者之间的不同，界限究竟在那里，则从未划清。（因此，他们要利用“矛盾的统一”，或“否定之否定”诸般胡说以为辩护。极权统治有一大特色，即是，语言文字所表现的常为未来的“理想”、“幸福”、“光荣”、“美丽”、“快乐”；而与这些字眼相对照的现实，则为劳役、奴辱、恐怖、饥饿、控制、迫害，等等。总之凡未实现的都是好的；凡已实现是不好的。这何以自圆其说呢？彼等之理论家说，从现实之不好到未来之好，必须经历一“辩证的过程”。这样一来，所推出的结论就是：为了未来的好，你必须忍受现在的不好。所以，要得自由必先牺牲自由；要和平必先战争；要吃饭必先进奴工营；要国家萎谢必先建立国家极权；种种等等，不一而足。依照这种“思维方式”，不才如译者也可仿制一些“辩证式的”大道理：要爱国必先亡国，要民主必先独裁；以至于“要生活必先死亡”之类。——译者）第三、极权主义者不仅要求一般人必需同意官方所定的最后目标，而且又得同意官方采取某些特殊手段时对于事实的看法。（例如，官方对于世界局势持何种看法，大家也得跟着持何看法。究竟正确与否，可以不管。当然，这种办法，并非全无益处：至少，可令大家底神经细胞停止办公。——译者）
从表面看来，极权制度非常着重理论。然而，一究其实，在极权统治之下所谓的“理论”，不能算作理论，只是改装的神话而已。（这类神话，常饰以唯物或唯心之类的玄学词章。——译者）极权统治者创造神话之举，并非全然出诸有意。极权的首领之创造神话，也许由于在本能上不喜欢他所碰见的事实，并且希望创造一新的阶层制度。这种新的阶层制度之建立，也许可以满足其好大喜功之心。极权者需要制造种种学说，来辩护他及其信徒所共有的那些成见。因此，在极权邦国，常常出现虚假的科学理论（pseudo-scientific theory)。这种虚假的科学理论，成为官方教条之一部分，他们要利用这种教条来支配每一个人底行动。（祸害之至——海光）
极权统治者之需要这类官方的理论来作指导和鼓励一般人民的工具，这早已为极权制度中各形各色的理论家所见及。柏拉图之“高贵的谎言（noblelies)”和索利勒(Sorel)底“神话”，都可为纳粹底种族优越论，或墨索里尼底合作邦国论辩护。
极权统治者使人接受其价值观念之最有效的方法，如前所述，是使他们相信这些观念与他们自己平常所信持的观念实在是一样的，至少是与好人平常所信持的观念是一样的，不过大家从前对之没有正确的认识而已，如果大家对这种说法信以为真，那末就是从信仰旧的上帝过渡到信仰新的上帝。而宣传所使用的最有效的技术，就是使用旧的字眼，换上新的意义。（这就是语意的魔术之应用。例如，彼辈所谓之“爱国”、“民族”，……与原来意义相去甚远。——译者）歪曲语言文字之用法，更换文字底意义，藉此以表达新统治之理想，乃极权统治之一大特色。这类魔术，常使浅薄的观察者神经为之混乱。而这一点，也最能表征极权地区整个的知识空气。
从这一方面来观察，最受糟踏的名词是“自由”，在极权国家，“自由”一词之使用，也许不受到干涉。但是，极权的宣传家却给“自由”以不同的解释。他们说，“旧自由”要不得，“新自由”才好。这么一来，一般人对于自由的了解，便被歪曲殆尽。（对于“民主”亦然。极权主义者深知一般人对于民主之普遍的向慕，不敢从正面反对，于是创作“新民主”或“人民民主”等奇说来打消原有的民主。——译者）
有人提出“为自由而计划”的说法。他们说要“为团体建立集体的自由。”他们又感到必须对我们保证：“主张计划的自由并不等于取消一切旧式的自由。”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瞭这种“自由”底性质为何。曼海门博士说：“依据过去的时代而塑造的自由概念，乃对于这个问题想作任何真实的了解之一障碍。”显然得很，曼海门博士对于“自由”一词之用法，与极权主义的政客口中所谓的“自由”，是同样的错误.曼海门博士所说的“集体自由”，正如极权主义的政客口中所谓的“自由”一样，并非社会上各个分子底自由，而是计划者为所欲为的自由，即是，高兴把社会怎样弄便怎样弄的漫无限制之自由。（所谓“国家自由”，亦复如此：即自命代表国家者毫无责任地对邦国事务为所欲为之自由。——译者）这种自由，不过是把自由与权力混淆到了极点的一种说法而已。（一针见血之论。同样，“负责”与“独裁”也可作这种混淆。有人说“独裁”即是“负责”。这等于说“公婆”即是“媳妇”。“负责”者只能在受委托的条件之下享受有限的权力，而且其行使权力之结果随时得受追究。“独裁”者底权力实际纯由擅取，无限扩张，而且任何人对其行使权力之结果不能追究。二者之差，判若云泥，岂可混为一谈？——译者）
字义之歪曲，由来已久，并早已为德国哲学家所优为；许多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亦擅长此道。除“自由”以外，还有许许多多字眼同样遭受歪曲之刑。例如，“正义”、“法律”“公正”，和“平等”，这些字眼也都遭到同样的待遇。像这样的情形，几乎遍及常用的道德名词和政治名词。（乱事者常自乱意始——译者）
如果我们对于这一套偷天换日的文字魔术没有切身经验，那末，我们便不容易洞悉改换文字意义的效力，和因之而引起的思想混乱，以及对于任何理知性的讨论之障碍为何。假如两弟兄之中，一个有了新信仰，不久以后，他说的便是一种不同的语言。结果，这两兄弟之间，便发生语言阻隔之苦。（思力精细的人都会感到这一苦——译者）如果借文字之移义来表述政治理想，并且一直继续下去借以影响一班人底想法，那末意义之混乱便更趋严重。这样弄下去的话，日子一久，整个的语言原有的作用便为之败坏，并且被滥用者据为己有；而且文字也就变成空壳，不复有任何确定的意义。（所以，需用语意学来救——海光）
吾人需知，要有计划地剥夺大多数人独自思想的能力，并非一件难事。但是，到了大多数人失去独自思想的能力时，少数人即使要保留批评的能力，也将被迫保持缄默。（此乃经验之谈也。当多数人习于以非为是时，如有极少数人说真话，岂有不被群起而攻之之理？现代极权统治者无不侈言“群众路线”。良以彼等可发动群众消灭少数异己分子也。最大多数人被欺被愚而造成清一色之思想以后，万一有少数清醒分子指出大家之迷妄，必立遭群众群起而攻，以致淹没于愚人之海。这种拿群众统治群众的技术所产生之效果，远胜于旧式的直接“捉将官里去”。——译者）
在施展极权统治时，极权政府以各种方法，直接或间接地，强制人民对于政府计划之每一细节，以及政府底每一措施，都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并且不可批评。（理之当然也。——译者）极权政府既然要人众毫不踌躇地支持其所计划的公共事务，而且要大家相信政府所订定的目标是正确的；不仅目标是正确的；而且手段也是不错的；所以，公众的批评，甚至于怀疑的表示，都必须予以压制。因为，这些行期会动摇人心。人心动摇，会削弱大家对政府事务的努力。韦布夫妇在报道苏俄的情形时，曾说：“当工作正在进行时，任何人对于政府底措施如公开表示怀疑，甚至害怕计划不能成功，便被视为不忠，甚至被视为图谋不轨。因为，这些行为可能动摇别人底意志。”（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也”！在民主国家，人民对于政府措施表示怀疑的批评，乃理所当然。可是，在极权地区，人民如对政府措施公然表示怀疑，便被视作不忠，甚至是“反动份子”。被视作反动份子者，其后果是不难想象的。因此，在极权地区，最不受欢迎的态度，是怀疑的态度。然而，近来有些人提倡黑格尔式的“绝对思想”，打击怀疑态度，彼等之所事，将产生何种影响，稍有常识者不难预见。历来腐儒祸害人类，不在流寇之下。——译者）
依前所述，在极权统治之下，所谓理论也者，不过是官方底颁制品而已。全部传播知识的工具，例如学校、报纸、广播、以及电影，无一不用来支持官方底看法。无论官方底措施究竟是对还是错，这些工具全部都用来加强一项信念，即是，官方底决定总是对的。（千真万确。“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也。——译者）任何新闻，其是否足以影响人民对于政府之忠诚，乃决定其公布或扣留之唯一的标准。民主邦国，战时在某些部分或不免如此；而在极权地区则任何部分永久都是如此。任何言论或行动，凡足以使人疑虑政府底智慧，或使人之不满情绪增加者，便不让之流处，都要禁止发表。（历历如绘。——译者）凡有计划地管制新闻之处，无不如此。结果，弄到大家底看法一致，既然大家底看法一致，也就用不到强迫了。（因为，在极权地区，只有“官闻”，并无“新闻”。——译者）
这种办法，不仅应用到与政治直接有关的范围里，而且也应用到与政治毫无直接关系的范围里，尤其应用到一切科学上，甚至于最抽象的科学上。凡直接涉及人文事象的学问，例如历史、法律、或经济学、等等，都是最直接地影响政治看法的，因此被管制最严，被歪曲亦最甚。在极权制度之下，为真理而真理，纯为无关实际厉害只为个人兴趣而求真理之事，是在所不许的。（此点不独左派的极权主义者为然，右派的复古主义者亦然。左派的极权主义者说要“为人民而真理”；右派的复古主义者说要“为道统而真理”。结果，前者说为真理而真理者是“住在象牙塔里”；后者说为真理而真理者“是浅薄的理智主义者”或“自我封锁”或“个人兴趣”。何其巧合若是耶？——译者）在极权制度之下，支持官方的看法，乃一切研究的唯一目标（注意此处——海光）。因此，在极权制度之下，所谓历史、经济、等等学问，乃制造大量官方神话的工厂。
极权统治者似乎都深刻地不喜欢比较抽象的思想形式。（所以，他们反对“形式逻辑”。这是因为他们对于抽象的思想形式之普遍的应用深怀恐惧。习于本抽象的思想形式来思考者，易于心灵开放open-minded。凡胶执一个偶像者无不心灵固闭close-minded。但后者正合极权统治之需要，故日夜赶工制造。——译者）有人说，相对论是“闪族对于基督教和诺底人的物理学基础之攻击；”或者又说，相对论“与辩证唯物论和马克斯的独断教条冲突。”数理统计学中有些定理受人攻击。因其“在意理的前线上成为阶级斗争之一部分。……它是布尔乔亚之奴役。”又有人对数理统计学持完全反对的态度，因为它“不能保证为人民底利益而服务。”无论是那一种说法，其厌憎数理统计学这一抽象的科学则一。纯数学似乎是极权制度之下的一种牺牲品。在纯数学范围里，如有人对于连续底性质持特殊的看法，都被目为“布尔乔亚的成见”。照韦布夫妇说，马列主义的自然科学杂志中有下述的口号：“我们在数学中有党有派。我们在医学的外科中是最纯粹的马列主义者。”在纳粹德国，情形极其相似。国家社会主义数学家联合会会刊中充满了“数学中的党派”气氛。物理学也不例外。列纳德（Lenard）是德国最有名的物理学家之一。他曾得过诺贝尔奖金。他曾把平生著作汇集起来，叫做“德意志物理学四卷”！（强调特殊性或独一性uniqueness乃这类人物之一特色。强调物理学有何特殊性固属可笑，强调世界上一部分人在发展中初期的思想或生活状态上的特殊性，又有什么价值可言？这种人袭取一点源自菲希特的纳粹哲学，固可适合现实权势之需要，给予内心排外自固者以心理的支援，又替心灵茫然空虚面而外表夸饰自大者打气，但其结果之可悲，何待明眼人之预言？——译者）
这些颠倒错乱的办法，有时几令局外人不敢置信。可是，我们不要以为这些办法只是极权制度之偶发的副产物，而与极权制度底基本性质无关。吾人须知，只要政府强制国家社会中每一件事都受一个单独的“全体概念”所支配，自然会产生这些结果。只要政府不惜任何代价来支持某些看法或某种主义，并且强制人民永远为之作不断的牺牲，一定会产生这些结果的。只要政府有一项普遍的观念，即以为人民底知识和信仰是为了达到某个单一的目标之工具，也终必产生这些荒谬的结果。（这是大劫难啊！——海光）
在极权制度之下，“真理”一词，不复具备其原有的意义。真理是权威的颁制品，是为辩饰那使大家一齐为一个组织而工作的东西。一旦组织有紧急需要的话，这种所谓真理，也可以随之而改变。（言之透彻。“俄国真理”就是常常随着实际政治需要而改变的。所以，这种真理，最好叫做“阿米巴真理”，变色龙的真理。——译者）
这种辩法，在学问知识领域中所造成的风气，是使人对于真理持全然无所谓的态度。（驯至在这类社会中，如有人谈真理，就有被目为神经病的危险。——译者）许多人甚至把真理底意义全然忘记，失掉独自研究的能力，也不信任理知的力量。于是，在知识底每一部门中，如有意见上的参差，都变成政治上的争端。（李森科底问题，就是一例。看破此点，便觉其不值一笑。——译者）因此，这类争端之解决，不靠科学研究，悉赖官方底权威。在极权国家，最令人触目惊心之事，无过于轻蔑知识的自由。这种态度，不独在极权制度之下为然。知识份子，只要怀抱集体主义的信仰，都是如此。凡想作知识份子的首领者，也常如此。（这是经验之谈。充满思想上权力欲之知识份子，常富于侵略性，喜强使他人接受甚或信奉其意见，尤以弄“体系”哲学者有此“心量”。盖彼以其“体系”可囊括宇宙，并吞八方，而非一个头脑之“造作”。于是凡持异议者，无不斥为异端邪说，或浅薄幼稚。这种思想态度，一落入实际，究竟有益于民主，抑助长极权气氛，识者不难判断。——译者）
我们不能说，任何人有权决定何人应该想些什么，或者信仰什么。从历史上观察，常有大多数人底思想随着一个人走的事。但是，大多数人底思想随着某一个人走，与每一个人底思想应否服从某一个人领导，根本是两件事。（前者系自发的；后者系强制的。——译者）但是，主张统制思想的人却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所以他们振振有词地主张统制思想。这显然是一项错误。复次，主张统制思想的人看到社会上并非每个人具有相同的独自思想的能力。因而否认知识自由之价值。这也是一项错误。吾人须知，知识自由之所以有其价值，之所以为知识进步之原动力，并非因为每个人都能思想或都会写作，而是由于每个人对于事物发生之原因都能够提出其观察，并且加以探讨。在这种气氛之下，可以养成容忍异己的心理习惯。（这点如不做到，则所谓民主也者，不过海市蜃楼而已。——译者）
在自由社会中，各个人彼此交互影响，获得不同的知识和不同的看法，构成思想的生活。理知的成长有赖于个别的差异，互为个人（interpersonal）的程序促进个人理知的成长。如果我们拿任何前提来控制理知，迟早会使思想和理知趋于僵固的。（拿道德的考虑放在理知前面，结果亦然。这由中国传统文化之濒于衰竭可以得到证明。——译者）
